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憶

我的回憶1

在我獨處的時候，我總是在想。想我的家鄉 —— 在中國地圖上處於邊遠偏僻的高原地帶；想我的父母親的時代，想我的童年生活；後來，想我的中學時代，一個充滿戰亂的抗日戰爭時期。想我的最初也是最後的十分短促的近乎戲劇性的戀愛經過。後來，思想陷入在北京的半個世紀的生活漩渦裏。

 

（一）

 

我的家鄉—— 雲南省昆明市，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大概隻有三十萬人口，是地處高原的一個美麗而寧靜的城市。因為地處高原，麵貌不像北京城那樣平整方正，那樣開闊，那樣氣派。昆明城裏有山，雲南省政府就在市中心的五華山上，它的北麵還有一座山，叫圓通山，山上有一個圓通公園，公園裏有佛教的寺廟。五華山山麓的南麵正中有一條沿山而下有一定坡度的筆直的青石板馬路，叫正義路，正義路向南延伸，到了近日樓公園。公園不大，現在看來隻能算是一個用鐵欄杆圍起來的立著許多燈柱的圓形的街心花園。這裏有一個花市。昆明市的人愛花，每天清晨都有人到花市去買花，即便不買也要去看一看。有幾種年輕婦女們特別喜愛的花，一種是白色的茉莉花（是做茉莉花茶的那種，不是北京人叫的那種茉莉花），有香味，可以用線串起來做成花環或花球佩戴；還有一種是乳白色的緬桂花，顏色柔和，花型漂亮，香味純正；穿旗袍的婦女可以在胸襟的扣襻上掛上一兩朵作為裝飾，很有韻味。老年婦女喜歡購買帶著荷葉的蓮花，回到家裏插在大花瓶裏麵供菩薩，老人常說：湖裏麵有蓮蓬的花叫做蓮花，沒有蓮蓬的花叫做荷花，這是有區別的。但是一般的人都統稱作荷花。蓮花和菩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有許多菩薩的畫像，都是菩薩在蓮蓬上麵打坐，如果是荷花，沒有蓮蓬，菩薩就不能打坐了。老人還喜歡買一種叫做珠蘭的盆花；珠蘭的花也是白色的，小球形，有香味，像珍珠一樣漂亮。我上中學的時候，喜歡買上一束亭亭玉立的夜來香（在北京我就沒有見過這種花），說她亭亭玉立，是因為它草綠色的莖細長，葉子也細長，花白色，花瓣兒也細長。我把它插在床頭桌上的花瓶裏，在花瓶的水裏放上一點紅顏色，然後等待觀察和欣賞白色夜來香的花瓣慢慢添上淡紅的顏色，同時聞著它散發出來的幽香，怡然自得。

如果穿過近日樓，在昆明市的南部有一條東西走向的長馬路，中段叫金碧路，因為昆明城外有兩座山，一座叫金馬山；一座叫碧雞山（兩座山都有相關的一些神話傳說）。金碧路由此得名。金碧路上立著兩座牌樓，就叫“金馬坊”和“碧雞坊”；據說經過多少年的時候，太陽和月亮會同時出現在東方和西方的天空，他們的光輝各自穿過牌坊，顯現出“日月交輝”的奇特景象。我一直盼望著能夠見到這一景觀，卻沒有機會。金碧路上還有基督教的教堂。金碧路往西，有一條南北走向的路，叫“護國路”，是紀念蔡鍔 、唐繼堯組織雲南護國軍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功勳起的路名；金碧路往西再延伸，就是拓東路。金碧路以南，有巡津街，還有商務酒店。總的布局，大概城北是政治文化區域，城南屬於商業區。

昆明市城裏的水，有名的就算是翠湖了，本地人有時也叫它“海子邊”。高原小城市的人沒有見過海，所以把一個小小的湖也稱作海。其實，昆明市城外有一個比“翠湖”大得多的湖泊，叫“滇池”，又叫“昆明湖”（到了北京以後才知道北京的頤和園裏也有一個昆明湖，但比雲南的昆明湖就小了許多），也叫“草海”。由此可見昆明人對於池、湖、海的概念不是十分清楚。

