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戰時期
放暑假了， 有一天，我和二哥正在吃西瓜， 突然聽到父親講： 日本兵在蘆溝橋打起來了。（這就是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的開始）我和二哥都愣住了， 一聲不吭地聽著父親講話； 又俏俏地聽到收音機裏的宣傳：“要抗戰到底！好鐵要打釘，好男要當兵；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等等”。 母親主動的拿出一隻金介指去捐獻了， 次日還在《餘姚日報》上以頭版頭條的消息登載“趙夫人為國捐獻金介指一隻”； 我可怎麽辦呢？ 心裏不斷地在猶豫，又等了幾天， 聽到收音機裏講， 要開展一分錢運動， 即動員小學生把吃另食的錢節省下來， 每天捐一分錢， 支持抗戰； 我的勁頭來了， 從那天起， 我就 每天到中國銀行去交一分錢， 心想我支持國家，一定要打敗日本。
開學了， 學校照常上課， 我已是三年級的學生了， 當然是要去的； 上音樂課時， 音樂老師教大家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這是我唱的第一首抗戰歌曲； 在校聽到住在火車站附近的一位同學講： “火車站要搬家了， 他們把鋼軌都拆下來， 準備帶走。” 我出於好奇心， 放學後， 就和這位同學一起去火車站， 看到有不少工人把枕木抬在一旁， 把鋼軌抬到遠處的一個坑裏， 準備埋起來； 這是怎麽一回事呀？ 回家後， 不等我開口， 就聽母
親講：“房東要搬到鄉下去住了”， 我們怎麽辦？ 正在猶豫著， 等到父親回來， 他一進門就說：“要逃難了， 你們趕緊把東西整理整理吧！” 接著我就把看到的事情講了出來， 父親講：“拆毀軌道是為了防止日本鬼子直趨而入”。 好吧！ 這一下可明白了， 準備逃難， 大家趕緊整理東西 ， 母親把我和二哥的內衣衣袋裏都裝滿了鈔票， 並用針線縫得牢牢地。
一兩天後， 父親說：“因為上海已被日本鬼子占領， 我們回家的路被堵， 現在隻有和於書記官合夥包一輛軍用大卡車， 繞道而行”。 原來選擇的這條路線是乘汽車到金華（於的家鄉）後，轉乘火車到南昌， 再轉車到九江， 然後坐船回到淮安；我們五人（父母親、二哥、我和俞三）就這樣的跟隨著上了車； 在車上我是因暈車而吐得一塌糊塗， 就睡在母親的懷裏， 什麽也管不了； 浙東因是丘陵地帶， 山多， 故公路是隨著該地區的地型繞行， 當車行到永康至東陽的一個半山中間， 轉彎時突然翻倒了， 那時我感到一條腿特別痛， 就大喊“救命”， 因為翻車後， 人與行裏都翻到一處， 一時脫不了身， 還要等大人們一點一點的理順， 才能把我拖出車來， 出來一看， 原來是母親帶來的一熱水瓶開水倒在我的腿上了； 在這半山中， 好容易等來了一輛客車， 父親叫俞三陪同我們（母親、二哥、我和於的家屬）一起擠上車去， 他和於書記官二人留守著看管行李， 我們到了東陽後， 母親在車站包了一輛車， 把留守的人和行裏都接了過來； 然後， 又乘車到了金華， 於書記官要回家了， 他在分別前，給了父親一個地址， 並說：“你往後如有困難， 就來這裏找我， 我們再在一起渡難關吧！” 父親感激不盡， 就按照原定的路線， 經過南昌， 到了九江； 住在靠長江邊的一個大旅社裏， 想等船回老家； 誰會想到南京又被日本鬼子占領了，而我們要坐船， 南京是必經之路， 怎麽走得了呢？ 等等看吧！
