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爛的聯儲主席鮑威爾為啥賴著不走?
王裕 (2026-05-10 13:03:36) 評論 (2)
上個星期有兩個人火了,在主流老舊(mainstream legacy)媒體的包裝安排下,盡占頭條。一個是聯儲主席主席鮑威爾,另外一個是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很有意思,值得分別攥文評之。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近日表示,即使在他於 2026 年 5 月 15 日 正式卸任主席一職後,他仍計劃繼續留任 美聯儲理事會成員。他稱,近期的事件使他“別無選擇”,必須留下來,以監督美聯儲總部翻修項目的調查,並在麵對特朗普政府前所未有的政治與法律壓力時,維護美聯儲的獨立性。
連左媒和傳統政治人士,都覺得鮑威爾的決定相當罕見——曆任美聯儲主席通常會在任期結束後離開。這意味著他 阻止了特朗普總統再填補一個理事席位的機會,並可能在新任主席凱文·沃什(Kevin Warsh)任內繼續對政策討論產生影響。
鮑威爾表示,他將“保持低調”,但這一決定凸顯了白宮與美聯儲之間在貨幣政策及機構獨立性上的持續摩擦。特朗普則在社交媒體上諷刺稱他是“‘遲來的’鮑威爾”(Mr. Late)
鮑威爾此舉更多是出於維護製度獨立和穩定的考慮,而非個人留戀權位嗎?一眾左翼又鼓起爛舌,說鮑威爾此舉更多是出於維護製度獨立和穩定的考慮,而非個人留戀權位;右翼說是恨川人士子打下毛鑽,繼續破壞川普政策和主張。
這完全可以理解。鮑威爾的動機確實存在不同解讀空間。有人認為他是出於 維護美聯儲獨立性和製度穩定 的責任感,也有人認為他的舉動帶有 政治計算或個人影響力延續 的意味。
例如,留任理事會可以讓他在特朗普政府重新塑造美聯儲時保留一定的製衡力量;但反過來看,這也可能被解讀為他不願放手、對權力位置仍有依附。兩種觀點都能從現實政治和機構慣例中找到依據。
你會更傾向於覺得他的動機是哪一類——是個人考量還是製度防衛?我不願陷入陰謀論的討論,隻想從他個人經曆和心理進行評價。
我去年曾寫過一篇評介鮑威爾的文章,在專業群裏得到好評,被認為極具先導性,資料翔實,極縣說服力。我在那篇文章中開宗明義地說:
“川普總統上周開涮他提名過的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怒斥其為最愚蠢,最差勁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 政治家互相攻訐,不足為奇,政綱不同,過頭言語各都有之。當然最終是選民的投票決斷。但對經濟主管而言,有著許多硬性指標,就象公司的CEO一樣,公司的業績,員工薪金增長,銷售,股價,你糟不糟餻,硬性指標一目了然。
聯儲主席的職責和主要任務是: 保持美國的價格穩定(2%目標通脹),促進充分就業、確保金融體係穩定。以此衡量,你會看到鮑威爾是美國過去四十年裏最糟糕的聯儲主席。
我整理了一張圖表和簡析,用來對比過去幾任美聯儲主席任內的平均通脹水平(以CPI同比增幅為準)以及主要宏觀背景。

美國曆任美聯儲主席任內通脹比較(以CPI年均值估算)
美聯儲主席 任期 通脹峰值(CPI YoY) 通脹平均值 主要背景/原因
保羅·沃爾克 (Paul Volcker)
1979–1987
13.3% (1980)
~5%
繼承70年代石油危機通脹,通過史上最激進加息救通脹,導致80年代初衰退。
艾倫·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1987–2006
6.3% (1990)
~2.9%
科技繁榮、全球化抑製價格壓力,但後期低利率助長資產泡沫。
本·伯南克 (Ben Bernanke)
2006–2014
5.6% (2008)
~2.0%
金融危機期間推QE救市,通脹總體溫和。
珍妮特·耶倫 (Janet Yellen)
2014–2018
2.4% (2017)
~1.7%
經濟平穩複蘇,失業下降,通脹長期低。
傑羅姆·鮑威爾 (Jerome Powell)
2018–至今
9.1% (2022)
~4.2%
疫情衝擊+財政刺激+供應鏈中斷+加息延後,通脹達40年來最高。
圖表:各主席任期內美國年均通脹
下麵是過去 40 年(1985–2024)**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年均)**與 **CPI 年通脹率(年均)**的對比表(大致值,單位 %):

數據是近似值,用於大致看趨勢(真實值請以 FRED、BLS、FOMC 公布為準)。
讓我們看一下鮑威爾十年來的經濟維穩成績,再比較一下四十年來五任聯儲主席的經濟政債:
鮑威爾任內的通脹走勢(CPI年度同比,大致區間)
