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妹傳奇（23）

文琳接著說：“瑪格瑞特告訴我，她有個哥哥，在前20年的選民登記裏，都用的是假名字、假地址、年齡也不對，但是到現在也沒被發現，你看選民登記係統有沒有漏洞？”阿妹叫道：“這是犯罪！”文琳說，“你知道啥叫犯罪？連我都知道他用假名登記，他的親戚、朋友裏，應該說知近的都知道，可是到現在也沒人去檢舉他，所以他沒被官方發現。”阿妹問：“為什麽沒人檢舉？”文琳笑道：“你關心瑪格瑞特戴什麽顏色的手套嗎？大家都忙著自己的事，你想讓別人注意你，不是件容易的事。”阿妹說：“可是戴手套和選民登記差的也太多了。”文琳說：“這就扣到啥叫犯罪的題目上了。你說選民登記用假名字是犯罪，為什麽？因為有個選民登記法，規定了每個夠資格的人必須登記，而且要登記得真實。如果你沒登記或你登記得不真實，你犯法了是不是？這個犯法構成什麽罪行？”阿妹說：“按法律規定唄。”文琳說：“所謂的刑事犯罪要既要有事實，又要有動機。那你說他的動機是什麽？”阿妹說：“是啊，他為什麽用假名字登記？”文琳說：“沒人說清楚。所以，他的刑事犯罪定不下來。你去告他呀！你和他一樣精神病。”

 

文琳接著說：“如果你此番替我去公民宣誓，一個普通人會認為你、我有啥動機？說不清動機，就定不下罪。我猜你這次也不敢冒名頂替我，但你作為陪同的人，你啥法也沒犯是不是？你可以做兩個觀察，第一，看誰注意你，或注意我；第二，之後你逢人就說你和我去公民宣誓，結果到時候我太緊張不願意上台，是你替我上台宣誓的。看看有沒有人告你。”阿妹說：“那瑪格瑞特的哥哥是不是也這麽說說而已，也許根本沒有用假名字登記。”文琳說：“你猜得好，如果這樣的人多的是，一個案子的事實還得花點兒力氣調查，對不對？”阿妹說：“你是不是說違法和犯罪之間有一個灰色地帶呀？”文琳說：“違法的事天天都在發生，被捉到的違法有一部分是真的幹過違法的事，有的是誤捉；要想訂下來誰違法是為了故意犯罪，那要看陪審團是不是一致同意被告人犯了罪。”阿妹說：“要你這麽說，這法律也太鬆了。”文琳說：“英聯邦法律講的是‘不告不理’，就是說你的行為觸犯了法律，沒人告你，司法部門一般不會主動來調查你。另外，在定不下罪的情況下，他們寧可‘錯放’，不會‘錯判’。因為錯放隻犯了一個錯誤——放過了一個壞人；而錯判卻犯了兩個錯誤——既冤枉了一個好人，又放過了一個壞人。”阿妹大笑，說：“人權萬歲！”

 

阿妹又問：“你到底知道不知道瑪格瑞特為什麽戴不同顏色的手套？”文琳笑道：“你明天可以用眉筆在臉上點個黑痣，看看誰來問問你那黑痣，這人一定夠關心你的。你把他當成個候選情人，可能比將自己登在報上或網上找情人，更能找到合適的。”阿妹懵懵懂懂，心想：怎麽總是沒有個確切的答案呢？不過接下來的幾天裏，阿妹到學校還真故意尋找瑪格瑞特，終於有一次她在停車場，遠遠地看見瑪格瑞特從車上下來，阿妹故意走過去打個招呼，瑪格瑞特一邊鎖車門，一邊應合她，阿妹果然證實了，一隻藏藍，一隻深褐色手套的說法。其實，實地地比較一下東西方文化，東方人容易理解和追隨集體主義精神，他們看到一個現象時，希望有個大家都有共識的總結性解釋，看到一個人在那裏喝酒，大家就會猜那人在喝悶酒；看到一個父母離異的孩子逃學，就會猜家庭破裂引起孩子墮落。但是，這種條框式的解釋與其說具有總結性，不如說具有勸說性。也就是說，人們相信某種解釋，不是以客觀統計為依據，而是人們意識裏需要個對那現象有個解釋，於是主動地去相信一種說法。然而，在西方的文化裏，人們崇尚個人主義，看到一個現象時，大家會相信它可能有很多種來自個體的原因，因而也沒必要去追究到底是哪種原因造就出那個現象。就像你看到一個女人剃個光頭，無論在一個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這都是個不尋常的事，東方人會猜——“她精神有問題了吧”；西方人會想——“她喜歡剃光頭，不關我的事”。

