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懷著仇視態度，聯合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既不準中國的農副產品出口，也不準他們的工業產品銷往中國，企圖用這種策略將新中國“困死”。
當時的中國，經濟十分落後，以農副業為主。由於帝國主義的封鎖，一些原本出口的農副產品無法出口，造成積壓；與此同時，一些本國當時不能生產而全依賴進口來維持的工業產品、戰略物資卻因不再能進口而十分短缺，影響了國民生活和備戰。中共中央對此非常重視，政治局連續開會專門討論，研究對策。
一九五○年四月中旬，中央五大常委再次開會討論如何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毛澤東主席在會上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看來就像打仗一樣，要靈活機動些。”會議受毛主席這句話的啟發，定下了“曲線貿易”的方針。
所謂“曲線貿易”，就是在境外尋找合適的資本家充當中間商角色，將大陸的農副產品以“再貿易”的形式銷往國外，然後再將國外的工業產品銷回大陸。通過這種形式，可以用本國積壓的農副產品換取急需的工業品和戰略物資。
周恩來總理親自抓這項工作。針對農副產品中豬鬃積壓甚多而國際市場上又缺豬鬃這一狀況，周恩來決定先以豬鬃做文章。周恩來召見有關人員，詢問道：以前有個人稱“豬鬃大王”的古耕虞先生，現在在哪裏？
古耕虞(1905-2000)，譜名古大田，字"耕虞"。四川巴縣(今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知名的愛國企業家，享譽世界的"豬鬃大王"，與"鋼鐵大王"胡子昂、上海機械大王胡厥文、紡織大王榮毅仁、天津水泥大王周叔弢並稱"中國工商界五巨子"。
有關方麵了解後，向周總理報告：古耕虞在香港仍在做豬鬃生意，他在香港和紐約都有公司。
於是，周恩來派人去香港找古耕虞，委托他將大陸的豬鬃推銷到國外，換購工業品。古耕虞是個愛國資本家，熱愛新中國，深明大義，當即表示：周總理的委托，義不容辭，一定辦好！
古耕虞接受周恩來的委托後，對赴美國做生意作了周密的考慮。當時，古耕虞所持有的是“中華民國”發的護照，他在紐約的子公司向美國政府注冊，又是美國的法人，到美國去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豬鬃是從中國大陸運出來的，盡管他確確實實是個買賣人，而且到美國隻是去推銷和采購，不過美國方麵若是從政治上找岔子，那還是找得到的。不過，對此古耕虞並不害怕，因為他在美國人眼中，應當說是“不帶一點紅”——他隻是一個在香港銷豬鬃的商人，他的夫人、子女、兄弟等都在美國或者香港。大陸隻留一個直係親屬——他的母親。為了避免美國方麵找麻煩，古耕虞決定把母親接到香港。
一九五○年六月中旬，古耕虞把母親接到香港後，便動身去了美國。
古耕虞在紐約的公司，是隸屬於香港總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共有九名職員，四名中國人，五名美國人。古耕虞赴美後，這家規模不大的公司生意做得很紅火。他抵達紐約的頭一個星期，就推銷出去了七十萬磅豬鬃，同時在美國采購中國需要的戰略物資如重型卡車輪胎、五金、煙膠等，以易貨方式進行交換。消息傳到北京，周恩來總理聞訊連聲稱好。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爆發了震動全世界的朝鮮戰爭。十月份，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援朝抗擊美國侵略者。盡管中美兩國在朝鮮兵戎相見，但是古耕虞在美國的豬鬃生意照做。這一年，中國豬鬃出口額是空前的，創曆史最高記錄。僅一九五○年八月到十二月，古耕虞的公司就推銷豬鬃八百餘萬磅，價值幾千萬美元。
古耕虞和美國做豬鬃生意，初時未引起台灣方麵的注意。當時台灣在香港的特務活動，以毛人鳳的“保密局”為最甚。“保密局”特工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刺探大陸情報和搞暗殺、爆炸等破壞活動上，對其他方麵未予重視。古耕虞被蔣介石圈上名字，是從蔣氏看了潛伏在美國的“海外工作委員會”的前身——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組的特工發往台北的一份情報以後開始的。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間，紐約一家公司的經理邀請古耕虞到郊外的別墅度周末。當時，美國商務部對外貿易處的處長也在那裏作客。經主人介紹，這位處長知道古耕虞是中國商界赫赫有名的“豬鬃大王”，便向古透露了一個消息，說美國戰略物資局準備買進三百萬磅長豬鬃，問他有沒有辦法從中共手中弄到這批貨。美國處長說這句話的時候，一個披著“華僑商人”外衣的台灣中央黨部第三組特工也在場，作為一名情報特工，自有與眾不同的敏感性，他認為這句話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美國這樣大量購進長豬鬃，是要囤積戰略物資，從而看出美國準備在朝鮮戰場上長期打下去。於是，這個情報特工便向台北發回了這條情報。
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組的情報專家認為這是一條重要情報，便層層上送，一直送到蔣介石的案頭。蔣介石看了情報，隨手在麵前的台曆上寫下了“古耕虞”的名字，當時沒有說什麽，但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後，忽然對秘書吩咐道：“叫鄭彥棻來一趟！”
鄭彥棻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組組長，後來的“海外工作委員會”首任“主任”，他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呆到一九六二年。鄭彥棻接到蔣介石秘書室的電話，當即驅車前往“總統府”。
蔣介石問道：“古耕虞是什麽人？”
古耕虞？鄭彥棻一愣，馬上想起不久前呈送的那條情報，便回答道：“古耕虞是專做豬鬃生意的商人，早在抗戰時商界就稱他‘豬鬃大王’。”
“這個‘豬鬃大王’在幫大陸共黨推銷豬鬃、采購重要戰略物資，這個情況你們第三組是否知道？”
鄭彥棻一聽話音不對，原本是坐著的，馬上站起來，立正道：“報告‘總統’，這件事……”
蔣介石擺擺手：“你不必解釋，我也不想追究。我要你注意的是：古耕虞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私通共黨行為，應當對他采取措施！”
“報告‘總統’，敝職遵命！”
蔣介石也站起來，在寫字台後麵走來走去：“當然，考慮到古耕虞做生意的另一麵是美國，從情報內容看來，美國人對他還有所倚重。因此，事情做得不要過於難看，一般說來，適可而止即行，比如，叫他做不成生意。”
“是！‘總統’高見！”
蔣介石突然加重了語氣：“但是，如果他執迷不悟，則可采取嚴厲措施，直至製裁！”
