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有些國家，明知道有問題卻回不了頭？

編者按：我們不僅要了解西方世界興起的經驗，更重要的是去理解：為什麽有些國家會興起，有些國家會衰落？為什麽有些國家明知道自己的製度出了問題卻回不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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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增加財政收入的三種方法

大家有沒有聽過曆史上有一個國家，曾經是稱霸全球，簡直建立起一個不可一世的海權帝國，我說的還不是英國，是當年比英國更悠久、更早成為海上帝國的西班牙。

說起這個海權帝國，曾經不可一世，後來它是怎麽衰落的呢？到了差不多公元1500年的時候，整個歐洲已經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原來零零散散的小莊園、小領主、小王國這種封建製度，轉型成為一個民族國家製度，已經相當接近我們今天所了解的民族國家了。

在那個時候，首先跑出來的幾個國家是哪些國家？比如說像西班牙、法國，這些國家為什麽能夠脫穎而出，贏得一時的競爭呢？那是因為他們的政府，財政的吸取能力特別強。

當時這些國家麵對很龐大的財政開支的壓力，它要維持一個龐大的軍隊和治安力量，來維護國境內的安全、安穩，要鎮壓叛亂，要掃平盜匪，要對付外國，同時有時候還要開拓國土，入侵人家。

當然還有國王要興建漂亮華麗的大宮殿，他要有很多很美觀的大花園，跟著他混吃混喝的一幫貴族，一些權貴們也都得有好日子過，因此他們財政壓力很大。

財政壓力這麽大，怎麽辦呢？有很多種辦法，最等而下之的就是跟銀行借錢。但是因為國王借錢經常不還，所以搞到後來那些銀行家要貸款給他們，就要收特別高的利息。

當然了，比起借錢還有很多更好的辦法，就是想辦法增加收入，增加收入的辦法無非就是收稅，還有一種是特許權。什麽叫特許權？我們就拿那個時候的西班牙來講好了，當時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他的主要的財政來源有三大塊：

●第一大塊就是從低地國家收來的一些稅金，跟各種各樣、各種名目的，非常名目花巧的這些費用，所謂“低地國家”指的就是今天的荷蘭跟比利時那一帶，或者弗蘭德斯，就是荷蘭、比利時、法國交界的地方，在那邊收錢。

●還有一筆錢就是從他剛剛開拓的中南美洲的美洲新大陸的殖民地那源源不絕而來的白銀。

●另外還有一塊就是西班牙本地的一種特殊行業，羊毛。而擁有那些羊的牧羊人，後來搞得財雄勢大，形成了一個團夥，這個團夥叫“羊主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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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權與財產權的衝突

這個“羊主團”，他們養著這一大批羊，到處放牧，他們做的這個羊毛利潤非常高，高到一個程度，乃至於成為整個西班牙帝國財政三分之一的來源。國王跟他們是什麽關係呢？就是給他們這夥人一種特許經營權。

這個特許經營權，就是說我現在認定了你們100家能夠搞羊毛（假設是100家），別人不準入行。這是壟斷的，那100家當然是權貴家族，是一些資本權貴，這些人組成“羊主團”。

到後來，西班牙從美洲吸取的金銀財寶開始往下滑了，當他跟荷蘭那些低地國家斷離關係，人家革命成功，脫離它之後，它怎麽辦？它就隻好更加依賴“羊主團”，它為了要依賴“羊主團”，它給了“羊主團”很多特權，

包括讓他們隨時放牧。你在西班牙從北到南、從東往西任何地方，你的羊去到哪，那些羊愛到哪吃草，就去哪吃草。

這樣就有問題了，西班牙的農民或者莊園主，他種莊稼，但是羊一來就把莊稼全吃了。這些“羊主團”不管，他說我們有特許權。因此就涉及到這本書（《西方世界的興起》）很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財產權。

你想想看，我是一個西班牙的農民或者莊園主，我種地，天天在上麵耕作，理論上這個地方是屬於我的，它是我的財產。所謂是我的財產的意思就是我要有排他權的，就是這塊地方隻歸我使用，別人不能夠擅自進來破壞或者在裏麵攫取它的經濟成果。

好，今天您可好，一大堆羊，漫山遍野地進來，吃光了我的東西，這我該找誰投訴，找誰告狀呢？你找不到誰，因為國王說了，準他們那麽幹。

同時，你還要想的問題就是，我也許，我本來可以有一些推進農耕產品技術的一些發展，一些發明，我也都不用了，我不要搞那麽多投資，別的國家農業上麵越來越推進，越來越進步，又有水利技術，又有各種各樣的新的實驗、耕作方式、耕作製度的探討，西班牙農民都不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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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國王允許牧羊人侵犯農民財產權？

