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帆教授在中國大陸很多公共問題和憲政話題上都有不俗的表現，被譽為中國大陸最有影響力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然而，近期他在《紐約時報·中文網》刊發的《中國自由派的大選陰謀論和美國契約的危機》（以下簡稱張文）這篇文章，卻很值得商榷。
關於美國大選，關於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黨爭，以及川普和拜登，不才不想在這裏發表什麽意見，尤其是在舉國皆美國大選專家、美國憲政專家和美國問題研究專家的氛圍中，也沒什麽更高明的意見可發表，觸發這篇文章的原因僅僅是文章之道，意即張千帆教授試圖扮演一個理中客，以彌合因為美國大選，因為支持川普或拜登而造成中國大陸自由思想界撕裂的遺憾局麵。
這個目的和出發點很切合實際，但是很遺憾，因為其行文出現預設立場、草率判斷等大可商榷的問題，導致這篇文章不但達不到他的預期目的，反而可能起到加速撕裂自由派思想界的作用。這樣說的理由如下：
第一，來看文章的第一段：“2020年總統大選猶如一場史詩級大劇，正在此起彼伏的陣陣歡呼和質疑聲中緩緩落下帷幕。但是在太平洋兩岸的中國自由派圈子，支持川普總統的大量‘鐵粉’仍然在散布各種指控選舉舞弊的消息，其中大部分都是未經核實或已證偽的假消息。他們不願意接受自己的偶像敗選的事實，喜歡偏信來自《大紀元》等中文媒體和Facebook傳播的各種有利於川普的假消息。”
不得不說，作為知名法學教授，張千帆教授這樣下筆為文，不但不夠嚴謹，而且傾向性非常明顯。挑選其中幾個問題來具體說一下：
（1）如果使用“史詩級大劇”這樣的修辭，按照文學專業的理解，美國大選因為各州統計的票數拜登占優勢，即將到來的選舉人投票注定川普敗選，哪怕11月3、4、5日統計過程中出現一些令“川黑”也緊張的角逐，但截止到作者撰文時，這樣的過程和結果都算不得“史詩級大劇”。因為根據文學——戲劇的規則，這頂多算是一幕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劇作，缺少強烈的戲劇衝突，如果據此寫成劇本怕是連發表的可能都沒有，或拍成舞台據演出，也應該沒有幾個像樣的觀眾。因為根據美國的曆史來看，1824年傑克遜和亞當斯、1860年林肯與布雷金裏奇和道格拉斯、1876年迪爾頓和海斯、1960年的肯尼迪和尼克鬆、2000年的布什和科爾，甚至2016年的川普和希拉裏，都不能說失色多少，甚至更加緊張刺激。
由此可以推斷說，要麽是張千帆教授在用詞表達上很不講究，信手拈來又隨心所欲；要麽是其欣賞戲劇的審美水平需要提高，須知文學式的誇張也要講究“事實”，不能動輒就“史詩級”，否則豈不是遍地都是“史詩級”，就像文學界裏打出“紅色經典”的招牌後，好像經典遍地了一樣。當然，這次選舉未來會不會成為“史詩級大劇”，那要看劇情後續如何發展了。
（2）關於大選和川普“維權上訪”，網絡平台和各種自媒體充斥大量假消息的問題，張千帆教授就此批評“川粉”蓄意製造和散播假消息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僅說“川粉”造謠、傳謠而不點出“川黑”也存在造謠、傳謠等問題，起碼表麵上看有欠客觀、公允。因為據不才偶爾的觀察看，兩邊皆存在大量造謠、傳謠、回避不利材料等現象。或者說，根據群體心理學的研究，魯迅筆下所謂的庸眾和勒龐筆下的烏合之眾，是不分哪個陣營的，這符合大眾以及大眾傳播的普遍特點。
另外，單就“川粉”造謠的問題，僅僅說“大部分都是未經核實或已證偽的假消息”，也是不足夠的，因為這句話同時也就意味著還有“少部分”已核實或證實的“真消息”。從接下來的文章看，張千帆教授顯然將文章的立意放在前者，而非後者。立意在前者而不在後者，就意味著他非常正經、正式地撰文關注那些明顯看上去就是謠言的受眾，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吃瓜群眾。對此，難免不讓人懷疑：一個很知名的學者，為何要為吃瓜群眾，哪怕是自由派的吃瓜群眾浪費筆墨和精力呢？難道沒有更嚴肅、深刻的問題可關注、可探討嗎？還是在其眼裏讀者皆吃瓜群眾隻好降下身段、俯就大眾，甚或從此要做一個雅俗共賞的媒體學術明星？之所以這樣苛責，想張千帆教授應該懂得文章之道首先就是選題要有價值、關注學術界和思想界的真問題，這種低端的網絡爭論問題，犯不上一個知名教授親自上陣，還煞有介事。
（3）作為法學教授，應該明曉一個簡單道理，即在總統候選人川普已經發起針對各州的訴訟時，在個別州已經立案或再重新核實選票的前提下，即美國大選還處於進行時或大選進行延長時的情況下，即他自己也在文中說存在“質疑聲”，就輕言“敗選”“這些主張迄今為止隻是川普支持者的一麵之詞”等，是有些草率的，其中明顯的問題是學者不經意地取代了法官，或者未審先判。而他並未提供足夠多的證據，完全是一種評論式的解讀。
更嚴重的問題是，因為這個預設立場，很容易讓人尤其是“川粉”將其歸入“川黑”一列，就像有些人已經聲明自己雖然投票給川普但不是“川粉”而依然被視為“川粉”一樣。一旦陷入這樣的預設立場，那麽行文究竟是公正客觀、理性闡釋還是一本正經地主觀先行、立場敘事？就成了一個很難說的問題了，哪怕後文再強調如何彌合美國民眾和中國大陸自由派的思想分歧、說什麽“對不同信息與見解保持寬容和開放的態度”，也就不再那麽令人信服了，寫作文章欲圖彌合思想界的撕裂的目的怕是也難以達到了。當然，關於立場先行的問題，張千帆教授顯然具備常識，因為他在接下來的第二段中就特別寫道：“立場現行、先入為主地篩選自己願意接受和傳播的信息，這隻能說是偏執”。隻可惜，他在強調這一原則和常識時，並沒有考慮到自己是否已經違背了自己所說的話。
