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事重提

舊事重提

這次有機會到倫敦女兒家小住幾天，也就有機會和多年不見的一個住在倫敦的從前的同事見麵。其實説是朋友更合適，因爲雖然原來曾經同在一個單位工作，但業務上的聯係並不多。

她姓袁，是在“文革”以後調到我所在的中學擔任地理課的老師，時間可能是1979年。1981年，她以民主黨派成員的資格介紹我加入民進組織。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一般人對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認識是：民主黨派是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產物，意思就是民主黨派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出現的黨派組織，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允許暫時存在，不久的將來是要消亡的；中國共產黨是建立新中國的政黨，要領導全國人民從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最後進入共產主義，需要一個相當長遠的階段，所以共產黨的存在相對來說是長久的。又因為共產黨處在領導地位，必須按照共產黨的統戰政策辦事，所以民主黨派中的成員是共產黨“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所以，如果個人曆史上沒有什麽缺憾，是不會有人積極要求加入民主黨派的組織的。當時中國有八個民主黨派，新中國建立以後，各民主黨派的發展工作有分工，比如民主同盟的發展對象是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等學校裏社會上有一定聲望的老年教師）；民主促進會的發展對象是中小學教師、醫務工作者及出版社的工作人員；民主建國會的成員大多是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中國國民黨是原國民黨中的左派人士等等

 “文革”時期各個民主黨派組織，由於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政黨，統統被打倒砸爛，活動完全停止，一直到1980年才恢復活動。

1981年我加入民進組織以後，才開始意識到加入民主黨派就等於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是自己主動跑到資產階級隊伍裏去了。其實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可是有人在竊竊私語，好像在暗地裏笑我。我不服氣，就找機會爭取在公開場合發言，説明自己加入民主黨派也是一種進步的表現。當時我們學校的民進組織幾乎不能開展什麽活動。我所在學校的民進組織最早的負責人是學校的校長，是一位非黨人士（他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文革”中自然靠邊站，後期（1972年）調到另一所中學當校長去了，我們學校民進支部接任的負責人是數學組的王老師。

到了1982年國家開始在事業單位實行退休製度——男教師年滿六十歲，女教師年滿五十五歲的即在退休的範圍之內。我和袁老師都被列入退休名單裏。當時民進組織的新老會員一共六人。石老師病休在家；我和袁老師退休；趙老師調到西直門內一所學校工作，周老師調到西頤中學。實際上就剩下支部主任王老師在職，成了一個光杆司令！

這一年9月，我退休以後，曾經經人介紹到地處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職工大學做一些教務方麵的工作。這時，我們學校民進支部的負責人（數學組的王老師）讓我接替他的工作，當時我對參加組織活動的積極性很高，便滿口應承。於是，我征得學校的同意，再回學校，一方麵兼課，主要做民進組織的工作。

中學裏的民進支部算是一個政黨組織的基層單位，但卻沒有一間辦公的專用房間。民進北京市委有規定，支部應該有定期的例會，記得是每月一次。支部負責人召集一次會議的時候，要尋找開會的地點，要湊合大家的時間，要請示共產黨黨支部，聽取黨支部的意見。這就是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的一個必須的程序；會後還要向黨支部彙報開會的情況，再一次聽取黨支部的意見；有時還請黨支部負責人來講話，做一些指示。

兩個人總不能開會吧？三人才能成“眾”啊！那時經常是三個人的會議，一個支部主任兩個會員群眾（王、周和我），開會的人數就是這樣可憐！。會議的地點有時在校內，有時到西頤中學，也有到王老師和我家裏開會的時候。會議的內容是學習政策性的文件、討論發展工作；如何“以身作則”做好本職工作；如何當好“共產黨的助手”，配合學校領導作一些促進教育教學的工作等。

記得當時統戰工作有了新的政策，提出來民主黨派要和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民主黨派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要當好黨的助手。既然可以長期共存，所以發展工作也就顯得重要起來。

