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劍雲談孫祿堂從中央國術研究館辭職的理由時說：“先父從上海到南京不久，因與張之江的教學思想不合，加之館內派係矛盾重重，就提出辭職。李烈鈞、鈕永建和李景林極力勸先父留下，但先父去意已決。李烈鈞和鈕永建對先父的國術思想非常讚同，因此他們商量成立江蘇省國術館，請先父去主持教務，先父也表示同意，這樣中央國術館才同意先父辭職。”陳微明《孫祿堂先生傳》（1934）中則解釋說：“以忌之者眾，不合辭去。”
http://www.sunlutang.com/?p=529
比如，高振東的外孫邢誌良在《塵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記武當門長高振東）》一文中則提出另一種主張：“民國十七年（1928年）六月的一天孫祿堂師伯的兒子孫存周和弟子李玉林忽然從南京來上海找我，手裏拿著孫先生的信。叫我到南京說有事情商量……信的內容大概是：‘王子平要和孫先生比武，請你速來南京商議此事’……第一科王子平是外家門長（少林），孫先生是內家門長（武當），兩個門長的地位一樣，工資也一樣，前些日子孫先生出版了形意拳譜，子平見了就說：‘你們內家拳說的那麽懸乎，我們比試比試吧，要不我和孫先生較量較量’，館內的一些人也趁機煽動起來，如果叫你師伯和他比，我考慮你師伯年近花甲，不太適合，子平四十多歲，正在壯年，所以把你請來代替你師伯和他比武……孫先生看出我的心思說：‘振東，以你的功力一定會戰勝他的’。在二位的勸說下我隻好應下此事。師伯後來就回了上海。……我隨子平來到了大客廳，到了客廳我看到客廳裏的人很多，大家起來給我讓座，我謝了大家，然後起身向大家說明了我的來意：‘我是代理我師伯工作的，不是來比武的，既然子平要試試手，我得先說明，我們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子平先生要是傷了我，那是我經師不到，學藝不高，不會惱恨子平先生。萬一我傷了子平先生，可不許行短見（暗地傷人），在座的如果哪位不服，咱們在大家麵前較量，不許暗箭傷人’，大家都讚成我的說法。這時我問子平怎麽比？王擺了個劈拳式向我進招，我用掌勾卦封閉，王無招架之功，被我打中一拳退至牆下，於是王急忙揮手示意停止，我正要罷手，待我轉身時，王突然過來追打，我回身一掌，將王的衣服豁開一個大口子，李督辦（李景林）見事不好，上來勸解。子平知道藝不能敵，合手認輸。……後來，子平去了上海。事後我就急於想返回上海，經過幾此申請，張之江就是不同意，並且說：‘子平去了上海，你再走我的國術館怎麽辦？’。”童旭東聲稱：“高振東先生是1928年6月份來到南京的，但是比武是在1928年8月以後才發生。最為關鍵的是1928年5月下旬孫祿堂先生就已經辭去中央國術研究館教務主任及武當門門長的職務，並於1928年7月1日孫祿堂先生已受聘到江蘇國術館任教務主任了。”可是，很遺憾這裏卻都沒交代孫祿堂去上海幹啥去了？
針對孫劍雲及相關支持者關於“孫祿堂因與張之江武學思想不合及派係鬥爭而辭職”的主張，我們可以從曆史邏輯、組織架構、文獻互證以及張之江的辦館理念四個維度進行批駁。
這種觀點雖然試圖維護孫祿堂的“宗師形象”，但實際上經不起對民國武術史實和常理的推敲。
首先就是邏輯錯位。孫劍雲將“學術差異”等同於“辭職理由”。