等了好幾天， 傳來消息說：“日本鬼子在南京是見人就殺， 根本不能過去”。（這就是南京大屠殺的消息）怎麽辦呢？ 這時就想到於書記官給的那個地址了， 即按原路返回， 找到了於的住處， 是在金華城外的一個小集鎮上， 有一處寬敞而豪華的莊園， 在那裏住得也很舒暢； 但過了幾天， 又聽說金華也很危險， 於說：“隻有上北山才安全”，於是， 我們和於家人一起準備上金華北山。
從於家上北山有四十裏山路， 怎麽走呢？ 經研究， 顧一些挑夫挑行裏， 用一把椅子綁兩根竹竿當驕子用，可以抬著母親走， 父親、二哥、俞三都是跟隨步行， 而我嘛！ 於想出一個辦法， 叫我坐在一隻籮筐裏， 另配一件行裏， 叫一名挑夫挑著上山； 安排好了， 一起上金華北山。 走一路那挑夫是不斷地要換肩， 因此， 我是被他換得一時在他的左邊， 一時又在他的右邊； 開始還好， 等到上到半山時， 他把我放到靠高山的一邊， 我感到很好， 但他一換肩， 我就換到了懸空的地方， 看下去是很深很深的山穀， 好怕人呀！ 於是， 我就坐不住了，並要喊叫起來； 這個挑夫就嚇唬我說：“你再喊再動， 我就把你摔下山去”。 把我嚇壞了， 出了一身冷汗， 而緊閉著眼睛聽天由命吧！
在北山， 住了不到一個月， 父親與浙江省高等法院聯係上了， 說麗水縣缺法官， 於是父親就到了麗水地方法院當推事， 我和二哥也就進了學校， 在這裏， 又遇到的困難是言語不通， 雖然我仍是上三年級， 但因聽不懂話而又要當木頭， 感到很沒趣； 但時間不長， 很快得知五叔帶領住在淮安的全家人到了上海（僅祖父一人留守在淮安）， 在上海由五叔安排在英租界裏的三馬路（漢口路）32號， 是一座高大洋房四層樓中的一個單元（原是一個單位的辦公室）， 內有五個大房間加一個衛生間， 分配給五嬸、四嬸、大嫂、和母親各一間， 另一間作為廚房和媬姆居住。
在1938年的夏天， 按照五叔的安排，我們就到了上海， 母親見到大哥， 就抱著他大哭， 又見到了大嫂， 怎麽大嫂頭上裹了一條約三寸寬的布條？ 母親忙問： “毓嫻你是不舒服吧”！ 五嬸在一旁答到：“大少奶奶在做月子， 生的是一個女孩（趙家萱）”，啊！ 我多高興呀！ 我不僅可以大聲的喊大嫂， 而且還有侄女了。 接著， 找到在四馬路（福州路）與四川路的交叉口附近， 有一所流亡學校，即蘇州中學並帶有附屬小學， 於是， 大哥、二哥、三哥、五弟和我都可以在同一個學校讀書了， 這個學校， 僅有幾個教室； 因此， 每個班級， 每天隻能上兩三節課， 教室是輪流著用的； 所以空閑的時間很多， 在該校我仍是上三年級， 感到功課很輕鬆， 老師的話， 也全能聽得懂， 而且我的成績在班級中還能名列前矛呢！
一切都安排妥當後， 父親一人就回到原處去上班了， 母親經常帶我到大馬路（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購物，和到八仙橋的黃金大戲院看京劇； 星期天，我和二哥總喜歡去看一角錢的早場電影等； 我和二哥經常是吵吵鬧鬧地， 兩個要強的孩子在一起，誰也不肯讓誰； 但是有一次， 我們兩人不僅是吵， 而且還動起手來了， 他用放在桌上一隻已經幹透了的佛手， 扔在我的頭上， 把我的上額紮了一個洞， 當時是鮮血直流， 我就放聲大哭， 淚水和血水淌滿了衣襟； 母親看了， 氣得不斷地用手打他， 大嫂說：趕緊到藥房去買“七厘散”， 不僅能止血， 而且還不留巴痕。 從那以後二哥總是讓著我，就不再跟我吵了。
