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考古發掘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先後出土了約十五萬片甲骨。盡管出土的甲骨大都刻有文字，但如何識別和“破解”這些文字，還需要專家們的努力。這就像法軍士兵在1799 年的埃及發現了羅塞塔石碑，上麵刻有三種文字，但當時無人認識。直到1822年由法國學者商博良全部破解，人類才首次讀懂古埃及銘文和紙草，由此建立了古埃及曆史與文明學。甲骨文的情況也一樣，在當時的學界，以下四位專家對“破解“甲骨文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羅振玉先生（1866—1940），字叔言，號雪堂。自1906 年起係統搜集甲骨，前後共購藏甲骨三萬餘片。 羅先生對此加以係統收藏與著錄，並於1910 年出版《殷商貞卜文字考》，考釋了 485 字，將卜辭人名與《史記?殷本紀》商王名對應， 證明卜辭為殷王室檔案。這是甲骨學的第一部係統專著，由此把商代從傳說推向信史，也標誌中國古文字學進入 “甲骨時代”。此後他在1915 年出版《殷虛書契考釋》，1916 年走訪安陽，確認當地的小屯村為殷墟遺址。羅先生一生著作約 180 種，校刊書籍超 600 種，《殷虛書契考釋》和《三代吉金文存》等至今仍是研究甲骨文的基礎文獻，由此被推崇為“甲骨四堂” 之首。 可惜其晚年當上了偽滿洲國的 “監察院長”，成為末代皇帝溥儀的幫傭，為世人所不恥。
其次為王國維先生（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王國維對甲骨學的貢獻有三： 一是在1917年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係統考證出商代先公先王的世係，證明《史記?殷本紀》記載的商王世係基本可靠，把甲骨文的研究從 “認字” 提升到重建商代曆史的高度，商朝信史由此確立。二是對甲骨文字作了考釋與體係化研究，考釋了一大批關鍵甲骨文字，把零散文字變成可讀懂的商代檔案。三是與羅振玉先生共同創立了“二重證據法”，即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甲骨文、金文、簡牘、石刻、考古遺物等），加上地上流傳的古文獻（如《史記》《尚書》《詩經》等）互相印證、互相校正。此理論的經典的研究成果是用甲骨文字證明《史記?殷本紀》可信，這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真正起點，中國古史研究由此從 “猜” 變成 “證”。
再次是董作賓先生（1895—1963），字彥堂，號平廬。與其他幾位不同的是， 董作賓在1928 —1934 年間主持和參與了八次殷墟的考古發掘；在此基礎上於1933 年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被公認是中國甲骨文史上劃時代的名著。董作賓對甲骨學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甲骨斷代學，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用甲骨來分期斷代，分甲骨文為五期：第一期為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為祖庚、祖甲；第三期為凜辛、康丁；第四期為武乙、文丁；第五期為帝乙、帝辛，這對甲骨學的研究有重大推進作用。董作賓還曾用甲骨文撰寫對聯：大好風月對尊酒，小有林泉集友賓，兼具學術嚴謹性與藝術感染力。
