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餘暉中醒來》
作者:邱月蘭 編輯:小花榮
負責做飯的這位大嫂,隻見她起身擀麵,伏身翻餅,伸手續火。在幾起幾伏之間,十幾張大餅分給了十幾個麥收人。他們就著特製的花花菜,吃得心滿意足。由於錫族餅好吃易學,也是我家在新疆時的主食。我猜想,這種餅可能是他們在遷徙的途中,受條件限製才發明出來的吧。吃完晚飯,累極了的收麥人就到裏間熱呼呼的大炕上,不分男女,頭裏腳外,一字排開,沉沉地睡去。
我還跟他們學會醃製花花菜。秋天,把韭菜、白菜、辣椒、蘿卜、芹菜、黃蘿卜等洗好晾幹,切絲加鹽攪拌,摁在缸裏或壇子裏密封,二十幾天後就可以開封食用。隻見紅白黃綠相間,吃起來清脆可口。就是這種醃菜,幫我們家送走了一個又一個嚴冬苦春。
錫伯族中有些家庭的稱謂也很奇怪,我就親耳聽到一個小男孩叫他媽媽為姐,問其原因,說是他們的祖先受人迫害,為了迷惑敵人,故意這樣不按輩份叫,久而久之就成了習俗。現在,恐怕這種習俗已沒有了吧。
錫伯族人行的是一種屈膝禮。兩手按著膝蓋,身子微微下蹲。學生曾給我行過這種禮。
如果一個錫伯族姑娘嫁給外族青年,不問是姑娘的家人還是族人,都感到臉上無光,心情不暢。如果一個錫伯族青年娶了個外族姑娘做新娘,就像英雄歸來一樣引起轟動。他們就用這種本能方式壯大自己的族群。
人生一段,曆史一瞬。每當想起和錫伯族人相處的日子,總會暖意泛上心頭,笑意飛上嘴角。
八鄉學校是個小型學校。總共六個班。最高的班級是初一,而且隻有一個班,其餘都是小學。學校沒有食堂,沒有宿舍。我帶兩個孩子,一個三歲一個四歲。開始住在別人家裏,很不方便。後來借錢買了一處二手房,三間。
房子不多,院子不小。有一畝多地,家家都是這樣。原房主開了兩分地的菜園,其餘種的是玉米。我又在園子四周種上向日葵。
如果家裏有老人,如果祝能在八鄉工作,我就會永遠留在八鄉,可就我一個人,還有兩個孩子。
奶牛場離八鄉較遠,如果走大路,有兩個小時的自行車路程,走小路要過一大片沼澤地,還要趟過一條河。
祝不常來。為歸還買房子的欠款,祝又買了頭小豬讓我喂。為了安全,我又養了條大黑狗。
我要備課、上課,還要批改作業。兩個孩子,一頭豬,一條狗,還有一畝多地的園子。別提我有多難。
記憶最深的是這樣兩個片段:每天早晨,我抱著作業夾著課本,邊吃邊跑。兩個孩子在後邊遠遠地跟著,大黑狗搖著尾巴跟在孩子的後邊。我踩著鈴聲進了教室,兩個孩子來到教室門口,一邊一個坐在地上玩。而那條黑狗徑直的跟我進了教室,在課桌間來回串一圈,就跑走了。
同學們對狗習以為常,影響不了他們的注意力。有的同學隻是伸手撫摸一下,又專心聽講了。
辣椒開花了,茄子打杻了,西紅柿垂了下來,豆角爬上架,都需要水的滋潤,每隔一天就要澆一次水。
那兒沒有集市,吃菜全是自給自足。
傍晚下課後,帶著孩子急急回家。抱柴草,做錫族餅,燒奶茶,撈點醃製的花花菜,讓孩子們先吃。我要烀豬食。烀的差不多了,把餘下的柴草打掃幹淨,把爐門堵上(怕失火),拿上一張餅,包上點鹹菜,找著手電筒,扛上鐵鍁,囑咐孩子們看好家,順著灌溉溝向上遊走去。
大約兩裏路的路程,就到了灌溉渠,在灌溉溝和灌溉渠相連處扒開一個小口子,水就順著水溝淌過來。我扛著鐵鍁跟著水走。
天黑了,用手電筒照著,隨時準備堵住通往別人家的灌水口。
