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天，這種焦慮在美國的‘紅色州’仍有回響，隻不過焦慮的源頭從農業產業競爭轉向了中美兩國間更廣泛的經濟競爭，在形式上也略有變化。無論是聯邦層麵的“中國計劃”，還是一些州精心偽裝、實則針對華裔的土地與房產政策，都是這種對外部威脅情緒的體現。保守派通過激發民族主義情緒以動員選民，沿用了曆史上的老套路：借由製造內外敵人，凝聚內部力量。
以下正文中的支持拘禁日裔美國人的觀點，完全來源於維基頁麵，未做刪節和篩選。這些引用文字僅為曆史記錄，不代表本人立場。反對拘禁日裔美國人的觀點將在係列的下一集詳細闡述。）
非軍事人士主張排除、驅逐和拘留
驅逐和監禁日裔美國人在許多憎恨日裔美國農民的白人農民中頗受歡迎。白人美國農民承認，出於自身利益，他們必須驅逐日本人。[38] 這些人認為監禁是驅逐日裔美國競爭對手的便捷手段。
薩利納斯蔬菜種植者-運輸者協會常務秘書奧斯汀·E·安森在1942年接受《星期六晚郵報》采訪時表示：“我們被指控出於自私的原因想要驅逐日本人。我們就是這樣的。這涉及到居住在太平洋海岸的是白人還是棕色人種的問題。他們來到這個山穀工作，並留下來接管了這裏……如果明天就把所有日本人都驅逐出去，兩周後我們也不會想念他們，因為白人農民可以接管這裏，生產日本人種植的所有東西。而且，戰爭結束後，我們也不希望他們回來。[62]“
（校注：加州白人主導的立法機構在1913年出台外僑土地法，禁止不能歸化的外僑（即日僑）擁有或者租賃農業用地，並於1920年進一步修正，禁止借用子女等名義上的所有權曲線擁有土地。9066號行政命令出台被這些安全焦慮的加州農場主等白人群體的一大勝利。)
愛達荷州州長蔡斯·A·克拉克在1942年5月22日的獅子會演講中表示：“日本人像老鼠一樣生活，繁殖和行為舉止都像老鼠。我們不希望他們……永久地居住在我們州。”[71][38]
為赫斯特報業撰稿的專欄作家亨利·麥克萊莫爾的文章代表了當時的公眾情緒：“我主張立即將西海岸的所有日本人遷移到內陸深處。我指的也不是內陸的某個好地方。把他們趕到一起，打包帶走，讓他們在荒地裏待著……我個人討厭日本人。我討厭他們所有人”。[64]
洛杉磯的美國眾議員利蘭·福特（共和黨-加州）也加入了這一行列，要求“所有日本人，無論是否為日本公民，都應被關進[內陸]集中營”。[38]
報紙社論對拘禁日裔美國人的看法
(圖片來源：著名兒童書作者 Dr. Seuss為紐約的自由派報紙所畫的漫畫，暗示西海岸的日裔美國人都是第五縱隊的成員，準備傷害美國。）
當時美國各大報紙的社論普遍支持國家監禁日裔美國人。1942年2月19日，《洛杉磯時報》發表社論指出：”自12月7日以來，該地區的安全明顯受到威脅，潛在的破壞分子和第五縱隊出現在煉油廠、儲油罐、飛機製造廠、陸軍哨所、海軍設施、港口和通訊係統附近。按照正常的合理程序，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不到一天，政府就會將所有日裔僑民及其直係後代圍捕並送往內陸地區，進行分類，並可能予以監禁。[102] 這涉及到僑民和未被同化的人。”
1942年2月20日，《亞特蘭大憲法報》發表社論更進一步指出：”現在是時候停止對日裔僑民和日裔美國人冒險了……雖然美國人天生厭惡嚴厲措施，但每個人都必須意識到這是一場全麵戰爭，沒有美國人在日本、德國或意大利逍遙法外，而且在這個國家，絕對沒有任何理由冒著哪怕是一丁點來自國內敵對勢力的重大災難的風險。”[103]
《華盛頓郵報》1942年2月22日的一篇社論指出：”隻有一種方式可以理解總統授權陸軍設立“軍事區”以禁止公民或外國人進入的命令。那就是將該命令視為全麵防禦的必要補充”。[104]
《洛杉磯時報》1942年2月28日的一篇社論指出：”至於相當數量的日本人，無論出生在何處，不幸的是，毫無疑問。他們支持日本；他們將盡一切可能通過間諜、破壞和其他活動幫助日本；為了加州和美國的安全，他們需要受到約束。由於對美國的忠誠沒有可靠的檢驗標準，因此所有人都必須受到約束。真正忠誠的人會理解，並且不會反對”。[105]
1942年12月8日，《洛杉磯時報》的一篇社論指出：”在美國這些中心的日本人得到了最好的待遇，食物和住房也比他們許多人以前所經曆的要好得多，而且受到了最低限度的約束。他們的食物和住房與陸軍一樣好，甚至更好……美國人民可以沒有牛奶和黃油，但日本人會得到補給。”[106]
（校注：這個社論所聲稱的和未來要提到的關於集中營報道的文字並不符合）
1943年4月22日，《洛杉磯時報》的一篇社論指出：”作為一個種族，日本人為自己創造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無良背叛記錄。無論多麽小的理論上，釋放在這個國家受到拘禁的人可能會帶來很多好處，但這些好處與它所蘊含的風險相比，將是多麽微不足道。”[107]