我一直喜歡“翠湖”這個名字，覺得它和綠色有著天然的聯係。這個地方也給城市裏的人多了一份欣賞自然風光的去處。翠湖也算是一個公園，裏麵有一個“軒”，是幾間麵臨湖水的平房構成的，屋子裏空空蕩蕩，沒有桌椅，沒有賣茶水的，隻有一個食品攤，行人可以在那裏吃到涼拌小螺螄、油炸臭豆腐、拌涼粉（蕎涼粉、豌豆粉）等小吃。軒內靠湖的一邊有帶座椅的欄杆，湖水裏有紅色鯉魚，可以坐在那裏憑欄觀賞。如果遊人在那裏買一些魚食喂魚，就可以看到成群的紅鯉魚聚在一處爭食的嬉戲場麵。翠湖的周圍有堤壩，堤邊有許多樹，人們可以沿著湖邊散步。昆明的冬天不冷，不常下雪，翠湖的水也不結冰，所以像柳樹這樣的綠色植物總是四季常青。到了春天，翠湖堤邊的櫻花一團團一簇簇開得熱鬧，還有垂絲海棠與之爭奇鬥豔，招蜂惹蝶。翠湖中也有島有亭，有好幾個湖麵，有路可以通行。翠湖公園裏還有一個方形的井，井口很大，水就漫在井邊，十分清澈。附近許多人家都到這裏來取水做飯。我家住在華山西路，所以也用翠湖的井水做飯。有的地方，湖水裏漂著一種植物叫做水葫蘆，長著一個圓實的莖，莖上長著幾片厚實的葉子。如果拿起一個水葫蘆，掰開它的莖部，就可以看到蓬鬆的白色纖維，我曾經把它拿回家來像用海綿一樣用它來涮洗我的殘留著墨汁的毛筆。

昆明的城外也有山有水。從小西門出去，水路到篆塘坐船，可以到大觀樓公園，也可以從陸路到大觀樓。這也是一個可以遊覽的地方。大觀樓建於清朝康熙年間。它濱臨滇池，周圍林木蒼翠，樓閣聳峙，還有一座人工堆砌的有許多洞穴和通道的假山，是孩子們最喜愛玩捉迷藏的地方。

從大觀樓可以坐一種農家私有的簡便的窩棚船，經過滇池到西山遊覽；西山又叫碧雞山。水淺的地方船夫就用很長的比較粗大的竹竿撐篙，到了水深的地方船夫一般都站在船頭或船尾的地方劃漿。他們劃槳的姿勢和動作都很有意思，他們用的是雙手同時用力的一種單槳，劃動的時候腳步向前再退後，反複來回移動，雙手也把槳推出去再拉回來，很有節奏，好像全身都在用力的樣子；窩棚船的船身不大，船的中間頂部架有一個弓形的棚，棚下是船身最寬敞平坦的地方，所以放著一張矮桌子，租船的人可以彎腰進到棚裏，坐下來喝水休息，聊天；如果想要觀賞風景，就要從窩棚裏出來。站在船艙裏遠眺。遠望西山，像一個恬靜地臥在昆明湖邊的美女，所以有人叫它睡美人；信佛的人就叫他“臥佛山”；曾經傳說山上出現過綠色的孔雀 ，所以也叫“碧雞山”。不過叫的最普遍的是“西山”。近看湖水清澈，有時蹲在船艙裏，順手就能撈到一些水生植物。西山上麵有有名的佛教寺廟：華亭寺和太華寺；也有道教的三清閣，還可以攀爬到懸崖峭壁邊上的龍門，據說是清朝時候，一個石匠在這裏花了好幾年的工夫雕刻一個魁星的塑像；本地人傳說中的魁星，如果用他右手握的筆點在誰的頭上，就預示著誰可以考中狀元。所以這支筆是構成這個塑像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道具。偏偏石匠不小心把魁星右手握的筆刻斷了；他認為前功盡棄，很傷心，竟然聳身跳崖犧牲了。小的時候，到了龍門總是不厭其煩地喜歡聽人講述石匠舍身跳崖的故事，長大一些，就會遠眺三百裏滇池的湖光山色，可以看見湖麵上星星點點的窩棚船就像中國水墨畫上隨意點染的那樣縹緲。