第二個需要商榷的問題是張千帆教授在第三段中所寫的：“事實上，此次大選揭示了中國自由派的一個重大變化：他們傳統上相信西方的新聞自由和主流媒體，但是這次大量支持川普的自由派已不相信《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這樣的主流媒體，而選擇相信《紐約郵報》《華盛頓時報》這樣的媒體。他們認為，美國主流媒體或已被華爾街大財團收買，或已被‘白左’占領，甚至已被‘敵對勢力’滲透——以往，隻有中國左派或官媒才會主張這種陰謀論。”
這段話，包括第一段中他所指出的“《大紀元》等中文媒體和Facebook”，無疑指出了一個事實，也在某種程度上澄清了一些問題。不過，疑問也還是不少。比如什麽叫美國的主流媒體？在美國是否存在主流媒體和非主流媒體？初步感覺張文潛在的判斷標準是：傳統的、受眾多的、名氣大的就是主流媒體。如果這樣的分析和判斷符合張文潛在判斷的話，那麽辦刊（報）時間長久、訂閱客戶多、在受眾圈，尤其是華人受眾圈裏影響大的所謂主流媒體，就是客觀、公正、正確的代名詞嗎？主流媒體有沒有犯錯誤的時候？後起的、此前訂閱客戶少的媒體，就沒有資格與主流媒體一拚選情報道的高下？非主流的媒體就永遠得位居支流、末流不能躋身“主流”？主流媒體可不可能淪為末流媒體？顯然這些提問與主流媒體的判斷和客觀報導之間並不構成邏輯嚴密的因果關係。甚至在張千帆教授不明曉《華盛頓郵報》是不是主流媒體的情況下（他曾在另一個場合向在美國朋友詢問），就斷言哪些媒體是主流媒體哪些不是，明顯看出他對美國媒體界的隔膜，但卻很自信自己的判斷。而他後來在《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中坦言說：（自己）“在美國學習生活了15年，但從來認為自己是一個外國人。現在已回國20年，對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現實更為生疏，更不敢輕易下判斷。”既然如此，何以要從眾性地立場先行、率意而為這等非學術的表達呢？
至於在美國，關注和訂閱哪個媒體，就像是否選擇讀大學、是先當兵後讀大學、讀哪個大學、讀什麽專業等問題，更多時候是喜歡與否（絕大多數華裔家庭除外），而不是人多與否、名氣大小與否的問題。當然這樣的個體經驗不足以涵蓋各個媒體的受眾，也不能完全解釋主流與否的問題，但在某一個方麵可以提示這樣一個現象：阿Q進城後，總是以未莊的經驗和眼光去評判城裏的事務，比如他說：城裏人居然把“長凳”叫成“條凳”，煎魚時竟然把蔥切得半寸長，而不是像未莊那樣切得很細，實在“錯的，可笑”！
另外，張千帆作為法學教授也許沒有注意到，在傳播學（Communication）領域，尤其是在大眾傳播學（Mass Communication），一個被討論得幾近爛俗的話題是：大眾傳媒下，讀者或觀眾是如何被媒體控製的。意思就是，現代社會，人不可能不受傳媒的影響，這個影響有很多方麵，包括信息獲得的渠道、價值立場、社會事件如何成為熱點等多方麵。
據此進行分析，其中一個結果是，信息社會中的人，自以為了解天下大事，自以為置身於新聞中，自以為有獨到的見解，但所謂的天下大事、新聞和見解，就如那些都自認為真理在手的時事評論人和無所不知的曆史評論家們一樣，其實不過是一些媒體直接或間接製造的產物而已，頭腦簡單且自以為是，盡管他們一張嘴就會說獨立思考、兼聽則明，甚至還會說自己很厲害的之類的存在感濃烈的流行話，完全不曉得幾千年前蘇格拉底說過的：我知道自己無知，可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無知。
由此引發的另一個問題是，一般大眾關注和願意相信媒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個學者、一個教授，不管是誰，就像張教授文章中所指的“他們傳統上相信西方的新聞自由和主流媒體”，還是有些低端了，因為作為知識、思想的生產者，去“相信”媒體，哪怕是主流媒體，哪怕是立意深度報導的主流媒體，而不是去相信自己的翻查資料、調查走訪、學術探究和解密檔案，無論如何都不怎麽高明。就以《紐約時報·中文網》來說，不才偶爾也看一下，大體感受是在用詞用語、言說尺度等角度來說，是大陸中國媒體和學者不敢望其項背的，但就一些學術問題的探討上，比如《為什麽五四運動在今日中國仍然重要？》《從五四到六四：一次曆史話語權的較量》等文章，以不才在這方麵的研究看，未必見得精深多少，甚至錯得一塌糊塗。
不才一直不相信，僅靠什麽大眾主流媒體，能做出什麽大突破的學術成就和深度思想，包括美國大選。因為一個基本事實是，大眾媒體，定位本身就是大眾（mass），而不是學者、教授、研究員等知識精英，否則那些作為證據的大量資料、引文文獻、繁瑣的注釋，就應該是大眾喜歡的，然而現實卻不是。
由此順便說，張千帆教授曾有過一個產生廣泛影響的講演，記得題名是《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其中涉及“五四”運動的部分，不才以為大有慷慨激情有餘、史實學理不足的問題。因為關於“五四”運動，也包括一般意義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史學界本身就存在很大爭議，比如，連同《紐約時報》那兩篇文章一起，還包括號稱保守主義者的劉軍寧和陳浩武等先生，你們所說的“五四”運動，是學生上街遊行的那個“五四”運動，還是以白話文、文學革命為標誌的那個“五四”運動？是階級革命論者筆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還是孫文、蔣中正闡釋的既有缺點又有優點的“五四”運動？是基督徒闡釋的文藝複興運動，還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愛國保種運動？這個運動是為下一個階級革命準備力量，還是聲援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是火燒趙家樓的“五四”暴力運動，還是在美國領館門前大喊“大美國萬歲”“威大總統萬歲”的求援運動？這些問題都沒有厘清，或者選擇其中一點，或者雜合兩點，就滿是指責性的議論和抒情，實在是讓人有一種移情錯位之感。