水來了,還得在自家園子裏折騰一陣子。不知三歲多的兒子是渴了還是困了,坐在門檻上哭。我根本顧不上他。他哭著哭著,沒聲音了,我以為他睡著了。抬頭望去,原來他用一隻手拿著電筒照著,用另一隻手去捏趴在他大腿上,已喝得漲鼓鼓的蚊子。我又心疼又好笑。可顧不了他。
園子澆好了,我還要去上遊堵上水源口,還要去喂早就餓得“嗷嗷”叫的豬。鍋沒刷,碗沒洗,還有一大摞作業沒有改。女兒已經趴在凳子上睡著了。
這樣的生活如果再堅持兩年,我準會累得爬不起來。
以前渾渾噩噩的不覺什麽,現在回憶回憶,就恨起祝來。他從沒澆過園,從沒把孩子帶走讓我輕鬆一天。他半月才來一次,來後還要我端茶送水服持著他。
第三十四章 調回奶牛場
在八鄉工作了一年多,我調回奶牛場。雖說戀戀不舍,可沒辦法,我太難了。回奶牛場後,我到連隊當了一名小學老師,1 至5年級,每班20多個學生。桌子是木板搭建的,凳子是水泥和石頭壘砌的,同學們都很用功。
我們共有7個老師,開了五門課程。我還是教語文。我的拚音就是那時打下的基礎。
在八鄉,身累心也累,回奶牛場後,身體不累了,心累。
王義醞釀的那塊烏雲還沒散盡,流言蜚語還在蔓延,無意中得罪了誰,誰就會旁敲側擊,含沙射影。這樣的事你又不能去解釋,不然會越描越黑。
忍,極力地忍。我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教學上,都用在學生身上。
我也曾反抗過,和一個說我不要臉的人狠狠地鬧了一場。結果失敗了,很慘。
1976年9月9日這一天,我去場部寄信,太陽已偏西。新疆時間大約三點鍾,廣播喇叭在不該響的時候突然響了,傳來中央廣播電台播音員的低沉、悲痛,是乎還有點慌亂的聲音:“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主席於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治喪委員會名單……”
說實在的,聽到廣播時,既不悲傷也不難過,隻是震驚。可笑的是,當時還有點杞人憂天:中國怎麽辦?會不會亂?不過,這想法一瞬而過,馬上意識到這不是我能管的事。
第二天召開全場追悼大會。場部連夜紮了無數花圈。來場部開會的各連隊也帶來不少,花圈占了會場的三分之一。
會議的程序已忘了,隻記得在低頭哀悼時,我們連那個好裝瘋賣傻的老太婆突然躺下身子,一邊打滾一邊哭嚎起來:“毛主席呀,你走了,我們怎麽辦呀。……”那些毛選積極分子們也隨之嚎啕。雖說有做戲的成分,但,哭聲還是傳染給了別人,和我並排站著的是個年輕人,家庭成份不好,剛打掃完廁所回來,我低著頭,看見他的淚把他腳下的浮土都砸出一個坑。當默哀完畢抬起頭來,發現站在我前邊的那個右派聳動著雙肩還在哭。
出身不好的人哭,我理解,他們既不是演戲也不是表忠心,而是借此機會發泄下平時連哭都不敢的委屈。
當時,我也想哭,我想我的母親。我遏製著哭聲,堵得我好難受,開完會回到家裏,撲到床上痛哭了一場,心裏才好受些。
聽說花圈不讓燒,要“集中保管,等候處理”我們場集中放在場部的一間庫房裏,鎖上門等候通知。
在伊犁地區離伊寧市不遠的霍城,農墾61團場的所在地,大年初一的晚上,在電影院裏,卻發生了因小孩玩鞭炮點著了堆放在電影院裏花圈而使694人喪生的慘劇。
這一慘劇直到現在各大媒體都沒公開報導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