 

（二）

 

在我的印象中，昆明是一個有漢人、苗人、回民、彝族人，多種民族混居的城市；當時雲南省的省長龍雲就是彝族人，他穿漢人的服裝。他原來是軍閥唐繼堯的部下，1927年一次兵變成功，唐繼堯下台，他成了雲南王。好像昆明人對此也沒有太大的反對意見，不管他是什麽族的人，隻要老百姓生活過得去就行。回族的一些生活和服飾已經漢化了，很不容易區分；議論起來，覺得回族人的長相有些高鼻凹眼，皮膚比漢人白一些；年輕女孩大多很漂亮，老了就很難看；還知道他們不吃豬肉；他們有自己的節日。隻有穿藍色土布衣服，頭上纏著包頭布，背著背簍在街上叫賣他們自製的米麵粑粑的婦女，才會被人認出他們是少數民族。因為是省會，所以也有外縣的人在昆明工作。拓東路那邊有一個迤西會館，就是大理縣一帶的人設的辦事處。

早晨，經常能聽到背著背簍叫賣“米麵粑粑”的聲音。聽到叫聲，趕緊出門把她叫住，買幾個“米麵粑粑”做早點。這時她會掀開背簍裏的布，撿出還有一些熱氣的米麵粑粑遞過來。不知怎麽做的，看起來平平常常，吃起來就是有一種米香的味道。還有回族“把齋節”的食品，也好吃。在昆明，人口不多的家庭，總喜歡用一種“風爐”來做飯。這種爐子是用粘土做成的，燃料用木炭。點燃木炭之後，常常要用蒲扇對著爐口扇動，使火勢加大，所以才叫“風爐”。一些少數民族就是在山裏燒了木炭，用背簍背到城裏來賣。過年的時候，昆明人習慣用鬆針（鬆樹的葉子，本地人叫鬆毛）鋪地。也是少數民族用背簍背了蒼翠的鬆針到城裏來賣。過年以前，我家也會買許多鬆針存放起來，過年的頭一天在堂屋的地上鋪上一層厚厚的鬆針。綠茵茵的、蓬蓬鬆鬆的、軟軟的，像張大地毯。孩子們高興地在上麵翻跟頭、打滾。鬆針鋪地要維持好幾天，看見舊的鬆針有些發黃，就加上一層新的綠的，這樣越鋪越厚，越軟。孩子們越高興。

除此而外，還有外省人。外省人當中我記得的有江西人。昆明有一條街叫做文明街，有許多賣瓷器的商店，據說就是江西人開的店鋪；拓東路也有江西會館。另外，我覺得廣東人比江西人還要多。廣東人聚居的一條街叫做同仁街。它的房屋的建築形式和其他路段不同，也帶有廣東特色，一般是兩層樓房，樓下是商店，樓上居家。樓房延伸到人行道的上麵，所以人行道的邊沿上有許多支撐樓房的柱子；過路的行人倒是不怕下雨了。但是買東西的人要推開店門進到屋子裏去買。同仁街賣的東西比較高檔，如鍾表、服裝、首飾之類。昆明市內一般的小商店都是鋪麵臨街，貨物就擺在店鋪的貨攤上或者貨櫃裏。在昆明市的許多街道都有廣東人的小雜貨鋪，也是這種形式。他們用大玻璃瓶裝著各種糖果和幹果食品。他們賣的食品花樣很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小昆蟲都做成食品，放了學的小學生就喜歡圍在他們的店鋪門前買零食。廣東的大食品店冠生園就設在金碧路上。在正義路的路西，有一個有名的大百貨商店，叫“匯康”，老板是浙江紹興人。他們就是從上海運來貨物做生意的。他們的買賣以綢緞、布匹、絨線、服裝為主。四川和雲南是鄰居，所以拓東路也有一個“全蜀會館”。昆明人還有吃宵夜的習慣，晚上八九點鍾的時候，會聽見叫賣擔擔麵的聲音。這是挑擔賣小吃的來了。其實“擔擔麵”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也許這就是在昆明做小本生意的四川小商販。本地人的印象和說法是，雲南窮，四川富。但不管怎麽富也還會有一些窮人的。雲南和西藏臨界，印象當中，昆明的許多佛教信徒曾經傳說“西藏活佛”要到昆明來，都現出特別敬仰的神情，可惜我沒有見過活佛。

