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對此有些不同意見。首先，筆者認可薛先生對於漢民族主義有狹隘性、部分具體觀點存在謬誤、給中國帶來一些困擾等批評。但筆者並不認為漢民族主義一無是處，或負麵大於正麵，也不讚同對漢民族主義者過苛的批評。筆者也在下麵對薛先生若幹對漢民族主義的具體負麵看法一一回應和評論。
第一，關於流行的各種“偽史論”觀點，如“西方古代文明是編造的”、“康熙是洪承疇之子”等，確實是荒誕不經、難以經得起嚴肅論證的。但這隻是部分知識較低、熱衷陰謀論者的觀點，這些偽史論支持者並非都是漢民族主義者，偽史論也並未被漢民族主義者廣泛認可。偽史論及相關內容也不是漢民族主義者的主要觀點。
且即便其對部分史實認知不對，也不意味著在其他議題上同樣荒謬。不應因部分漢民族主義者支持“偽史論”，而完全否定其人格和判斷力，以及連帶認為其批判滿清等異族統治的觀點、曆史認知、相關主張同樣虛假、不可靠。相反，應該一碼是一碼，對每件事每個觀點，根據事實具體分析，而不將真真假假混為一談並一概否定。
部分漢民族主義者學識和判斷力確實有些問題，也會有些錯誤，但不等於其觀點都錯，反而是有不少基於常識、符合事實和邏輯的觀點和主張。
就像中外許多販夫走卒、農夫農婦，知識不高、學曆低，對一些事情認知有限，容易信謠言和被騙。但他們也有生活常識、基本道德，有樸素的良知與正義感，也有民族情感與身份認同。這些不應該因其身份和學識較低、在另外問題上判斷錯誤，而連帶否定。他們許多基於樸素情感和常識的認知，還往往勝於巧言令色的知識分子。
比如1960年前後科學家錢學森等人巧言論證糧食可以“畝產萬斤”，但大多數農民依據務農常識反而不相信高產的謊言。錢學森晚年沉迷氣功和特異功能，其他不少科學家也相信偽科學、為權貴和騙子等站台，也說明科學家、專業人士，未必就真有科學素養、事事判斷正確。
學術界廣泛的學術造假行為，包括曹雪濤這樣名校校長、科學院院士都明顯造假，人文社科領域則更受政治影響和主觀性，服務於特定勢力，還要受約束和審查。其觀點言論真的未必比平民更可信，甚至更加巧言令色和背離真相。專家學者完全可能為了利益或關係背景而撒謊、作假，發表出賣良心的違心言論、顛倒是非的研究結論。
再比如，政府的政策多有掠取民力民財、官媒的宣傳常常粉飾太平，許多既得利益精英假裝相信和擁護，涉世不深的學生真心相信，市井小民反而以親曆和常識看透奸惡虛偽，不乏諷刺貪官苛政者。當然底層也會在一些專業和科學問題上受騙，不如高知高學曆者。但顯然不可簡單視一些人愚昧、對其看法一概否定，又自詡博學清醒、不察事實。
部分漢民族主義者相信“偽史論”確實不可取，但漢民族主義者指責影視圈大量美化滿清，教科書回避滿蒙壓迫史而讚美“康乾盛世”等，卻是明顯的事實。無論出於民族團結和維穩，還是北京等地影視圈人物的背景和關係網，都促成對滿蒙元清的美化，不僅回避民族壓迫和皇權專製，還將康熙、雍正、乾隆、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異族帝王塑造的偉大光榮正確。清宮劇等也非常泛濫、投資和宣傳都耗資巨大。
同時，漢族帝王則被允許更多批評和調侃，即便有美化程度也不及異族帝王。如劉邦、朱元璋等漢族帝王就在不少中國大陸影視劇裏被諷刺和惡搞，而成吉思汗、努爾哈赤等則不會被裔不敬態度演繹。
嶽飛、文天祥、史可法等漢族英雄被教科書剔除“民族英雄”行列，在教育和宣傳中也被邊緣化，很少有影視劇等文藝作品反映他們的故事。南宋名臣、於崖山自盡的陸秀夫等人的陵墓，及其他抗擊異族的漢族名人墓葬和事跡，長期不被宣傳和有意冷藏。辛亥革命元勳們、中華民國的成就，也被刪減和淡化。漢民族主義者對於這些現象和不平等本質的批判和質疑，顯然是基於事實且合情合理的。
在中華民國時期，官方教科書和知名學者不乏對滿清、蒙古、異族主導的各北朝批判的聲音。如魯迅就在其雜文中多次批判滿清民族壓迫，還反感漢人/中國人以“我大清、我大元”自豪的行為。錢穆、顧頡剛、傅斯年、羅家倫、蔡元培等也都批判過滿清統治，有些還親身參與過反抗滿清的民族民主革命。