問題是為什麽西班牙國王要這麽做？這麽縱容“羊主團”呢？那是因為他給“羊主團”特許的這種經營權，“羊主團”就貢獻一筆錢給他，那筆錢使得他覺得我很穩定，有收入，但相比之下，我保障農民的私有產權再從他們那兒收稅，就比給“羊主團”特許權賺到的錢花費更多成本。

其實這種特許權在歐洲是很常見的，有各種各樣的專業，這些專業組成行會，就限製住誰能入行，誰不準入行，每個入行的人要經過什麽樣的標準才能夠出身，獨當一麵，開一個店，做個廠。然後，同時又規定了各種各樣的大家利潤獲取的方式，因此，這種行會發展到後來，其實對經濟發展是有傷害的，因為它是壟斷的。

不止如此，這種行會它還會排斥所有的技術創新，因為任何一個地方發展出來的技術創新都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大多數人，也許這個行會內部有人會做技術創新，但這個創新必須要保密，因為當時沒有一個很好的智慧財產權，所以你發明一個東西，這個東西要是泄密傳出去怎麽辦？

當時種種這些行會，它也是國王吸取財源的一個重大來源。還有一種更極端的，就是法國國王跟西班牙國王，他要是不高興了，真沒錢了，他幹脆直接沒收這些貴族和企業主的錢。他憑什麽沒收呢？他可以說：“率土之濱，莫非王土。”

那麽這時候誰能夠抵製這些國王呢？就隻有極少數的人，比如說一些國家的議會，也許能夠抵製國王，但是在國王擴大的權力當中，簡直就像強盜一樣，任意劫掠整個國家的財富，可以達到這個程度。

但是久而久之慢慢發展成他不能明搶了，因為明搶，他發現最後對大家都沒有好處，於是，你們老百姓各幹各的，你們也能掙錢，我把這個打劫，定時打劫變成定時抽稅，這就是國家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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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進入的社會秩序

當年的法國王室、法國政府為了要供養起自己龐大的開支需要，就想從社會上方方麵麵地想要吸取財源。國家在各種的生產環節、各種經濟活動裏麵設下了無窮的關卡，這些關卡，每一道關卡當然都有收費，而每一道收費都是為了要應付國家龐大的財政需要。

這麽做，當然能夠短期內讓這個國家顯現得好像比較有錢，但這長此下去就會出問題了。因為這個製度沒辦法保證很有效地激勵個人努力生產。換句話說，就是在財產權的製度設計上出了問題。

當財產權這個東西不安穩或者得不到保障，於是你就不可能那麽認真、努力地想要做各種各樣的創新，就不可能那麽努力、認真地想要做各種各樣的有益於經濟生產的活動了。

相比之下，荷蘭這個低地國家，沒有什麽天然資源的這麽一片小的國家，跟後來的英國就完全不一樣，它們不一樣在哪呢？比如說我們就拿英國來講好了，英國的《大憲章》的出現，就是因為當時的一個國王，想要去打仗，於是就要抽稅，但要交稅的或者要向他效勞的那些貴族們不幹了，不堪重負，於是造反。造反逼著這個國王要跟他們談判，談判之後就定下了一連串的契約，這個契約，慢慢地整個精神跟習慣就在英國保留下來。

因此在英國就有一個比較強大的國會製度，這個議會製度是能夠保證在國王要收取稅收的時候必須經過他們的同意，甚至是由他們來製訂，因此國王或者政府沒有這種擅自隨便撈錢的權力跟能力。

道格拉斯·諾斯後期提過這麽一對概念，叫做“開放進入的社會秩序”，“有限進入的社會秩序”。所謂的有限進入的社會秩序，就是指的是這個政府或者這個社會，能夠進入這個社會、這個市場、這個國家裏麵展開經濟活動，能夠展開經濟活動的這個機會是有限的，而這個有限的機會是隻準許少部分人進入，不是向所有人開放的，這就是它跟開放進入的社會秩序不一樣的地方。

法國跟西班牙這種國家的問題，如果按照道格拉斯·諾斯後期的講法來講，他們當時營造的那個社會秩序是一個有限進入的社會秩序。

這種有限進入的社會秩序裏麵，會出現一個情況，政府把國家主要的經濟機會跟利益交給少數的權貴精英階層。而這些權貴精英階層他們得到這些機會之後，他們所要交付出來給政府的就是一些利益，比如說稅金、特許金或者其他各種各樣的費用。然後政府又從這些社會精英階層裏麵得到支持，使得這個秩序能夠穩定地發展下去。