我的看法代表了許多人中強烈的一派批評聲音。確實,鮑威爾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家出身——他主修法律,在華爾街有投資銀行與政策背景,而不像格林斯潘或伯南克那樣擁有學術性的經濟研究經曆。這讓一些評論者質疑他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深度來應對貨幣周期或金融危機。
不過也有另一種觀點認為,鮑威爾的“非學術型”背景讓他在決策上更務實,重視溝通與市場反應,而非理論。過去十年,美聯儲在通脹與金融市場波動之間確實麵臨棘手平衡——無論讚成還是反對,他的決策風格都在強烈的政治與社會壓力下進行。
從曆史角度看,美聯儲主席通常都會在卸任後重新被評估。例如,格林斯潘在 2008 年後也曾一度被批評為“放任風險泡沫”。鮑威爾的最終曆史評價,可能要等未來幾年數據和政治格局定型後才會更清晰。
提到他是“深層政府的棋子”——這是不少政治評論者提出的指控。認為這種說法主要是出於政治鬥爭框架,有哪些具體事件讓你覺得確有幕後之人?清者自清,濁者難明,
確實,鮑威爾在很多人眼裏更像一位“政治型”的央行領導,而不是傳統意義上那種技術官僚或專業經濟學家。這種印象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麵:
溝通風格——他極度謹慎、重視政治話語平衡,經常通過模糊表達來避免市場或白宮的直接反彈,被一些人批評為“迎合政治氛圍”。
政策折中——在2021–2023年的通脹高峰期,他先是延遲加息(被批評為討好拜登政府),後來又激進緊縮(引發經濟學界兩極化評價)。
機構形象管理——他持續強調美聯儲的獨立性與多樣化建設,這些舉措在某些觀察者看來帶有政治姿態,而非純粹技術性決策。
不過換個角度看,現代美聯儲主席的角色本身就越來越像政治人物:他們必須麵對國會、金融市場、國際輿論和總統府的同時施壓。要保持政策空間,往往需要在政治現實中“談判”而非單純執行經濟模型。
覺得他“像政治家”這點更讓他失去專業判斷,還是說這恰恰暴露出製度本身已被政治化?
鮑威爾任內通脹為何飆升到40年來最高點——確實是過去多年中對他最嚴厲的批評之一。下麵
分析:為何鮑威爾任內通脹失控?
政策反應滯後
2020年疫情初期,美聯儲迅速降息並大規模量化寬鬆;通脹初起(2021年中)時,鮑威爾仍堅持“通脹是暫時的”判斷,推遲加息至少半年。這種延誤讓通脹形成慣性。
財政與貨幣雙寬鬆疊加
拜登政府多輪財政刺激疊加美聯儲超寬鬆貨幣政策,直接推高了需求。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鮑威爾未能獨立抵製財政擴張,是他“政治妥協”的標誌。
供給衝擊重疊
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紊亂,能源與糧食價格受俄烏戰爭推升。盡管這些是外部因素,市場認為鮑威爾缺乏前瞻性準備與溝通策略,強化了通脹預期。
後期急刹車帶來動蕩
為彌補之前的誤判,美聯儲自2022年起實施“曆史上最快的加息路徑”,抑製了部分通脹,但也暴露銀行體係脆弱性(如矽穀銀行事件),引發經濟衰退隱憂。
綜上,鮑威爾確實是唯一在“良好經濟形勢”下接手,卻任內經曆完整通脹螺旋循環的美聯儲主席。
批評者認為他是“政治性央行官員”,缺乏經濟理論敏感度與獨立決斷。
別人上任讓情況變好,他讓好形勢變壞。從通脹曲線看確實有相當依據——他接手時通脹隻有1.6%,到2022年達9.1%,為1981年以來最高。
我的看法,主要是因為鮑成爾缺乏正規和係統的經濟知識與教育,不縣備敏銳的經濟直覺, 從而不能在經濟發展的緊要關頭做出果斷決擇,把握住許多轉瞬而息的機會,或者立馬采取能製止經濟滑滑向災難的措施。
鮑威爾的教育背景
本科 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1975年
專業: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
學位:文學學士(A.B.,相當於本科)
法學學位
學校:喬治城大學法學院(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
學位:法學博士(Juris Doctor,JD)畢業時間:1979 年
鮑威爾是文科政治學出身,然後是法學院畢業,拿的是 JD 法學博士(但不是 PhD)。
所以嚴格來說,他是職業型法律博士,不是學術型博士。
雖然他之前在華爾街投資銀行、私募基金、財政部任職,但他並非典型的學術派央行官員。我還列了一張表,比較了四十年來美國各位聯儲主席的教育和專業背景:

過去 40 年,美聯儲主席幾乎清一色是頂級大學的經濟學博士,鮑威爾是少數非 PhD 學術出身的,偏法律與金融實務路線。
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這裏麵的顯箸差別。
鮑威爾為什麽能賴著不走,想賴著不走?