鄭彥棻銜命而歸，把蔣介石的意思向手下一名科長轉達了道：“此事由你負責，全權處置。記住，關鍵是使古耕虞做不成生意。不過，如果要采取製裁措施，必須經我批準！”
這個科長名叫塗濤聲，中統老特工，對搞“行動”很有一套。他所掌管的這個科有三十六名特工，都是受過專門訓練的，殺人、投毒、爆炸、縱火等“活兒”幹起來得心應手，被特工界稱為第三組的“王牌科”。
塗濤聲受命後，和幾個心腹特工商議如何落實這樁差使。議下來的結果，決定“先禮後兵”，先給古耕虞寄一封恐嚇信，警告他不許和大陸方麵做生意。
一九五○年十二月中旬，古耕虞在香港的公司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這封信是用英文打字機打的，全文如下：
“豬鬃大王”古先生台鑒：
聞汝專為大陸共匪推銷豬鬃、采購戰略物資，此等通匪資匪行徑，實在令人痛恨！現本會特警告汝：應立即懸崖勒馬，否則必有喪命之禍！勿謂言之不予也！
信紙的空白處還畫著一把滴血的匕首。
香港方麵立刻向紐約掛國際長途，向古耕虞報告這一情況。古耕虞鎮定地說：“知道了，不要害怕。”
卻說塗濤聲寄出恐嚇信後，通知在美國的台灣特工注意有無效果。不久，那邊傳來消息說：古耕虞的公司仍在正常做生意，剛把美國戰略物資局所要的三百萬磅中國長鬃運抵美國，換取了卡車輪胎和西藥、手術器械，這些物資已裝上海輪啟運香港。
塗濤聲決定“解決”“豬鬃大王”，因為鄭彥棻有言在先，便去請示。但鄭彥不同意搞“行動”，說：“不到迫不得已的地步，還是不走這一步為好，你再想想辦法吧。”
塗濤聲正盤算如何使“豬鬃大王”做不成生意時，形勢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凍結中國大陸在美國的所有公私資金。
塗濤聲得到這個消息，喜上眉梢：這真是“天助我也”！古耕虞的資金一凍結，看他還怎麽做生意？哈哈，這倒也省得我費心勞神了！
杜魯門總統下凍結令的第三天，古耕虞由紐約返香港。和塗濤聲的估計相反，“豬鬃大王”是懷著樂觀的心情登上回港的飛機的。他已經詳細研究過美國政府經國會批準的凍結法令，認為自己的資金不在凍結範圍之內。他現在隻在香港與紐約兩地有公司，都是在所在國或當地政府注冊的，是法人，他的利益是不容侵犯的。
這次古耕虞回香港，是為了去北京。他既然在替大陸推銷豬鬃，自然要定期去走走。古耕虞在半年前赴美國前，曾經去過北京。當時，周恩來總理曾經宴請他。他還見到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與他作了一次簡短的談話。這次去北京，適逢周恩來出訪。周恩來知道古耕虞要去北京，臨行前特地委托後來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部(一九五二年八月組建)首任部長的葉季壯宴請“豬鬃大王”。杜魯門的凍結令出籠伊始，對中國方麵有一定震動。葉季壯一見古耕虞，就問他在美國的資金會不會凍結。
古耕虞笑道：“我是向美國政府注過冊的公司的法人，在內地又已沒有公司，美國不會凍結我的資金，請放心，生意照做！”
不料，僅僅隔了一天，香港的公司就拍來加急電報，向古耕虞報告：他的在美資金已被美國政府凍結。不但被凍結，而且指定為“特別凍結戶”，非經美國總統批準，不得解凍！
豬鬃大王一怔，忿然道：“這個決定是違反美國法律的，我要跟美國政府打官司！”
古耕虞把想法拍發香港，同時讓香港公司方麵進一步了解情況。哪知，香港的第二封電報傳來了更加不妙的消息：美國方麵作了一項特別規定，不許“特別凍結戶”提出訴訟。
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了，但古耕虞仍舊很樂觀。他還是抱定主意要從法律上解決這個問題，通過法律途徑，來達到“非訴訟解決”的目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古耕虞回到香港，集中全力辦理在美資金的解凍。他所走的第一步，是在紐約、香港兩地聘請很有名氣的律師；第二步，發電報要在他紐約公司供職的美國職員侯第斯出麵辦這件事(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駐華美軍戰略物資局在重慶的主持人)；第三步，把擔任紐約公司董事長的美國人羅海德請出來，由他向美國財政部交涉此事。
古耕虞不知道，台灣中央黨部第三組的特工始終在監視他在紐約公司的一舉一動。台灣特工以兩千五百美金買通一名美國電訊工人，以檢查維修通訊線路為名，在紐約公司的電話線上安裝了竊聽器。這樣，古耕虞以及他的香港公司和紐約方麵的每一次通話，都被台灣特工竊聽和錄音，然後整理成情報發往台北。負責這項行動的塗濤聲原以為此事已經定局，古耕虞被列為“特別凍結戶”，朝鮮戰爭打得正熱鬧，在戰爭結束前估計是不可能獲得解凍的。等到一份份情報從紐約發來，塗濤聲才知道事情似乎不那麽樂觀。“豬鬃大王”經過努力，美國政府會不會作出讓步？對此，塗濤聲不清楚。他對美國製造的手槍、毒藥及一些特工器材了如指掌，運用自如，但對美國的法律卻毫不知曉。於是，塗濤聲去請教特務機構的涉外法律專家。
專家告訴他：根據美國法律看來，古耕虞如果在中國大陸沒有資產，而僅在香港、紐約有資產，那麽是不應當將他的在美資金凍結的。但是，現在美國政府已將古耕虞列為“特別凍結戶”，並且規定“特別凍結戶”不能提出訴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政府的具體承辦此事的官員不予通融，則解凍無望。
塗濤聲通過谘詢，大受啟發：要使古耕虞的資金一直凍結下去，關鍵在於具體承辦的美國官員手裏。隻要向那位官員“做做工作”，“豬鬃大王”就無戲可唱了！
塗濤聲請示鄭彥棻後，以鄭的名義向紐約的台灣特工發出指令：迅速查明美國政府對古耕虞所作交涉的反應。
不久，從紐約發來一份緊急情報：美國國務院授權駐香港總領事館作為代表，受理古耕虞要求“複議”的申請。
塗濤聲聞之一喜：“在香港做事，比美國方便。先了解一下美國駐港總領事諾克斯先生的有關情況。”
塗濤聲當即起草了一份報告，要求鄭彥棻指派本部情報部門火速調查諾克斯的情況，以便“對症下藥”，予以籠絡。
鄭彥看了報告，當場批轉情報部門辦理。
一星期後，中央黨部第三組的情報特工便將從香港、華盛頓兩地秘密收集而得的情報送到了塗濤聲的辦公室。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諾克斯的情況如下：紐約市人氏，現年五十一歲，其父是一名專門從事對華貿易的商人，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在中國上海、南京、合肥、漢口開設數家公司，總公司本部設於上海。諾克斯十八歲隨父親、母親來華，在上海待了七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所以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算得上一個“中國通”。諾克斯在二十世紀中葉回美國後，又考取了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直至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轉而投身政治活動，在美國外交部任東方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後來杜魯門當選總統後，由於和杜魯門私交很好，由總統提名出任駐港總領事。諾克斯個人生活嚴謹、刻板，無不良嗜好，但對中國古玩有一種特殊的興趣，據說藏有中國自戰國至清朝的曆代古玩上百件，其中不乏精品。