第三個要商榷的問題，也是更重要的問題，就是張文中提及的“共同信守一個社會契約”“美國社會契約的重建”問題，這個問題與此前張千帆教授在共識沙龍做過《美國憲法上的政教關係》等主題密切相關。這是個大問題，也是事關中國自由派乃至部分美國知識界對於美國和美國價值體係的認知、美國社會是否需要或如何重建社會契約，以及由此引發的係列問題同時也就引申出來，比如普世價值與基督文明的問題、美國是否存在十分普遍的社會性歧視問題、美國與二戰後世界格局等諸多大問題。所有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問題，都值得專門撰寫學術文章，都不是三言五語能說清楚的。
這裏，不才隻能簡短回應張千帆教授的觀點。顯然，“共同信守一個社會契約”是很重要的，但是共同信守一個什麽樣的社會契約呢？張千帆教授沒有詳細闡述，結合文章中提及的“美國社會契約的重建”等句子信息，可以分析出，他似乎認為美國現有的社會契約不適應當下美國了，需要再來一次“費城製憲”了。在美國人還沒有驚掉下巴之前，不才首先想到了西塞羅筆下的勇士漢尼拔（Hannibal）評價的福爾米歐（Phormio）先生；其次也要追問幾個問題：“五月花號公約”、獨立宣言、美國憲法以及憲法修正案，難道不是美國共同信守的那些社會契約嗎？難道這些共同遵守的契約也隨著形勢的變化需要與時俱進？如果重建美國的社會契約，而且輕易修訂作為美國傳統的那些契約，那樣的美國是否還能叫美國？當下的美國，究竟是應該重建社會契約，還是應該回歸被自由左派的政治正確侵蝕的有些飄搖的原有契約？顯然，張千帆教授在這些問題上的思考和表達，很有些書生意氣和越俎代庖了，因為美國的保守派已經意識到美國近些年來的歐洲化，他們在試圖刹車，在試圖力挽狂瀾，如果沒有看到這一點，大概就不會明白何以那些美國民眾如此熱忱地支持滿身缺點、滿嘴跑火車的川普先生了。
不才知道，包括張千帆教授在內的國內自由派，和美國自由左派們一樣，都對世俗化、多元化的歐洲，包括民主社會主義的北歐不無好感——這一點他在《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中毫不掩飾自己喜歡北歐各國勝於美國，但美國的主流社會對此還是有所保留的，即便是大喊政治正確的民主黨，不也是放棄了桑德斯而推舉了相對溫和的拜登嗎？
假定按照張千帆教授的書生論政的理性呼籲，美國人現在開始重建社會契約，那麽接下來的可以準確預見得到的問題是，在基督信仰滑坡前提下的現時美國人，會比當年費城製憲那批美國先賢更能達成新的社會共識和契約嗎？須知，當年的製憲如果簡單容易，也就不會有漢米爾頓、麥迪遜等人連篇累牘地撰寫《聯邦黨人文集》了，富蘭克林也就不用在製憲會議瀕臨破裂的情形下說：“人類理智並非十全十美”，“上帝統管人類事務”，“若非祂願意，我們所建造的這一政治建築，不會比巴別塔好到哪裏去”。要知道富蘭克林可是一個有爭議的基督徒，甚至很多人說他是一個自然神論者，但是他都能如此深刻地理解《聖經》和基督教精神，這一點對於留學美國的張千帆教授大概是個提醒，或者他可能太注意自己的專業而忽略領會美國的深層文化和傳統習俗了。
張千帆教授在另一個場合的學術報告中，特別擲地有聲地強調美國憲法、美國政體模式跟基督教沒有關係，這一點得到包括很多留學美國和在美國生活的知識人的讚同，於是片麵強調美國是個世俗化的國家的觀點在美國大選中流行開來。記得魯迅在1907年翻譯編寫了幾篇文言文，其中他使用了一個詞匯叫“輇才小慧”，意思是譏諷那些盤著辮子學跳交誼舞、張口閉口憲政、滿嘴新詞的大清國的留學生。我這裏當然不希望用魯迅發明的這個詞匯來形容張千帆教授，因為他的專業知識和研究程度在國內法學界有口皆碑，但是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犯下如此小兒科的錯誤，實在有些令人驚詫，因為同樣的小兒科的疑問是：一幫基督徒在一起研究憲法，能說憲法跟基督教沒有關係？所謂的有關係難道非得《聖經》的經文體現在憲法條文中才算數？所謂“政教分離”在文化和精神上也能截然分開？
美國憲法中的三權分立在製度模式上可以說沿襲希臘傳統、羅馬法、英國立憲，甚至法國革命中的文化精髓，但同時也是基於基督教的人已經墮落、人不可靠的千年文化傳承，包括憲法“前言”中使用的大寫的極富基督教話語色彩的“Blessings”，在18世紀的英文語境中基本上等同於“上帝的祝福”或“上帝保佑”。而這個被隱去的上帝，顯然不是佛祖，不是穆罕默德，也不是太上老君，而是三位一體的真神LORD——耶和華。還有憲法第一修正案：國會不得製定任何法律確立國教和妨礙宗教自由。這樣的條款，問題意識非常明顯，既明確指向此前歐洲引起紛爭的政府確立國教問題，同時也指向各種各樣的基督教派（含天主教）紛爭的問題。而這一修正案的意思是說，世俗的政府不得立法製定國教，同時世俗的政府也不得立法幹涉基督徒信仰他們各自教派的自由。忽然想起馬丁·路德在評論《詩篇》並批判天主教教會法學家時寫下的一段話：“法學家們自己也說‘純粹的聖典學者就是一個傻瓜。’必須承認，事實確實如此，因為他們沉溺於各種觀念之中，很少考慮世故。”
