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年裏，全球主義壓倒了民族主義。與此同時，日益複雜的製度、金融和技術係統和網絡的興起掩蓋了個人在政治中的作用。但在2010年代初，一場深刻的轉變開始了。通過學習利用本世紀的工具，一群魅力非凡的人物複興了之前的那個時代：強大的領導者、偉大的國家、自豪的文明。這種轉變始於俄羅斯 - 普京在擔任了四年總理後，2012年重返總統這一最高職位（下圖 Youtube）。從此他致力於鞏固自己的權威，碾壓反對派，重建“俄羅斯世界”，恢複俄羅斯的大國地位，並抵製美國及其盟友的世界主導地位。
在未來幾年，這些領導人所建立的秩序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川普的第二任期。畢竟，正是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鼓勵了冷戰後超國家結構的發展。隨著川普的執政，安卡拉、北京、莫斯科、新德裏和華盛頓（以及許多其他首都）的傳統智慧將認定，國際政治中不存在大家均接受的單一製度，也沒有一套普遍商定統一的規則。在這種地緣政治環境中，本已脆弱的“西方”觀念將進一步弱化，歐洲的地位也將進一步降低。在後冷戰時代，歐洲國家已經習慣於美國在歐洲發揮領導作用，並在歐洲以外建立基於規則的秩序。華盛頓決定將支撐這一已經崩潰多年的秩序留給歐盟這個既無軍隊，又無有組織硬實力的鬆散國家聯盟，歐盟國家正經曆著一段領導層極度薄弱的時期。川普政府有可能在修訂後的國際秩序中取得成功。川普及其團隊應該將衝突管理視為美國偉大的先決條件，而不是障礙。
川普主義的真正根源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20世紀30年代，最初的“美國優先”運動在軍隊規模不大且尚無超級大國地位的美國蓬勃發展起來。美國優先黨人希望保持這種小軍隊和不出頭的低姿態以避免與當時的歐洲列強發生衝突（下圖 Old Row）。21世紀20年代的川普，則珍視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他肯定會增加軍費開來保持美國擁有的世界最強軍隊，並以言行證明他不會回避衝突 - 實際上他已威脅要奪取或以其他方式獲得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川普希望減少華盛頓對國際機構的承諾，縮小美國聯盟的範圍，但對美國退出全球舞台幾乎不感興趣。因此，川普外交政策更應該是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右翼反共運動，該運動將西方與敵人對立起來，利用宗教主題，並懷疑美國自由主義過於軟弱、過於後國家主義和過於世俗，無法保護國家。
修正主義
川普對普世國際主義的厭惡使他與普京、習、莫迪和埃爾多安為伍（下圖 FOREIGN AFFAIRS）。這五位領導人都認識到外交政策的局限性，都在敦促改變，同時在某些自我設定的參數範圍內運作。普京沒有想要將中東俄羅斯化；莫迪也沒有試圖要在國外打造另一個印度；埃爾多安並沒有推動伊朗或阿拉伯世界變得更加土耳其化。川普同樣對美國化作為外交政策議程不感興趣。他的美國例外論將美國與非美國的外部世界區分開來。對習來說，曆史和中國的硬實力，才是台灣地位的真正仲裁者。盡管印度沒有像台灣那樣處於全球熱點，但它與中國大陸和巴基斯坦一直存在邊界問題。自1947年印度獨立以來，這些邊界爭端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埃爾多安的修正主義更具字麵意義。土耳其助阿塞拜疆盟友將亞美尼亞人驅逐出有爭議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領土。土耳其加入北約聯盟，意味著對民主和邊界完整的正式承諾。土耳其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在南高加索和中東的軍事政治項目並非為了重建奧斯曼帝國，而是在證明土耳其的偉大，表明土耳其可以成為埃爾多安設立的目標。
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強調曆史和獨特性，即有魅力的領導人必須英勇地維護俄羅斯、中國、印度或土耳其的利益。這些國家之間的互動是流動的、交易性的和個性驅動的，因而這不利於它們形成穩定的軸。這裏沒有非黑即白的東西，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也沒有不可談判的東西。這種環境非常適合川普。他不受宗教和文化定義的過度約束。他經常將個人置於政府之上，將個人關係置於正式聯盟之上。盡管德國是美國的北約盟友，俄羅斯是長期對手，但川普1.0任期內與德國總理安默克爾發生衝突，卻尊重普京。川普與之鬥爭最多的國家是那些位於西方的國家。如果亨廷頓還活著的話，他會覺得很困惑。
戰爭願景
在川普的第一個任期內，國際形勢相當平靜。沒有發生重大戰爭。俄羅斯似乎被烏克蘭問題給困住了。中東則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川普政府的《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而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亞伯拉罕協議》包含一係列旨在加強地區秩序的協議（下圖 RS）。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威懾似乎管用，因而從未出現其入侵台灣的可能。而川普的表現像一位傳統的共和黨總統 - 他增加了美國對歐洲的防務承諾，歡迎兩個新國家加入北約；他沒有與俄羅斯達成任何協議；他談論中國大陸時義正言辭；他還在中東為美國謀求優勢。