塗濤聲仔細研究了這份情報，想出了一個主意：投其所好，以古玩賄賂諾克斯，讓他在處理古耕虞的資金解凍問題上暗中作梗。
塗濤聲派人去向台灣故宮博物館索取古玩，被彈了回來：要取古玩必須憑“總統”的手諭！
塗濤聲撞了一鼻子灰，又不敢真的向鄭彥棻報告要求蔣介石批準動用故宮博物院的古玩，但這個問題總是要解決的，於是打算去台北的古玩鋪子去購買。五十年代初，台灣島的古玩市場交易活躍，貨色特多，價格也相對來說較為便宜。但是，即使在這時候，一件可以拿得出手的古玩的價錢也在一萬美金以上。塗濤聲被這個數字嚇住了——他上哪裏去弄這筆巨款？
正當塗濤聲犯難時，一個部下給他出了個主意：有個日本商人收藏有幾件古玩。據說還不錯，這人卷進了“二?二八事件”，被警方監視居住。他極想攜家小回國，一連申請了九次都未批準，聽說正打聽買通警察局的路子。此事對於“中央黨部”第三組來說，易如反掌，不如幫那日本人辦了，換取他的一件古董。塗濤聲聽了，連連點頭，決定照辦。
塗濤聲去了趟台北市警察局，找了主管此事的一位處長，佯稱“中央黨部”第三組對河田正雄(那個日本商人)準備“委以特用”，所以希望準予他回國。警方知道第三科是專做海外工作的，自是深信不疑，當場應允。
塗濤聲於是派人去找河田正雄談這筆交易。那個日本人倒也幹脆，一口答應捐獻他的藏品中最珍貴的一件——隋朝展子虔的《遊春圖》，條件是允許他在七十二小時後即能離台赴日。塗濤聲於是通知台北市警察局發給他離境證明書，然後去河田正雄處取走了《遊春圖》。
塗濤聲畢竟是吃了多年特工飯的，頭腦活絡，他拿到《遊春圖》後不忙出手，而是先請專家來鑒定真假。請來的專家姓榮，人稱“榮老板”。榮老板並非考古學家，也不是教授學者，但他祖上七代皆是開古玩鋪的，他本人也曾在北京經營過三家古玩鋪子。祖傳下來和自己鑽研積累的古董知識，使他在古玩界名聲甚響，是當年“中國古玩同業商會”的七人鑒定委員會成員之一，他所作的鑒定具有權威價值。
榮老板初時不知鑒定《遊春圖》，照他事後的說法，叫做“若知道是看《遊春圖》，我也不來了”。為什麽呢？因為榮老板斷定這幅畫是膺品。他一打開河田正雄的《遊春圖》，馬上合攏，往旁邊一扔：“假貨！看什麽？”
塗濤聲問：“你憑什麽說這幅畫是假的？”
榮老板便說出了一番情由——隋朝展子虔的《遊春圖》的藝術價值之高，在世界上是可與凡高的《鳶尾花》、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相媲美的。這幅創作於一千二百餘年前的藝術精品，為曆代皇朝的宮藏之物，直至清廷滅亡，方才失落民間。一九四六年，《遊春圖》出現在長春市的一家古玩店裏，後被北京琉璃廠一家古玩店老板穆蹯忱發現，僅以數千元銀洋就買了下來。穆蹯忱找到北京琉璃廠的玉池山房經理馬霽川合議，準備將此畫轉手洋人，以獲巨額之利。
這個消息被曾任中國鹽業銀行董事兼管理處總稽核的中國古代字畫鑒賞家、收藏家張伯駒所獲，立即當麵警告馬霽川不準將《遊春圖》賣給外國人。馬霽川理虧，願以八十條黃金的價格出讓給國內買主。張伯駒去找當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叔平，想說服馬拍板購進，歸國家所有。可是故宮博物院的經費少得可憐，沒有力量購買。張伯駒無奈之下，決定自己斥資購下《遊春圖》。張伯駒請琉璃廠“墨寶齋”掌櫃馬保山、“崇古齋”老板李卓卿出麵疏通，使馬霽川、穆蹯忱同意以二十條金子將《遊春圖》賣給張伯駒，但要港條(港條成色好)。
張伯駒賣掉了自己居住的宅邸和太太的所有首飾，終於湊齊了二百兩黃金，購下了《遊春圖》。之後，國民政府秘書長張群曾出價五百兩黃金收購《遊春圖》，遭到拒絕。所以，《遊春圖》的真跡應在中國大陸(按：一九五二年，張伯駒將展子虔的《遊春圖》、唐伯虎的《三美圖》以及清代幾幅名家山水畫獻給國家，皆由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塗濤聲聽榮老板如此這般一說，哪有不信之理？頓時大怒，當即通知警察局將河田正雄逮捕，然後派特務過去“審訊”。河田正雄免不了吃一番皮肉之苦，原先談的交易自然不算數了，最後向中央黨部第三科“捐獻”了幾件古玩，又交了一筆罰金，才換了個“取保候審”。
塗濤聲又請榮老板鑒定，這回是真貨，但都不是稀珍之物，不過若送進古玩鋪子，是能換上不少於五位數的美金的。塗濤聲認為送給諾克斯也可以了，便讓人打點裝箱，準備送往香港。
禮物準備好了，還得物色一個合適的人出麵去送給諾克斯。這個人必須是諾克斯的朋友，否則，對方決不肯收這份禮物的。這一點，當然是難不到特務機構的，稍稍一查，就找到了一位姓劉的教授，此人當年是諾克斯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的同班同學，後來也時有書信來往。塗濤聲把劉教授請來，一番軟硬兼施，迫使對方答應去香港走一趟。
諾克斯原本就反對共產主義學說，身為美國政府的官員又“順理成章”地要執行美國當時的反華政策，又收受了台灣方麵的賄賂，自然要堅決地維護美國政府凍結古耕虞資金的決定。他很會耍手腕，自己不出麵，讓駐港領事館的下屬官員出麵，一次次地和古耕虞及古所聘請的律師打交道，態度堅決地拒絕古耕虞關於“解凍”的申請。諾克斯的如意算盤是想以此磨掉古耕虞的銳氣，讓“豬鬃大王”知難而退，自己罷休。
哪知古耕虞並不是那麽好對付的，他在多次碰壁以後，毅然致函諾克斯，指出如果再不作實質性的接觸，他將直接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申議，提請諾克斯考慮後果。諾克斯無奈之下，隻得約見古耕虞，進行實質性的接觸。
諾克斯向古耕虞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把在中國內地的公司賣給中共，作價極低，我們估計隻有實際價值的二三成。而且拿到手的不是現錢，是公債。現在我請你回答，你這樣做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
這是一個布滿陷阱的問題，不論怎樣回答，都會陷入阱內：若承認是自願的，那就是同情中共；若承認是被迫的，則會被認定在美資金一旦解凍而繼續同中共做生意時，也有可能會“被迫”將資金買公債。
總之，無論怎樣回答，資金都不能解凍。
諾克斯自以為聰明，但卻難不倒“豬鬃大王”。古耕虞見多識廣，事先又專門和律師討論過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及如何回答，當下馬上嚴肅地說：“總領事先生，你向我提這個問題，是違背美國法律的。我的公司在美國注冊，我是一個法人，我有權拒絕回答你的問題，也拒絕宣誓。”
總領事沒料到古耕虞會這樣回答，顯然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不禁為之默然。他沉思了一會，突然改口問：“你是哪一年來香港的？”