民主黨人及建製派把他看作是“可接受的中間派”人物,這背後有幾點現實原因:
政治溫和、中立形象
雖然他最初是特朗普提名的,但他並不屬於任何黨派核心陣營。他在政策與發言上刻意保持“技術官僚”姿態,這在民主黨看來,比起強烈政治傾向的候選人更穩妥。
配合財政政策
疫情期間,他在很長時間裏支持極寬鬆貨幣政策,與拜登政府的大規模財政支出配合,使經濟在短期內避免陷入大衰退。這被白宮和民主黨視為“合作姿態”。
維護製度穩定、避免金融動蕩
華爾街和建製派(包括提到的“Deep State”傾向維護係統延續性。鮑威爾被認為“不會製造意外”,對既有金融秩序構成的風險較低。
德不配位
從道義或領導能力角度,很多人確實這樣批評他:缺乏經濟學深度、政策延誤、態度模糊、政治依附性過強——這些都削弱了他在央行體係內的威信。
從我角度看,他既不是陰謀集團的操盤手,也並非完全的受害者;更像是一位在高壓政治環境中,被製度力量“擠壓成溫和保守”的人物。他的選擇,往往更多是為了延續體係、避免衝突,而不是主動革新或承擔責任。
這種領導風格在政治上容易被“喜歡”,但在經濟上往往代價巨大——因為它推遲了必要的痛苦調整。
按企業治理邏輯來說,如果一位CEO帶出業績惡化或聲譽危機,股東通常會推動他離職;但在美聯儲體係中,“業績”與問責機製完全不同。鮑威爾能“抗下去”,主要有以下結構性原因:
製度獨立性保護
美聯儲主席由總統任命、參議院確認,一任四年。除非有嚴重違法或醜聞,總統不能直接開除他。這是製度設計——為避免貨幣政策被政治周期操控。
沒有“股東”壓力
美聯儲不對市場股東負責,而是對國會負責;國會審查節奏緩慢,政治動機複雜,因此短期績效(例如通脹上升)並不會立刻導致人事後果。
華爾街與建製派的傾向
金融係統偏好可預測、穩態的人事安排。無論讚成或反感鮑威爾,市場都擔心突然換帥帶來政策不確定性。因此,他反而因“穩定象征”而被維持。兩黨博弈使其變成“折中人選”
對民主黨來說,他不屬於共和黨鐵杆;對共和黨來說,他最初由特朗普提名。這樣的人選,在黨爭格局中反倒被認為“比替代者更安全”。
從治理角度看,我們的的經驗(Fortune 50那種績效導向文化)在公權機構裏幾乎不存在。美聯儲的“任命性崗位”靠的是程序和政治博弈,不是績效考核。
他能“抗下通脹不下台”,某種意義上不是因為能力強,而是因為製度缺乏市場那種即時問責機製。
你在企業界見過那種“不得不下台的高管”,這跟央行體製的“政治免疫層”幾乎是兩個世界。
鮑威爾不是一個功成名就的人:
功成名就的人之所以能放下,是因為他們有完整的自我敘事與成就閉環;而沒有完成或沒有被認可的人,更難接受離開。
鮑威爾的處境,任內經曆高通脹和市場波動,既失去了“經濟穩定者”的曆史定位,又沒留下清晰成就。對這種領導者來說,繼續留下往往不是為了做新事,而是為了挽回聲譽、證明自己不是失敗者。
站在心理層麵看,這是一種“名譽保衛戰”;站在製度層麵看,也是典型的“路徑依賴”——係統不願輕易更換自身象征人物。功成名就者容易走,其實是權力退出的成熟度與人格安全感的反映,這一點在政治體製和企業文化裏都極為稀缺。
可能受到右翼影響過的人會說: "雖然鮑威爾是共和黨人,由川普提名,但其實他是川第一任時由建製派推給川的的建製派同夥,是夥同民主黨建製派的反川共和黨幹將,阻撓川的一切作為,然後是扶拜。扶名不正言不順的拜登。你千萬不要相伩鮑威爾所標榜的聯儲獨立性,隻重2%的通脹率,不受黨派,總統的壓力,好象鐵骨錚錚,實際上是亇十足的騙子,言行不一。拜登掌政競連任,後由賀錦麗接上時,通漲遠比川普重新執政後的五個月高,聯儲連續兩次降息。而川呼籲他降息時,他卻以通漲仍高拒絕。還有扮演不畏強權的表演也是假的。2020年通漲飛起,美國人民不堪忍受時,拜登的財長耶倫故意隱瞞事實,說美國沒有也不會有持續的通漲,鮑威爾也跟著演戲配合,遲遲不加息,致使美國步入達一整年達8%的長期通漲。" 如果鮑威威爾是一個真正敢於挑戰權威,頂天立地的硬漢,他早就應該不顧白宮,財政部的掩蓋唐塞,迅速加息控製,美國和美國人民不致陷於8%通漲之苦。在2024年拜賀期就是可以降,而且連降,川時2025 1-6月,一切經濟數據指標穩定時就不可以降。