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和印度對俄羅斯的戰爭持保留態度，但與巴西、菲律賓和許多其他地區國家一道，決定在普京竭力摧毀烏克蘭的同時，保持與俄羅斯的關係。烏克蘭的主權對這些“中立”國家來說並不重要，這些國家更看重的是普京領導下的穩定俄羅斯的價值以及持續的能源和武器交易的價值。這些國家可能低估了接受俄羅斯修正主義的風險，因為它可能導致更廣泛的戰爭。烏克蘭分裂或戰敗的景象讓烏克蘭的鄰國不寒而栗。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是北約成員國，對北約第5條關於共同防禦的承諾感到欣慰。然而，第5條是由美國擔保的，而美國距這些國家很遠。如果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認為烏克蘭戰敗，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危及他們自己的主權，他們可能會選擇直接加入烏克蘭的抗俄戰鬥。而俄羅斯則會向這些國家開戰，由此出現北約國家，包括美國，應否需要根據第5條而出兵與核大國俄羅斯在歐洲兵戎相見的局麵。可美國絕對不願意這時候與俄羅斯真刀真槍的幹，因為莫斯科並非美國的首要對手。結果可能是華盛頓、西歐國家與莫斯科達成協議 - 按照俄羅斯的條件結束戰爭。這時烏克蘭的鄰國，會要支持烏克蘭繼續抵抗俄羅斯，因為這些國家一方麵擔心俄羅斯對這些國家的侵略，另一方麵又擔心遭到盟友的拋棄。法國、德國和英國也基於各自國家的利益而加入戰爭，即使美國在全歐洲戰爭中袖手旁觀。
如果烏克蘭戰爭以這種方式擴大，其結果將極大地影響川普和普京的聲譽。正如普京不能輸給烏克蘭一樣，川普也不能“失去”歐洲。當事國升級的心理動機將是強烈的，美國介入俄烏戰爭的機會也會增大，因為需要兌現承諾。否則，就沒有多少國家會跟美國玩兒了。這種動態演變也會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現：北京和新德裏之間，或者俄羅斯與土耳其之間也可能發生敵對行動。
和平願景
前麵討論了川普2.0任期不斷惡化的國際局勢下，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美國與北京和莫斯科的成熟關係、華盛頓靈活的外交方式以及一點點戰略運氣的結合，不一定能給俄烏戰爭帶來重大突破，不會讓戰爭的結束，但完全有可能降低戰爭強度。美、中、俄關係的穩定可能解決不了台灣困境，但卻能成為防止印太戰爭的護欄。同理，穩定的美、中、俄關係不會提供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解決方案，但有助於美國與伊朗的某種形式的緩和，以及敘利亞可行政府的出現。川普可能不是一個合格的和平締造者，但他可以幫助迎來一個戰爭較少的世界（下圖 THE CONVERSATION）。
如果川普和他的團隊能夠實踐這一點，並運用靈活的外交 - 對持續緊張局勢和滾動衝突的巧妙管理 - 可能會帶來巨大的回報。川普是自伍德羅·威爾遜本人以來威爾遜主義程度最低的總統。他不喜歡聯合國或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等國際合作的總體結構。相反，他和他的顧問，尤其是那些來自科技界的人，可能會以初創公司的心態進入全球舞台，一家剛剛成立、可能很快就會解散的公司，但能夠對當前的情況做出快速和創造性的反應。烏克蘭停戰將是對川普2.0政府的一個的考驗。川普政府不應追求倉促的和平，而應繼續專注於保護烏克蘭主權。對此，普京可能永遠不會接受。
允許俄羅斯限製烏克蘭的主權表麵上可能會給烏克蘭帶來穩定，但也可能引發烏克蘭人的大規模反彈，導致更血腥的戰爭。華盛頓應該幫助烏克蘭確定與俄羅斯的交戰規則，通過這些規則，逐漸減少雙方的敵視，乃至停火停戰。然後，美國將能夠像在整個冷戰期間與蘇聯那樣，承認與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存在分歧的同時，在核不擴散、軍備控製、氣候變化、流行病、反恐、北極和太空探索等問題上尋求合作（下圖 GZERO）。將俄烏衝突與美俄可合作的領域分別對待，這符合美國的核心利益，也是川普所珍視的：防止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核衝突。
在準備和敏捷方麵，美國有兩大資產。首先是它的聯盟網絡，這大大放大了華盛頓的影響力和回旋餘地。第二是美國的經濟治國實踐，它擴大了美國進入市場和關鍵資源的機會，吸引了外部投資，並保持了美國金融體係作為全球經濟中心節點的地位。保護主義和強製性經濟政策有其地位，但它們應該服從於對美國繁榮的更廣泛、更樂觀的願景，以及對長期盟友和夥伴的特權。二戰後我們習以為常的世界秩序不再適用：國際體係不僅是單極、雙極或多極的。在一個沒有穩定結構的世界裏，川普政府仍然可以利用美國的力量、聯盟和經濟治國方略來緩解緊張局勢，盡量減少衝突，並為大小國家之間的合作提供基線。這可能有助於川普在2.0任期結束時比開始時更好地離開美國，為美國留下他的政治遺產。
* 本文作者金馬格（Michael Kimmage）現為威爾遜中心凱南研究所（Kennan Institute of Wilson Center）所長，著有《拋棄西方：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種理念的曆史》（The Abandonment of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一書。
參考資料
Kimmage, M. (2025). The World Trump wants.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orld-trump-wants-michael-kim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