最後是郭沫若先生（1892—1978），字鼎堂。他在1928 年後流亡日本，從幾乎不識甲骨文，到後來居上，成為一代大家。 郭沫若對甲骨文的研究有四大貢獻：一是開創甲骨文 + 唯物史觀研究範式， 第一次用社會發展理論解讀甲骨，把甲骨從 “認字” 提升到研究曆史， 由此將甲骨學真正成為曆史科學。二是撰寫了兩部甲骨學名著： 1933年的《卜辭通纂》， 精選和釋讀了甲骨八百餘片； 和1937年的《殷契粹編》， 精選和釋讀甲骨1595 片。兩部著作引用的材料極珍貴，考釋多創見，史稱郭氏甲骨雙璧。 三是文字考釋成就極高，考釋了大批難字和關鍵詞，對卜辭語法、文例、祭祀製度研究極深，他的很多釋字至今仍是定論。 四是用甲骨文重建商代社會性質，明確論證了商代是奴隸社會， 將把甲骨材料用於農業、手工業、商業、戰爭、祭祀和階級結構等領域的研究，真正做到了以甲骨證史。 郭沫若的研究與羅振玉的文獻整理、王國維/羅振玉的二重證據法和董作賓的田野考古視角等形成了寶貴的互補關係。
以上四位的研究確認了甲骨文是商代王室用於占卜決策、記錄神諭與重大事件的官方文字，其核心是 “以卜決疑、以文記事”。當時幾乎所有重大決策都要通過甲骨占卜，向祖先與神靈問吉凶。 占卜的內容一是祭祀：問祭神、祭祖的時間、祭品、儀式等； 二是戰爭：問出兵、勝負、敵方動向等；三是農業：問年成、降雨、收成等；四是天象與災異：問日食、月食、風雨、旱災等；五是王室生活：問生育、疾病、田獵、出行、禍福等；六是問治國與管理：問諸侯、邊疆、貢納等。這些刻辭構成了商代最原始和最可信的王室檔案。
由於以上四位的字或號裏都帶有“堂“字，後世稱他們為”甲骨四堂”。具體來說，羅振玉（“雪堂”）是甲骨文的發現者、整理者和奠基人；王國維（“觀堂”） 是用甲骨文證明曆史；董作賓（”彥堂”）是殷墟科學發掘第一人和斷代體係的創立者；而郭沫若（”鼎堂”）則是用社會史視角研究甲骨文的革新者。 考古學界對他們的評價是 “雪堂（羅振玉）導夫先路，觀堂（王國維）承上啟下，彥堂（董作賓）考古實證，鼎堂（郭沫若）以史證字“。
“四堂”的研究，直接把漢字的源頭從 “傳說” 變成了 “實物證據”，確立了漢字三千年一脈相承的鐵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國目前已知最早和形成體係的成熟文字；將有文字可考的中華文明，從周代向前推到商代，讓漢字不再是 “後世追記”，而是當時人們親手寫下的文字。 殷墟考古之前，沒人係統研究商代文字；在此之後，直接誕生了中國古文字學最重要的分支 —— 甲骨學， 由此確立了甲骨文的曆史地位。
迄今為止，國際公認的主要古文字係統共有四大類：一是蘇美爾楔形文字（約公元前 3400 年，兩河流域）：它是最早的成熟文字，刻於泥板，公元一世紀後失傳。二是古埃及聖書體（約公元前 3200 年，尼羅河流域）， 特點是象形 + 表音，公元四世紀後消亡。三是瑪雅文字（約在公元前後，中美洲）：其字形、書寫規則和功能用途都極具辨識度，16 世紀後中斷。四是漢字（甲骨文）（約公元前 1200 年，中國）： 從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現代漢字，至今仍由全球超五分之一的人口日常使用，這是人類唯一延續至今的自源古典文字。
殷墟遺址發現的甲骨文，成就了這“四堂”；而“四堂“的合力則對甲骨文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由此也成就了殷墟。可惜的是“四堂”中的羅振玉後期侍奉偽朝，王國維1927年投湖自盡，董作賓1949年去了台灣，此後對中國的考古事業有重大影響的隻有郭沫若，我會另文介紹。
截至 2026 年，已查明的甲骨文的單字總量為4500個，已破譯數量約為 1270–1300 個（占比約30%），這說明研究甲骨文的研究是一項長期而持久的工作。可喜的是幾十年來，國內甲骨文研究以國家級科研院所、頂級文博機構和重點高校為核心，形成了“收藏 + 研究 + 數字化 + 活化” 的完整體係。各大研究機構和高校都有專業團隊在係統和科學地研究甲骨文，中華文明由此代代傳承，生生不息。
“甲骨四堂“與殷虛考古