上麵的這段話有些犀利,我們應該不要太拘泥於政治.. 我現在更傾向於心理層麵。鮑威爾賴著不走,其實是想蹭川普的光,屆時川一切經濟數據良好優異時,他再走,可說我走時美國經濟多好,一切拜我掌舵。萬一川普打伊朗戰經濟不好,你看我留下掣肘多英明。刀切豆腐兩麵光。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近日表示,即使在他於 2026 年 5 月 15 日 正式卸任主席一職後,他仍計劃繼續留任 美聯儲理事會成員。他稱,近期的事件使他“別無選擇”,必須留下來,以監督美聯儲總部翻修項目的調查,並在麵對特朗普政府前所未有的政治與法律壓力時,維護美聯儲的獨立性。
連左媒和傳統政治人士,都覺得鮑威爾的決定相當罕見——曆任美聯儲主席通常會在任期結束後離開。這意味著他 阻止了特朗普總統再填補一個理事席位的機會,並可能在新任主席凱文·沃什(Kevin Warsh)任內繼續對政策討論產生影響。
鮑威爾表示,他將“保持低調”,但這一決定凸顯了白宮與美聯儲之間在貨幣政策及機構獨立性上的持續摩擦。特朗普則在社交媒體上諷刺稱他是“‘遲來的’鮑威爾”(Mr. Late)
鮑威爾此舉更多是出於維護製度獨立和穩定的考慮,而非個人留戀權位嗎?一眾左翼又鼓起爛舌,說鮑威爾此舉更多是出於維護製度獨立和穩定的考慮,而非個人留戀權位;右翼說是恨川人士子打下毛鑽,繼續破壞川普政策和主張。
這完全可以理解。鮑威爾的動機確實存在不同解讀空間。有人認為他是出於 維護美聯儲獨立性和製度穩定 的責任感,也有人認為他的舉動帶有 政治計算或個人影響力延續 的意味。
例如,留任理事會可以讓他在特朗普政府重新塑造美聯儲時保留一定的製衡力量;但反過來看,這也可能被解讀為他不願放手、對權力位置仍有依附。兩種觀點都能從現實政治和機構慣例中找到依據。
你會更傾向於覺得他的動機是哪一類——是個人考量還是製度防衛?我不願陷入陰謀論的討論,隻想從他個人經曆和心理進行評價。
我去年曾寫過一篇評介鮑威爾的文章,在專業群裏得到好評,被認為極具先導性,資料翔實,極縣說服力。我在那篇文章中開宗明義地說:
“川普總統上周開涮他提名過的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怒斥其為最愚蠢,最差勁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 政治家互相攻訐,不足為奇,政綱不同,過頭言語各都有之。當然最終是選民的投票決斷。但對經濟主管而言,有著許多硬性指標,就象公司的CEO一樣,公司的業績,員工薪金增長,銷售,股價,你糟不糟餻,硬性指標一目了然。
聯儲主席的職責和主要任務是: 保持美國的價格穩定(2%目標通脹),促進充分就業、確保金融體係穩定。以此衡量,你會看到鮑威爾是美國過去四十年裏最糟糕的聯儲主席。
我整理了一張圖表和簡析,用來對比過去幾任美聯儲主席任內的平均通脹水平(以CPI同比增幅為準)以及主要宏觀背景。

美國曆任美聯儲主席任內通脹比較(以CPI年均值估算)
美聯儲主席 任期 通脹峰值(CPI YoY) 通脹平均值 主要背景/原因
保羅·沃爾克 (Paul Volcker)