孫劍雲的該主張認為孫祿堂主張“拳與道合”，而張之江主張“軍事實用”，因此產生分歧。這種說法在邏輯上極其牽強。她忘記了孫祿堂和張之江二人身份對位不符：張之江當時是中央國術館的創始人、理事長，是政界軍事將領。他聘請孫祿堂擔任的是教務處長（最初職銜）。作為領導者，張之江提出宏觀的“強種強國”目標，作為教務長，孫祿堂應負責具體的課程落實。在任何組織中，願景（宏觀）與手段（具體）的差異是常態，不足以導致一位武林領袖在不到一個月內“憤而辭職”。
從張之江的性格來看，他是一位典型的軍人實幹家，做事雷厲風行，甚至帶有一定的強製性。而孫祿堂是深邃的武學思想家，追求的是“拳與道合”。兩者的矛盾點往往不在於私人恩怨，而在於：張之江傾向於行政主導，而武術大師們傾向於學術主導。孫祿堂可能更習慣於保持武學的純粹性與獨立性，而不願卷入複雜的行政編製與資源分配中。
1928年是中央國術館初期最激烈的變革時期。張之江最初設立“少林門”和“武當門”，本意是涵蓋天下武學，但很快演變為門派意氣之爭（如馬英圖與王子平的衝突）。對此，張之江采取了典型的軍人手段——“撤門建處”。他取消了門派名稱，設立教務處，下設第一、二、三教研室。而對於孫祿堂這樣的武學體係（孫氏太極、形意、八卦）有著嚴密邏輯傳承的名師來說，這種“打碎門派標簽、統一行政管理”的做法，在學術嚴謹性上往往難以調和。
其次是時間線與角色的硬傷，關於“高振東代戰”的辯解。
孫劍雲、童旭東主張稱孫祿堂在請高振東來之前已辭職，因此高振東不是代孫祿堂比武。這一論點試圖剝離孫祿堂與當時館內武鬥的關係，但卻忽視了以下史實：如果孫祿堂已經“去意已決”且“思想不合”，他為何還要引薦自己的門人或後輩（高振東）進入這個“派係林立、思想不合”的火坑？而且，結合高振東的真實表現：史料記載，高振東入館後確實參與了與王子平等人的較量。如果高振東僅僅是作為普通的形意拳教師接替者，他完全沒必要一入館就卷入最高層的尊嚴之戰。高振東的到來，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孫祿堂在館內麵臨的實際技術挑戰（即應對王子平等人的強勢挑戰）。這是合理的推論。
再次，孫劍雲對“派係矛盾”主張的過度推諉。
孫劍雲主張將原因歸結為“教師文化水平低”、“不配合”、“忌之者眾”。這種說法帶有明顯的偏見。抹黑其他武術家：當時中央國術館聚集了李景林、王子平、馬英圖、萬籟聲等頂級高手。說這些宗師級人物“文化水平不高、不能理解孫的思想”是一種傲慢的托辭。回避技術核心：武林中人，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國術館，解決分歧的最直接手段就是“試手”。孫派後人強調孫“武功絕倫”卻又說他因“別人工作不配合”而辭職，這在講究“以武服人”的國術館初期是非常軟弱的辯解。
而且，孫劍雲也忽略了“江蘇省國術館”的實質。
該主張提到李烈鈞、鈕永建請孫去主持江蘇省國術館。中央國術館是國家級機構，江蘇省館是地方級。孫祿堂從中央館處長轉任地方館，若非在中央館遭遇了無法挽回的信譽危機或技術尷尬（如無法平息館內各門派對其實戰能力的公開質疑），作為一代宗師，斷無在尚未開展工作（不到一個月）時就降級調任的道理。其實江蘇省館的成立，實際上是給孫祿堂一個“避風港”和“台階”。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孫祿堂辭職的真實邏輯應是“實戰壓力”而非“思想分歧”。