關於美國製憲，不才作為法學專業的外行，也知道當年的美國那些先賢們盡管來自不同州、不同教派，觀點各異，立場鮮明，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大都信仰基督，即便其中有限的幾位自然神論和不可知論者，也並非決然的無神論者。或者基於多數原則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有一本《聖經》作為遏製個人有限理性和固執己見的超越性價值觀而存在，所以最終才能艱難地達成共識，頒布了憲法及後續的憲法修正案，並進而成就了偉大的美國。而當下美國的社會行情，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信仰耶穌基督的與非信徒的人數幾近對半的狀態。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能夠重建一個各方都滿意的社會契約呢？
比如就美國國內問題來說，自由左派堅持要同性婚姻合法化、變性和墮胎合法化、自我決定性別及性別多樣化、加大稅收推行福利國家、為非法移民提供庇護和醫保、禁槍、淡化宗教堅持進步主義，保守派則堅持一男一女的異性婚姻、反對墮胎和變性、堅持男女兩性性別、減稅維持低福利國家、拒絕非法移民、保守美國人持槍的傳統、保守基督教，這些爭議幾乎都是相互衝突的問題，雙方如何能夠達成共識？就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妥協原則，並在特殊情況下就個別項目可以達成共識，但是要想解決每一個問題或全部問題，怕不是說坐下來談談就可以輕易解決了的。如果重建社會契約這樣複雜的事情，是書齋裏的天真知識分子一句口號、一個理論、一篇文章就可以輕易解決的，那這世界還有什麽不可以解決的問題呢？
尤其是在保守派已經大幅讓步甚至被逼近死角的情境下，比如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前幾天在題名為《言論和信仰自由麵臨前所未有的危險》的演講中提到：華盛頓州基督徒藥店不經營事後避孕藥被州法院判為違法，告誡其要麽提供事後避孕藥，要麽搬離華盛頓州。借用中國人的話說“還有沒有天理了？”美國建國之初絕大多數人都是基督徒，美元上寫著In God We Trust，結果現在為了照顧墮胎，為了無底線的自由和平等，藥店賣什麽藥和不賣什麽藥都不能自主決定了？難怪大法官阿利托說：“改變特別明顯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現在在很多場合宗教自由成為一種被眾人輕視的自由。”這種狀態是讓它繼續發展下去，還是應該需要矯正？不才目前沒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曆史研究總是要相對滯後的，不過在此引用托克維爾的一句話作為注腳是需要的：“宗教在美國的社會治理中不直接起作用，但卻必須被看作他們的第一部政治典章；即使宗教不傳遞自由的信息，它也會促進自由效能的發揮。美國的居民們也正是這樣看待宗教信仰的。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美國人都對他們的信仰忠誠——誰能探查人心呢?——但我能肯定，他們認為信仰對維係政治體製是不可或缺的。”這一點，很重要，但對於龍的國度的無神論者們來說，可能很難理解。
比如就國際格局問題來說，這也是中國人更關心的一麵，二戰後美國在歐洲、亞洲等地駐軍保護所在國和地區的安全，70餘年來花費不可謂不巨大，這種活雷鋒式的模式是應該持續下去還是應該中止？二戰後產生的聯合國體製，尤其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製，產生之初就是一個非驢非馬的東西，美國是繼續混跡其中大筆繳納VIP會員費，還是扭轉局勢換一種遊戲規則？人權理事會本來是為人權而設，然而一幫無人權、低人權國家堂而皇之地成為成員國，是勸說無效後堅決果斷地退群，還是永不放棄堅持舉行渺茫的多邊對話？
這些相互矛盾、尖銳衝突的問題，早已經累積到飽和的地步，曆史也來到這個風陵渡口，一方要維護形象、固守舊秩序，另一方則不願維持過往、堅決要打破秩序，張千帆教授這時站出來說：大家應該理性探討問題以尋求雙方都滿意的答案，能夠安撫人心、安定局勢、彌合思想界撕裂的態勢嗎？不才嚴重懷疑。
在行文結束前，有必要為張千帆教授做個小提示：《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刊發文章時，不知何故在文前插入了一個畫麵和色調很鮮豔的網絡配圖，底下寫著：北京一家官方媒體周日播放了當選總統小約瑟夫·R·拜登發表勝選演講的畫麵。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不才的欣賞和理解水平有限，實在不知道排版者所為者何，但可以猜想張千帆教授應該不喜歡這種排版設計，否則那就有一種晚節不保的嫌疑了。
不才敬重張千帆教授，所以草就此文，目的是提示盡管其出發點是想彌合、縫補因美國大選造成的自由派思想界的撕裂，結果因為立場先行的行文不善，卻可能加速撕裂的結果，就像周作人說魯迅寫《阿Q正傳》明明是要把阿Q推倒，結果在“大團圓”中卻把他扶起來了，區別在於魯迅是因為報社人事變動不得不中止連載匆忙地收尾，而張千帆教授可能是無心插柳柳成了蔭，或者就是因為立場敘事而再一次實踐了懷疑主義所謂的自我意識形態化。
2020年12月9日
美國大選與文章之道——與張千帆教授商榷
