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國人集中營係列6——反對拘禁日裔美國人的聲音

反對驅逐和拘禁的非軍事倡導者

與許多美國白人農民一樣，夏威夷的白人商人在處理日裔美國人問題上也有自己的動機，但他們反對監禁日裔美國人。相反，這些人最終促成了一項立法的通過，使他們得以保留近15萬日裔美國人的自由，否則這些人將被送往位於夏威夷的集中營。同時，夏威夷領地總督約瑟夫·龐德克斯特拒絕了大規模監禁居住在那裏的日裔美國人的呼籲。[77][68] 結果，在夏威夷，隻有1200到1800名日裔美國人被監禁。[69]

夏威夷的權貴商人認為，監禁如此大比例的島嶼人口將對該地區的經濟繁榮產生不利影響。[70] 日裔美國人在島上“占了90%以上的木匠、幾乎所有的運輸工人以及相當一部分的農業勞動者”。[70]夏威夷軍事長官德洛斯·卡爾頓·埃蒙斯將軍也認為，日本勞工對於重建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摧毀的防禦工事“絕對必要”。[70] 埃蒙斯將軍認識到日裔美國人社區對夏威夷經濟繁榮的貢獻，反對監禁日裔美國人，並得到了夏威夷大多數商人的支持。[70] 

（校注：雖然9066號行政命令在表麵上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出台，但在日裔美國人占比較高的西海岸與夏威夷，居於經濟主導地位的白人群體對日裔的感知與“安全威脅”的認知存在顯著差異。從生物學中“生態位”差異的角度，可以類比對此進行解釋：在夏威夷，盡管白人與日裔同屬外來群體，但白人通過種植園體製掌控政治、經濟與土地資源，成為資本家、地主與製度維係者，而日裔則主要擔任勞工與中層職員，兩者之間形成較為穩定的互補性生態結構，族群間張力較低。相比之下，加州的土地私有化和自由競爭機製導致白人與日裔在農業經營領域直接競爭，同屬“自耕農—小業主”生態位，加劇了白人對日裔的威脅感與排斥情緒。關於夏威夷的曆史背景補充如下：

夏威夷及周邊的土著與西方接觸始於1778年庫克船長的到來。1795年卡美哈梅哈一世建立夏威夷王國。在和外部互動中土著王國逐步失去經濟政治軍事控製權，周邊土地大多數落於美國人之手。1893年，親美商人與本地白人統治階層在美國事務專員約翰·史蒂文斯和海軍陸戰隊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了土著君主莉莉烏歐卡拉尼女王的統治，結束了夏威夷王國的獨立地位。美國人桑福德多爾任臨時新政府總統。

美國本土政權交替之際的新任總統克利夫蘭與國會參議院等反帝國主義力量反對吞並，故延遲到威廉麥金萊總統上台，美西戰爭時期形式轉變後，於1898年在美西戰爭背景下，美國通過《新蘭茲聯合決議》以國會簡單多數的方式，規避了原本需經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批準的條約程序，從而實現對夏威夷的吞並。1900年夏威夷領地建立，美國開始正式全麵接管軍政經濟大權。

1900年夏威夷人口為15萬4千人，中主要族裔為：日裔40%, 原住民19.4%，歐裔美國白人18.7%，葡萄牙裔10%，華裔10%。到1940年太平洋戰爭前夕，夏威夷人口增長到42萬出頭，日裔、原住民、白人比例大體不變；葡萄牙裔下降到5%，部分家庭逐漸被納入更寬泛的白人社會範疇；華人下降為6.4%，菲律賓裔上升到15%。數據來源於美國官方統計（如1900年與1940年人口普查），但其中對族裔劃分有官方主觀性。

日裔華裔菲裔葡萄牙裔來到夏威夷主要和夏威夷的製糖工業相關，華人是最先引進的，排華法案發布後日本和夏威夷簽訂契約勞工的形式大批輸送日裔勞工，後來落地生根加上家庭移民形式形成日裔社區。菲律賓裔大量移民發生在美西戰爭菲律賓成為美國殖民地之後。

二戰前夏威夷作為美國海外領地的身份，一直保持到1959年。自被吞並起，美國總統任命總督治理夏威夷領地，雖然形式上為美國領地，實質上具強烈殖民色彩，總督擁有廣泛行政權力。）

最初，俄勒岡州州長查爾斯·A·斯普拉格反對監禁，因此，他決定不在該州強製執行監禁，並勸阻其他居民騷擾他們的二代日裔美國公民同胞。 1942年2月中旬，也就是行政命令發布的幾天前，他轉而反對日本，但後來他後悔了這一決定，並試圖用餘生來彌補。[72]

科羅拉多州州長拉爾夫·勞倫斯·卡爾是唯一一位公開譴責監禁美國公民的民選官員（這一舉動讓他失去了連任，但也贏得了日裔美國人社區的感激，丹佛日本城的櫻花廣場甚至豎立了他的雕像）。[58]