《洛杉磯時報》的一篇社論稱，“毒蛇無論在哪裏孵化，終究是毒蛇……因此，一個日裔美國人，父母為日本人，接受日本傳統的熏陶，生活在移植的日本氛圍中……盡管他名義上偶然獲得了公民身份，但幾乎不可避免地，除了極少數例外，他長大後會成為日本人，而不是美國人……因此，雖然將他們全部視為潛在敵人可能會對少數人造成不公，但我無法逃避這樣的結論……在我們與他們的種族交戰之際，這種待遇……應該給予他們每一個人。“[65]
（校注：與下一集中的其他反對聲音對比，可以看出美國本土輿論中所謂的安全焦慮可能掩蓋了更深層的種族主義情緒和經濟競爭的壓力。）
密碼學軍事技術角度出發的支持監禁意見
在《魔法：二戰期間美國情報部門和西海岸日本居民撤離的不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前國家安全局特工戴維·洛曼認為，“魔法”（美國密碼破譯工作的代號）截獲的信息構成了“大規模間諜網的可怕幽靈”，因此監禁是合理的。[78]洛曼認為，監禁是為了確保美國密碼破譯工作的保密性，因為對日裔美國人的有效起訴可能需要披露機密信息。如果美國的密碼破譯技術在對個別間諜的審判中被披露，日本帝國海軍將修改其密碼，從而削弱美國的戰略戰時優勢。
一些學者批評或駁斥了洛曼的論證，即部分日裔美國人的“不忠誠”可以使“監禁12萬人，包括嬰兒、老人和精神病患者”的行為合法化。[79][80][81] 洛曼對“魔法”電報內容的解讀也受到了質疑，一些學者認為，這些電報表明日裔美國人沒有聽從日本帝國對美國進行間諜活動的提議。[82]一位評論家認為，洛曼的書早已被“駁斥和抹黑”。[83]
保守派評論員米歇爾·馬爾金在其著作《為拘禁辯護：二戰和反恐戰爭中“種族定性”的案例》（2004年）中為洛曼得出的爭議性結論進行了辯護。[84] 馬爾金為日本監禁辯護的部分原因是，她認為“批評者不斷危言聳聽，他們認為美國的每一項反恐措施都等同於拘禁”。[85] 她批評了學術界對這一主題的處理方式，並暗示批評日本監禁的學者別有用心。她的書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尤其是在她對“魔法電報”的解讀方麵。[86][87][88]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也援引了洛曼的觀點，為馬爾金辯護，並表示日裔美國人監禁是“一個好主意”，它“為今天提供了教訓”。[89]
日裔美國人內部的聲音
日裔美國公民聯盟(JACL)的領導層並未質疑將日裔美國人排除在西海岸之外是否合憲。該組織認為，不抗議地服從政府命令更有利於社區，因此建議約12萬受影響的人和平撤離。[63]
（校注：日裔美國公民聯盟成立於1929年，致力於維護日本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促進族群融入與美國主流社會和解。主要由二代日裔美國公民組成。JACL是一個典型的“精英取向的少數族群組織”。戰前有意與更激進民族主義日裔團體保持距離。在珍珠港事件後立即表態支持美國政府，號召日本裔“服從安排，證明忠誠”。
9066號行政命令發布後，JACL很快召開了會議，形成了共識“日裔美國人將完全服從政府命令，協助軍方執行轉移，以示忠誠。”，這一立場客觀上減少了軍方拘禁日裔美國人的阻力，為同族被廣泛迫害提供了便利。在拘禁政策實施期間，JACL依然主張“合作服從”，反對抗命、法律訴訟與罷營行為，強烈反對包括Fred Korematsu在內的反抗拘禁的法律挑戰者被一些曆史學者和拘禁營幸存者批評為“與政府合作打壓自己同胞”的組織。有記錄顯示，JACL成員曾向政府情報機構告發日裔內部的“激進分子”。JACL也積極鼓勵年輕人參與戰爭動員，助力後來442團級戰鬥隊的建立。
1980年代起，JACL內部開始有一批年輕成員主動承認組織曾在二戰期間“道德失敗”1990年代，JACL正式向日裔反抗者與戰時批評者道歉。
JACL在1942年時成員約幾千人，是整個社群中的較具有影響力的組織，但在當時他們的聲音幾乎成了日裔族群中能傳達到媒體的唯一聲音，而剩下的日裔美國人整體處於失語震驚狀態。除部分人在遷移令發布前搬到非軍事區外，另有極少數人選擇對抗軍方命令，躲藏或者主動違法來挑戰法令，但都被監控嚴密的網絡以及被鄰裏舉報而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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