歌珊人 (2025-07-31 12:02:19) 評論 (0)張千帆教授在中國大陸很多公共問題和憲政話題上都有不俗的表現，被譽為中國大陸最有影響力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然而，近期他在《紐約時報·中文網》刊發的《中國自由派的大選陰謀論和美國契約的危機》（以下簡稱張文）這篇文章，卻很值得商榷。
關於美國大選，關於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黨爭，以及川普和拜登，不才不想在這裏發表什麽意見，尤其是在舉國皆美國大選專家、美國憲政專家和美國問題研究專家的氛圍中，也沒什麽更高明的意見可發表，觸發這篇文章的原因僅僅是文章之道，意即張千帆教授試圖扮演一個理中客，以彌合因為美國大選，因為支持川普或拜登而造成中國大陸自由思想界撕裂的遺憾局麵。
這個目的和出發點很切合實際，但是很遺憾，因為其行文出現預設立場、草率判斷等大可商榷的問題，導致這篇文章不但達不到他的預期目的，反而可能起到加速撕裂自由派思想界的作用。這樣說的理由如下：
第一，來看文章的第一段：“2020年總統大選猶如一場史詩級大劇，正在此起彼伏的陣陣歡呼和質疑聲中緩緩落下帷幕。但是在太平洋兩岸的中國自由派圈子，支持川普總統的大量‘鐵粉’仍然在散布各種指控選舉舞弊的消息，其中大部分都是未經核實或已證偽的假消息。他們不願意接受自己的偶像敗選的事實，喜歡偏信來自《大紀元》等中文媒體和Facebook傳播的各種有利於川普的假消息。”
不得不說，作為知名法學教授，張千帆教授這樣下筆為文，不但不夠嚴謹，而且傾向性非常明顯。挑選其中幾個問題來具體說一下：
（1）如果使用“史詩級大劇”這樣的修辭，按照文學專業的理解，美國大選因為各州統計的票數拜登占優勢，即將到來的選舉人投票注定川普敗選，哪怕11月3、4、5日統計過程中出現一些令“川黑”也緊張的角逐，但截止到作者撰文時，這樣的過程和結果都算不得“史詩級大劇”。因為根據文學——戲劇的規則，這頂多算是一幕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劇作，缺少強烈的戲劇衝突，如果據此寫成劇本怕是連發表的可能都沒有，或拍成舞台據演出，也應該沒有幾個像樣的觀眾。因為根據美國的曆史來看，1824年傑克遜和亞當斯、1860年林肯與布雷金裏奇和道格拉斯、1876年迪爾頓和海斯、1960年的肯尼迪和尼克鬆、2000年的布什和科爾，甚至2016年的川普和希拉裏，都不能說失色多少，甚至更加緊張刺激。
由此可以推斷說，要麽是張千帆教授在用詞表達上很不講究，信手拈來又隨心所欲；要麽是其欣賞戲劇的審美水平需要提高，須知文學式的誇張也要講究“事實”，不能動輒就“史詩級”，否則豈不是遍地都是“史詩級”，就像文學界裏打出“紅色經典”的招牌後，好像經典遍地了一樣。當然，這次選舉未來會不會成為“史詩級大劇”，那要看劇情後續如何發展了。
（2）關於大選和川普“維權上訪”，網絡平台和各種自媒體充斥大量假消息的問題，張千帆教授就此批評“川粉”蓄意製造和散播假消息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僅說“川粉”造謠、傳謠而不點出“川黑”也存在造謠、傳謠等問題，起碼表麵上看有欠客觀、公允。因為據不才偶爾的觀察看，兩邊皆存在大量造謠、傳謠、回避不利材料等現象。或者說，根據群體心理學的研究，魯迅筆下所謂的庸眾和勒龐筆下的烏合之眾，是不分哪個陣營的，這符合大眾以及大眾傳播的普遍特點。
另外，單就“川粉”造謠的問題，僅僅說“大部分都是未經核實或已證偽的假消息”，也是不足夠的，因為這句話同時也就意味著還有“少部分”已核實或證實的“真消息”。從接下來的文章看，張千帆教授顯然將文章的立意放在前者，而非後者。立意在前者而不在後者，就意味著他非常正經、正式地撰文關注那些明顯看上去就是謠言的受眾，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吃瓜群眾。對此，難免不讓人懷疑：一個很知名的學者，為何要為吃瓜群眾，哪怕是自由派的吃瓜群眾浪費筆墨和精力呢？難道沒有更嚴肅、深刻的問題可關注、可探討嗎？還是在其眼裏讀者皆吃瓜群眾隻好降下身段、俯就大眾，甚或從此要做一個雅俗共賞的媒體學術明星？之所以這樣苛責，想張千帆教授應該懂得文章之道首先就是選題要有價值、關注學術界和思想界的真問題，這種低端的網絡爭論問題，犯不上一個知名教授親自上陣，還煞有介事。
（3）作為法學教授，應該明曉一個簡單道理，即在總統候選人川普已經發起針對各州的訴訟時，在個別州已經立案或再重新核實選票的前提下，即美國大選還處於進行時或大選進行延長時的情況下，即他自己也在文中說存在“質疑聲”，就輕言“敗選”“這些主張迄今為止隻是川普支持者的一麵之詞”等，是有些草率的，其中明顯的問題是學者不經意地取代了法官，或者未審先判。而他並未提供足夠多的證據，完全是一種評論式的解讀。
更嚴重的問題是，因為這個預設立場，很容易讓人尤其是“川粉”將其歸入“川黑”一列，就像有些人已經聲明自己雖然投票給川普但不是“川粉”而依然被視為“川粉”一樣。一旦陷入這樣的預設立場，那麽行文究竟是公正客觀、理性闡釋還是一本正經地主觀先行、立場敘事？就成了一個很難說的問題了，哪怕後文再強調如何彌合美國民眾和中國大陸自由派的思想分歧、說什麽“對不同信息與見解保持寬容和開放的態度”，也就不再那麽令人信服了，寫作文章欲圖彌合思想界的撕裂的目的怕是也難以達到了。當然，關於立場先行的問題，張千帆教授顯然具備常識，因為他在接下來的第二段中就特別寫道：“立場現行、先入為主地篩選自己願意接受和傳播的信息，這隻能說是偏執”。隻可惜，他在強調這一原則和常識時，並沒有考慮到自己是否已經違背了自己所說的話。