但是根據各種實證研究，我們都知道，這種一時穩定的秩序是不可能長久的，因為絕大部分那些不在這個精英階層之內的人，他們再也不會相信這個國家或者這個政府對他們承諾出來的種種我會保護你們的權利、我會保護你們的利益……種種的承諾，老百姓都不會相信。久而久之，遲早要出亂子、要出問題的。這個情況，基本上就是我們可以用來形容剛才說的西班牙，尤其是法國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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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政府明知道自己做錯了但是不改呢？

那麽為什麽法國跟西班牙當時走上了錯路，他們原來走的那個製度好像可以滿足他們一時的需要，但是後來也應該知道這條路是走不下去的。比如說剛在我們開始講的西班牙的那種“羊主團”那種事。

這麽搞下去，這個國家遲早要出問題。老百姓不亂、不造反、不叛變，他們也會懈怠經濟活動。那為什麽這個政府不改變呢？因此，我們又會麵對另一個問題了。就是為什麽有些製度它走錯了，它可能甚至自己都知道，但它回不了頭呢？

這就牽扯到後期的時候道格拉斯·諾斯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路徑依賴的陷阱”。

所謂的“路徑依賴的陷阱”，並不是他首創，原來是來自於Paul Davies跟後來的布萊恩·阿瑟，他們兩個人分別提出來這個“路徑依賴”，是要解決一個曆史上常常出現的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個現象主要是跟技術發展有關。

就是我們常常會看到世界上有這種奇怪的事，有一些技術發展，那個技術可能有很多問題，比起跟它同時間出現的其他的同類型技術而言，它既沒有效率，又不是特別創新，又不是特別好，可它偏偏能夠留存下來。

“路徑依賴”在技術上麵指的就是，有時候人類的發展，很多技術的抉擇不是因為這個技術比較好，我們用它，而是因為有一些技術一用它之後就改不了了。

道格拉斯·諾斯就把這樣的觀念發展到製度上。在製度選取上麵，我們也會麵對同樣的問題，一個國家、一個經濟在發展的時候，一開始有些製度可能會讓大家覺得不錯啊，我們現在發展得挺好，我們經濟很發達，國家的目的也都達到了。

但是明知道它是有問題的，就是不願意去改，有點像吸毒一樣，明明知道需要有改革的部分，但是不能動，到了後來，已經走上去之後，就會發生一個鎖定的效應，你鎖住了，你隻能延續著一個錯誤的路繼續走下去，再也回不了頭，這個就叫“路徑依賴的陷阱”。

數千年的人類曆史，見證了無數的興衰成敗。有的國家能崛起，而有的國家卻衰敗了。在這些紛繁複雜的曆史現象背後，隱含著的世界是真相和曆史的邏輯。了解當下世界的根本矛盾，不僅關乎國家興衰、財富安全，也關乎個人的命運。

理解當下世界的現實和一個國家發展根本問題，諾獎得主諾斯是一個繞不開的人。除了“路徑依賴理論”，今天分析相關問題必不可少的“國家理論”“搭便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等概念、範式無不來源於他。

中國經濟學天花板的周其仁、張五常、吳敬璉、張維迎、韋森等知名經濟學家，皆深受他的影響；華人世界“離諾獎最近的經濟學家”楊小凱的“後發劣勢”理論，亦從他那兒得到了啟發和借鑒。

正如一位學者所評價的：“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我們需要一個諾斯”。但遺憾的是，盡管諾斯有如此重要的理論貢獻，然而他的影響力在中國僅限於學界，很少有人能認識到他的價值。為此，店長薦書誠摯推薦“諾斯作品集”（含獨家書）。推薦諾斯作品至少有以下三大理由：

◎梳理亂象，直指本質：諾斯對人類社會有深入本質的洞察力，他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兩種分類，讓人們看清當下世界的根本矛盾：自然國家如何向權利開放秩序轉型。閱讀他的著作就會發現，我們通常看到的社會問題，不過是某些根本問題所衍生的現象。

◎可靠的分析框架，看清曆史與現實：諾斯對於人類社會的分析框架，不僅適用於解釋曆史，更實用於分析現實世界。書中獨特的觀察視角，給了讀者一種全新的思路。人類曆史可被解釋，也有規律可循，並且可以指引未來。

◎跨界整合，融匯古今：諾斯的作品視野宏大，融匯古今，理順了人類曆史發展的整體脈絡。他拿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卻從不會被學科限製，他的學問站在曆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的交叉點上，還廣泛引用認知科學等當代最前沿的領域的成果。這種少有的跨界與整合能力，也讓他的思想獨樹一幟。

諾斯的著作研究的雖都是根本性的大問題，但卻並不晦澀，因為他在敘述中引入大量真實的曆史素材，即便是那些我們已經熟知的曆史，經過諾斯的解釋，也能獲得全新的理解。

作者：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