“1948年。”“你的親屬在哪裏？”“一個兄弟在美國，大兒子和大女兒在美國讀書，兩個兒子和我母親在香港。至於我和我的夫人，有時在香港，有時在美國。”
“沒有其他親屬在大陸嗎？”
“一個也沒有。”
“這兩年你去過大陸嗎？”
“沒有。”古耕虞當時回大陸都是極端秘密的，為了避免台灣特務的監視，走的路線也是經過選擇的，通常繞道澳門。
諾克斯總領事問到這裏，知道沒有文章可做了，不無失望地長歎了一口氣，從旁邊的書記員那裏取過記錄，看了一遍，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遞給古耕虞：“請古先生讀一遍，如果確認記錄無誤，簽上你的姓名。”
古耕虞仔細看了兩遍，然後簽名。當他把記錄送回過去時，臉上露出了微笑——根據美國法律規定，當雙方當事人簽名後，這份記錄便已經成為一份不可更改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諾克斯總領事再狡滑也無法做手腳了。
果然，三個星期後，美國國務院授權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通知古耕虞：美國財政部已經批準，他的公司在美資金可以解凍；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必須把中國豬鬃優先賣給美國政府，除非美國政府不要，才能賣給別的國家。如果古耕虞同意，可以到華盛頓簽字。
古耕虞接到通知，大喜，對夫人說：“這個條件，對我來說真是求之不得，正中下懷。我的任務正是要賣豬鬃給美國。”
古耕虞當即去華盛頓。簽字前，古耕虞提出他和中國大陸做生意，美國不要凍結他的資金。美國國務院同意了。
“豬鬃大王”又開始了他的以豬鬃換取戰略物資的貿易，但他擔心美國政府變卦，便把解凍後的全部款項都匯回國內，密而不宣地交給了人民政府。
卻說台灣特務機構見辛苦了這麽些日子，竟未能達到目的，不禁大惱。鄭彥棻召見塗濤聲，說：“那個‘豬鬃大王’，你要給他加加溫，免得他折騰得太歡，惹‘總統’不高興。”
塗濤聲點頭說：“以敝職愚見，把他幹掉算了！”
鄭彥棻未置可否，揮揮手把塗濤聲打發走了——這是默認的表示。
塗濤聲回去後馬上召來兩名特工：“老朱、小儲，你們是廣東人，又在香港待過，地形既熟悉，英語也過得去，現在派你們去香港走一趟，把那個做豬鬃生意的古耕虞給幹掉。注意，手腳利索點，千萬別漏餡！”
朱、儲兩人領命赴港，先去中央黨部第三組設在香港的秘密聯絡站拿了古耕虞的照片及有關資料，呆在旅館裏閉門不出研究了兩天，發現古耕虞平時應酬較多，經常去飯店和商界人物吃飯談生意。根據他們以往的“行動”經驗，這種場合最適宜下手，行刺也容易逃遁脫身。於是，兩人便通知聯絡站注意古耕虞的行蹤，一有晚上的飯局就預先告知，以作準備。
中央黨部第三組香港聯絡站實際上是一家以經營西藥為幌子的特務機構，指揮“第三組”潛伏在香港的一批特工從事特務活動。對古耕虞的“工作”，他們早已在進行，此時不過做得細一些而已。台灣特工其時已用上從美國搞來的竊聽器，他們便冒充電話局線路工人將竊聽安裝在古耕虞所開的公司的電話線路上，日夜進行竊聽，企圖刺探古耕虞的行蹤。
大約過了五六天，台灣特工終於通過竊聽掌握了一個情況：三天後，香港商會將在瑪麗大道上的帝國酒店舉行聯誼會，大約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資本家出席，商會也邀請了古耕虞，古答應屆時赴會。聯誼會的開始時間是晚上七點三十分。
朱、儲兩名殺手接到情報，立刻去帝國酒店周圍察看地形，決定在聯誼會結束時於酒店門口下手行刺豬鬃大王，下手後立即逃離現場，直赴啟德機場，搭乘夜航班機離開香港。
行動方案報到台北“中央黨部”第三組總部，鄭彥棻拍板：可以下手。同時責成香港聯絡站在朱、儲行刺成功後派特務放出風聲，誣陷是大陸方麵下的毒手，原因是古耕虞不想再跟他們做生意。
聯誼會舉行的那天，朱、儲兩人潛至帝國酒店斜對麵的一家咖啡館，先往帝國酒店打電話詢問商會舉辦的聯誼會大約幾時結束，然後要了咖啡、點心，一邊吃一邊等。
將近十一時，聯誼會結束了。與會者從帝國酒店大門裏擁出來，往停車場去。那裏，停著私家車和“的士”。朱、儲兩人已經觀察好進退路線，躲在一輛酒店的運貨汽車後麵。這輛汽車的前麵是通往停車場的一個必經彎道，所有人都必須從他們的眼皮下通過。
大約過去三十多人時，兩個殺手瞅見古耕虞過來了，西裝革履，氣度不凡，邊走邊和旁邊一個胖子悄聲說話。朱某以肘彎輕觸儲某：“是他嗎？”
“是的！”
“下手！”
兩人同時從懷裏拔出手槍，覷得真切，雙槍齊發：“啪！啪！”
這兩顆子彈，分別擊中目標的額頭和胸脯，當場栽倒殞命！
槍響後，現場一片混亂，朱、儲趁機逃遁。當時，香港往台北沒有夜航班機，他們購的是飛往東京的機票。抵達東京後，由於沒有入境簽證，連機場也未出，幾小時後便上了飛往台北的班機。
兩名殺手於次日上午十時許抵達台北桃園機場，一出機場便雇“的士”直奔“第三組”總部，想去邀功領賞。哪知，頂頭上司塗濤聲賞給他們的是一頓劈頭夾腦的臭罵！
原來，朱、儲認錯了目標，被暗殺的是一個毫不相幹的黃姓綢緞商，而古耕虞那天因故未赴會。
台灣特工還想找機會下手，但此事不知怎麽給美國方麵看出了苗頭。他們還要和古耕虞做豬鬃生意，中央情報局便通過台灣協防司令部的情報處長(美軍)向蔣經國發出暗示性警告，於是台灣方麵隻好取消了暗殺“豬鬃大王”的計劃。
1955年，古耕虞自香港調至北京，擔任中國畜產公司總經理，主管擁有55萬職工的企業。1972年古耕虞擔任中國土畜產公司顧問。
1979年1月17日, 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邀請民建和工商聯的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等五位故老。領導人談話, 就改革開放、吸引外資、發揮原工商業者作用等問題向他們征詢意見。由於時間緊迫，古耕虞隻好請兒子和兒媳寫了兩份書麵建議, 在談到如何發揮積極性時, 他提出給資本家摘帽子問題，說"資本家的帽子就如同頭上頂著磨盤走路, 想走也走不快"。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主席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上鄭重地宣布給資本家摘帽子。
古耕虞先後被選舉為第一屆全國政協特邀代表，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土畜產進出口總公司對外貿易部顧問、對外經濟貿易部特邀顧問;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民建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常委;全國工商聯第四屆副主任委員、第六屆名譽副主席。
古耕虞於2000年4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著作有《論國際貿易和經濟建設》《周恩來總理引導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
《塵封檔案》拾遺之192：“豬鬃大王”遇刺案