那時在上海的馬路上， 看到一些警察在指揮交通和維持秩序等， 他們都是印度的黑種人， 頭上都裹著不同顏色的紗巾， 大家都叫這些警察是“紅頭阿三”， 啊！ 這裏是英租界呀！ 中國人的地盤， 給外國人管理。 住在這裏的中國居民， 都要聽從英國人的指揮； 為了不受日本人的欺負， 我們隻得靠洋人來保護， 想起來， 真是可恨而又可恥！
到了冬天， 祖父也來到上海了， 原因是： 他在清光緒年間曾留日三年學法製， 回國後又在湖北省做過縣官， 因而日本鬼子要他在淮安當維持會會長， 他因不願當漢奸， 就把家園托付給兩個可靠的傭人， 然後逃了出來。 （關於祖父的生事已被淮安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刊登在《淮安文史》中。） 他到上海後， 考慮到方便起見， 五叔就調整了一下住房； 把大嫂的房間給祖父、大哥、二哥三人居住， 而大嫂和家萱住到母親和我住的房間裏來。
又過了一年的秋天， 我已上到四年級了， 父親再來到上海， 說他已到浙江省義烏縣當推事了， 那裏比較平穩， 要接母親和我前往， 將二哥留在上海同大哥一起讀書； 因此， 我和母親又隨父親回到了浙江。 到了義烏之後， 住在一個四合院內而與房東合住一處， 我就把帶來的四年級課本在家自習了一遍， 那時我還經常和二哥通信， 互相交流各自的生活情況； 寒假後由一個法警帶我到義烏縣稠城鎮中心小學去插入春季班的五年級， 這裏的語言, 和上海話近似, 能聽得懂, 功課也能跟得上, 一切都很順利。
這時， 已是1940年了， 因為日本鬼子經常用空襲來幹擾， 我們在校的時候，聽到空襲警報， 老師就拿了一塊小黑板， 帶著學生到附近一個小山坡上 的樹林裏， 把黑板掛在樹上， 繼續上課； 若緊急警報發出， 就意味著敵機即將來臨， 老師就叫大家扒在地上， 以防飛機轟炸時受傷； 星期天， 在家裏聽到空襲警報時， 我就拿一把剪刀、一個籃子， 和父母親一起逃到田野處， 他倆找一個低凹處坐著， 而我就到田梗上去挖薺菜， 當飛機飛到頭頂時， 我就扒在田梗旁邊躲避它， 警報解除後， 我還能帶回一籃子薺菜， 可以美食一餐呢! 因此, 我是一點也不害怕， 而且還認為很好玩！ 可是有一個星期天， 發生空襲警報了， 我們仍舊按照原來的規矩辦理， 到經常躲避的地方去； 這次可不同了， 飛機來後， 在頭頂上轉來轉去， 那幾架飛機飛得很低, 就連飛機上的人, 在下麵都能看得到, 飛機飛過頭頂時, 發出一陣可怕的聲音, 我們隻有扒在田梗邊, 一動也不敢動; 這些飛機轉了好幾圈後, 丟下了幾十顆炸彈， 那炸彈的響聲幾乎是把耳朵都要炸聾， 飛機走後， 抬頭一看， 隻見一片火光, 蓋滿了半個天； 原來是火車站的一批軍用物資（汽油）全部被炸而燒光了。 為什麽日本鬼子的飛機會知道這裏有汽油呢？ 分明是有漢奸作怪， 真可恨！以後,日本鬼子的飛機經常來幹擾, 有時還要丟幾顆炸彈; 我們是真的害怕了，吃盡了逃警報的苦頭。 父親他們的單位就定在晚上上班辦事， 而白天都在逃警報。
我的一生與家庭（第二部分）（1）
