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革十年（2）我還是我，且行且珍惜

三、我的文革十年（2）我還是我，且行且珍惜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特別講究家庭成分。從北京傳遍全國的《血統論》：“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讓全國各地所有出身不好的學生膽顫心驚，不知所措。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以下簡稱“省實師”）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學校的高中部、幼師部和短訓班，三部分都要有學生代表參加。大概是因為短訓班其他同學的家庭成分確實複雜，我可能是“矮子裏麵挑出來的將軍”。盡管我那“家庭出身可能是漏網地主”的檔案,還在學校的檔案室，我還是那個大學“不宜錄取”的我，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仍然被學校黨總支作為短訓班的唯一代表，被“選”為“革委會”的委員。其他十幾個委員都是高中部和幼師部的，出身工人、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家庭的“天之驕子”。主任委員是高中部的夏國林，三代產業工人的後代，學生黨員發展對象。他主持全麵工作，我負責宣傳工作。

我的日常主要工作是起草革委會的文件、大型活動的通知等；還要針對學校造反派的大字報的觀點，予以駁斥；負責編輯每周出版的《實師文革通訊》油印小報，還要負責學校廣播站重要稿件的審稿。後來，全國“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我們革委會成員，也是學校的第一批“紅衛兵”的負責人。

文革期間各學校開展“運動”的過程大同小異，而且，我們這個學校當時也沒有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也沒有留下片言隻語的文字，許多事情都已經忘記了，但是當我和夏國林談起“金條事件”時，都還記憶猶新。

“文革”初期，紅衛兵“破四舊”。收繳、還有被“文化大革命”氣勢所迫，一些資本家出身的學生，主動上交的金銀首飾等，都由“革委會”派專人登記保管。我們這些工作人員誰都沒有見過金條是什麽樣子的，一次，收到了十幾根金條，於是大家爭相一睹。原來，其色黃燦燦，其形如當時中小學生用的長方形橡皮擦大小。等大家看完之後，負責保管的同學收拾時，發現少了一根，這可不是小事。在場的五六個人折騰了一晚上，最後，終於在一個破舊藤靠背椅的竹子扶手裏麵找到了。也許就是在大家搶著看稀奇物的時候，不經意掉一根到那個破竹洞裏了。大家虛驚一場之後如釋負重。

我當時在革委會隻負責宣傳工作，從不參加紅衛兵校內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動。如“破四舊“、砸“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簡稱）招牌、抄家、抓地、富、反、壞、右fenz戴高帽遊街等。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接見全國紅衛兵代表。我作為武漢市的紅衛兵代表第一次到北京，被安排在天安門城樓下的“觀禮台”上，有機會比較近距離地長時間地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當時那興奮和狂熱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

我們在觀禮台上的紅衛兵，比那些跟著遊行隊伍走幾個小時才到天安門廣場，隻有十來分鍾時間，邊走邊遠距離，瞭望城樓上毛主席的身影的紅衛兵們幸福多多了！一時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連上大學的資格都沒有的人！甚而至於，又懷疑是不是大學招生的老師看錯了我的檔案！我還是我，怎麽可以享受這樣高規格的政治待遇呢？後來看新聞才知道，享受更高規格政治待遇的紅衛兵，都是像宋彬彬那樣的“紅二代”。我們華師一附中64（1）班的孫魯安，一位老紅軍的兒子。他至今還珍藏著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時，他在城樓上的一張黑白照片。然而，我能上觀禮台，還是百思不得其解。這就像讓出身不好的人當中學老師，去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那個悖論一樣，沒有任何人給我一個符合事實、合乎邏輯的解釋。反正我還是我，且行且珍惜吧！

自從1966年9月5日關於大串聯的《通知》發表後，全國性的大串聯活動迅速發展起來。我們學校革委會的成員和部分紅衛兵骨幹，承擔了接待各地來武漢串聯的紅衛兵的任務，按上級指示，學校免費提供外地紅衛兵的食宿。