信筆由墨 (2026-04-10 08:04:33) 評論 (0)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懷著仇視態度，聯合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既不準中國的農副產品出口，也不準他們的工業產品銷往中國，企圖用這種策略將新中國“困死”。
當時的中國，經濟十分落後，以農副業為主。由於帝國主義的封鎖，一些原本出口的農副產品無法出口，造成積壓；與此同時，一些本國當時不能生產而全依賴進口來維持的工業產品、戰略物資卻因不再能進口而十分短缺，影響了國民生活和備戰。中共中央對此非常重視，政治局連續開會專門討論，研究對策。
一九五○年四月中旬，中央五大常委再次開會討論如何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毛澤東主席在會上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看來就像打仗一樣，要靈活機動些。”會議受毛主席這句話的啟發，定下了“曲線貿易”的方針。
所謂“曲線貿易”，就是在境外尋找合適的資本家充當中間商角色，將大陸的農副產品以“再貿易”的形式銷往國外，然後再將國外的工業產品銷回大陸。通過這種形式，可以用本國積壓的農副產品換取急需的工業品和戰略物資。
周恩來總理親自抓這項工作。針對農副產品中豬鬃積壓甚多而國際市場上又缺豬鬃這一狀況，周恩來決定先以豬鬃做文章。周恩來召見有關人員，詢問道：以前有個人稱“豬鬃大王”的古耕虞先生，現在在哪裏？
古耕虞(1905-2000)，譜名古大田，字"耕虞"。四川巴縣(今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知名的愛國企業家，享譽世界的"豬鬃大王"，與"鋼鐵大王"胡子昂、上海機械大王胡厥文、紡織大王榮毅仁、天津水泥大王周叔弢並稱"中國工商界五巨子"。
有關方麵了解後，向周總理報告：古耕虞在香港仍在做豬鬃生意，他在香港和紐約都有公司。
於是，周恩來派人去香港找古耕虞，委托他將大陸的豬鬃推銷到國外，換購工業品。古耕虞是個愛國資本家，熱愛新中國，深明大義，當即表示：周總理的委托，義不容辭，一定辦好！
古耕虞接受周恩來的委托後，對赴美國做生意作了周密的考慮。當時，古耕虞所持有的是“中華民國”發的護照，他在紐約的子公司向美國政府注冊，又是美國的法人，到美國去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豬鬃是從中國大陸運出來的，盡管他確確實實是個買賣人，而且到美國隻是去推銷和采購，不過美國方麵若是從政治上找岔子，那還是找得到的。不過，對此古耕虞並不害怕，因為他在美國人眼中，應當說是“不帶一點紅”——他隻是一個在香港銷豬鬃的商人，他的夫人、子女、兄弟等都在美國或者香港。大陸隻留一個直係親屬——他的母親。為了避免美國方麵找麻煩，古耕虞決定把母親接到香港。
一九五○年六月中旬，古耕虞把母親接到香港後，便動身去了美國。
古耕虞在紐約的公司，是隸屬於香港總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共有九名職員，四名中國人，五名美國人。古耕虞赴美後，這家規模不大的公司生意做得很紅火。他抵達紐約的頭一個星期，就推銷出去了七十萬磅豬鬃，同時在美國采購中國需要的戰略物資如重型卡車輪胎、五金、煙膠等，以易貨方式進行交換。消息傳到北京，周恩來總理聞訊連聲稱好。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爆發了震動全世界的朝鮮戰爭。十月份，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援朝抗擊美國侵略者。盡管中美兩國在朝鮮兵戎相見，但是古耕虞在美國的豬鬃生意照做。這一年，中國豬鬃出口額是空前的，創曆史最高記錄。僅一九五○年八月到十二月，古耕虞的公司就推銷豬鬃八百餘萬磅，價值幾千萬美元。
古耕虞和美國做豬鬃生意，初時未引起台灣方麵的注意。當時台灣在香港的特務活動，以毛人鳳的“保密局”為最甚。“保密局”特工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刺探大陸情報和搞暗殺、爆炸等破壞活動上，對其他方麵未予重視。古耕虞被蔣介石圈上名字，是從蔣氏看了潛伏在美國的“海外工作委員會”的前身——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組的特工發往台北的一份情報以後開始的。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間，紐約一家公司的經理邀請古耕虞到郊外的別墅度周末。當時，美國商務部對外貿易處的處長也在那裏作客。經主人介紹，這位處長知道古耕虞是中國商界赫赫有名的“豬鬃大王”，便向古透露了一個消息，說美國戰略物資局準備買進三百萬磅長豬鬃，問他有沒有辦法從中共手中弄到這批貨。美國處長說這句話的時候，一個披著“華僑商人”外衣的台灣中央黨部第三組特工也在場，作為一名情報特工，自有與眾不同的敏感性，他認為這句話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美國這樣大量購進長豬鬃，是要囤積戰略物資，從而看出美國準備在朝鮮戰場上長期打下去。於是，這個情報特工便向台北發回了這條情報。
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組的情報專家認為這是一條重要情報，便層層上送，一直送到蔣介石的案頭。蔣介石看了情報，隨手在麵前的台曆上寫下了“古耕虞”的名字，當時沒有說什麽，但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後，忽然對秘書吩咐道：“叫鄭彥棻來一趟！”
鄭彥棻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組組長，後來的“海外工作委員會”首任“主任”，他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呆到一九六二年。鄭彥棻接到蔣介石秘書室的電話，當即驅車前往“總統府”。
蔣介石問道：“古耕虞是什麽人？”
古耕虞？鄭彥棻一愣，馬上想起不久前呈送的那條情報，便回答道：“古耕虞是專做豬鬃生意的商人，早在抗戰時商界就稱他‘豬鬃大王’。”
“這個‘豬鬃大王’在幫大陸共黨推銷豬鬃、采購重要戰略物資，這個情況你們第三組是否知道？”
鄭彥棻一聽話音不對，原本是坐著的，馬上站起來，立正道：“報告‘總統’，這件事……”
蔣介石擺擺手：“你不必解釋，我也不想追究。我要你注意的是：古耕虞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私通共黨行為，應當對他采取措施！”
“報告‘總統’，敝職遵命！”
蔣介石也站起來，在寫字台後麵走來走去：“當然，考慮到古耕虞做生意的另一麵是美國，從情報內容看來，美國人對他還有所倚重。因此，事情做得不要過於難看，一般說來，適可而止即行，比如，叫他做不成生意。”
“是！‘總統’高見！”
