胖阿姨的故事

真實的故事2   

   我和丈夫都有工作，家裏還有孩子在上學，所以請了一個保姆做家務，主要是打掃衛生,洗衣服和買菜做飯。1965年請的一個保姆是安徽省無為縣農村的人，五十歲上下，個兒高高的，說話帶著安徽口音。我們平常隨著孩子的口氣叫她阿姨，因為看她長得胖呼呼的，胖得都顯不出腰身來了；她穿的衣服總是肥肥大大的，兩隻胳膊都比一般人的粗，手掌好像也比一般人的大一些，肥厚一些，於是我們就叫她“胖阿姨”。我們這樣對她沒名沒姓的稱呼，她並不反對，時間長了，真的就忘了她的姓名了。現在要講她的故事，也隻能把題目叫做 “胖阿姨的故事”。

我的丈夫是北方人，喜歡吃麵食，我是南方人，喜歡吃米飯。丈夫堅持午飯一定要吃麵食（限定吃煮出來的有山西特色的麵），晚飯就可以吃米飯。這已經成為常年不變的規定。不過，在學校這個大環境裏，什麽地方的人都有，說話的人很多都是南腔北調，吃東西的口味也都甜酸苦辣，五味俱全。丈夫為了適應大環境的情況，隻在家裏如此，外出應酬的時候就隻能入鄉隨俗了。甚至於因為請的保姆是南方人，做出來的菜肴總免不了帶著南方口味，丈夫也就不再苛求了。

胖阿姨也有她的拿手菜，比如紅燒魚，又如用芥菜葉做的一種鹹菜，有一點淡淡的甜味，很好吃；特別是做出湯來，味道鮮美。但是關於鹹菜的製作過程她是保密的。

胖阿姨住在我家一間單獨的小房間裏，房間裏有一張單人床，床旁邊放一隻木箱，可以當桌子用。她和我們的關係就象朋友一樣，處得很好。

到了“文革”開始，學校裏雙職工家庭請的保姆，看著自己家的雇主都成了被打倒或批鬥的對象。麵對這樣的革命形勢，他們提高了階級鬥爭的覺悟，紛紛起來革命。首先，他們要和原來的主人劃清界限，接著提出革命的要求。既然要革命，必須有一個革命的組織，才能顯示出革命的力量，因此許多保姆聚在一起商議，成立了一個革命的組織，名字叫做“赤衛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麽高人在支持他們，幫助他們出主意，總之，他們的階級覺悟很快得到提高。他們認識到那些雇用他們當保姆的都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就是剝削階級，他們是無產階級，是受資產階級剝削的；這些資產階級教授們拿的工資是好幾百塊，而他們做飯洗衣一天忙到晚，每月的工錢才三十多元。因此具體提出來的革命要求是增加工資，而且還要對過去的勞動報酬進行補償，具體要求是先給一百元人民幣。

“胖阿姨”也參加了“赤衛隊”，而且表現非常積極。自從66年8月西頤中學的紅衛兵來抄家以後，她就神氣起來了。要跟我們劃清界限，不給我們做家務活了，還注意我們的行動，隨時報告紅衛兵。比如經過第一次抄家之後，我清理家裏的衣物，從裏麵挑揀出來一些小孩衣物送給別人。她看見我拿東西出門，就到紅衛兵那裏去匯報，結果中文係的紅衛兵到家裏來進行第二次抄家。紅衛兵特別要看我清理的幾個箱子，最後找出五十塊銀元拿走了。

有一天，她告訴我別人家的阿姨都向主人家要了100元，酸是工錢的額外補貼。我聽了之後沒有說話。因為我想，她明明知道我們已經被抄家，存款已經被凍結，丈夫每月的工資被扣發之後，隻有三十元生活費，而她的工錢是由係裏經手，從扣發我丈夫的工資裏給的。阿姨的工錢漲到五十元。我因為害怕，自己主動上交了自己的存款單。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確實拿不出100元人民幣。