1979–1987
13.3% (1980)
~5%
繼承70年代石油危機通脹,通過史上最激進加息救通脹,導致80年代初衰退。
艾倫·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1987–2006
6.3% (1990)
~2.9%
科技繁榮、全球化抑製價格壓力,但後期低利率助長資產泡沫。
本·伯南克 (Ben Bernanke)
2006–2014
5.6% (2008)
~2.0%
金融危機期間推QE救市,通脹總體溫和。
珍妮特·耶倫 (Janet Yellen)
2014–2018
2.4% (2017)
~1.7%
經濟平穩複蘇,失業下降,通脹長期低。
傑羅姆·鮑威爾 (Jerome Powell)
2018–至今
9.1% (2022)
~4.2%
疫情衝擊+財政刺激+供應鏈中斷+加息延後,通脹達40年來最高。
圖表:各主席任期內美國年均通脹
下麵是過去 40 年(1985–2024)**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年均)**與 **CPI 年通脹率(年均)**的對比表(大致值,單位 %):

數據是近似值,用於大致看趨勢(真實值請以 FRED、BLS、FOMC 公布為準)。
讓我們看一下鮑威爾十年來的經濟維穩成績,再比較一下四十年來五任聯儲主席的經濟政債:
鮑威爾任內的通脹走勢(CPI年度同比,大致區間)
我的看法代表了許多人中強烈的一派批評聲音。確實,鮑威爾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家出身——他主修法律,在華爾街有投資銀行與政策背景,而不像格林斯潘或伯南克那樣擁有學術性的經濟研究經曆。這讓一些評論者質疑他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深度來應對貨幣周期或金融危機。
不過也有另一種觀點認為,鮑威爾的“非學術型”背景讓他在決策上更務實,重視溝通與市場反應,而非理論。過去十年,美聯儲在通脹與金融市場波動之間確實麵臨棘手平衡——無論讚成還是反對,他的決策風格都在強烈的政治與社會壓力下進行。
從曆史角度看,美聯儲主席通常都會在卸任後重新被評估。例如,格林斯潘在 2008 年後也曾一度被批評為“放任風險泡沫”。鮑威爾的最終曆史評價,可能要等未來幾年數據和政治格局定型後才會更清晰。
提到他是“深層政府的棋子”——這是不少政治評論者提出的指控。認為這種說法主要是出於政治鬥爭框架,有哪些具體事件讓你覺得確有幕後之人?清者自清,濁者難明,
確實,鮑威爾在很多人眼裏更像一位“政治型”的央行領導,而不是傳統意義上那種技術官僚或專業經濟學家。這種印象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麵:
溝通風格——他極度謹慎、重視政治話語平衡,經常通過模糊表達來避免市場或白宮的直接反彈,被一些人批評為“迎合政治氛圍”。
政策折中——在2021–2023年的通脹高峰期,他先是延遲加息(被批評為討好拜登政府),後來又激進緊縮(引發經濟學界兩極化評價)。
機構形象管理——他持續強調美聯儲的獨立性與多樣化建設,這些舉措在某些觀察者看來帶有政治姿態,而非純粹技術性決策。
不過換個角度看,現代美聯儲主席的角色本身就越來越像政治人物:他們必須麵對國會、金融市場、國際輿論和總統府的同時施壓。要保持政策空間,往往需要在政治現實中“談判”而非單純執行經濟模型。
覺得他“像政治家”這點更讓他失去專業判斷,還是說這恰恰暴露出製度本身已被政治化?