 

阿妹沒有替文琳去公民宣誓，但也整整齊齊的穿了一身正規的套裝去陪同。一百多人的小禮堂，坐滿了各種膚色的人。宣誓的不到四十人，隻有如奔一個小孩，所以他倒成了禮堂裏的明星，無論是他犯點兒啥語言錯誤，還是表現出點兒尷尬，大家都報以微笑。阿妹坐在如奔的旁邊，另一邊身邊坐著一個法國男人和他的新西蘭老婆，那男人此番宣誓，他老婆陪同。那法國人問阿妹：“他是你的孩子嗎？”阿妹說：“是的。”那人微笑著說：“真可愛。”阿妹又補充道：“是我領養的。”那人說：“你真是個幸運的母親。”阿妹想，如果她和文琳同時上去宣誓，會場定會騷動。要是她替文琳上台，根本就沒有間諜看著她。再說那文琳的樣子掉在惠靈頓的街裏都找不著，別看她中不中、洋不洋的，洋女人裏那種外觀的還不少，似乎有那麽一夥不甘紅顏老去的女人，天天看著雜誌上的辣妹、麥姐兒，穿上身行頭把雜誌上的明星模仿個雜七雜八，你就是用攝像鏡頭照下她們，也難保她明天變個發型、換副墨鏡，你就認不出她。

 

阿妹有時候能在學校裏看見達麗，達麗不是全日製學生，所以隻有上課的時候才來。今年冬天惠靈頓經常下雨，達麗的媽媽想帶斯蒂芬妮回菲律賓過幾個月。新西蘭在南半球，它的冬季就是北半球的夏季。達麗想用三個星期的學校寒假，把母親和女兒送回到菲律賓，她也順便回去看看，她已經好幾年沒回家了。那天達麗找到阿妹，問她要不要試試替她上班。新西蘭的助理護士工作很多，幾乎每天的報紙上都有招聘這種工作的，阿妹一直忙著練車、學電腦、讀書的，所以雖有心打工賺錢，卻沒時間上班。這回駕照有了，又趕上了學校放三星期寒假，阿妹決定試著打工。達麗工作得很辛苦，護士的工作三班倒，她的班次多是夜班。達麗工作在一家規模不小的老人院，她幹起活來肯吃辛苦，她的上司很喜歡留住她。這次她回國又自己找個替班兒來，上司挺高興。可是，阿妹的力氣太小了，英語也不夠好，幹起這種工作來，她遠不如達麗。要不是這活兒太缺人幹，阿妹非丟了工作不可，好在他們“蘿卜快了不洗泥”。剛開始阿妹試圖搞清楚那些老太太們在告訴她啥，一則阿妹對自己的英語不自信，二則那些老人多數已口齒不清楚，想和她們交流可不容易。過幾天，阿妹看明白了，那些老太太說的啥可能連她們自己也不明白，或者說完就忘了，所以隻要對她們態度好，她們說的話根本不用去聽，嘴裏隻管“哼哼哈哈”地答應著就行。三個星期下來，阿妹也算個熟手了，達麗回來，她的上司告訴阿妹，如果她願意繼續幹，她也可以留下，每星期上幾個夜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