長島退休客 (2026-02-15 16:56:12) 評論 (2) 殷墟考古發掘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先後出土了約十五萬片甲骨。盡管出土的甲骨大都刻有文字，但如何識別和“破解”這些文字，還需要專家們的努力。這就像法軍士兵在1799 年的埃及發現了羅塞塔石碑，上麵刻有三種文字，但當時無人認識。直到1822年由法國學者商博良全部破解，人類才首次讀懂古埃及銘文和紙草，由此建立了古埃及曆史與文明學。甲骨文的情況也一樣，在當時的學界，以下四位專家對“破解“甲骨文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羅振玉先生（1866—1940），字叔言，號雪堂。自1906 年起係統搜集甲骨，前後共購藏甲骨三萬餘片。 羅先生對此加以係統收藏與著錄，並於1910 年出版《殷商貞卜文字考》，考釋了 485 字，將卜辭人名與《史記?殷本紀》商王名對應， 證明卜辭為殷王室檔案。這是甲骨學的第一部係統專著，由此把商代從傳說推向信史，也標誌中國古文字學進入 “甲骨時代”。此後他在1915 年出版《殷虛書契考釋》，1916 年走訪安陽，確認當地的小屯村為殷墟遺址。羅先生一生著作約 180 種，校刊書籍超 600 種，《殷虛書契考釋》和《三代吉金文存》等至今仍是研究甲骨文的基礎文獻，由此被推崇為“甲骨四堂” 之首。 可惜其晚年當上了偽滿洲國的 “監察院長”，成為末代皇帝溥儀的幫傭，為世人所不恥。
其次為王國維先生（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王國維對甲骨學的貢獻有三： 一是在1917年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係統考證出商代先公先王的世係，證明《史記?殷本紀》記載的商王世係基本可靠，把甲骨文的研究從 “認字” 提升到重建商代曆史的高度，商朝信史由此確立。二是對甲骨文字作了考釋與體係化研究，考釋了一大批關鍵甲骨文字，把零散文字變成可讀懂的商代檔案。三是與羅振玉先生共同創立了“二重證據法”，即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甲骨文、金文、簡牘、石刻、考古遺物等），加上地上流傳的古文獻（如《史記》《尚書》《詩經》等）互相印證、互相校正。此理論的經典的研究成果是用甲骨文字證明《史記?殷本紀》可信，這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真正起點，中國古史研究由此從 “猜” 變成 “證”。
再次是董作賓先生（1895—1963），字彥堂，號平廬。與其他幾位不同的是， 董作賓在1928 —1934 年間主持和參與了八次殷墟的考古發掘；在此基礎上於1933 年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被公認是中國甲骨文史上劃時代的名著。董作賓對甲骨學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甲骨斷代學，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用甲骨來分期斷代，分甲骨文為五期：第一期為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為祖庚、祖甲；第三期為凜辛、康丁；第四期為武乙、文丁；第五期為帝乙、帝辛，這對甲骨學的研究有重大推進作用。董作賓還曾用甲骨文撰寫對聯：大好風月對尊酒，小有林泉集友賓，兼具學術嚴謹性與藝術感染力。
