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緣（03）有緣無份的女友
1966年5月16日，文革開始後認識了幼師班的美女小妹。
1965年9月，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由幼師部、高中部和武漢市教育局的師資短訓部等三部分，組成了一個三千多學生的大學校。美女小妹當年就讀學校幼師部，我在師資短訓部語文班。“文革”開始之後，本來八杆子打不著的我們，相聚在學校三部分學生骨幹組成的“文化大革命委員會”辦公室。其成員都是經過學校黨總支嚴格審查後確認的。高中部的夏國林是黨總支培養的“學生黨員”發展對象，任主任；我是短訓部十二個班學生的唯一代表，任宣傳委員。
“文革”爆發，正值青春年少時，幼師的姑娘們全身心投入到“運動”中去了。時代潮流裹挾全民，學校與全社會一樣，不論老師還是學生，也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服飾單調，千篇一律，穿著沒有五顏，更無六色，一年四季，滿眼都是黃、綠、黑、白四色。正值青春年少時的她衣著樸素簡約，但是她一顰一笑，風姿綽約，身材凸凹有致，楚楚動人。那時不興什麽班花校花，但是漂亮姑娘總是引人注目，特別是活潑開朗的她，總是滿臉微笑待人熱忱，更是惹人喜愛。
當大字報貼滿校園，大字報欄前，人頭攢動，大家不僅關注國家大事，尤其關心學校的動態。隻要誰新貼一張大字報出來，師生便蜂擁而前，先睹為快。她是學校第一批紅衛兵，也是堅決擁護學校“文化大革命委員會”的“鐵杆”。不論在什麽時代，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少男少女，相識相知都是始於顏值。不知從哪天開始，漂亮的她特別喜歡去“革委會”辦公室，幫我抄寫大字報。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她還有她的幾個同學，幾乎每天都要到辦公室看看，有什麽可以幫忙做的。後來每到開飯時間，她就幫他去食堂打飯回來。也不知道從哪天開始，她那會說話的眼睛，明明白白在對他說：“我好喜歡看你寫的文章！”從此，他就專門負責幫他把文章抄寫成大字報，寫完之後還要負責貼到大字報欄。
那時，一群正值激情青春的少男少女，幾乎朝夕相處在一起，為了“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而“戰鬥”，其情亢奮，其樂融融！似乎都不曾有過“少男鍾情，少女懷春”之事。那時也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掃蕩了“腐朽的資產階級”情調吧。反正應該是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都未適時而開！等到畢業分配後各奔東西，由於當時通訊非常落後，就失去聯係了。
我們師資短訓班本來應該培訓一年後，於1966年7月，由市教育局分配到各中學任教。因為文革，拖到1967年12月才開始分配。而且，當時政府部門全部癱瘓，從市教育局到學校，都由造反派負責分配。他們首先把自己那一派的分到武漢市的名校和老校，把像我這樣的學校和班級保守派頭頭，都分到新校和遠離城區的邊遠地區。1967年12月17日，我被分到武漢市礄口區水廠路中學（以下簡稱“水中”）。
“水中”是武漢市教育局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新建的十六所新校之一。校址在武漢市礄口區水廠路，武漢自來水公司職工宿舍裏麵一塊巴掌大的地方。
我們去報到時，“水中”還沒有學生，隻有書記、校長、教導主任、政教主任，總務主任，支部幹事，輪流在學校值班。在冊的還有十九位華中師大65屆的大學畢業生，加上我們二十一位短訓班結業的年輕人，就是創辦“水中”的四十五位元老。
“複課鬧革命”之後，有二十多位男女老師住到學校教學樓辦公室，男老師住三樓，女老師住四樓。借學校“複課”之名，把師生集中到學校“鬧革命”。新校找不到“革命”的對象，又無書可教。班主任喝副班主任每天帶著學生“鬧”完之後，正當“男婚女嫁”之齡的年輕教師，經常聚在一起下棋打牌聊天，有的男老師就與自己心儀的女老師開始談戀愛了，後來有六對年輕教師相繼結婚生子。
那時，在“水中”工作和生活的年輕人，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再加上通訊極其落後，確實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1977年恢複高考，迎來教育的春天。才開始與其他學校有教學交流，一切都逐漸走向正軌。