（校注：拉爾夫·勞倫斯·卡爾在日裔美國人問題上的立場，體現了一種接近憲政主義信仰的堅定。他曾指出：“當你侵犯一個少數群體的權利時，就是在為未來侵犯你自己權利的人鋪路。”在他看來，將日裔美國公民送入集中營，是出於恐懼與種族偏見的集體懲罰，傷害這些無辜者“就是在摧毀美國最根本的東西”。

他不僅公開反對集中營政策，還明確表示歡迎日裔美國人在科羅拉多州自由定居與工作，這一立場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極為罕見，也體現了他對公民權利的實質性維護。

1942年，他放棄州長連任，轉而競選聯邦參議員，雖在黨內初選中勝出，卻在大選中敗於當時更為主流的民意，此後未再擔任公職。2000年前後，他被評為“科羅拉多世紀人物”，以紀念他那份在逆境中不跟風的人類良知。）

盡管監禁政策在加州普遍受歡迎，但也有零星反對聲音。R.C. 《奧蘭治縣紀事報》出版商霍伊爾斯在戰爭期間認為監禁政策不道德且違憲：”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判定對國家不忠的人有罪，這似乎與我們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也與我們正在對抗的政府類型過於相似……我們必須認識到，正如亨利·埃默森·福斯迪克的明智之言：“自由總是危險的，但它是我們擁有的最安全的東西。”[73]”

一些基督教團體（例如長老會）的成員，尤其是那些曾派遣傳教士前往日本的人士，也反對監禁政策。[74] 一些浸信會和衛理公會等教會也組織了對集中營的救援工作，向囚犯提供物資和信息。[75][76]

（校注：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浸信會（Baptist Church）和衛理公會（Methodist Church）等基督教新教團體，通常強調個人責任、社會公義與人道關懷，主張扶助弱勢群體。在對待日裔美國人問題上，部分新教信徒表現出對個人尊嚴與人道主義的高度關注。

與天主教自上而下的集中式教會結構不同，新教強調地方教會的自治性。因此，對日裔美國人的支持，多由個別信徒或地方教會基於其信仰良知和道德判斷自發推動，而非源自一個全國性教會的統一表態。）

黑人和猶太人等民權組織對日裔美國人監禁的反應

美國公眾絕大多數讚同日裔美國人監禁措施，因此，這些措施很少遭到反對。反對聲浪主要是來自那些認為自己在美國國內也受到譴責的少數族裔成員。莫頓·格羅津斯（Morton Grodzins）寫道：“反日情緒與反黑人和猶太人情緒相差無幾（甚至可以互換）。”[90]

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和全國猶太婦女協會（NCJW）偶爾也會發表講話，但很少有人比喬治·S·斯凱勒（George S. Schuyler）更直言不諱地反對監禁。斯凱勒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黑人報紙《匹茲堡信使報》的副主編，他對羅斯福政府的國內外政策的批評日益增多。他駁斥了有關日裔美國人構成任何真正國家安全威脅的指控。舒勒警告非裔美國人：“如果政府能對日裔美國公民這樣做，那麽它也能對任何血統的美國公民這樣做……他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91]

（校注：作為當時在美國仍遭歧視的群體，猶太裔非裔美國人發聲具有勇氣與道義價值。非裔美國人反對監禁日裔美國人，部分源於他們對自身遭受種族歧視的同理心，部分也出於對膚色歧視邏輯可能普遍適用的警惕心態。在反對拘禁日裔美國人的立場上，非裔具有很強的正義性。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30至40年代，一些黑人民權參與者曾短暫地將日本軍國主義誤視為反白人殖民者的潛在盟友，這一錯誤觀點後來得到修正。）

(民權曆史學家)謝麗爾·格林伯格認為，由於美國政府為集中營辯護，當時（美國民權組織）之所以沒有廣泛討論監禁問題，是因為政府的言論掩蓋了軍事必要性的背後動機，而且由於擔心被視為“非美國人”，大多數民權組織直到該政策實施多年後才敢發聲。

戰後，共同的種族歧視經曆促使一些現代日裔美國領導人公開支持非裔群體HR40法案，該法案呼籲向非裔美國人支付賠償，因為他們受到了奴隸製及其後續歧視的影響。[92] 格林伯格補充道：“並非所有美國人都支持這種種族主義。兩個同樣受壓迫的群體——非裔美國人和猶太裔美國人——已經組織起來，共同對抗歧視和偏見。” [93]

(校注：HR40法案案1989年由非裔國會眾議員John Conyers首次提出，名稱象征南北戰爭後給予解放奴隸四十畝地和一頭騾子的許諾，最終並未兌現。該法案每年都被提交但是因議題高度敏感涉及更廣泛的美國社會的問題，一直未能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