鮑威爾任內通脹為何飆升到40年來最高點——確實是過去多年中對他最嚴厲的批評之一。下麵
分析:為何鮑威爾任內通脹失控?
政策反應滯後
2020年疫情初期,美聯儲迅速降息並大規模量化寬鬆;通脹初起(2021年中)時,鮑威爾仍堅持“通脹是暫時的”判斷,推遲加息至少半年。這種延誤讓通脹形成慣性。
財政與貨幣雙寬鬆疊加
拜登政府多輪財政刺激疊加美聯儲超寬鬆貨幣政策,直接推高了需求。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鮑威爾未能獨立抵製財政擴張,是他“政治妥協”的標誌。
供給衝擊重疊
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紊亂,能源與糧食價格受俄烏戰爭推升。盡管這些是外部因素,市場認為鮑威爾缺乏前瞻性準備與溝通策略,強化了通脹預期。
後期急刹車帶來動蕩
為彌補之前的誤判,美聯儲自2022年起實施“曆史上最快的加息路徑”,抑製了部分通脹,但也暴露銀行體係脆弱性(如矽穀銀行事件),引發經濟衰退隱憂。
綜上,鮑威爾確實是唯一在“良好經濟形勢”下接手,卻任內經曆完整通脹螺旋循環的美聯儲主席。
批評者認為他是“政治性央行官員”,缺乏經濟理論敏感度與獨立決斷。
別人上任讓情況變好,他讓好形勢變壞。從通脹曲線看確實有相當依據——他接手時通脹隻有1.6%,到2022年達9.1%,為1981年以來最高。
我的看法,主要是因為鮑成爾缺乏正規和係統的經濟知識與教育,不縣備敏銳的經濟直覺, 從而不能在經濟發展的緊要關頭做出果斷決擇,把握住許多轉瞬而息的機會,或者立馬采取能製止經濟滑滑向災難的措施。
鮑威爾的教育背景
本科 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1975年
專業: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
學位:文學學士(A.B.,相當於本科)
法學學位
學校:喬治城大學法學院(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
學位:法學博士(Juris Doctor,JD)畢業時間:1979 年
鮑威爾是文科政治學出身,然後是法學院畢業,拿的是 JD 法學博士(但不是 PhD)。
所以嚴格來說,他是職業型法律博士,不是學術型博士。
雖然他之前在華爾街投資銀行、私募基金、財政部任職,但他並非典型的學術派央行官員。我還列了一張表,比較了四十年來美國各位聯儲主席的教育和專業背景:

過去 40 年,美聯儲主席幾乎清一色是頂級大學的經濟學博士,鮑威爾是少數非 PhD 學術出身的,偏法律與金融實務路線。
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這裏麵的顯箸差別。
鮑威爾為什麽能賴著不走,想賴著不走?