蔣介石突然加重了語氣：“但是，如果他執迷不悟，則可采取嚴厲措施，直至製裁！”
鄭彥棻銜命而歸，把蔣介石的意思向手下一名科長轉達了道：“此事由你負責，全權處置。記住，關鍵是使古耕虞做不成生意。不過，如果要采取製裁措施，必須經我批準！”
這個科長名叫塗濤聲，中統老特工，對搞“行動”很有一套。他所掌管的這個科有三十六名特工，都是受過專門訓練的，殺人、投毒、爆炸、縱火等“活兒”幹起來得心應手，被特工界稱為第三組的“王牌科”。
塗濤聲受命後，和幾個心腹特工商議如何落實這樁差使。議下來的結果，決定“先禮後兵”，先給古耕虞寄一封恐嚇信，警告他不許和大陸方麵做生意。
一九五○年十二月中旬，古耕虞在香港的公司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這封信是用英文打字機打的，全文如下：
“豬鬃大王”古先生台鑒：
聞汝專為大陸共匪推銷豬鬃、采購戰略物資，此等通匪資匪行徑，實在令人痛恨！現本會特警告汝：應立即懸崖勒馬，否則必有喪命之禍！勿謂言之不予也！
信紙的空白處還畫著一把滴血的匕首。
香港方麵立刻向紐約掛國際長途，向古耕虞報告這一情況。古耕虞鎮定地說：“知道了，不要害怕。”
卻說塗濤聲寄出恐嚇信後，通知在美國的台灣特工注意有無效果。不久，那邊傳來消息說：古耕虞的公司仍在正常做生意，剛把美國戰略物資局所要的三百萬磅中國長鬃運抵美國，換取了卡車輪胎和西藥、手術器械，這些物資已裝上海輪啟運香港。
塗濤聲決定“解決”“豬鬃大王”，因為鄭彥棻有言在先，便去請示。但鄭彥不同意搞“行動”，說：“不到迫不得已的地步，還是不走這一步為好，你再想想辦法吧。”
塗濤聲正盤算如何使“豬鬃大王”做不成生意時，形勢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凍結中國大陸在美國的所有公私資金。
塗濤聲得到這個消息，喜上眉梢：這真是“天助我也”！古耕虞的資金一凍結，看他還怎麽做生意？哈哈，這倒也省得我費心勞神了！
杜魯門總統下凍結令的第三天，古耕虞由紐約返香港。和塗濤聲的估計相反，“豬鬃大王”是懷著樂觀的心情登上回港的飛機的。他已經詳細研究過美國政府經國會批準的凍結法令，認為自己的資金不在凍結範圍之內。他現在隻在香港與紐約兩地有公司，都是在所在國或當地政府注冊的，是法人，他的利益是不容侵犯的。
這次古耕虞回香港，是為了去北京。他既然在替大陸推銷豬鬃，自然要定期去走走。古耕虞在半年前赴美國前，曾經去過北京。當時，周恩來總理曾經宴請他。他還見到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與他作了一次簡短的談話。這次去北京，適逢周恩來出訪。周恩來知道古耕虞要去北京，臨行前特地委托後來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部(一九五二年八月組建)首任部長的葉季壯宴請“豬鬃大王”。杜魯門的凍結令出籠伊始，對中國方麵有一定震動。葉季壯一見古耕虞，就問他在美國的資金會不會凍結。
古耕虞笑道：“我是向美國政府注過冊的公司的法人，在內地又已沒有公司，美國不會凍結我的資金，請放心，生意照做！”
不料，僅僅隔了一天，香港的公司就拍來加急電報，向古耕虞報告：他的在美資金已被美國政府凍結。不但被凍結，而且指定為“特別凍結戶”，非經美國總統批準，不得解凍！
豬鬃大王一怔，忿然道：“這個決定是違反美國法律的，我要跟美國政府打官司！”
古耕虞把想法拍發香港，同時讓香港公司方麵進一步了解情況。哪知，香港的第二封電報傳來了更加不妙的消息：美國方麵作了一項特別規定，不許“特別凍結戶”提出訴訟。
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了，但古耕虞仍舊很樂觀。他還是抱定主意要從法律上解決這個問題，通過法律途徑，來達到“非訴訟解決”的目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古耕虞回到香港，集中全力辦理在美資金的解凍。他所走的第一步，是在紐約、香港兩地聘請很有名氣的律師；第二步，發電報要在他紐約公司供職的美國職員侯第斯出麵辦這件事(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駐華美軍戰略物資局在重慶的主持人)；第三步，把擔任紐約公司董事長的美國人羅海德請出來，由他向美國財政部交涉此事。
古耕虞不知道，台灣中央黨部第三組的特工始終在監視他在紐約公司的一舉一動。台灣特工以兩千五百美金買通一名美國電訊工人，以檢查維修通訊線路為名，在紐約公司的電話線上安裝了竊聽器。這樣，古耕虞以及他的香港公司和紐約方麵的每一次通話，都被台灣特工竊聽和錄音，然後整理成情報發往台北。負責這項行動的塗濤聲原以為此事已經定局，古耕虞被列為“特別凍結戶”，朝鮮戰爭打得正熱鬧，在戰爭結束前估計是不可能獲得解凍的。等到一份份情報從紐約發來，塗濤聲才知道事情似乎不那麽樂觀。“豬鬃大王”經過努力，美國政府會不會作出讓步？對此，塗濤聲不清楚。他對美國製造的手槍、毒藥及一些特工器材了如指掌，運用自如，但對美國的法律卻毫不知曉。於是，塗濤聲去請教特務機構的涉外法律專家。
專家告訴他：根據美國法律看來，古耕虞如果在中國大陸沒有資產，而僅在香港、紐約有資產，那麽是不應當將他的在美資金凍結的。但是，現在美國政府已將古耕虞列為“特別凍結戶”，並且規定“特別凍結戶”不能提出訴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政府的具體承辦此事的官員不予通融，則解凍無望。
塗濤聲通過谘詢，大受啟發：要使古耕虞的資金一直凍結下去，關鍵在於具體承辦的美國官員手裏。隻要向那位官員“做做工作”，“豬鬃大王”就無戲可唱了！
塗濤聲請示鄭彥棻後，以鄭的名義向紐約的台灣特工發出指令：迅速查明美國政府對古耕虞所作交涉的反應。
不久，從紐約發來一份緊急情報：美國國務院授權駐香港總領事館作為代表，受理古耕虞要求“複議”的申請。
塗濤聲聞之一喜：“在香港做事，比美國方便。先了解一下美國駐港總領事諾克斯先生的有關情況。”
塗濤聲當即起草了一份報告，要求鄭彥棻指派本部情報部門火速調查諾克斯的情況，以便“對症下藥”，予以籠絡。
鄭彥看了報告，當場批轉情報部門辦理。
一星期後，中央黨部第三組的情報特工便將從香港、華盛頓兩地秘密收集而得的情報送到了塗濤聲的辦公室。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諾克斯的情況如下：紐約市人氏，現年五十一歲，其父是一名專門從事對華貿易的商人，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在中國上海、南京、合肥、漢口開設數家公司，總公司本部設於上海。諾克斯十八歲隨父親、母親來華，在上海待了七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所以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算得上一個“中國通”。諾克斯在二十世紀中葉回美國後，又考取了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直至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轉而投身政治活動，在美國外交部任東方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後來杜魯門當選總統後，由於和杜魯門私交很好，由總統提名出任駐港總領事。諾克斯個人生活嚴謹、刻板，無不良嗜好，但對中國古玩有一種特殊的興趣，據說藏有中國自戰國至清朝的曆代古玩上百件，其中不乏精品。