後來，在一次全市教研會上遇到短訓班的老同學，才知道原來幼師那位漂亮小妹在一個小學當語文老師了。
後來終於在一次全市中小學語文研討會時遇到了。我們都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家長了。每天忙完公事忙家事，自顧不暇。
沒有想到，十幾年後的 1989年暑假。我應邀到海南省農墾總局教研室去講學。一天上完示範課後，教研室吳多雄主任帶我們出去參觀海口市市容，順便去遊覽農墾總局附近的海瑞墓。當時我坐在麵包車副駕駛位子上。當車停在秀英街十字路口等紅燈時，突然發現一位正在我們車前麵的斑馬線上走著的女士，很像我們當年的紅衛兵戰友，於是，我朝著那位女士叫了一聲她的名字，看到那位女士轉過頭來，果然是她！
等車開過路口停下之後，我立即下車去與站在路邊的她見麵。我們都非常驚歎，居然十多年後在遠離武漢的海口市的馬路上巧遇！互致問候留下在海口的聯係方式，就各人去忙各人的事情了。
我們離開海口之前，她特地來農墾總局第四招待所敘舊。
我簡敘自己怎麽有機會來到海南講學的緣由之後，就聽她說這十幾年來的並不那麽短暫的人生故事。
她說，你們短訓班結業分配結束後不久，幼師班也開始畢業分配了。當時大多數同學都分配到小學。她也分配到離父母家不遠的一個小學工作。後來經同學介紹認識了現在的老公，結婚生子，現在有兩個孩子，一兒一女。孩子他爸是海南人，華師大畢業後分配到武漢一所中學教書。1988年海南建省時，他堅決要求調回海南，舉家南下到海口來了。真沒有想到我們能在他鄉異地巧遇。她看了看我們幸福的一家四口，笑著說，真是緣分啊！剛說完，連忙補充一句，應該是有緣無份啊！
沒有想到，一別十多年，她還是那麽開朗！
更沒有想到，第二年，我們一家也跨過瓊州海峽來到海口！從此，我們兩家經常往來，雖在他鄉，卻是同鄉，倍感親切！
更沒想到的是，2018年我們從美國澤西市回到武漢，在一次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當年紅衛兵聚會之前，組織者說不知道幼師那位漂亮小妹，現在在哪裏。我說，我可以聯係她，隻要她回武漢了，肯定會來參加聚會的。一打電話，她真的就在武漢！
世界真奇妙，盡管我們平時也沒怎麽聯係，許多事情就是那麽巧！
（2023年12月10日，我們與她在海口“滿福隆”酒店喝早茶。）
【附錄】 當年紅衛兵相聚洪湖餐館。
文革十年，對於我們這些已經七老八十的一代人來說，是永遠難以磨滅的一段記憶。
2018年回國不久，當年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文化大革命委員會”的主任，高中部的夏國林打電話，問我在哪裏？我告訴他，在武漢。於是他組織了一幫當年的“紅衛兵”，相聚在我家附近的洪湖餐館。
那天，來參加聚會的有幼師部的馬蘭緒、塗桂珍、張菊香、周燕雲；短訓班的張思鬥、魏人民；還有高中部的李魯峰、柯凡清等共十人。這也是當年“實師紅衛兵”的中堅。其中有幾個同學，還是在當時震撼世界的武漢“720事件”後，緊跟夏國林和我一起去鄂西北鄖陽避風的“鐵杆”。
當年風華正茂的我們，現在圍坐在一起，盡管歲月已經在各人臉上刻下的皺紋，表明大家都進入了古稀之年，但是一談起那激情燃燒的年代，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年輕的時候，那些難以忘懷的小事、趣事，曆曆在目。
1965年，高考名落孫山，我被武漢市教育局直接錄用為中學語文教師，分到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語文（2）班培訓一年。短訓班本該在1966年暑假結業，當年5月中旬，我們分赴武漢市各中學實習還未結束，就被緊急召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特別講究家庭成分，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學校三部分都必須有學生代表參加，大概是因為短訓班其他同學的家庭成分確實複雜，可能我是“矮子裏麵的將軍”，盡管我那“不宜錄取”的檔案還在檔案室，仍然被學校黨總支作為短訓班的唯一代表，被“黨總支”選為“文化大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主任委員是夏國林，主持全麵工作，我負責宣傳工作。