天上人間遊一遊 (2025-11-04 18:04:08) 評論 (1) （二） 抗戰時期
放暑假了， 有一天，我和二哥正在吃西瓜， 突然聽到父親講： 日本兵在蘆溝橋打起來了。（這就是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的開始）我和二哥都愣住了， 一聲不吭地聽著父親講話； 又俏俏地聽到收音機裏的宣傳：“要抗戰到底！好鐵要打釘，好男要當兵；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等等”。 母親主動的拿出一隻金介指去捐獻了， 次日還在《餘姚日報》上以頭版頭條的消息登載“趙夫人為國捐獻金介指一隻”； 我可怎麽辦呢？ 心裏不斷地在猶豫，又等了幾天， 聽到收音機裏講， 要開展一分錢運動， 即動員小學生把吃另食的錢節省下來， 每天捐一分錢， 支持抗戰； 我的勁頭來了， 從那天起， 我就 每天到中國銀行去交一分錢， 心想我支持國家，一定要打敗日本。
開學了， 學校照常上課， 我已是三年級的學生了， 當然是要去的； 上音樂課時， 音樂老師教大家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這是我唱的第一首抗戰歌曲； 在校聽到住在火車站附近的一位同學講： “火車站要搬家了， 他們把鋼軌都拆下來， 準備帶走。” 我出於好奇心， 放學後， 就和這位同學一起去火車站， 看到有不少工人把枕木抬在一旁， 把鋼軌抬到遠處的一個坑裏， 準備埋起來； 這是怎麽一回事呀？ 回家後， 不等我開口， 就聽母
親講：“房東要搬到鄉下去住了”， 我們怎麽辦？ 正在猶豫著， 等到父親回來， 他一進門就說：“要逃難了， 你們趕緊把東西整理整理吧！” 接著我就把看到的事情講了出來， 父親講：“拆毀軌道是為了防止日本鬼子直趨而入”。 好吧！ 這一下可明白了， 準備逃難， 大家趕緊整理東西 ， 母親把我和二哥的內衣衣袋裏都裝滿了鈔票， 並用針線縫得牢牢地。
一兩天後， 父親說：“因為上海已被日本鬼子占領， 我們回家的路被堵， 現在隻有和於書記官合夥包一輛軍用大卡車， 繞道而行”。 原來選擇的這條路線是乘汽車到金華（於的家鄉）後，轉乘火車到南昌， 再轉車到九江， 然後坐船回到淮安；我們五人（父母親、二哥、我和俞三）就這樣的跟隨著上了車； 在車上我是因暈車而吐得一塌糊塗， 就睡在母親的懷裏， 什麽也管不了； 浙東因是丘陵地帶， 山多， 故公路是隨著該地區的地型繞行， 當車行到永康至東陽的一個半山中間， 轉彎時突然翻倒了， 那時我感到一條腿特別痛， 就大喊“救命”， 因為翻車後， 人與行裏都翻到一處， 一時脫不了身， 還要等大人們一點一點的理順， 才能把我拖出車來， 出來一看， 原來是母親帶來的一熱水瓶開水倒在我的腿上了； 在這半山中， 好容易等來了一輛客車， 父親叫俞三陪同我們（母親、二哥、我和於的家屬）一起擠上車去， 他和於書記官二人留守著看管行李， 我們到了東陽後， 母親在車站包了一輛車， 把留守的人和行裏都接了過來； 然後， 又乘車到了金華， 於書記官要回家了， 他在分別前，給了父親一個地址， 並說：“你往後如有困難， 就來這裏找我， 我們再在一起渡難關吧！” 父親感激不盡， 就按照原定的路線， 經過南昌， 到了九江； 住在靠長江邊的一個大旅社裏， 想等船回老家； 誰會想到南京又被日本鬼子占領了，而我們要坐船， 南京是必經之路， 怎麽走得了呢？ 等等看吧！