1966年11月下旬，學校“革委會”又讓我帶一批短訓班的紅衛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最後一次的檢閱。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短訓班的紅衛兵組織發展工作控製得比較嚴格。像我語文二班的同班同學、好朋友韓憲偉同學，出生革命幹部家庭，也被“不宜錄取”而直接錄用當老師。運動初期也不能成為紅衛兵，真不明白是怎麽一回事。不過，他也懶得加入紅衛兵，一個人出去大串聯，跑了許多地方。直到退休後，我們水廠路中學的老同事一次聚會，我好奇地問韓憲偉，他還是那樣憨厚地笑了笑，慢條斯理地說：“我不用看自己的檔案，都知道是怎麽回事。我的祖父當年在山西省是著名的開明紳士，跟國共兩黨的領導都有聯係。抗日戰爭時期，鬥爭形勢非常複雜，後來被老家的抗日根據地政府給槍斃了。我的父親就從老家跑出去參加了八路軍，解放戰爭期間隨軍南下到了湖北隨州，留下來當了縣政府領導。因了祖父被槍斃而一直在原地踏步。沒有想到1965年高考，我也因此‘不宜錄取’。所以，在短訓班，我學會了抽煙喝酒，後來分配到水廠路中學，我就拉拉二胡打打球，百事不管不問！改革開放後，山西省委有關部門在《山西日報》公開為祖父平反昭雪，後來父親也從隨州調到武漢市一個國營大工廠當廠長，退休後享受離休幹部待遇。我還能怎樣呢？現在每個月八九千退休工資，很好了！女兒女婿一家四口在上海也非常好！知足了！”

我那次帶了短訓班大約二百左右的紅衛兵去北京。那時不僅沒有現在的各種銀行卡，也沒有大額的人民幣，票麵最大的就是十元。那麽多人一周所需的鈔票，滿滿裝了一書包，而肩負攜帶並保護這筆“巨款”的，是憨厚老實的大個子魏人民同學，在紅衛兵接待站，他每天晚上都是抱著錢睡覺的。白天，不論到哪裏，他時刻都把書包斜掛在前麵，用雙手護著。我這個帶隊的，非常感謝他為大家全身心服務的精神，更感謝他保證了我們大家錢財的安全。而他，直到幾十年後我們再相聚，談起往事，仍然憨厚地一笑，你們那麽信任我，我當然必須負起這個責任呀！

我還利用這次赴京的機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二輕部”，找到了發小劉先旭。他與我，小學六年是同班同學，中學六年同學，都在華師一附中，他在三班，我在二班。

不論在小學還是在中學，先旭都是老師，特別是班主任老師最喜歡的好學生，好班幹。他性格溫順、說話輕言細語、尊敬師長、團結同學、學習刻苦、成績優秀，還寫得一手好字。憧憬讀完高中上大學，掌握更多的知識報效祖國。

1964年高三下學期，還沒有等到高考，先旭萬萬沒有想到，被黨組織選中、保送上河北張家口機要學校。據說當時政審之嚴格比招空軍飛行員還要嚴格，他被萬裏挑一選中，並在高考之前就去報到了。

我們也萬萬沒有想到，一個多月後，他堅決要求退學，一個人從張家口回來了！其時，在他回來之前，機要學校的領導已經到武漢了，分別與華師一附中的領導、他的班主任、同班同學及好朋友，還有他的父母親做好了工作，一定要說服動員他回機要學校，繼續學習。一個從小聽父母的話，聽老師的話，性格溫順的青年人，在溫柔的親情和友情的“勸說”下，隻有乖乖地跟著那位學校領導回去了。這次逆反，也許是先旭一生中唯一一次，非常遺憾地以他的失敗告終。

一年多後，他被分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輕工業部給部長當秘書。從此，他就是北京人了，在國家機關當了一輩子秘書。1989年之後，被調到中南海中共中央機關秘書局工作到退休。