塗濤聲仔細研究了這份情報，想出了一個主意：投其所好，以古玩賄賂諾克斯，讓他在處理古耕虞的資金解凍問題上暗中作梗。
塗濤聲派人去向台灣故宮博物館索取古玩，被彈了回來：要取古玩必須憑“總統”的手諭！
塗濤聲撞了一鼻子灰，又不敢真的向鄭彥棻報告要求蔣介石批準動用故宮博物院的古玩，但這個問題總是要解決的，於是打算去台北的古玩鋪子去購買。五十年代初，台灣島的古玩市場交易活躍，貨色特多，價格也相對來說較為便宜。但是，即使在這時候，一件可以拿得出手的古玩的價錢也在一萬美金以上。塗濤聲被這個數字嚇住了——他上哪裏去弄這筆巨款？
正當塗濤聲犯難時，一個部下給他出了個主意：有個日本商人收藏有幾件古玩。據說還不錯，這人卷進了“二?二八事件”，被警方監視居住。他極想攜家小回國，一連申請了九次都未批準，聽說正打聽買通警察局的路子。此事對於“中央黨部”第三組來說，易如反掌，不如幫那日本人辦了，換取他的一件古董。塗濤聲聽了，連連點頭，決定照辦。
塗濤聲去了趟台北市警察局，找了主管此事的一位處長，佯稱“中央黨部”第三組對河田正雄(那個日本商人)準備“委以特用”，所以希望準予他回國。警方知道第三科是專做海外工作的，自是深信不疑，當場應允。
塗濤聲於是派人去找河田正雄談這筆交易。那個日本人倒也幹脆，一口答應捐獻他的藏品中最珍貴的一件——隋朝展子虔的《遊春圖》，條件是允許他在七十二小時後即能離台赴日。塗濤聲於是通知台北市警察局發給他離境證明書，然後去河田正雄處取走了《遊春圖》。
塗濤聲畢竟是吃了多年特工飯的，頭腦活絡，他拿到《遊春圖》後不忙出手，而是先請專家來鑒定真假。請來的專家姓榮，人稱“榮老板”。榮老板並非考古學家，也不是教授學者，但他祖上七代皆是開古玩鋪的，他本人也曾在北京經營過三家古玩鋪子。祖傳下來和自己鑽研積累的古董知識，使他在古玩界名聲甚響，是當年“中國古玩同業商會”的七人鑒定委員會成員之一，他所作的鑒定具有權威價值。
榮老板初時不知鑒定《遊春圖》，照他事後的說法，叫做“若知道是看《遊春圖》，我也不來了”。為什麽呢？因為榮老板斷定這幅畫是膺品。他一打開河田正雄的《遊春圖》，馬上合攏，往旁邊一扔：“假貨！看什麽？”
塗濤聲問：“你憑什麽說這幅畫是假的？”
榮老板便說出了一番情由——隋朝展子虔的《遊春圖》的藝術價值之高，在世界上是可與凡高的《鳶尾花》、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相媲美的。這幅創作於一千二百餘年前的藝術精品，為曆代皇朝的宮藏之物，直至清廷滅亡，方才失落民間。一九四六年，《遊春圖》出現在長春市的一家古玩店裏，後被北京琉璃廠一家古玩店老板穆蹯忱發現，僅以數千元銀洋就買了下來。穆蹯忱找到北京琉璃廠的玉池山房經理馬霽川合議，準備將此畫轉手洋人，以獲巨額之利。
這個消息被曾任中國鹽業銀行董事兼管理處總稽核的中國古代字畫鑒賞家、收藏家張伯駒所獲，立即當麵警告馬霽川不準將《遊春圖》賣給外國人。馬霽川理虧，願以八十條黃金的價格出讓給國內買主。張伯駒去找當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叔平，想說服馬拍板購進，歸國家所有。可是故宮博物院的經費少得可憐，沒有力量購買。張伯駒無奈之下，決定自己斥資購下《遊春圖》。張伯駒請琉璃廠“墨寶齋”掌櫃馬保山、“崇古齋”老板李卓卿出麵疏通，使馬霽川、穆蹯忱同意以二十條金子將《遊春圖》賣給張伯駒，但要港條(港條成色好)。
張伯駒賣掉了自己居住的宅邸和太太的所有首飾，終於湊齊了二百兩黃金，購下了《遊春圖》。之後，國民政府秘書長張群曾出價五百兩黃金收購《遊春圖》，遭到拒絕。所以，《遊春圖》的真跡應在中國大陸(按：一九五二年，張伯駒將展子虔的《遊春圖》、唐伯虎的《三美圖》以及清代幾幅名家山水畫獻給國家，皆由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塗濤聲聽榮老板如此這般一說，哪有不信之理？頓時大怒，當即通知警察局將河田正雄逮捕，然後派特務過去“審訊”。河田正雄免不了吃一番皮肉之苦，原先談的交易自然不算數了，最後向中央黨部第三科“捐獻”了幾件古玩，又交了一筆罰金，才換了個“取保候審”。
塗濤聲又請榮老板鑒定，這回是真貨，但都不是稀珍之物，不過若送進古玩鋪子，是能換上不少於五位數的美金的。塗濤聲認為送給諾克斯也可以了，便讓人打點裝箱，準備送往香港。
禮物準備好了，還得物色一個合適的人出麵去送給諾克斯。這個人必須是諾克斯的朋友，否則，對方決不肯收這份禮物的。這一點，當然是難不到特務機構的，稍稍一查，就找到了一位姓劉的教授，此人當年是諾克斯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的同班同學，後來也時有書信來往。塗濤聲把劉教授請來，一番軟硬兼施，迫使對方答應去香港走一趟。
諾克斯原本就反對共產主義學說，身為美國政府的官員又“順理成章”地要執行美國當時的反華政策，又收受了台灣方麵的賄賂，自然要堅決地維護美國政府凍結古耕虞資金的決定。他很會耍手腕，自己不出麵，讓駐港領事館的下屬官員出麵，一次次地和古耕虞及古所聘請的律師打交道，態度堅決地拒絕古耕虞關於“解凍”的申請。諾克斯的如意算盤是想以此磨掉古耕虞的銳氣，讓“豬鬃大王”知難而退，自己罷休。
哪知古耕虞並不是那麽好對付的，他在多次碰壁以後，毅然致函諾克斯，指出如果再不作實質性的接觸，他將直接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申議，提請諾克斯考慮後果。諾克斯無奈之下，隻得約見古耕虞，進行實質性的接觸。
諾克斯向古耕虞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把在中國內地的公司賣給中共，作價極低，我們估計隻有實際價值的二三成。而且拿到手的不是現錢，是公債。現在我請你回答，你這樣做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
這是一個布滿陷阱的問題，不論怎樣回答，都會陷入阱內：若承認是自願的，那就是同情中共；若承認是被迫的，則會被認定在美資金一旦解凍而繼續同中共做生意時，也有可能會“被迫”將資金買公債。
總之，無論怎樣回答，資金都不能解凍。
諾克斯自以為聰明，但卻難不倒“豬鬃大王”。古耕虞見多識廣，事先又專門和律師討論過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及如何回答，當下馬上嚴肅地說：“總領事先生，你向我提這個問題，是違背美國法律的。我的公司在美國注冊，我是一個法人，我有權拒絕回答你的問題，也拒絕宣誓。”
總領事沒料到古耕虞會這樣回答，顯然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不禁為之默然。他沉思了一會，突然改口問：“你是哪一年來香港的？”