等了好幾天， 傳來消息說：“日本鬼子在南京是見人就殺， 根本不能過去”。（這就是南京大屠殺的消息）怎麽辦呢？ 這時就想到於書記官給的那個地址了， 即按原路返回， 找到了於的住處， 是在金華城外的一個小集鎮上， 有一處寬敞而豪華的莊園， 在那裏住得也很舒暢； 但過了幾天， 又聽說金華也很危險， 於說：“隻有上北山才安全”，於是， 我們和於家人一起準備上金華北山。
從於家上北山有四十裏山路， 怎麽走呢？ 經研究， 顧一些挑夫挑行裏， 用一把椅子綁兩根竹竿當驕子用，可以抬著母親走， 父親、二哥、俞三都是跟隨步行， 而我嘛！ 於想出一個辦法， 叫我坐在一隻籮筐裏， 另配一件行裏， 叫一名挑夫挑著上山； 安排好了， 一起上金華北山。 走一路那挑夫是不斷地要換肩， 因此， 我是被他換得一時在他的左邊， 一時又在他的右邊； 開始還好， 等到上到半山時， 他把我放到靠高山的一邊， 我感到很好， 但他一換肩， 我就換到了懸空的地方， 看下去是很深很深的山穀， 好怕人呀！ 於是， 我就坐不住了，並要喊叫起來； 這個挑夫就嚇唬我說：“你再喊再動， 我就把你摔下山去”。 把我嚇壞了， 出了一身冷汗， 而緊閉著眼睛聽天由命吧！
在北山， 住了不到一個月， 父親與浙江省高等法院聯係上了， 說麗水縣缺法官， 於是父親就到了麗水地方法院當推事， 我和二哥也就進了學校， 在這裏， 又遇到的困難是言語不通， 雖然我仍是上三年級， 但因聽不懂話而又要當木頭， 感到很沒趣； 但時間不長， 很快得知五叔帶領住在淮安的全家人到了上海（僅祖父一人留守在淮安）， 在上海由五叔安排在英租界裏的三馬路（漢口路）32號， 是一座高大洋房四層樓中的一個單元（原是一個單位的辦公室）， 內有五個大房間加一個衛生間， 分配給五嬸、四嬸、大嫂、和母親各一間， 另一間作為廚房和媬姆居住。
在1938年的夏天， 按照五叔的安排，我們就到了上海， 母親見到大哥， 就抱著他大哭， 又見到了大嫂， 怎麽大嫂頭上裹了一條約三寸寬的布條？ 母親忙問： “毓嫻你是不舒服吧”！ 五嬸在一旁答到：“大少奶奶在做月子， 生的是一個女孩（趙家萱）”，啊！ 我多高興呀！ 我不僅可以大聲的喊大嫂， 而且還有侄女了。 接著， 找到在四馬路（福州路）與四川路的交叉口附近， 有一所流亡學校，即蘇州中學並帶有附屬小學， 於是， 大哥、二哥、三哥、五弟和我都可以在同一個學校讀書了， 這個學校， 僅有幾個教室； 因此， 每個班級， 每天隻能上兩三節課， 教室是輪流著用的； 所以空閑的時間很多， 在該校我仍是上三年級， 感到功課很輕鬆， 老師的話， 也全能聽得懂， 而且我的成績在班級中還能名列前矛呢！
一切都安排妥當後， 父親一人就回到原處去上班了， 母親經常帶我到大馬路（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購物，和到八仙橋的黃金大戲院看京劇； 星期天，我和二哥總喜歡去看一角錢的早場電影等； 我和二哥經常是吵吵鬧鬧地， 兩個要強的孩子在一起，誰也不肯讓誰； 但是有一次， 我們兩人不僅是吵， 而且還動起手來了， 他用放在桌上一隻已經幹透了的佛手， 扔在我的頭上， 把我的上額紮了一個洞， 當時是鮮血直流， 我就放聲大哭， 淚水和血水淌滿了衣襟； 母親看了， 氣得不斷地用手打他， 大嫂說：趕緊到藥房去買“七厘散”， 不僅能止血， 而且還不留巴痕。 從那以後二哥總是讓著我，就不再跟我吵了。