最後是郭沫若先生（1892—1978），字鼎堂。他在1928 年後流亡日本，從幾乎不識甲骨文，到後來居上，成為一代大家。 郭沫若對甲骨文的研究有四大貢獻：一是開創甲骨文 + 唯物史觀研究範式， 第一次用社會發展理論解讀甲骨，把甲骨從 “認字” 提升到研究曆史， 由此將甲骨學真正成為曆史科學。二是撰寫了兩部甲骨學名著： 1933年的《卜辭通纂》， 精選和釋讀了甲骨八百餘片； 和1937年的《殷契粹編》， 精選和釋讀甲骨1595 片。兩部著作引用的材料極珍貴，考釋多創見，史稱郭氏甲骨雙璧。 三是文字考釋成就極高，考釋了大批難字和關鍵詞，對卜辭語法、文例、祭祀製度研究極深，他的很多釋字至今仍是定論。 四是用甲骨文重建商代社會性質，明確論證了商代是奴隸社會， 將把甲骨材料用於農業、手工業、商業、戰爭、祭祀和階級結構等領域的研究，真正做到了以甲骨證史。 郭沫若的研究與羅振玉的文獻整理、王國維/羅振玉的二重證據法和董作賓的田野考古視角等形成了寶貴的互補關係。
以上四位的研究確認了甲骨文是商代王室用於占卜決策、記錄神諭與重大事件的官方文字，其核心是 “以卜決疑、以文記事”。當時幾乎所有重大決策都要通過甲骨占卜，向祖先與神靈問吉凶。 占卜的內容一是祭祀：問祭神、祭祖的時間、祭品、儀式等； 二是戰爭：問出兵、勝負、敵方動向等；三是農業：問年成、降雨、收成等；四是天象與災異：問日食、月食、風雨、旱災等；五是王室生活：問生育、疾病、田獵、出行、禍福等；六是問治國與管理：問諸侯、邊疆、貢納等。這些刻辭構成了商代最原始和最可信的王室檔案。
由於以上四位的字或號裏都帶有“堂“字，後世稱他們為”甲骨四堂”。具體來說，羅振玉（“雪堂”）是甲骨文的發現者、整理者和奠基人；王國維（“觀堂”） 是用甲骨文證明曆史；董作賓（”彥堂”）是殷墟科學發掘第一人和斷代體係的創立者；而郭沫若（”鼎堂”）則是用社會史視角研究甲骨文的革新者。 考古學界對他們的評價是 “雪堂（羅振玉）導夫先路，觀堂（王國維）承上啟下，彥堂（董作賓）考古實證，鼎堂（郭沫若）以史證字“。
“四堂”的研究，直接把漢字的源頭從 “傳說” 變成了 “實物證據”，確立了漢字三千年一脈相承的鐵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國目前已知最早和形成體係的成熟文字；將有文字可考的中華文明，從周代向前推到商代，讓漢字不再是 “後世追記”，而是當時人們親手寫下的文字。 殷墟考古之前，沒人係統研究商代文字；在此之後，直接誕生了中國古文字學最重要的分支 —— 甲骨學， 由此確立了甲骨文的曆史地位。
迄今為止，國際公認的主要古文字係統共有四大類：一是蘇美爾楔形文字（約公元前 3400 年，兩河流域）：它是最早的成熟文字，刻於泥板，公元一世紀後失傳。二是古埃及聖書體（約公元前 3200 年，尼羅河流域）， 特點是象形 + 表音，公元四世紀後消亡。三是瑪雅文字（約在公元前後，中美洲）：其字形、書寫規則和功能用途都極具辨識度，16 世紀後中斷。四是漢字（甲骨文）（約公元前 1200 年，中國）： 從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現代漢字，至今仍由全球超五分之一的人口日常使用，這是人類唯一延續至今的自源古典文字。
殷墟遺址發現的甲骨文，成就了這“四堂”；而“四堂“的合力則對甲骨文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由此也成就了殷墟。可惜的是“四堂”中的羅振玉後期侍奉偽朝，王國維1927年投湖自盡，董作賓1949年去了台灣，此後對中國的考古事業有重大影響的隻有郭沫若，我會另文介紹。
截至 2026 年，已查明的甲骨文的單字總量為4500個，已破譯數量約為 1270–1300 個（占比約30%），這說明研究甲骨文的研究是一項長期而持久的工作。可喜的是幾十年來，國內甲骨文研究以國家級科研院所、頂級文博機構和重點高校為核心，形成了“收藏 + 研究 + 數字化 + 活化” 的完整體係。各大研究機構和高校都有專業團隊在係統和科學地研究甲骨文，中華文明由此代代傳承，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