我們見麵以後，他請我到餐館吃大米飯，那次到北京，在紅衛兵接待站好幾天都沒有米飯吃，那一餐飯是吃得最香的。他見我穿的是一雙球鞋，就告訴我在北京冬天穿這樣的鞋會凍壞腳的，又幫我買了一雙棉靴，穿在腳上暖暖的，從心裏感受到學友情深，發小義重，一生難忘！

等我從北京回到學校，隻有“革委會”的幾個人和十幾個“鐵杆”紅衛兵，堅守在學校。夏國林主任決定抓緊時間，趕快讓留守人員分期分批外出串聯。

【附錄】 當年紅衛兵相聚洪湖餐館

文革十年，對於我們這些已經進入“70”後的一代人來說，是永遠難以磨滅的一段記憶。

這次回國不久，當年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主任，高中部的夏國林打電話，問我在哪裏？我告訴他，在武漢。於是他組織了一幫當年的“紅衛兵”相聚我家附近的洪湖餐館。

那天，來參加聚會的有幼師部的馬蘭緒、塗桂珍、張菊香、周燕雲；短訓班的張思鬥、魏人民；還有高中部的李魯峰、柯凡清等共十人。這也是當年“實師紅衛兵”的中堅。其中有幾個同學，還是在當時震撼世界的武漢“7 20事件”後，緊跟夏國林和我一起去鄂西北鄖陽避風的“鐵杆”。

當年風華正茂的我們，現在圍坐在一起，盡管歲月已經在各人臉上刻下的皺紋，是古稀之年的標記，但是一談起那激情燃燒的年代，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年輕的時候，那些難以忘懷的小事、趣事，曆曆在目。

1965年，高考名落孫山，我被武漢市教育局錄用為中學語文教師，分到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語文（2）班培訓一年。短訓班本該在1966年暑假結業，當年5月中旬，我們分赴武漢市各中學實習還未結束，就被緊急召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後來，全國“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我們也是學校的第一批“紅衛兵”的負責人。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全國“紅衛兵”代表，我作為武漢市和學校的“紅衛兵”代表，第一批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當年12月，“文化革命委員會”又讓我帶一批紅衛兵去北京，當時大約有二三百人。那時不僅沒有現在的各種銀行卡，也沒有大額的人民幣，票麵最大的就是十元的。二三百人大約一周的開銷滿滿裝了一書包，而肩負保護並攜帶這筆“巨款”的就是憨厚老實的大個子魏人民同學，他每天晚上都是抱著錢睡覺的，白天，不論到哪裏，他時刻都把書包斜掛在前麵，用雙手護著。我這個帶隊的非常感謝他為大家全身心服務的精神，更感謝他保證了我們大家錢財的安全。而他直到幾十年後我們再相聚，談起往事，仍然憨厚地一笑，你們那麽信任我，我當然必須負起這個責任呀！

他和張思鬥是語文（4班）的，因為這次去北京“大串聯”，我們相識相知，後來，在1967年震撼全球的武漢“7·20”事件之後，跟著我和夏國林一起，離開武漢到鄂西北山區去避風。

張思鬥還是我們這些人中唯一參加1967年8月1日橫渡長江而幸免於難的。那次橫渡長江由於組織工作嚴重失誤，造成許多人溺亡，僅我們省實驗師範學校就有二十多位同學遇難。

他一談起那次死裏逃生，就噓唏不已。他說：“那天，早上9點的太陽就很厲害了，等著下水的編隊前呼後擁，人群躁動。後麵也不知道前麵是什麽情況，都跟著往江邊湧動。大約9點過了，有人發令，前邊的人蜂擁而下，就像下餃子，人人希望下水涼快。還沒有輪到我下水，就看到有人被從水中撈起抬走，擠著啦？踩著啦？來不及多想就被後麵的人推下水。一下水就感覺被人拉住了，回頭是不可能的了，我就奮力向江中遊，幾乎所有的編隊都散了，我遊到江中才鬆了一口氣！真是死裏逃生呀！那天下水的地點是平湖門與漢陽門之間，大橋下麵的第一個口子。”