那時在上海的馬路上， 看到一些警察在指揮交通和維持秩序等， 他們都是印度的黑種人， 頭上都裹著不同顏色的紗巾， 大家都叫這些警察是“紅頭阿三”， 啊！ 這裏是英租界呀！ 中國人的地盤， 給外國人管理。 住在這裏的中國居民， 都要聽從英國人的指揮； 為了不受日本人的欺負， 我們隻得靠洋人來保護， 想起來， 真是可恨而又可恥！
到了冬天， 祖父也來到上海了， 原因是： 他在清光緒年間曾留日三年學法製， 回國後又在湖北省做過縣官， 因而日本鬼子要他在淮安當維持會會長， 他因不願當漢奸， 就把家園托付給兩個可靠的傭人， 然後逃了出來。 （關於祖父的生事已被淮安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刊登在《淮安文史》中。） 他到上海後， 考慮到方便起見， 五叔就調整了一下住房； 把大嫂的房間給祖父、大哥、二哥三人居住， 而大嫂和家萱住到母親和我住的房間裏來。
又過了一年的秋天， 我已上到四年級了， 父親再來到上海， 說他已到浙江省義烏縣當推事了， 那裏比較平穩， 要接母親和我前往， 將二哥留在上海同大哥一起讀書； 因此， 我和母親又隨父親回到了浙江。 到了義烏之後， 住在一個四合院內而與房東合住一處， 我就把帶來的四年級課本在家自習了一遍， 那時我還經常和二哥通信， 互相交流各自的生活情況； 寒假後由一個法警帶我到義烏縣稠城鎮中心小學去插入春季班的五年級， 這裏的語言, 和上海話近似, 能聽得懂, 功課也能跟得上, 一切都很順利。
這時， 已是1940年了， 因為日本鬼子經常用空襲來幹擾， 我們在校的時候，聽到空襲警報， 老師就拿了一塊小黑板， 帶著學生到附近一個小山坡上 的樹林裏， 把黑板掛在樹上， 繼續上課； 若緊急警報發出， 就意味著敵機即將來臨， 老師就叫大家扒在地上， 以防飛機轟炸時受傷； 星期天， 在家裏聽到空襲警報時， 我就拿一把剪刀、一個籃子， 和父母親一起逃到田野處， 他倆找一個低凹處坐著， 而我就到田梗上去挖薺菜， 當飛機飛到頭頂時， 我就扒在田梗旁邊躲避它， 警報解除後， 我還能帶回一籃子薺菜， 可以美食一餐呢! 因此, 我是一點也不害怕， 而且還認為很好玩！ 可是有一個星期天， 發生空襲警報了， 我們仍舊按照原來的規矩辦理， 到經常躲避的地方去； 這次可不同了， 飛機來後， 在頭頂上轉來轉去， 那幾架飛機飛得很低, 就連飛機上的人, 在下麵都能看得到, 飛機飛過頭頂時, 發出一陣可怕的聲音, 我們隻有扒在田梗邊, 一動也不敢動; 這些飛機轉了好幾圈後, 丟下了幾十顆炸彈， 那炸彈的響聲幾乎是把耳朵都要炸聾， 飛機走後， 抬頭一看， 隻見一片火光, 蓋滿了半個天； 原來是火車站的一批軍用物資（汽油）全部被炸而燒光了。 為什麽日本鬼子的飛機會知道這裏有汽油呢？ 分明是有漢奸作怪， 真可恨！以後,日本鬼子的飛機經常來幹擾, 有時還要丟幾顆炸彈; 我們是真的害怕了，吃盡了逃警報的苦頭。 父親他們的單位就定在晚上上班辦事， 而白天都在逃警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