當時學校黨支部書記趙同誌是一位執行黨的統戰政策的好領導，因此我的工作做得還算不錯。我組織民進成員寫文章，出定期的牆報宣傳統戰政策，表揚先進。民進組織在群挾斨杏辛吮容^好的反映，要求參加民進組織的人自然也就多起來了。趙同誌發揚民主精神，在學校裏成立“代表大會”，目的是要采納各方麵對辦好學校的意見。民進組織也以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學校的代表大會；在趙書記的支持下，我們有了自己的辦公室。

我們的支部注意老中青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注意培養接班人。那時，我們學校的民進組織是區裏唯一的一個基層組織。我不僅在自己的學校裏發展會員，也在別的學校推動發展會員的工作，因爲別的學校的個別老師加入民進組織以後，隻能和我們學校的人一起活動，很不方便。於是鼓勵別的學校的民進會員（如西頤中學的周老師）爭取得到學校黨支部的同意，在他的學校裏再發展兩個人，按規定民進會員達到三人就可以成立一個民進支部；比如西頤中學，他們就可以獨立開展活動，不必依靠我們的支部了。另一所中學也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民進支部。我還發展了清華附中的一位老師，成爲我們支部的會員。後來，他們也繼續發展會員建立了自己的支部，而且，還促進清華大學也建立了民進組織，這是後來的事。

因爲民進支部的發展擴大到其他學校，基層支部的數目增加。爲了便於領導和開展工作，民進北京市委員會決定在海澱區增設一層領導機構，稱之爲“民進海澱區工作委員會”，簡稱“區工委”；派了一位領導人，是原來中關村第二附屬小學的校長，已經退休，姓何，共產黨員，也是民進組織的成員，具有雙重身份，由她當任區工委的主任委員。民進北京市委的考慮是細緻周密的，因爲有了這樣雙重身份的領導人，才能體現和保證民進工作的正常開展。這時我們學校的支部已經有了十幾個會員，也有了新的支部負責人，我被調到“區工委”協助何同誌工作，我的身份是聯絡員，平時做一些具體工作，另外可以陪同何同誌定期向民進北京市委彙報海澱區的工作情況。

我還在學校裏辦了一次為期一年的高考預備班，收取一批沒有考上大學的高中應屆畢業學生補習功課，讓他們準備再一次拚搏，實現他們報考大學的願望；收的學費並不高，卻也獲得一點盈餘。我把辦補習班得到的錢分做兩份，一分上交給區工委，一分留在本校的民進支部作活動經費。

“北京市民進海澱區工作委員會”的建立，積極推動了民進在海澱區組織工作的開展。“區工委”的成員記得有八九人之多，有海澱區一級的中學進修學校的教師，有中學裏的特級教師，有海澱區委統戰部派來協助工作的同誌。“區工委”有定期的例會和向民進北京市委彙報工作的製度。此後在海澱區各中學發展民進支部的工作進展迅速。101中學、地質學院附中、123中學等都建立了民進支部，小學也有發展。

在做民進的工作當中，我意識到我有加入黨組織的必要和可能。所以，1985年我向學校黨支部負責人提出要求，希望能夠成爲一名共產黨員。黨支部經過研究，基本同意我的請求，然後履行了一係列手續，經過預備期的考驗，1986年黨支部轉達區黨委的要求，同意我轉爲正式黨員，但要取得我的家庭情況（關於我的父母的情況調查）的證明材料。因爲我是雲南省昆明市出生的人，他們不想為這件事情專門派出調查人員，所以讓我自己想辦法。恰好我的丈夫要去昆明開會，我便要求與他同行。