所謂“思想不合”，也就是思想分歧的“雅稱”。通常是民國時期文人武人為掩蓋尷尬處境而使用的體麵說辭。孫祿堂當時年事已高（近七十歲），而王子平等正值壯年且力量驚人。在“國術館教師要通過比武定級”的硬性規章下，孫祿堂作為教務首腦，麵臨著必須出場示範或迎戰的巨大壓力和逃避挑戰的嫌疑。高振東的到來並非簡單的教師接替，而是孫派勢力在實戰層麵的“救火員”。孫劍雲的主張是一種典型的“為長者諱”的敘事。她將一場關於武術實戰地位與技術威信的衝突，美化成了學術誌趣不同的清高離職。這掩蓋了中央國術館初期門派劇烈碰撞、優勝劣汰的殘酷真相。
當然，後來由於上海灘青紅幫三大惡霸之一張嘯林的撐腰，孫祿堂在上海穩穩地占據了武林江湖。以至於在1928年第一屆國考後對評判委員會工作的總結時，張之江不得不公開表示：有孫祿堂這樣的大師坐鎮評判席，是“國考公正性與學術權威性的保證”。
在現存的張之江晚年口述資料、回憶錄以及中央國術館相關的史料文獻中，張之江對孫祿堂的評價呈現出一種“行政上雖有分歧，人格與學術上極度尊崇”的基調。
張之江在談及央館初創時期的選才標準時，多次提到邀請孫祿堂的初衷。他認為孫祿堂不僅是武術家，更是“武學哲人”。張之江晚年回憶中，認為孫祿堂的著作（如《太極拳學》、《拳意述真》）是國術科學化的重要基石。這在軍人出身、等級森嚴的張之江身上是極少見的禮遇。張之江坦言，由於當時館內少林、武當兩門因門戶之見產生糾紛（即所謂的“兩門鬥法”），他采取了強力合並的行政手段。他認為這種紛亂環境“褻瀆了孫先生的清修”，對其未能留在館內主持大局深感遺憾。張之江曾提到，孫祿堂辭職赴江蘇省國術館，是不願卷入中央國術館成立初期的政治旋渦與人事紛爭的結果，顯然是暗示當時門派之爭的激烈程度。
此文是我的專著《王薌齋和孫祿堂恩怨錄》第九篇。
《孫祿堂從中央國術館辭職理由的再審查》
京都靜源 (2026-03-30 18:59:36) 評論 (0)孫劍雲談孫祿堂從中央國術研究館辭職的理由時說：“先父從上海到南京不久，因與張之江的教學思想不合，加之館內派係矛盾重重，就提出辭職。李烈鈞、鈕永建和李景林極力勸先父留下，但先父去意已決。李烈鈞和鈕永建對先父的國術思想非常讚同，因此他們商量成立江蘇省國術館，請先父去主持教務，先父也表示同意，這樣中央國術館才同意先父辭職。”陳微明《孫祿堂先生傳》（1934）中則解釋說：“以忌之者眾，不合辭去。”
http://www.sunlutang.com/?p=529
比如，高振東的外孫邢誌良在《塵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記武當門長高振東）》一文中則提出另一種主張：“民國十七年（1928年）六月的一天孫祿堂師伯的兒子孫存周和弟子李玉林忽然從南京來上海找我，手裏拿著孫先生的信。叫我到南京說有事情商量……信的內容大概是：‘王子平要和孫先生比武，請你速來南京商議此事’……第一科王子平是外家門長（少林），孫先生是內家門長（武當），兩個門長的地位一樣，工資也一樣，前些日子孫先生出版了形意拳譜，子平見了就說：‘你們內家拳說的那麽懸乎，我們比試比試吧，要不我和孫先生較量較量’，館內的一些人也趁機煽動起來，如果叫你師伯和他比，我考慮你師伯年近花甲，不太適合，子平四十多歲，正在壯年，所以把你請來代替你師伯和他比武……孫先生看出我的心思說：‘振東，以你的功力一定會戰勝他的’。在二位的勸說下我隻好應下此事。師伯後來就回了上海。