因為雲南是邊疆，和法國的殖民地安南（即今越南），英國的殖民地緬甸和印度為鄰，在清朝（十九世紀末）的時候，雲南就屬於英法兩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昆明有英國和法國的領事館，還有他們開辦的醫院。現在隻記得英國的“匯滇醫院”，地址可能在金碧路往東的方向，法國人的醫院在城北的翠湖附近。還有日本領事館。

很長時間，雲南省和外界溝通的交通要道，隻有唯一的一條法國人修的“滇越鐵路”，從昆明到越南的河內，現在改名昆河鐵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雲南人要到外麵做生意，走的是國際路線，就是從昆明搭乘滇越鐵路的火車，到海口、河內，到香港，到南洋群島，或者到上海辦了貨物，到昆明來賣。

也有外國人在昆明做生意。我見過當時的安南婦女擺地攤。他們穿著圓領緊身的長袍，戴著尖頂鬥笠，露著棕色的牙齒嚼著檳榔，坐在路邊賣香蕉。食品店裏也有賣法國麵包的，但是我沒有看見法國人。那時候，日本貨也很多，都是在商店裏。日本的仁丹、日本的兒童玩具充斥市場。記得有一次路過日本領事館門前的時候，大人小聲告訴我，日本人會把小孩騙了去挖眼睛，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怕日本人；可是日本的兒童玩具卻吸引我，一直到我進入中學的時候，家裏人還講述我小的時候站在商店的玻璃櫥窗前麵不肯離開，纏著父親給我買了一個日本用賽璐珞製作的四肢和頭部都能轉動的一尺多高的洋娃娃，肉色的皮膚，金黃的頭發，高鼻子，藍眼睛；能坐、能躺，還可做衣服給她穿。

 

（三）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隨後許多外省人到了昆明，特別是北方的清華、北大、南開三校成立了西南聯合大學。昆明這個小城一下子變得擁擠起來。一些教授和大學生們為了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紛紛辦起了中等學校，比如私立天祥中學（據說是江西籍的學生辦的）、與基督教有關的天南中學（名譽校長是清華大學的馬約翰教授，授課的教師都是聯大工學院的學生和教師）；有一個由本地名宿李根源先生的哲嗣李希泌（他曾經是西南聯大曆史係的學生），約請西南聯大的一些教授（如有名的朱自清教授）和學生合辦的五華中學等。這些舉措給本地學生創造了極好的學習機會。我在五華中學讀高中的時候，朱自清、汪篯、張瀾慶、李賦寧等都曾經是我的老師。那時上課都沒有按照規定的中學課本學習（根本就沒有課本）。這些老師的學問都裝在他們肚子裏，他們有的印發一些講義，有的就是口述，學生寫筆記。現在想起來，感到不足的是有些知識沒有得到一個比較完全係統的概念。物理課和化學課雖然也是好老師，但是沒有實驗室，缺少實驗課，學的印象不深，知識很不紮實。

昆明人稱抗戰時期湧到昆明來的外省人叫“下江人”。雲南地處長江上遊，暗地裏自己把自己看作“上江人”。過去曾經和長江下遊的人有過一些來往，所以昆明老百姓對於長江很熟悉。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忽然湧進許多人，昆明人有些糊塗了，也來不及打聽這些外來人的來龍去脈，所以不論你是從東北的黑龍江、鬆花江，還是從黃河流域來的人，都統統稱為“下江人”。有時候就抱怨“下江人”欺負本地人。有時候看見北方人自己做麵食，就說北方人的生活一定很苦，不然怎麽會自己做麵食呢？昆明人習慣吃米飯，如果想吃麵食就到飯館去吃，或者到食品店去買現成的麵食，比如有一種現烤現賣的發麵餅“鍋煃”，很好吃；還有當街叫賣的“破酥包子”；還有小販挑擔叫賣的餛飩和擔擔麵，在自己家門口就可以買到，完全不用自己費力。