陳天華的《猛回頭》《警示鍾》、鄒容的《革命軍》，孫中山和黃興的若幹著作和演講，也都犀利的指出清朝異族統治和民族壓迫問題，有充分的論證和說明。如《革命軍》列舉的滿洲八旗在全國建立滿城駐防，以壓迫和監視漢人，滿漢官員尊卑有別等，都簡明扼要說明清代民族隔閡與壓迫的真實存在、無處不在。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1980年代之前的教科書，也多有批判滿清和蒙古征服壓迫、歌頌漢族及西北西南各少數民族抗清抗元抗金抗遼的內容。隻是自1960年代起，以及尤其到了1980年代，中國官方政策轉向保守，民族問題上強調團結、國家“大一統”，追求領土的曆史法理，以及批判西方列強和日本侵略，還有基於以上議題主張的“中華民族”敘事。於是，關於滿洲蒙古等中國現在版圖內民族對漢族及其他弱勢民族的征服和壓迫被刪減、美化，尤其對清朝由貶轉褒。
那些認可教科書權威性的人，隻是選擇性認可當今“團結史觀”和中國式“政治正確”與維穩體係下的教科書，卻不認可之前數十年內容相反的教科書。而如今中國教育與學術界、輿論界，經受許多審查公開和暗地的審查與影響，所以才一邊倒的主張“元清是中國”、否認“1644史觀”和“崖山之後無中華”，稱讚清朝“大一統”和褒美康熙乾隆等異族帝王。
這並不意味著事實就是如此。不僅民國和共和國早年的學術研究和文化教育持否定態度，外國也有大量記錄、研究、評述，對滿清蒙元等持負麵評價、強調其與漢族的差異、民族壓迫的顯著存在。
根據利瑪竇和馬嘎爾尼等外國人訪華情況記錄和對比，也可看到明代科技進步和清代蠻族壓迫下的貧困落後。偽史論者認為《永樂大典》被西方竊取促成西方文明、明代已工業革命，確實是謬誤。但明朝在科技上確有較高造詣，如徐光啟《農政全書》及其翻譯的西方數學作品，都是實實在在的成就。相反，經曆明亡清興、滿清征服，清代“文字獄”，中國曾長期落後於西方，在西方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時，滿清統治者固步自封，統治者自己通過渠道了解工業技術和啟蒙思想，卻不透露給大眾，還加強閉關鎖國和文化鉗製，以損害國家人民來維係統治、保持穩定。
馬克思在內許多西方重量級學者，也視清朝為韃靼人政權，看出清代中國存在顯著民族壓迫。《劍橋中國史》等外國編纂的中國史集雖將遼金元清等歸於中國史一部分，但也明確提到其異族屬性、民族壓迫、暴力殘忍。外國傳教士的親曆記錄，如衛匡國的《韃靼戰記》等，也講述了滿清蒙古征服中國等地的殘暴。
近年西方盛行“新清史”，其一方麵抬高和美化了內亞非漢族群，但也同時也說明了滿洲蒙古鮮卑等族群並非中華一部分，滿洲人並未真正漢化。新清史及“內亞史觀”核心觀點，就是論證了各北方遊牧民族主導的政權與中原和南方漢族政權的差異、強烈的內亞色彩，尤其清晰論證了清朝統治者是滿洲、漢地、蒙古、藏地、西域這幾處的“共主”而非傳統意義的中華帝王。
以上這些都證明，漢民族主義者對於滿清蒙古等異族政權殘暴的批評、對“滿蒙非中國”的認知、滿清統治拖累中國發展的看法，並非妄想和“民科”，而是有根有據，也得到中外知名學者、權威著作證明的。雖然學界和史載也有另外觀點，如認為滿蒙是中國一部分、讚譽元清統治之類，但起碼批判異族、認為滿蒙非中國等，是一種嚴肅的、多方認同的觀點，而非“不入流”的民粹謊言。
第二，關於中國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誰具優勢、誰處劣勢，在不同領域、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具體事件中，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論的。有些方麵如使用通用語言文字、工作生活便利度等方麵，漢族有優勢；但少數民族也確實在若幹職位晉升、教育醫療資源傾斜、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麵得到額外好處。