……我隨子平來到了大客廳，到了客廳我看到客廳裏的人很多，大家起來給我讓座，我謝了大家，然後起身向大家說明了我的來意：‘我是代理我師伯工作的，不是來比武的，既然子平要試試手，我得先說明，我們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子平先生要是傷了我，那是我經師不到，學藝不高，不會惱恨子平先生。萬一我傷了子平先生，可不許行短見（暗地傷人），在座的如果哪位不服，咱們在大家麵前較量，不許暗箭傷人’，大家都讚成我的說法。這時我問子平怎麽比？王擺了個劈拳式向我進招，我用掌勾卦封閉，王無招架之功，被我打中一拳退至牆下，於是王急忙揮手示意停止，我正要罷手，待我轉身時，王突然過來追打，我回身一掌，將王的衣服豁開一個大口子，李督辦（李景林）見事不好，上來勸解。子平知道藝不能敵，合手認輸。……後來，子平去了上海。事後我就急於想返回上海，經過幾此申請，張之江就是不同意，並且說：‘子平去了上海，你再走我的國術館怎麽辦？’。”童旭東聲稱：“高振東先生是1928年6月份來到南京的，但是比武是在1928年8月以後才發生。最為關鍵的是1928年5月下旬孫祿堂先生就已經辭去中央國術研究館教務主任及武當門門長的職務，並於1928年7月1日孫祿堂先生已受聘到江蘇國術館任教務主任了。”可是，很遺憾這裏卻都沒交代孫祿堂去上海幹啥去了？
針對孫劍雲及相關支持者關於“孫祿堂因與張之江武學思想不合及派係鬥爭而辭職”的主張，我們可以從曆史邏輯、組織架構、文獻互證以及張之江的辦館理念四個維度進行批駁。
這種觀點雖然試圖維護孫祿堂的“宗師形象”，但實際上經不起對民國武術史實和常理的推敲。
首先就是邏輯錯位。孫劍雲將“學術差異”等同於“辭職理由”。
孫劍雲的該主張認為孫祿堂主張“拳與道合”，而張之江主張“軍事實用”，因此產生分歧。這種說法在邏輯上極其牽強。她忘記了孫祿堂和張之江二人身份對位不符：張之江當時是中央國術館的創始人、理事長，是政界軍事將領。他聘請孫祿堂擔任的是教務處長（最初職銜）。作為領導者，張之江提出宏觀的“強種強國”目標，作為教務長，孫祿堂應負責具體的課程落實。在任何組織中，願景（宏觀）與手段（具體）的差異是常態，不足以導致一位武林領袖在不到一個月內“憤而辭職”。
從張之江的性格來看，他是一位典型的軍人實幹家，做事雷厲風行，甚至帶有一定的強製性。而孫祿堂是深邃的武學思想家，追求的是“拳與道合”。兩者的矛盾點往往不在於私人恩怨，而在於：張之江傾向於行政主導，而武術大師們傾向於學術主導。孫祿堂可能更習慣於保持武學的純粹性與獨立性，而不願卷入複雜的行政編製與資源分配中。
1928年是中央國術館初期最激烈的變革時期。張之江最初設立“少林門”和“武當門”，本意是涵蓋天下武學，但很快演變為門派意氣之爭（如馬英圖與王子平的衝突）。對此，張之江采取了典型的軍人手段——“撤門建處”。他取消了門派名稱，設立教務處，下設第一、二、三教研室。而對於孫祿堂這樣的武學體係（孫氏太極、形意、八卦）有著嚴密邏輯傳承的名師來說，這種“打碎門派標簽、統一行政管理”的做法，在學術嚴謹性上往往難以調和。
其次是時間線與角色的硬傷，關於“高振東代戰”的辯解。
孫劍雲、童旭東主張稱孫祿堂在請高振東來之前已辭職，因此高振東不是代孫祿堂比武。這一論點試圖剝離孫祿堂與當時館內武鬥的關係，但卻忽視了以下史實：如果孫祿堂已經“去意已決”且“思想不合”，他為何還要引薦自己的門人或後輩（高振東）進入這個“派係林立、思想不合”的火坑？而且，結合高振東的真實表現：史料記載，高振東入館後確實參與了與王子平等人的較量。如果高振東僅僅是作為普通的形意拳教師接替者，他完全沒必要一入館就卷入最高層的尊嚴之戰。高振東的到來，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孫祿堂在館內麵臨的實際技術挑戰（即應對王子平等人的強勢挑戰）。這是合理的推論。