文革期間各學校開展“運動”過程大同小異，而且，我們這個學校當時也沒有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許多事情都已經忘記了，但是當我和夏國林談起“金條事件”時，都還記憶猶新。
“文革”初期，紅衛兵“掃四舊”。收繳、還有被“文化大革命”氣勢所迫，某些師生主動上交的金銀首飾等，都由“文化革命委員會”登記保管。我們這些工作人員誰都沒有見過金條是什麽樣子的。一次，收到了十幾根金條，於是都爭相一睹。原來，其色黃燦燦，其形如當時中小學生用的長方形橡皮擦大小。等大家看完之後，負責保管的同學收拾時，發現少了一根。這可不是小事。在場的五六個人折騰了一晚上，最後，終於在一個破舊的藤靠背椅竹子扶手裏麵找到了。也許就是在大家搶著看稀奇物的時候，不經意掉一根到那個破竹洞裏了。虛驚一場之後如釋負重。
後來，全國“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我們也是學校的第一批“紅衛兵”的負責人。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全國“紅衛兵”代表，我作為武漢市和學校的“紅衛兵”代表，第一批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當年12月，“文化革命委員會”又讓我帶一批紅衛兵去北京，當時大約有二三百人。那時不僅沒有現在的各種銀行卡，也沒有大額的人民幣，票麵最大的就是十元的。二三百人大約一周的開銷滿滿裝了一書包，而肩負保護並攜帶這筆“巨款”的就是憨厚老實的大個子魏人民同學，他每天晚上都是抱著錢睡覺的；白天，不論到哪裏，他時刻都把書包斜掛在前麵，用雙手護著。我這個帶隊的非常感謝他為大家全身心服務的精神，更感謝他保證了我們大家錢財的安全。而他直到幾十年後我們再相聚，談起往事，仍然憨厚地一笑，你們那麽信任我，我當然必須負起這個責任呀！
他和張思鬥是語文（4班）的，因為這次去北京“大串聯”，我們相識相知，後來，在1967年震撼全球的武漢“720”事件之後，跟著我和夏國林一起，離開武漢到鄂西北山區去避風。
張思鬥還是我們這些人中唯一參加1967年8月1日橫渡長江而幸免於難的。那次橫渡長江由於組織工作嚴重失誤，造成許多人溺亡，僅我們省實驗師範學校就有二十多位同學遇難。
他一談起那次死裏逃生，就噓唏不已。他說：“那天，早上9點的太陽就很厲害了，等著下水的編隊前呼後擁，人群躁動。後麵也不知道前麵是什麽情況，都跟著往江邊湧動。大約9點過了，有人發令，前邊的人蜂擁而下，就像下餃子，人人希望下水涼快。還沒有輪到我下水，就看到有人被從水中撈起抬走，擠著啦？踩著啦？來不及多想就被後麵的人推下水。一下水就感覺被人拉住了，回頭是不可能的了，我就奮力向江中遊，幾乎所有的編隊都散了，我遊到江中才鬆了一口氣！真是死裏逃生呀！那天下水的地點是武昌平湖門與漢陽門之間，長江大橋下麵的第一個口子。”
我說，第二天我們幾個同宿舍的同學站在武昌橋頭堡那裏，俯看武警戰士們在小船上，拿著長長的竹篙往水下一矗，浮上來一串年輕人的屍體，下麵一個抱著上麵一個的腿腳，串起來就像那“糖葫蘆”。真是令人寒心啊！
參加聚會的幾位女生，都是當年幼師部（43）班的，都是堅定支持“文化革命委員會”工作的“鐵杆”。
最有意思的是當年的漂亮小妹，在學校時，她總是滿麵笑容的開朗性格，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離開學校之後天各一方，不曾想到，1989年暑假，我應邀到海南農墾總局講學結束後，總局教研室吳多雄主任請我們參觀海口市市容 。當我們乘坐的中巴車行駛到秀英港一個路口時，坐在副駕駛位置上的我，突然看見正在人行橫道上過馬路的女士，好像是我們當年的那位漂亮小妹。我大喊一聲 她的名字。她一回頭，果真是她！車上所有朋友為之驚歎！原來海南建省後，她隨夫君調回她老公的故鄉——海口市，在港務局子弟小學當老師。1990年，我調到海口以後就經常聚一聚，2005年，我退休後又有好多年不見了。這次正好她最近也回武漢探親，我們又在洪湖餐館相聚。
我們歡聚一堂，把酒言歡，遙想當年，正值青春年少時，意氣風發，滿以為趕上了一個多麽偉大的時代，可以“揮斥方遒”了！不曾想，十年一場噩夢！醒來，你是誰還是誰，如果後來我們不努力奮鬥，今天這聚會就沒有這麽快樂了！
最後，大家舉杯祝願幸福晚年保重身體！希望來年再聚都在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