如蒙藏牧民、僧侶，往往得到很優厚的（每月數千元甚至更多錢）補貼，而內陸（尤其中部、南部）漢族農民年輕時需打工自食其力，老年時養老金每月僅100多元。新疆的基建、維穩、民生，開支非常巨大，人均遠超內地省份。非漢民族及非漢認同較多的東北，教育醫療資源也比多數地區豐富，也有大量補貼。而少數民族聚居區的財政支付、基建和民生開支，基本都由發達的東南沿海漢族區域稅收轉移而來。
如果追溯前幾十年中國各民族得失、占便宜或吃虧，當內陸漢族麵對大饑荒、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時，邊疆極少饑荒和餓死人。當時邊疆作為軍事重地，還得到較多物質配給。對於較早支持政權的內蒙古地區，中央政府還優先提供醫療資源救助蒙古族。
文化大革命期間，漢族人遭受迫害不僅數量遠超少數民族，受害比例和程度上也幾乎是各民族之最。漢族的文物古跡、英雄墓葬還紀念設施，也是受損最嚴重的，包括嶽飛、秋瑾等人陵墓都被夷平。蒙藏等部分少數民族在文革中損失較大，但也不及漢族，其他少數民族損失更小。所以一些人認為1949年後少數民族一直受壓迫、漢族有特權，無論從曆史看還是從現實看都並非事實。相反，漢族損失最大，少數民族受損則明顯較輕。
中國滿蒙回維藏彝苗朝壯等不同民族，在中國改革開放後至今的處境、平均收入和各行業分布、社會地位等，也有很多差別。有些在階級和收入及話語權方麵人均超過漢族，有些不如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也存在歧視鏈。而中國東北、西北、西南等不同區域，各民族相對地位、民族間關係也各有特點和差別。如新疆西藏少數民族處於被高壓管控狀態，每年還有若幹月份斷網。但東北內蒙就很寬鬆，少數民族活動不受限製或受限很少。一概而論說少數民族被壓製、漢族優越，或相反觀點，都是以偏概全、不符合事實、忽略了許多重要細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許多少數民族從精英到中下層普遍有較強烈的民族意識、身份認同、民族表達、民族共同體組織，大多數漢族人並沒有漢民族意識或意識非常淡薄，也並沒有少數民族那樣民族色彩強烈的獨特節日和活動，也缺乏相應的真實的基於民族的官方或非官方的組織。近年興起的漢服社和相關活動，才讓漢族有了一些民族意識、民族表達、組織團體，但仍然是零散、非官方、停留於服飾等表層而民族主義較淡的、參與者隻占漢族中少部分的。
中國的黨政高官、企業家和富豪、各領域名人精英，即便90%以上從身份證和血統上是漢族，但其中沒有一位公開的漢民族主義者，也幾乎沒有一位強烈以漢族身份為榮、公開談論漢族認同者。而這些官員富豪精英的實際行為，也少有偏向漢族、優待漢族的。這些處於既得利益的身份證標注為漢族的精英，確實更認同“中華民族”身份和敘事，對中下層漢族沒有多少感情和關懷。
所以哪怕漢族占中國人口90%，其他各民族才占10%，漢族的凝聚力、影響力，反而不及少數民族。漢族在中國國家政策、公共社會中，處於透明甚至“消失”狀態，而不像各少數民族鮮明的以其民族身份存在。漢族是散沙化的，在局部衝突中人數和影響力往往還不及少數民族。相比其他民族，漢族內部缺乏團結，相互鬥爭更多。漢族人裏還有許多仇恨自身民族的“逆向民族主義者”，各種事情站在漢族對立一方。
漢族很多時候被提及、涉及，往往是作為少數民族的“他者”提及的，漢族反而成了失聲、被凝視、被指責的一方。雖然這也不意味著漢族被少數民族壓迫，但起碼不能簡單以人數判斷強弱，想當然認為漢族對少數民族是以大欺小、以強欺弱。
雖然漢族因為人數眾多，若真的民族意識和團結性與各少數民族相同，其在民族競爭衝突中確實可能造成對少數民族的壓製和欺淩，以大欺小。所以官方政策也確實要特意強調對少數族群的保障、民間對少數者的寬容。但如今的情況是漢族遠不如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和團結性，飽受打壓和一盤散沙，許多漢族人生活很苦。
這樣情況下，再講漢族欺壓少數民族、防止“大漢族主義”，就相當於要饑荒中麵黃肌瘦的饑民不要吃太多以免肥胖症，要窮人不要對富人炫富一樣，是不必要且違背情理的。等到未來漢族真的足夠強烈民族主義，中國成為漢族主導國家，再強調保障少數族群和避免漢族極端主義也不遲。