到了1941年，美國空軍飛虎隊也來支援中國抗日了。美國軍隊的到來，帶來了美國文化，昆明城南增添了許多電影院。好萊塢的電影源源不斷地來到昆明。昆明的曉東街、南屏街，成了當時最繁華熱鬧的街區。昆明城裏還多了一些“吉普女郎”，是和美國軍人的到來有關。吉普車是美國的軍用車，有時可以看見美國的軍用吉普車裏坐著中國女孩。老百姓就稱這樣的女孩叫“吉普女郎”，意思是這些女孩是陪美國軍人玩的，多少帶有不屑的意思。我們中學生當時就躲著吉普車。但是對美國電影卻著了迷的喜愛。不僅看美國電影，還唱電影裏的歌曲，收集保留電影明星的照片------。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昆明的市場上多了一些美國軍用物品，因為他們隨著中國的中央政府北上了，或者有的回國了。抗日戰爭時期，珍珠港事件以後，昆明幾乎變成當時抗戰的前方。我還看見一些從緬甸逃到昆明的難民，他們帶著一些翡翠寶石、紅寶石、一些鑲嵌寶石的戒指，為了解決生活問題，特別想要把這些寶石賣給昆明人。

 

                 （四）

 

1946年，我離開昆明到了北京。原來家裏不同意我離開昆明到遙遠的北方生活，他們當心我這一去就很難再回到昆明了。我不聽，也不信。 1975年夏天，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回到昆明的時間。這一年，我姐姐的一個孩子從長春回昆明路過北京，忽然找到我家，從此和我取得了聯係。他們兄弟姐妹，有的在成都，有的在長春，有的在重慶，還有兩個在昆明。於是和我相約到昆明聚會。因此，我有機會回到昆明。在北京的時候，丈夫和我商量好，我回到昆明，可以住在原五華中學代理校長於乃義先生的家裏。我的女兒小米陪我一起回昆明。去了之後，感覺昆明大變樣了！怎麽能不變呢？三十年過去了呀！

1975年正是“文革”浩劫末期，經濟情況不好，生活用品都限量憑票供應。

有人講述生活的困難，我還聽到一個回民村在“文革”中被毀滅的故事！

再看城市的變化也太大了。近日樓沒有了，花市沒有了；正義路的青石板路沒有了，“金馬”、“碧雞”牌樓沒有了;翠湖的水沒有了，據說市政府的人在翠湖已經幹涸的塘裏灌注自來水，但很快就漏了，滲下去了，像一個無底洞。昆明西郊的滇池被當地“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動員群眾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圍海造田”，“海”變小了，造出來的田也沒有長出莊稼來；從海埂這邊可以踏著填起來的土埂步行到西山的峭壁下麵，再上一百多級台階就到龍門，不像小時候有那種神秘探險的心境了。我的母親沒有了，她一個人是怎麽生活的？什麽時候去世的？誰也說不清楚。姐姐沒有了，聽她的女兒告訴我：姐姐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犯心髒病去世的。她的兩個大一些的女兒分別把小弟弟小妹妹帶走，擔負起撫養的責任。我的弟弟不知下落了！有人說他被勞動教養了。但是勞動教養也有期限，勞教的地方也應該有他的姓名啊！就像我姐姐的一個孩子，勞動教養期滿以後被安排了工作，還結了婚，有了孩子。這些都不得而知。找到兒時住過的老房子，覺得也變小了，就像北京的一些被改造了的四合院那樣，增加了許多住戶自己搭起來的小房子，像一個大雜院。街道幹部也不知道我母親和弟弟的下落！

昆明人聽不出我說的是昆明話了。我成了完全陌生的外地人！

三十年後第一次的昆明之行留下了更多的遺憾！對自己的母親和弟弟的愧疚之情越發深沉了！

 

（五）

 