再次，孫劍雲對“派係矛盾”主張的過度推諉。
孫劍雲主張將原因歸結為“教師文化水平低”、“不配合”、“忌之者眾”。這種說法帶有明顯的偏見。抹黑其他武術家：當時中央國術館聚集了李景林、王子平、馬英圖、萬籟聲等頂級高手。說這些宗師級人物“文化水平不高、不能理解孫的思想”是一種傲慢的托辭。回避技術核心：武林中人，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國術館，解決分歧的最直接手段就是“試手”。孫派後人強調孫“武功絕倫”卻又說他因“別人工作不配合”而辭職，這在講究“以武服人”的國術館初期是非常軟弱的辯解。
而且，孫劍雲也忽略了“江蘇省國術館”的實質。
該主張提到李烈鈞、鈕永建請孫去主持江蘇省國術館。中央國術館是國家級機構，江蘇省館是地方級。孫祿堂從中央館處長轉任地方館，若非在中央館遭遇了無法挽回的信譽危機或技術尷尬（如無法平息館內各門派對其實戰能力的公開質疑），作為一代宗師，斷無在尚未開展工作（不到一個月）時就降級調任的道理。其實江蘇省館的成立，實際上是給孫祿堂一個“避風港”和“台階”。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孫祿堂辭職的真實邏輯應是“實戰壓力”而非“思想分歧”。
所謂“思想不合”，也就是思想分歧的“雅稱”。通常是民國時期文人武人為掩蓋尷尬處境而使用的體麵說辭。孫祿堂當時年事已高（近七十歲），而王子平等正值壯年且力量驚人。在“國術館教師要通過比武定級”的硬性規章下，孫祿堂作為教務首腦，麵臨著必須出場示範或迎戰的巨大壓力和逃避挑戰的嫌疑。高振東的到來並非簡單的教師接替，而是孫派勢力在實戰層麵的“救火員”。孫劍雲的主張是一種典型的“為長者諱”的敘事。她將一場關於武術實戰地位與技術威信的衝突，美化成了學術誌趣不同的清高離職。這掩蓋了中央國術館初期門派劇烈碰撞、優勝劣汰的殘酷真相。
當然，後來由於上海灘青紅幫三大惡霸之一張嘯林的撐腰，孫祿堂在上海穩穩地占據了武林江湖。以至於在1928年第一屆國考後對評判委員會工作的總結時，張之江不得不公開表示：有孫祿堂這樣的大師坐鎮評判席，是“國考公正性與學術權威性的保證”。
在現存的張之江晚年口述資料、回憶錄以及中央國術館相關的史料文獻中，張之江對孫祿堂的評價呈現出一種“行政上雖有分歧，人格與學術上極度尊崇”的基調。
張之江在談及央館初創時期的選才標準時，多次提到邀請孫祿堂的初衷。他認為孫祿堂不僅是武術家，更是“武學哲人”。張之江晚年回憶中，認為孫祿堂的著作（如《太極拳學》、《拳意述真》）是國術科學化的重要基石。這在軍人出身、等級森嚴的張之江身上是極少見的禮遇。張之江坦言，由於當時館內少林、武當兩門因門戶之見產生糾紛（即所謂的“兩門鬥法”），他采取了強力合並的行政手段。他認為這種紛亂環境“褻瀆了孫先生的清修”，對其未能留在館內主持大局深感遺憾。張之江曾提到，孫祿堂辭職赴江蘇省國術館，是不願卷入中央國術館成立初期的政治旋渦與人事紛爭的結果，顯然是暗示當時門派之爭的激烈程度。
此文是我的專著《王薌齋和孫祿堂恩怨錄》第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