另外，中國漢民族和少數民族關係，也與男性女性問題、美國等別國種族民族問題不同。比如美國白人曆史上奴役過黑人、如今黑人等少數族裔在教育醫療等方麵仍然弱勢。而中國曆史上漢族反而多次遭受滿洲和蒙古等少數族群征服、遭受民族歧視。如今中國內地漢族底層得到的保障和補貼往往也不及邊疆少民、北京少民。漢族和其他民族關係，也不像男女性別差異那樣有明顯的生理強弱之分，女性的弱勢不能類同於少數民族的處境。
在大多數國家，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主體民族是最具影響力，也為族群身份驕傲自豪的。如另一人口超過10億的大國印度，最大民族印度教徒/印度斯坦族就居於主導地位，即便對少數族裔優待的國大黨執政下其民族認同和表達也並不受限製，印度人民黨執政時氣勢則更加高揚。這也是印度從貧困落後走向“有聲有色的大國”的關鍵因素。
中國漢族人占大多數，主體民族不能有強烈族群意識和自豪感，國家也就不會真正振興，國民也沒有歸屬感，並衍生許多問題和弊病。如精致利己主義盛行、人們之間不信任和互害嚴重、缺乏團結性而不能為公共利益抗爭、生育率暴跌、人們渾渾噩噩等，都與主體民族缺乏民族意識、團結性、自豪感有關。
第三，漢民族主義者中確實有很多失意者、非建製人士、中下階層。但對於此，不應簡單加以鄙視，而應更多同情理解。 中下層人士因為相對貧困和失意，保障不足，尋求共同體以得到精神慰藉、追求共同利益，也是人之常情。薛先生文中提到的美國右翼白人等反建製和擁抱民粹，以及全球各國普遍出現的民族民粹浪潮，也是類似原因。
筆者過去對此以批評為主，如今則多了更多理解。理解不意味著支持，但知道了許多看似偏激思潮的根源，對普羅大眾和底層多了同情心。民族主義和宗教類似，也如馬克思所說是“無情中的有情，苦難生靈的歎息”。民族主義比宗教還更理性和務實，所仰賴的是真實共同體而非虛幻神靈，訴求也更多是實在的權利、尊嚴、利益。而且中下層民眾貧困、智識不足，本就與精英的剝削和愚民有關（雖並非完全由精英造成），不應對受害者再加苛責。
雖然民族主義是狹隘的，但基於民族身份的共同體，確實是在殘酷世界抱團取暖、維護利益的有效手段。尤其在國內法治不彰、國際叢林主義、道理和規則無效或被選擇性使用的情況下，民族主義是自保的必要工具。各國中下層人民也沒有精英那樣可以自由幸福悠閑的當“世界公民”、在哪裏都有尊嚴和得到良好服務的地位和條件。
漢民族主義者多數是中下層和體製外、失意者多，本身恰恰證明了漢族並不是統治民族、國家主宰者、少數民族壓迫者，反而是被邊緣化、被打壓的對象。這也側麵證偽了中國漢族是壓迫少數民族的特權民族的看法。如果是官方、體製內、大多數達官顯貴公開支持漢民族主義，那時漢族才有可能是壓迫者、中國特權族群。
第四，漢民族主義興起確實會為中國國內團結、對外政策帶來一些負麵影響和擾動。但民族團結、國家共同體，本就應當出於各族群自願和平等，“強扭的瓜不甜”。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很重要，但不應是依靠強迫、以打擊漢少各民族認同來實現。
有人以蘇聯、南斯拉夫的“前車之鑒”來警惕中國不要重蹈分裂覆轍，但蘇南的前例反而反映社會主義體製下國族主義、民族團結政策的不可靠，各族群離心離德，必有分離之日。對這樣的事實應當正視，而非掩耳盜鈴、違逆各民族多數人的意願。關於未來中國各民族是繼續統一還是各自分離獨立問題，筆者個人是傾向漢族在內各民族均自決獨立的。這最符合民族自決原則，更厘清各民族的界限和歸屬，是最不差的選擇。
“中華民族”雖有其價值，但是梁啟超等人在100多年前才構建，其意為所有中國人的集合體，包括各種血統、語言、文化頗為不同的族群。這樣的“中華民族”缺乏天然凝聚力，本就不如漢族身份更符合中國漢人認同。而且少數民族同樣缺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隻是在官方軟硬兼施下，各民族表麵上承認“中華民族”為共屬國族。