到了昆明，我設法尋找與我父母有關的知情人，想請人幫忙寫出證明材料。這件事情有一定難度，因爲我的父親是在1935年去世，距1986年有半個世紀的時間，找一個證明人談何容易？寫證明材料的人要對所提供的人和事情擔負一定的責任，誰願意做這樣擔風險的事情？現在，我想不起來爲什麽會請在昆明工作的施子愉先生寫關於我父親的材料。但是我清楚地記得有人告訴我施先生曾經到我父親當時的任所去過，是想請我父親幫忙解決他家裏發生的一件事情，時間正好是父親病逝以前大約一個多月吧！？真是無巧不成書，施先生和我的丈夫曾經同在抗戰時期（1943——1946年）設在昆明的一所大學研究生院讀書，他們有同學的關係，所以丈夫幫我找到施先生，拿到了證明材料。關於母親的情況更加難辦，自1954年以後，我和母親、弟弟失去聯係。她的情況一無所知，我找了一位我以爲可以提供材料的人，想請她幫忙，被她婉言謝絕。所以我隻好跑到昆明市公安局，查詢她和弟弟的下落，公安局的人告訴我當地建立戶口檔案的時間比較晚，大概在53年以後，戶籍簿上沒有我弟弟的名字，他們由此推斷我的弟弟可能離開昆明到別的地方去了（過去曾經有人告訴我：我的弟弟因爲行爲不軌在昆明被“勞教”——亦即被強製勞動教養——了。由此得知過去的信息是謠傳）。公安局的人還告訴我，我的母親可能進了養老院。他們把昆明幾個養老院的地址告訴我，讓我去養老院查詢。我跑到養老院，求他們為我查出母親的檔案材料，因爲是二三十年以前的事情，誰肯花時間翻這樣的老帳？跑了幾趟毫無結果，我忽然想出一個辦法，請丈夫以民主同盟成員的關係求雲南省民主同盟的人代為幫忙，請他們替我取得一份與母親有關的證明材料，如果需要時間，在我和丈夫離開昆明後，他們可以將證明材料直接寄給我的學校領導。父親的材料是我親自交給我的學校領導的；過些時候，雲南省民盟將我母親的證明材料分別寄給我的學校和我自己，於是我知道母親是在三年困難時期（１９６２年前後）在昆明養老院餓死的。弟弟的情況一直不明。

我的父親遵從“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在他４８歲的時候生了我的弟弟，４９歲一病不起，留下孤兒寡母，艱苦度日。遇上我這不孝的女兒，偏偏要自作主張，跟隨一個外地人私自跑到遙遠的北方生活。１９４８年還曾經寫信向母親要了一筆錢，說是用來購買回昆明的飛機票，準備回到昆明工作和生活；事實上我們卻把這筆匯款用來補助我們日常生活的不足。１９４９年新中國建立之後，母親家裏的經濟情況受到一些政局變化的影響（他們存在國民黨銀行裏的錢貶值了），生活越來越困難。１９５３年，母親和弟弟曾經來到北京，想得到我和丈夫的幫助。弟弟十八歲，高中畢業，想在北京找工作。那時，我沒有工作，隻在家裏照料三個孩子。如果我處在經濟獨立的情況下，我就會有一點挽留他們，替他們説話的權利；可惜當時我不是一個能夠獨立生活的人，即便是母親過去曾經接濟過我，我也不能挽留他們。就這樣，我把他們送走了，讓他們帶著一封丈夫寫的推薦信（？）到昆明去見在雲南大學工作的李先生。１９５４年，我積極爭取到一個學習的機會，９月裏得到了一個中學教師的工作。我自己有了每月７０元人民幣的工資收入。我給母親寄去十五元，她收到錢以後總是給我回一封信。這裡需要説明一下，因爲她沒有文化，給我的回信總是請人代筆。後來，記不清從什麽時候起，我突然收不到她的回信了…，就這樣，我和她斷了聯係。

在我退休五年以後加入了共產黨，也有人議論，說我是“曲綫入黨”，意思是我先加入民主黨派，後加入共產黨；也有人笑話我：“你都退休了，還入什麽黨？”仔細一想，確實有道理！退休以後入了黨，參加過幾次黨員學習文件的會議，從沒有接受過什麽黨交付的具體任務，但是交黨費是不可少的，這是一個黨員必須履行的義務，説明自己是一個自覺遵守黨章的黨員。平心而論，經過了“文革”浩劫之後，對於共產主義的理想已經變得遙不可及。我已經不是天真幼稚的女孩子了。我在要求入黨的時候，已經60歲。那麽我在追求什麽呢？我想：退休以後入黨，無名無利，可能僅僅是貪圖一種自欺欺人的虛榮罷！

我19歲參加過學生邉櫻?菚r是天真幼稚，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情緒，也隻停留在眼見的“一二 • 一”死難四烈士的遺體身上。對共產黨是一知半解，曾經有一種追求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是朦朧的。 後來的現實生活狠狠地教訓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