第二次回昆明是在1986年。我的丈夫要到昆明參加一個會議。
  我在1982年已經從我工作的單位退休。也許是我有戀棧情結，其實，另有一些不便明言的別的更主要的原因，促使我退而不休，積極參加學校的一些活動，特別是一個民主黨派（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活動，後來工作小有成效，於是向學校黨支部領導表示了想要加入共產黨組織的願望。和往常不同，我竟然非常意外地得到領導的關懷，安排了入黨介紹人和我談話，最後得到黨支部的批準並報上一級黨委等待正式批準，但是交給我一個任務：要我自己設法取得我父母的政治曆史情況的材料，上報組織。
  因此，我和丈夫說明希望和他同行。到了昆明之後，因為我們夫妻都和原來的一所中學有關係，所以這次的活動有兩個：一個是和老同學見麵；一個是尋找與我父母有關的證明人，爭取拿到證明材料，帶回北京。

這一年見到的昆明城市的麵貌比1957年好多了，翠湖也仍然美麗迷人。但是我的心思都在尋找多年不見的朋友和尋找我父母的證明材料。

我見到一些朋友，聽他們講述他們的故事：一個故事是曾經積極參加“一二一”學生運動的朱振，後來考上了大學，但是在解放戰爭時期，政治熱情促使她放棄學習的機會，跑到外地尋找革命組織（邊縱 —— 是雲南省的群眾配合中國共產黨的解放戰爭自發組織起來的地方遊擊隊），找到組織的時候，受到組織的懷疑和嚴酷的拷問，最後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送到勞改農場勞動改造。後來在勞動中被機器軋傷了右臂被截肢，成了殘廢。她的丈夫是在勞改農場認識的一個右派知識分子。後來兩個人都得到平反，工作都被安排在高等學校。他們結婚的時候都已經過了生育年齡，因此他們沒有孩子。她的工作是美化校園，專門經營管理校園的花草樹木，進行規劃設計。她對自己的工作很滿意，工作積極性很高。我不敢再多詢問關於她過去的故事，但是我對她的生活態度產生一種敬佩。還有一個同學是在結婚以後丈夫被劃成右派分子。為了保護妻子和孩子，丈夫主動提出和妻子離婚。還有一個同學，原是雲南軍閥唐繼堯的親戚，母親是廣東人，很漂亮，她自己也很漂亮，又很活潑；學習不太好，但是會跳踢踏舞，聽說有時候她也會去參加跳交誼舞的晚會，白天上課的時候就沒精打采。我自己對那樣的活動不積極，因為我自己有對人生的看法，特別拘謹。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她和一個國民黨的軍官結了婚，新中國成立以後自然吃了許多苦。這次和她見麵，也沒有敢冒昧地詢問她的家庭情況。另外還見到昆華女中的一個同學，她也告訴我一些她的經曆，是和中國共產黨南下工作的幹部有關的，反映出外來幹部對本地幹部的不信任和排擠，她曾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後來又平反了。這些故事並不是我有意搜集，而是自然接觸的時候聽到的。這樣的故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到了昆明的時候，我曾經尋找一位佛教的熟人，希望她能給我提供一點與我母親有關的證明材料，結果一無所獲。最後我想到去找昆明市公安局，請他們幫我尋人。公安局的人還不錯，第一他們告訴我昆明市建立戶籍製度比較晚，已經找不到我弟弟的名字。他們的推測是：我的弟弟在五十年代初期已經不在昆明，很可能在外地。這個情況和我1975年的估計相吻合，而且可以確定他沒有成為勞教對象。另外他們建議我到昆明市的幾個敬老院去尋找我母親的材料。敬老院都在昆明市郊外。我跑了幾次，都解決不了問題。因為我要查找的人的時間是在1960年前後，距離當時已經二十多年，或者他們不會保存一些已經死去的人的姓名；或者他們覺得翻閱幾十年前的人名單太費事。總之，毫無結果。最後，我隻得請身為民主同盟成員的丈夫，代我委托雲南省民主同盟，通過組織關係弄一份證明材料。這個辦法很見效，他們和敬老院聯係之後寫了正式的證明材料，直接寄給我的單位，同時給我寄來一份抄件。從證明材料知道我的母親是三年困難時期在敬老院裏餓死的。