第二個需要商榷的問題是張千帆教授在第三段中所寫的：“事實上，此次大選揭示了中國自由派的一個重大變化：他們傳統上相信西方的新聞自由和主流媒體，但是這次大量支持川普的自由派已不相信《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這樣的主流媒體，而選擇相信《紐約郵報》《華盛頓時報》這樣的媒體。他們認為，美國主流媒體或已被華爾街大財團收買，或已被‘白左’占領，甚至已被‘敵對勢力’滲透——以往，隻有中國左派或官媒才會主張這種陰謀論。”
這段話，包括第一段中他所指出的“《大紀元》等中文媒體和Facebook”，無疑指出了一個事實，也在某種程度上澄清了一些問題。不過，疑問也還是不少。比如什麽叫美國的主流媒體？在美國是否存在主流媒體和非主流媒體？初步感覺張文潛在的判斷標準是：傳統的、受眾多的、名氣大的就是主流媒體。如果這樣的分析和判斷符合張文潛在判斷的話，那麽辦刊（報）時間長久、訂閱客戶多、在受眾圈，尤其是華人受眾圈裏影響大的所謂主流媒體，就是客觀、公正、正確的代名詞嗎？主流媒體有沒有犯錯誤的時候？後起的、此前訂閱客戶少的媒體，就沒有資格與主流媒體一拚選情報道的高下？非主流的媒體就永遠得位居支流、末流不能躋身“主流”？主流媒體可不可能淪為末流媒體？顯然這些提問與主流媒體的判斷和客觀報導之間並不構成邏輯嚴密的因果關係。甚至在張千帆教授不明曉《華盛頓郵報》是不是主流媒體的情況下（他曾在另一個場合向在美國朋友詢問），就斷言哪些媒體是主流媒體哪些不是，明顯看出他對美國媒體界的隔膜，但卻很自信自己的判斷。而他後來在《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中坦言說：（自己）“在美國學習生活了15年，但從來認為自己是一個外國人。現在已回國20年，對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現實更為生疏，更不敢輕易下判斷。”既然如此，何以要從眾性地立場先行、率意而為這等非學術的表達呢？
至於在美國，關注和訂閱哪個媒體，就像是否選擇讀大學、是先當兵後讀大學、讀哪個大學、讀什麽專業等問題，更多時候是喜歡與否（絕大多數華裔家庭除外），而不是人多與否、名氣大小與否的問題。當然這樣的個體經驗不足以涵蓋各個媒體的受眾，也不能完全解釋主流與否的問題，但在某一個方麵可以提示這樣一個現象：阿Q進城後，總是以未莊的經驗和眼光去評判城裏的事務，比如他說：城裏人居然把“長凳”叫成“條凳”，煎魚時竟然把蔥切得半寸長，而不是像未莊那樣切得很細，實在“錯的，可笑”！
另外，張千帆作為法學教授也許沒有注意到，在傳播學（Communication）領域，尤其是在大眾傳播學（Mass Communication），一個被討論得幾近爛俗的話題是：大眾傳媒下，讀者或觀眾是如何被媒體控製的。意思就是，現代社會，人不可能不受傳媒的影響，這個影響有很多方麵，包括信息獲得的渠道、價值立場、社會事件如何成為熱點等多方麵。
據此進行分析，其中一個結果是，信息社會中的人，自以為了解天下大事，自以為置身於新聞中，自以為有獨到的見解，但所謂的天下大事、新聞和見解，就如那些都自認為真理在手的時事評論人和無所不知的曆史評論家們一樣，其實不過是一些媒體直接或間接製造的產物而已，頭腦簡單且自以為是，盡管他們一張嘴就會說獨立思考、兼聽則明，甚至還會說自己很厲害的之類的存在感濃烈的流行話，完全不曉得幾千年前蘇格拉底說過的：我知道自己無知，可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無知。
由此引發的另一個問題是，一般大眾關注和願意相信媒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個學者、一個教授，不管是誰，就像張教授文章中所指的“他們傳統上相信西方的新聞自由和主流媒體”，還是有些低端了，因為作為知識、思想的生產者，去“相信”媒體，哪怕是主流媒體，哪怕是立意深度報導的主流媒體，而不是去相信自己的翻查資料、調查走訪、學術探究和解密檔案，無論如何都不怎麽高明。就以《紐約時報·中文網》來說，不才偶爾也看一下，大體感受是在用詞用語、言說尺度等角度來說，是大陸中國媒體和學者不敢望其項背的，但就一些學術問題的探討上，比如《為什麽五四運動在今日中國仍然重要？》《從五四到六四：一次曆史話語權的較量》等文章，以不才在這方麵的研究看，未必見得精深多少，甚至錯得一塌糊塗。
不才一直不相信，僅靠什麽大眾主流媒體，能做出什麽大突破的學術成就和深度思想，包括美國大選。因為一個基本事實是，大眾媒體，定位本身就是大眾（mass），而不是學者、教授、研究員等知識精英，否則那些作為證據的大量資料、引文文獻、繁瑣的注釋，就應該是大眾喜歡的，然而現實卻不是。
由此順便說，張千帆教授曾有過一個產生廣泛影響的講演，記得題名是《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其中涉及“五四”運動的部分，不才以為大有慷慨激情有餘、史實學理不足的問題。因為關於“五四”運動，也包括一般意義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史學界本身就存在很大爭議，比如，連同《紐約時報》那兩篇文章一起，還包括號稱保守主義者的劉軍寧和陳浩武等先生，你們所說的“五四”運動，是學生上街遊行的那個“五四”運動，還是以白話文、文學革命為標誌的那個“五四”運動？是階級革命論者筆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還是孫文、蔣中正闡釋的既有缺點又有優點的“五四”運動？是基督徒闡釋的文藝複興運動，還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愛國保種運動？這個運動是為下一個階級革命準備力量，還是聲援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是火燒趙家樓的“五四”暴力運動，還是在美國領館門前大喊“大美國萬歲”“威大總統萬歲”的求援運動？這些問題都沒有厘清，或者選擇其中一點，或者雜合兩點，就滿是指責性的議論和抒情，實在是讓人有一種移情錯位之感。