長期以來，在“中華民族”的旗幟下，“反對大漢族主義、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的原則下，漢族人被要求向少數民族讓利、妥協，從財政轉移支付、高考加分、公務員錄取，到信仰、習俗、日常衝突，要漢族容讓少數民族。在毛時代至21世紀初，普遍沒有權利和貧困、各種運動不斷的漢族人無暇考慮也難以反對官方這些政策。
但到了最近一些年，漢族人經濟條件改善、受教育水平提高，社會也較過去寬鬆，也不像毛時代完全無權利和聲音。越來越多漢族人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和尊嚴，有了自身的民族意識和維權意識，不願意再“高風亮節”讓利少數民族，不想為“民族團結”單方麵付出，並表達對優待少數民族政策的不滿。
這確實是近年民族關係緊張的原因之一，但漢族人這樣的思想變化和反應顯然情有可原。扶貧扶弱，應該按照不同人具體經濟狀況和身心狀況，或者各區域的人文與自然地理環境，而非按照民族身份劃分和補助。民族團結前提是民族平等，以及各族群自願，而非漢族單方麵付出。漢族人不願再無條件無限度讓利，確實影響了“中華民族”的團結，但這種畸形的團結是正常和應當的嗎？
至於其他方麵漢族或其他強勢非漢民族對弱勢非漢民族的欺壓，以及國家政策導致的壓製，如新疆西藏少數民族受壓的情況，是另外的事，且行為與主要責任在於官方，而非漢族人。就算特定區域、特定時段、特定情況下少數民族受欺壓有漢族責任，也不能以此概括中國整體和推論所有地區的漢少關係。當然，少數民族的不滿同樣反映“中華民族”建構的不成功、民族團結大旗下民族關係真實的不和諧。
總之，民族不能團結，不應歸咎於漢族，不能要求漢族無限包容和讓利。即便漢族人民族意識覺醒、漢民族主義興起，確實擾動和損害了民族團結，也不能以此壓製漢族人的認同、情感、利益。當然，漢族人要求特權、壓迫少數民族、排斥異族和外國人，也是不對的、應當反對的。比如中國日益興起的對黑人和印度人的歧視，確實應當被重視和批評，也要避免發展到現實中對弱勢族群的施暴。
而對外關係和僑務方麵，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韓國、日本、蒙古、哈薩克斯坦、以色列等國，都積極利用主體民族認同與外僑保持親密關係。中國若也效仿，並不特殊，也完全可以理解。中國官方或民間以漢族統戰海外漢族/華人，也並意味著一切其轉而效忠中國。而若外僑因擔心國籍所在國的猜忌，而避諱對中親近，也可自便而不至強迫或衝突。所以不必過慮於此。而且以如今“中華民族”認同進行僑務和統戰，同樣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和障礙，所以又何必特別忌憚漢族認同和相應的跨國聯係呢？
第五，強烈排斥異類、封閉保守、對異族殘暴的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當然是不可取的，漢族也不應如此。但基於文化共同體、相同曆史記憶、現代社會公民權利的文化民族主義、公民民族主義，是必要和有益的。就像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第一便是民族主義，並與民權和民生相輔相成。人們一盤散沙，沒有共同體，同胞之間沒有情感連接，也就不可能團結和犧牲推翻帝製、建立民主共和國。
19-20世紀的反殖民、民族自決，也都建立在民族主義之上。21世紀的今天，世界多數國家也是民族共同體為基礎的國家，雖然其中存在國族與族群的差別、大民族與小民族的矛盾。但民族這一要素仍然是人際關係和國際關係的重要元素，不可完全否定，也不可能徹底舍棄和消滅。曆史和現實也證明，無論自由民主還是社會主義，都不能消除民族認同與民族差異。且單一民族國家不意味著封閉落後，比如日本、韓國、波蘭、立陶宛等國；多民族國家也未必繁榮和包容，如菲律賓、尼日利亞、黎巴嫩等國。
根本上，人們尋找和確立身份認同，與語言、文化、習俗、信仰、曆史記憶與現實境遇等皆相近者形成共同體，組成民族共同體，同榮辱、共進退，是人類一種正常和必然的現象。無論法蘭西人、阿拉伯人、猶太人、韓民族、大和族、馬來族、祖魯人等，以及中國滿蒙維藏等少數民族，都有其族群認同和文化。