關於我父親的證明材料，是我從昆明的熟人那裏知道有一位名叫施子瑜的，他們家的人曾經去我父親最後工作的一個地方見過我父親。而且一定會知道我父親去世的大概時間和情況。是他幫了我的忙，為我寫了證明材料。我的丈夫去世以後，我送了施子瑜先生一本《紀念集》，他給我來了一封信，從來信我才知道這位施子瑜先生也是我丈夫讀研究生時候的同學，他們的來往還比較頻繁。

後來有人不無驚異地對我說：“你是黨員啊！”，我“嗯”了一聲。我感覺這話裏有話。還有我的孩子說：“你是我們家唯一的黨員！”說這話的語氣和態度並不是讚揚，而是帶有一些嘲諷的味道。好像我“死乞白力”爭取要做一個黨員是一種“軟骨病”的表現。

還有我的一些老同學和朋友半開玩笑，但是真誠地說：“你都退休了，還入什麽黨呢？”我也自嘲地說：“是呀，退休以後入黨沒有什麽事情可做，唯一可做的隻有交黨費一件事情。”又問：“黨員不開會嗎？”我說：“沒有啊！退休的黨員住的地方分散，也沒有什麽必須退休黨員做的事情------。”這樣的問話多了，我也自己問自己：“退休了還要入黨嗎？為什麽？是滿足虛榮心，還是填補一種內心的空虛？還是要找回一個答案？”

 1946年我離開昆明的時候是二十歲，到了1986年，我已經六十歲了。兩次回昆明都是急匆匆的，而且心情都不愉快，沒有留下什麽太好的印象。對於故鄉的美好回憶都留在童年時代了。

 

               （六）

 

抗日戰爭時期成立的西南聯大的校友們懷念那一段艱苦而有意義的日子，要舉行紀念活動，所以我有第三次機會回到昆明。時間是1988年。丈夫是名人，受到學校優待，可以坐飛機，幾個小時就到昆明了；我自己則通過西南聯大校友會，在北京大學的辦事處買到了去昆明的火車票。從北京去昆明的校友特別多，所以火車都開專列。整個車廂裏都是西南聯大的校友。到昆明的火車的行程是兩天三夜。火車上的人都是一個心願，朝著一個方向前進，不是熟人的也顯出“似曾相識”的樣子，一種互相謙讓友好的態度隨處可見。我並不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但是我是昆明人，我中學階段的生活學習和西南聯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我也湊了一份熱鬧。

到了昆明，西南聯大的校友們看不見近日樓，都說可惜了。昆明為了迎接校友，設有專門的接待處。我在那裏首先見到朱德熙先生，他告訴我丈夫的住處，很快就找到了。後來他們開了慶祝會，校友們回憶當年的生活，舉行紀念儀式。集體活動之餘，丈夫和他的一些朋友們就到昆明北門街的一個茶館去喝茶，那是他們學生時代經常光顧的地方，在那裏他們的懷舊情結可以得到充分的表露。最後是分批分組的旅遊活動。有到石林的，有到大理的。丈夫和我到了大理，晚上住在旅館裏還沒有息燈，就發生了地震。第二天組織活動的人就把大家送回昆明了。後來丈夫和我坐火車到了貴陽，在貴陽買了飛機票就回北京了。

 

                （七）

 

今年是2004年，已經到10月下旬，再過兩個月就要跨入2005年的門檻了。距離我在1988年回昆明又過了16年。在這十六年中，我聽說昆明舉行過世界園藝博覽會，從昆明到金殿都是世界園藝博覽園區的範圍。我還聽說雲南有一個近乎世外桃源的香格裏拉，還有傣族的西雙版納的熱帶雨林，還有麗江的東巴文化。我也知道雲南是走私毒品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我還從報紙和其他一些媒體上知道昆明曾經出現過“人體宴”和三十八萬元一份的“天價”月餅。我為他的被開發感到高興，也為他顯露出來的腐敗和庸俗感到羞恥和傷心。我還擔心人為地急功近利的過分開發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對應該保護的文化的摧殘毀壞！

我特別想回昆明，向雲南，向昆明，向翠湖和西山 —— 我的故鄉，做最後的告別！

我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2004年10月27日星期三於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