第三個要商榷的問題，也是更重要的問題，就是張文中提及的“共同信守一個社會契約”“美國社會契約的重建”問題，這個問題與此前張千帆教授在共識沙龍做過《美國憲法上的政教關係》等主題密切相關。這是個大問題，也是事關中國自由派乃至部分美國知識界對於美國和美國價值體係的認知、美國社會是否需要或如何重建社會契約，以及由此引發的係列問題同時也就引申出來，比如普世價值與基督文明的問題、美國是否存在十分普遍的社會性歧視問題、美國與二戰後世界格局等諸多大問題。所有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問題，都值得專門撰寫學術文章，都不是三言五語能說清楚的。
這裏，不才隻能簡短回應張千帆教授的觀點。顯然，“共同信守一個社會契約”是很重要的，但是共同信守一個什麽樣的社會契約呢？張千帆教授沒有詳細闡述，結合文章中提及的“美國社會契約的重建”等句子信息，可以分析出，他似乎認為美國現有的社會契約不適應當下美國了，需要再來一次“費城製憲”了。在美國人還沒有驚掉下巴之前，不才首先想到了西塞羅筆下的勇士漢尼拔（Hannibal）評價的福爾米歐（Phormio）先生；其次也要追問幾個問題：“五月花號公約”、獨立宣言、美國憲法以及憲法修正案，難道不是美國共同信守的那些社會契約嗎？難道這些共同遵守的契約也隨著形勢的變化需要與時俱進？如果重建美國的社會契約，而且輕易修訂作為美國傳統的那些契約，那樣的美國是否還能叫美國？當下的美國，究竟是應該重建社會契約，還是應該回歸被自由左派的政治正確侵蝕的有些飄搖的原有契約？顯然，張千帆教授在這些問題上的思考和表達，很有些書生意氣和越俎代庖了，因為美國的保守派已經意識到美國近些年來的歐洲化，他們在試圖刹車，在試圖力挽狂瀾，如果沒有看到這一點，大概就不會明白何以那些美國民眾如此熱忱地支持滿身缺點、滿嘴跑火車的川普先生了。
不才知道，包括張千帆教授在內的國內自由派，和美國自由左派們一樣，都對世俗化、多元化的歐洲，包括民主社會主義的北歐不無好感——這一點他在《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中毫不掩飾自己喜歡北歐各國勝於美國，但美國的主流社會對此還是有所保留的，即便是大喊政治正確的民主黨，不也是放棄了桑德斯而推舉了相對溫和的拜登嗎？
假定按照張千帆教授的書生論政的理性呼籲，美國人現在開始重建社會契約，那麽接下來的可以準確預見得到的問題是，在基督信仰滑坡前提下的現時美國人，會比當年費城製憲那批美國先賢更能達成新的社會共識和契約嗎？須知，當年的製憲如果簡單容易，也就不會有漢米爾頓、麥迪遜等人連篇累牘地撰寫《聯邦黨人文集》了，富蘭克林也就不用在製憲會議瀕臨破裂的情形下說：“人類理智並非十全十美”，“上帝統管人類事務”，“若非祂願意，我們所建造的這一政治建築，不會比巴別塔好到哪裏去”。要知道富蘭克林可是一個有爭議的基督徒，甚至很多人說他是一個自然神論者，但是他都能如此深刻地理解《聖經》和基督教精神，這一點對於留學美國的張千帆教授大概是個提醒，或者他可能太注意自己的專業而忽略領會美國的深層文化和傳統習俗了。
張千帆教授在另一個場合的學術報告中，特別擲地有聲地強調美國憲法、美國政體模式跟基督教沒有關係，這一點得到包括很多留學美國和在美國生活的知識人的讚同，於是片麵強調美國是個世俗化的國家的觀點在美國大選中流行開來。記得魯迅在1907年翻譯編寫了幾篇文言文，其中他使用了一個詞匯叫“輇才小慧”，意思是譏諷那些盤著辮子學跳交誼舞、張口閉口憲政、滿嘴新詞的大清國的留學生。我這裏當然不希望用魯迅發明的這個詞匯來形容張千帆教授，因為他的專業知識和研究程度在國內法學界有口皆碑，但是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犯下如此小兒科的錯誤，實在有些令人驚詫，因為同樣的小兒科的疑問是：一幫基督徒在一起研究憲法，能說憲法跟基督教沒有關係？所謂的有關係難道非得《聖經》的經文體現在憲法條文中才算數？所謂“政教分離”在文化和精神上也能截然分開？
美國憲法中的三權分立在製度模式上可以說沿襲希臘傳統、羅馬法、英國立憲，甚至法國革命中的文化精髓，但同時也是基於基督教的人已經墮落、人不可靠的千年文化傳承，包括憲法“前言”中使用的大寫的極富基督教話語色彩的“Blessings”，在18世紀的英文語境中基本上等同於“上帝的祝福”或“上帝保佑”。而這個被隱去的上帝，顯然不是佛祖，不是穆罕默德，也不是太上老君，而是三位一體的真神LORD——耶和華。還有憲法第一修正案：國會不得製定任何法律確立國教和妨礙宗教自由。這樣的條款，問題意識非常明顯，既明確指向此前歐洲引起紛爭的政府確立國教問題，同時也指向各種各樣的基督教派（含天主教）紛爭的問題。而這一修正案的意思是說，世俗的政府不得立法製定國教，同時世俗的政府也不得立法幹涉基督徒信仰他們各自教派的自由。忽然想起馬丁·路德在評論《詩篇》並批判天主教教會法學家時寫下的一段話：“法學家們自己也說‘純粹的聖典學者就是一個傻瓜。’必須承認，事實確實如此，因為他們沉溺於各種觀念之中，很少考慮世故。”