我說，第二天我們幾個同宿舍的同學站在長江大橋的橋頭堡那裏，看著武警的戰士們在小船上，拿著長長的竹篙往水下一矗，浮上來一串年輕人的屍體，下麵一個抱著上麵一個的腿腳，串起來就像那“糖葫蘆”。真是令人寒心啊！

參加聚會的幾位女生，都是當年幼師部（43）班的，都是堅定支持“文化革命委員會”工作的“鐵杆”。

最有意思的是張菊香，在學校時，她總是滿麵笑容的開朗性格，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離開學校之後天各一方，不曾想到，1989年暑假，我應邀到海南農墾總局教研室主辦的，中學語文教材教法講習班講學結束後，總局教研室吳多雄主任請我們參觀海口市市容 。當我們乘坐的中巴車行駛到秀英港一個路口時，坐在副駕駛位置上的我，突然看見正在人行橫道上過馬路的女士，好像是我們當年的紅衛兵戰友張菊香。我大喊一聲 ：“張菊香”。她一回頭，真的是她！車上所有朋友為之驚歎！原來海南建省後，她隨夫君調回她老公的故鄉——海口市，在港務局子弟小學當老師。我調到海口以後，我們就經常聚一聚，2005年我退休後又有好多年不見了。這次正好她最近也回武漢探親，我們又在洪湖餐館相聚了。

我們歡聚一堂，把酒言歡，遙想當年，正值青春年少時，意氣風發，滿以為趕上了一個多麽偉大的時代，可以“揮斥方遒”了！不曾想，十年浩劫，一場噩夢！醒來，你是誰還是誰，如果後來我們不努力奮鬥，今天這聚會就沒有這麽快樂了！

最後，大家舉杯祝願幸福晚年保重身體！希望來年再聚都在場！

 【注釋：7·20事件】

武漢720事件，也被稱為“七·二〇事件”，是發生在1967年7月的一場重大曆史事件。

‌事件背景‌：

1967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武漢地區的派性鬥爭異常激烈。以“百萬雄師”和“武漢工總”為代表的兩派組織，為了爭奪話語權，矛盾不斷升級。

‌事件起因‌：

1967年7月14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奉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團”成員名義抵達武漢，試圖解決當地的派性鬥爭問題。然而，他們在宣講中央方針時，發表了明確支持某一派的言論，這立即遭到了被壓製的另一派組織“百萬雄師”的強烈反對。

‌事件經過‌：

1967年7月18日晚，周恩來總理因要事返京。隨後，王力、謝富治公開支持“武漢工總”的主張，進一步激化了矛盾。7月20日晨，“百萬雄師”的群眾及其湖北省直機關的幹部、解放軍湧進王力、謝富治的駐地，要求他們回答問題，但遭到拒絕。於是，一些群眾衝進去抓住了王力，並將其拉到武漢軍區大院進行質問和批判。

當日，武漢局勢急劇惡化，數十萬軍民走上街頭，舉行聲討謝富治、王力的示威遊行。他們高舉標語，高呼“打倒王力”的口號，震驚了全國。

‌事件結果‌：

毛澤東主席得知此事後，立即發出指示，要求立即停止騷亂，化解對立。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局勢漸漸平息。然而，事件的影響卻遠未結束。林彪、江青等人借此事件，汙蔑武漢軍區負責人陳再道等人為“反革命”，並對參與事件的幹部群眾進行迫害。

‌事件影響‌：

七·二〇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標誌著文革鬥爭矛頭開始轉向軍隊。事件後，武漢地區的派性鬥爭更加激烈，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直到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11月，經中央批準，對七二〇事件中遭受迫害的幹部群眾及家屬，才進行了平反昭雪。

這次事件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提醒我們在處理社會矛盾時，必須保持冷靜和理智，避免采取過激的行動，以免給社會帶來不必要的動蕩和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