有一天，阿姨所在的“赤衛隊”組織，在附近居民區開了一個鬥爭會，鬥爭對象就是我的丈夫。鬥爭會上她控訴她如何在我家受到虐待。

1967年，我們在中關園的100平米的一套住房被學校分割成50平米的兩套住房；其中的一套立即有了新的房主人。我們家連阿姨在內一共六口人，住房被分割以後隻有原來的一間客廳和一個書房，學校在分割以後的廚房裏擠出一部分空間，加蓋了一個廁所。於是，我們把原來的書房改成臥室。用幾個書櫃把客廳分割成兩部分，靠北的部分用書櫃圍起來，放了一張雙人床，給兩個女兒睡覺。解決了四個人的住處，剩下兒子和“胖阿姨”在中關園沒有住的地方，學校就安排他們住到校內職工宿舍區鏡春園82號吳組緗先生家後院空著的兩間下房裏。每天晚上，他們到那裏睡覺。阿姨每天早晨都回到中關園來活動。她在家裏總是拿個小凳子坐在離後門比較近的地方，東張西望，什麽事情也不做。其實，也沒有什麽可做的事情了。她隻給自己做飯，連帶著監視我丈夫的行動。

當時北京市的中學的情況和大學裏不一樣。1966年年底基本結束了全國大串聯活動之後，1967年年初號召“複課鬧革命”。中學校裏的走資派全都靠邊站，學校的領導機構完全處在癱瘓狀態；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全體教師，威信掃地，根本上不了講台。學生紅衛兵應該是“複課鬧革命”的主力軍了吧，偏偏又出了反動組織“聯動”。中學裏的“複課鬧革命”怎麽搞？誰能領導北京中學校裏的“複課鬧革命”？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上麵派來了最可愛的人民解放軍，對學校實行“軍管”、“軍訓”。解放軍要求原來各年級各班的班主任和任課的教師必須隨班參加活動，同時接受學生的監督；我的孩子們雖然不能成為紅衛兵，也不能不去他們的學校參加活動。丈夫有時要接受他所在單位的群眾的批判，每天還受到監督勞動的懲罰。不知什麽時候，阿姨卻拿著一張印著毛澤東頭像的宣傳品跑到丈夫所在的係裏，揭發我的丈夫“侮辱毛主席”，紅衛兵自然要發揮他們實施專政的威力，我的丈夫被痛打一頓不要說，還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1968年春夏之交的時候，北京大學在校內外文樓的後麵圈了一塊地方，建了一個牛棚，把全校的專政對象都集中到那裏進行統一管理，我的丈夫也在其中，據他說寫交待材料的時候也要把這件事情寫進去。

有一次，胖阿姨說她放在我家大書櫃裏的錢沒有了，一共丟了50元。當時丈夫所在的係的一位領導華同誌就住在我家的後一排房子裏，她家的前門對著我家的後門。胖阿姨就到華同誌家裏去告我的狀，要我賠償她丟失的人民幣。

“胖阿姨”已經不是從前的“胖阿姨”，她和我們的關係已經從朋友關係變成了敵我關係，破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1968年夏天，丈夫的學校領導有了新的政策，勒令被專政的對象搬家。我們就從五十平米的職工住房搬到學校附近的民房 —— 一個好幾戶人家住在一起的小四合院。我們住的是廂房，沒有廚房，就在房簷底下搭起一個棚子，放一個煤餅爐生火做飯，廁所在四合院外麵，和另一個四合院的住戶共用一個露天的公共廁所。從此，胖阿姨就沒有到民房來過。這種時候，係裏的人動員她離開我家，她提出來要多給她一個月的工錢才走。我向我的單位借了錢，多給了她一個月的工錢，結束了我們的關係。實際上，從1966年10月到1968年8月，胖阿姨不做一點事情，白拿工錢，算起來竟有一年零十個月之多！

到此，胖阿姨的故事也就講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