關於美國製憲，不才作為法學專業的外行，也知道當年的美國那些先賢們盡管來自不同州、不同教派，觀點各異，立場鮮明，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大都信仰基督，即便其中有限的幾位自然神論和不可知論者，也並非決然的無神論者。或者基於多數原則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有一本《聖經》作為遏製個人有限理性和固執己見的超越性價值觀而存在，所以最終才能艱難地達成共識，頒布了憲法及後續的憲法修正案，並進而成就了偉大的美國。而當下美國的社會行情，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信仰耶穌基督的與非信徒的人數幾近對半的狀態。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能夠重建一個各方都滿意的社會契約呢？
比如就美國國內問題來說，自由左派堅持要同性婚姻合法化、變性和墮胎合法化、自我決定性別及性別多樣化、加大稅收推行福利國家、為非法移民提供庇護和醫保、禁槍、淡化宗教堅持進步主義，保守派則堅持一男一女的異性婚姻、反對墮胎和變性、堅持男女兩性性別、減稅維持低福利國家、拒絕非法移民、保守美國人持槍的傳統、保守基督教，這些爭議幾乎都是相互衝突的問題，雙方如何能夠達成共識？就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妥協原則，並在特殊情況下就個別項目可以達成共識，但是要想解決每一個問題或全部問題，怕不是說坐下來談談就可以輕易解決了的。如果重建社會契約這樣複雜的事情，是書齋裏的天真知識分子一句口號、一個理論、一篇文章就可以輕易解決的，那這世界還有什麽不可以解決的問題呢？
尤其是在保守派已經大幅讓步甚至被逼近死角的情境下，比如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前幾天在題名為《言論和信仰自由麵臨前所未有的危險》的演講中提到：華盛頓州基督徒藥店不經營事後避孕藥被州法院判為違法，告誡其要麽提供事後避孕藥，要麽搬離華盛頓州。借用中國人的話說“還有沒有天理了？”美國建國之初絕大多數人都是基督徒，美元上寫著In God We Trust，結果現在為了照顧墮胎，為了無底線的自由和平等，藥店賣什麽藥和不賣什麽藥都不能自主決定了？難怪大法官阿利托說：“改變特別明顯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現在在很多場合宗教自由成為一種被眾人輕視的自由。”這種狀態是讓它繼續發展下去，還是應該需要矯正？不才目前沒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曆史研究總是要相對滯後的，不過在此引用托克維爾的一句話作為注腳是需要的：“宗教在美國的社會治理中不直接起作用，但卻必須被看作他們的第一部政治典章；即使宗教不傳遞自由的信息，它也會促進自由效能的發揮。美國的居民們也正是這樣看待宗教信仰的。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美國人都對他們的信仰忠誠——誰能探查人心呢?——但我能肯定，他們認為信仰對維係政治體製是不可或缺的。”這一點，很重要，但對於龍的國度的無神論者們來說，可能很難理解。
比如就國際格局問題來說，這也是中國人更關心的一麵，二戰後美國在歐洲、亞洲等地駐軍保護所在國和地區的安全，70餘年來花費不可謂不巨大，這種活雷鋒式的模式是應該持續下去還是應該中止？二戰後產生的聯合國體製，尤其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製，產生之初就是一個非驢非馬的東西，美國是繼續混跡其中大筆繳納VIP會員費，還是扭轉局勢換一種遊戲規則？人權理事會本來是為人權而設，然而一幫無人權、低人權國家堂而皇之地成為成員國，是勸說無效後堅決果斷地退群，還是永不放棄堅持舉行渺茫的多邊對話？
這些相互矛盾、尖銳衝突的問題，早已經累積到飽和的地步，曆史也來到這個風陵渡口，一方要維護形象、固守舊秩序，另一方則不願維持過往、堅決要打破秩序，張千帆教授這時站出來說：大家應該理性探討問題以尋求雙方都滿意的答案，能夠安撫人心、安定局勢、彌合思想界撕裂的態勢嗎？不才嚴重懷疑。
在行文結束前，有必要為張千帆教授做個小提示：《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刊發文章時，不知何故在文前插入了一個畫麵和色調很鮮豔的網絡配圖，底下寫著：北京一家官方媒體周日播放了當選總統小約瑟夫·R·拜登發表勝選演講的畫麵。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不才的欣賞和理解水平有限，實在不知道排版者所為者何，但可以猜想張千帆教授應該不喜歡這種排版設計，否則那就有一種晚節不保的嫌疑了。
不才敬重張千帆教授，所以草就此文，目的是提示盡管其出發點是想彌合、縫補因美國大選造成的自由派思想界的撕裂，結果因為立場先行的行文不善，卻可能加速撕裂的結果，就像周作人說魯迅寫《阿Q正傳》明明是要把阿Q推倒，結果在“大團圓”中卻把他扶起來了，區別在於魯迅是因為報社人事變動不得不中止連載匆忙地收尾，而張千帆教授可能是無心插柳柳成了蔭，或者就是因為立場敘事而再一次實踐了懷疑主義所謂的自我意識形態化。
2020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