那麽超過10億使用漢字、說漢語、曾生活在亞歐大陸東部、黃河長江等流域的人們，有自己的身份認同、為族群自豪、有特定的情感和觀點，當然也是正常的、應被尊重的。漢民族主義複興的原因之一，也正是中國各非漢族群民族意識及世界各國民族主義的刺激下，漢人必然的回應性、防禦性反應，蘇醒了自身的民族意識和認同。當世界上非漢族人大多數都有各自民族認同和歸屬情況下，10多億漢族人又怎麽能沒有民族意識和歸屬感、如孤魂野鬼般、散沙般、行屍走肉般活著呢？
漢民族主義有其狹隘一麵，也有其有益一麵。漢民族主義者有偏激之舉和荒誕之言，也有符合事實與常識的情感和主張。民族主義走向極端、殘暴，有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但反抗納粹和日本的波蘭、法國、中國、美國、蘇聯等反法西斯陣營國家，同樣借助了民族主義。這兩種民族主義顯然不同，民族主義自然也不可一概而論的否定。
而且中國民族主義也並非近代西方舶來品，漢族意識和認同曆史源遠流長，先秦時已有華夷之辨，宋明也明晰了民族被征服的“亡天下”比改朝換代的“亡國”更殘酷的事實。隻是到了近現代，民族主義更加係統完善，中國也正是在民族主義下推翻滿清、實現民族民主革命，戰勝日本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也是客觀現實。或許千年或更久後人類真的可能大同、無民族之分，但可預見的數百年裏民族差別和人各有族群歸屬的現實，幾乎不會改變。對極端民族主義應予批判，對溫和、尊重他族、利於團結進取的溫和民族主義、曆史上命運多舛、近現代多災多難的民族共同體，則應包容和善待。
漢族與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也都有自己的真實曆史源流、當下的客觀存在，基於血緣、文化、共同記憶的共同體，及其權利與尊嚴。漢族和其他各民族的民族認同和情感、共同體意識，也像父母子女夫妻之間的親愛、親戚宗族之間的紐帶一樣，是自然而實在的。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或多或少有民族意識和共同體歸屬。而無民族認同、無信仰、精致利己、一盤散沙的人，也有其自由，但也並無道德權威批判民族主義者。而身份認同為非漢族群，一邊以自身民族和教派為榮，一邊又反對漢族人的認同與價值，還要攻擊和解構漢族，就更加違背道德和情理。
而近幾十年的中國由於多種原因，如主張消除民族身份而強調階級之別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浪潮（毛澤東時代）、物質利益至上思潮（改革開放之後）、統治者為社會穩定需要（如憲法和黨政機關政策都明確“反對大漢族主義”）、非漢族群和國際上對漢族的忌憚和警惕等，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漢族身份長期被雪藏，漢民族主義也一直被壓製，在政策、輿論、學術上都被批評、排斥、壓製。漢族不被當成和其他民族一樣的真實共同體，也不被認為應當像對待其他族群那樣尊重。甚至隻有在提及其他民族、發生漢少衝突、中外矛盾時，漢族才作為某種需讓利、受敵意性的審視、被指責的對象被提及。
麵對如今的漢民族主義複興，很多人難以適應，不能理解或鄙夷不屑。對於新思潮和勢力興起的不適應、懷疑和排斥傾向，是人之常情。但人們不應該以雙重標準對待漢族和其他族群，而應一視同仁，正視和承認漢族的存在及其權利尊嚴。不能一方麵覺得其他族群的人認同和信仰是神聖的，利益是不應侵犯的，對其族群和信仰保持尊重，另一方麵對漢族卻既鄙夷和否定，又以警惕的態度苛刻對待。
中外媒體人、學術界、官方和民間、各方人士，對於漢族族群及成員、漢民族主義，可據理批評，但也應像對其他民族及其民族主義那樣，有必要的理解和尊重。而漢民族主義者也應多些理性、克製、公道，推崇民主科學、務實進步，而不極端和迷信，也不歧視和排斥其他族群，相互尊重各種認同與信仰，共謀發展。這樣的中國和世界，才真正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