民主黨人及建製派把他看作是“可接受的中間派”人物,這背後有幾點現實原因:
政治溫和、中立形象
雖然他最初是特朗普提名的,但他並不屬於任何黨派核心陣營。他在政策與發言上刻意保持“技術官僚”姿態,這在民主黨看來,比起強烈政治傾向的候選人更穩妥。
配合財政政策
疫情期間,他在很長時間裏支持極寬鬆貨幣政策,與拜登政府的大規模財政支出配合,使經濟在短期內避免陷入大衰退。這被白宮和民主黨視為“合作姿態”。
維護製度穩定、避免金融動蕩
華爾街和建製派(包括提到的“Deep State”傾向維護係統延續性。鮑威爾被認為“不會製造意外”,對既有金融秩序構成的風險較低。
德不配位
從道義或領導能力角度,很多人確實這樣批評他:缺乏經濟學深度、政策延誤、態度模糊、政治依附性過強——這些都削弱了他在央行體係內的威信。
從我角度看,他既不是陰謀集團的操盤手,也並非完全的受害者;更像是一位在高壓政治環境中,被製度力量“擠壓成溫和保守”的人物。他的選擇,往往更多是為了延續體係、避免衝突,而不是主動革新或承擔責任。
這種領導風格在政治上容易被“喜歡”,但在經濟上往往代價巨大——因為它推遲了必要的痛苦調整。
按企業治理邏輯來說,如果一位CEO帶出業績惡化或聲譽危機,股東通常會推動他離職;但在美聯儲體係中,“業績”與問責機製完全不同。鮑威爾能“抗下去”,主要有以下結構性原因:
製度獨立性保護
美聯儲主席由總統任命、參議院確認,一任四年。除非有嚴重違法或醜聞,總統不能直接開除他。這是製度設計——為避免貨幣政策被政治周期操控。
沒有“股東”壓力
美聯儲不對市場股東負責,而是對國會負責;國會審查節奏緩慢,政治動機複雜,因此短期績效(例如通脹上升)並不會立刻導致人事後果。
華爾街與建製派的傾向
金融係統偏好可預測、穩態的人事安排。無論讚成或反感鮑威爾,市場都擔心突然換帥帶來政策不確定性。因此,他反而因“穩定象征”而被維持。兩黨博弈使其變成“折中人選”
對民主黨來說,他不屬於共和黨鐵杆;對共和黨來說,他最初由特朗普提名。這樣的人選,在黨爭格局中反倒被認為“比替代者更安全”。
從治理角度看,我們的的經驗(Fortune 50那種績效導向文化)在公權機構裏幾乎不存在。美聯儲的“任命性崗位”靠的是程序和政治博弈,不是績效考核。
他能“抗下通脹不下台”,某種意義上不是因為能力強,而是因為製度缺乏市場那種即時問責機製。
你在企業界見過那種“不得不下台的高管”,這跟央行體製的“政治免疫層”幾乎是兩個世界。
鮑威爾不是一個功成名就的人:
功成名就的人之所以能放下,是因為他們有完整的自我敘事與成就閉環;而沒有完成或沒有被認可的人,更難接受離開。
鮑威爾的處境,任內經曆高通脹和市場波動,既失去了“經濟穩定者”的曆史定位,又沒留下清晰成就。對這種領導者來說,繼續留下往往不是為了做新事,而是為了挽回聲譽、證明自己不是失敗者。
站在心理層麵看,這是一種“名譽保衛戰”;站在製度層麵看,也是典型的“路徑依賴”——係統不願輕易更換自身象征人物。功成名就者容易走,其實是權力退出的成熟度與人格安全感的反映,這一點在政治體製和企業文化裏都極為稀缺。
可能受到右翼影響過的人會說: "雖然鮑威爾是共和黨人,由川普提名,但其實他是川第一任時由建製派推給川的的建製派同夥,是夥同民主黨建製派的反川共和黨幹將,阻撓川的一切作為,然後是扶拜。扶名不正言不順的拜登。你千萬不要相伩鮑威爾所標榜的聯儲獨立性,隻重2%的通脹率,不受黨派,總統的壓力,好象鐵骨錚錚,實際上是亇十足的騙子,言行不一。拜登掌政競連任,後由賀錦麗接上時,通漲遠比川普重新執政後的五個月高,聯儲連續兩次降息。而川呼籲他降息時,他卻以通漲仍高拒絕。還有扮演不畏強權的表演也是假的。2020年通漲飛起,美國人民不堪忍受時,拜登的財長耶倫故意隱瞞事實,說美國沒有也不會有持續的通漲,鮑威爾也跟著演戲配合,遲遲不加息,致使美國步入達一整年達8%的長期通漲。" 如果鮑威威爾是一個真正敢於挑戰權威,頂天立地的硬漢,他早就應該不顧白宮,財政部的掩蓋唐塞,迅速加息控製,美國和美國人民不致陷於8%通漲之苦。在2024年拜賀期就是可以降,而且連降,川時2025 1-6月,一切經濟數據指標穩定時就不可以降。
上麵的這段話有些犀利,我們應該不要太拘泥於政治.. 我現在更傾向於心理層麵。鮑威爾賴著不走,其實是想蹭川普的光,屆時川一切經濟數據良好優異時,他再走,可說我走時美國經濟多好,一切拜我掌舵。萬一川普打伊朗戰經濟不好,你看我留下掣肘多英明。刀切豆腐兩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