“1948年。”“你的親屬在哪裏？”“一個兄弟在美國，大兒子和大女兒在美國讀書，兩個兒子和我母親在香港。至於我和我的夫人，有時在香港，有時在美國。”
“沒有其他親屬在大陸嗎？”
“一個也沒有。”
“這兩年你去過大陸嗎？”
“沒有。”古耕虞當時回大陸都是極端秘密的，為了避免台灣特務的監視，走的路線也是經過選擇的，通常繞道澳門。
諾克斯總領事問到這裏，知道沒有文章可做了，不無失望地長歎了一口氣，從旁邊的書記員那裏取過記錄，看了一遍，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遞給古耕虞：“請古先生讀一遍，如果確認記錄無誤，簽上你的姓名。”
古耕虞仔細看了兩遍，然後簽名。當他把記錄送回過去時，臉上露出了微笑——根據美國法律規定，當雙方當事人簽名後，這份記錄便已經成為一份不可更改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諾克斯總領事再狡滑也無法做手腳了。
果然，三個星期後，美國國務院授權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通知古耕虞：美國財政部已經批準，他的公司在美資金可以解凍；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必須把中國豬鬃優先賣給美國政府，除非美國政府不要，才能賣給別的國家。如果古耕虞同意，可以到華盛頓簽字。
古耕虞接到通知，大喜，對夫人說：“這個條件，對我來說真是求之不得，正中下懷。我的任務正是要賣豬鬃給美國。”
古耕虞當即去華盛頓。簽字前，古耕虞提出他和中國大陸做生意，美國不要凍結他的資金。美國國務院同意了。
“豬鬃大王”又開始了他的以豬鬃換取戰略物資的貿易，但他擔心美國政府變卦，便把解凍後的全部款項都匯回國內，密而不宣地交給了人民政府。
卻說台灣特務機構見辛苦了這麽些日子，竟未能達到目的，不禁大惱。鄭彥棻召見塗濤聲，說：“那個‘豬鬃大王’，你要給他加加溫，免得他折騰得太歡，惹‘總統’不高興。”
塗濤聲點頭說：“以敝職愚見，把他幹掉算了！”
鄭彥棻未置可否，揮揮手把塗濤聲打發走了——這是默認的表示。
塗濤聲回去後馬上召來兩名特工：“老朱、小儲，你們是廣東人，又在香港待過，地形既熟悉，英語也過得去，現在派你們去香港走一趟，把那個做豬鬃生意的古耕虞給幹掉。注意，手腳利索點，千萬別漏餡！”
朱、儲兩人領命赴港，先去中央黨部第三組設在香港的秘密聯絡站拿了古耕虞的照片及有關資料，呆在旅館裏閉門不出研究了兩天，發現古耕虞平時應酬較多，經常去飯店和商界人物吃飯談生意。根據他們以往的“行動”經驗，這種場合最適宜下手，行刺也容易逃遁脫身。於是，兩人便通知聯絡站注意古耕虞的行蹤，一有晚上的飯局就預先告知，以作準備。
中央黨部第三組香港聯絡站實際上是一家以經營西藥為幌子的特務機構，指揮“第三組”潛伏在香港的一批特工從事特務活動。對古耕虞的“工作”，他們早已在進行，此時不過做得細一些而已。台灣特工其時已用上從美國搞來的竊聽器，他們便冒充電話局線路工人將竊聽安裝在古耕虞所開的公司的電話線路上，日夜進行竊聽，企圖刺探古耕虞的行蹤。
大約過了五六天，台灣特工終於通過竊聽掌握了一個情況：三天後，香港商會將在瑪麗大道上的帝國酒店舉行聯誼會，大約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資本家出席，商會也邀請了古耕虞，古答應屆時赴會。聯誼會的開始時間是晚上七點三十分。
朱、儲兩名殺手接到情報，立刻去帝國酒店周圍察看地形，決定在聯誼會結束時於酒店門口下手行刺豬鬃大王，下手後立即逃離現場，直赴啟德機場，搭乘夜航班機離開香港。
行動方案報到台北“中央黨部”第三組總部，鄭彥棻拍板：可以下手。同時責成香港聯絡站在朱、儲行刺成功後派特務放出風聲，誣陷是大陸方麵下的毒手，原因是古耕虞不想再跟他們做生意。
聯誼會舉行的那天，朱、儲兩人潛至帝國酒店斜對麵的一家咖啡館，先往帝國酒店打電話詢問商會舉辦的聯誼會大約幾時結束，然後要了咖啡、點心，一邊吃一邊等。
將近十一時，聯誼會結束了。與會者從帝國酒店大門裏擁出來，往停車場去。那裏，停著私家車和“的士”。朱、儲兩人已經觀察好進退路線，躲在一輛酒店的運貨汽車後麵。這輛汽車的前麵是通往停車場的一個必經彎道，所有人都必須從他們的眼皮下通過。
大約過去三十多人時，兩個殺手瞅見古耕虞過來了，西裝革履，氣度不凡，邊走邊和旁邊一個胖子悄聲說話。朱某以肘彎輕觸儲某：“是他嗎？”
“是的！”
“下手！”
兩人同時從懷裏拔出手槍，覷得真切，雙槍齊發：“啪！啪！”
這兩顆子彈，分別擊中目標的額頭和胸脯，當場栽倒殞命！
槍響後，現場一片混亂，朱、儲趁機逃遁。當時，香港往台北沒有夜航班機，他們購的是飛往東京的機票。抵達東京後，由於沒有入境簽證，連機場也未出，幾小時後便上了飛往台北的班機。
兩名殺手於次日上午十時許抵達台北桃園機場，一出機場便雇“的士”直奔“第三組”總部，想去邀功領賞。哪知，頂頭上司塗濤聲賞給他們的是一頓劈頭夾腦的臭罵！
原來，朱、儲認錯了目標，被暗殺的是一個毫不相幹的黃姓綢緞商，而古耕虞那天因故未赴會。
台灣特工還想找機會下手，但此事不知怎麽給美國方麵看出了苗頭。他們還要和古耕虞做豬鬃生意，中央情報局便通過台灣協防司令部的情報處長(美軍)向蔣經國發出暗示性警告，於是台灣方麵隻好取消了暗殺“豬鬃大王”的計劃。
1955年，古耕虞自香港調至北京，擔任中國畜產公司總經理，主管擁有55萬職工的企業。1972年古耕虞擔任中國土畜產公司顧問。
1979年1月17日, 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邀請民建和工商聯的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等五位故老。領導人談話, 就改革開放、吸引外資、發揮原工商業者作用等問題向他們征詢意見。由於時間緊迫，古耕虞隻好請兒子和兒媳寫了兩份書麵建議, 在談到如何發揮積極性時, 他提出給資本家摘帽子問題，說"資本家的帽子就如同頭上頂著磨盤走路, 想走也走不快"。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主席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上鄭重地宣布給資本家摘帽子。
古耕虞先後被選舉為第一屆全國政協特邀代表，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土畜產進出口總公司對外貿易部顧問、對外經濟貿易部特邀顧問;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民建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常委;全國工商聯第四屆副主任委員、第六屆名譽副主席。
古耕虞於2000年4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著作有《論國際貿易和經濟建設》《周恩來總理引導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