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餘暉中醒來》
作者：邱月蘭 編輯：小花榮
負責做飯的這位大嫂，隻見她起身擀麵，伏身翻餅，伸手續火。在幾起幾伏之間，十幾張大餅分給了十幾個麥收人。他們就著特製的花花菜，吃得心滿意足。由於錫族餅好吃易學，也是我家在新疆時的主食。我猜想，這種餅可能是他們在遷徙的途中，受條件限製才發明出來的吧。吃完晚飯，累極了的收麥人就到裏間熱呼呼的大炕上，不分男女，頭裏腳外，一字排開，沉沉地睡去。
我還跟他們學會醃製花花菜。秋天，把韭菜、白菜、辣椒、蘿卜、芹菜、黃蘿卜等洗好晾幹，切絲加鹽攪拌，摁在缸裏或壇子裏密封，二十幾天後就可以開封食用。隻見紅白黃綠相間，吃起來清脆可口。就是這種醃菜，幫我們家送走了一個又一個嚴冬苦春。
錫伯族中有些家庭的稱謂也很奇怪，我就親耳聽到一個小男孩叫他媽媽為姐，問其原因，說是他們的祖先受人迫害，為了迷惑敵人，故意這樣不按輩份叫，久而久之就成了習俗。現在，恐怕這種習俗已沒有了吧。
錫伯族人行的是一種屈膝禮。兩手按著膝蓋，身子微微下蹲。學生曾給我行過這種禮。
如果一個錫伯族姑娘嫁給外族青年，不問是姑娘的家人還是族人，都感到臉上無光，心情不暢。如果一個錫伯族青年娶了個外族姑娘做新娘，就像英雄歸來一樣引起轟動。他們就用這種本能方式壯大自己的族群。
人生一段，曆史一瞬。每當想起和錫伯族人相處的日子，總會暖意泛上心頭，笑意飛上嘴角。
八鄉學校是個小型學校。總共六個班。最高的班級是初一，而且隻有一個班，其餘都是小學。學校沒有食堂，沒有宿舍。我帶兩個孩子，一個三歲一個四歲。開始住在別人家裏，很不方便。後來借錢買了一處二手房，三間。
房子不多，院子不小。有一畝多地，家家都是這樣。原房主開了兩分地的菜園，其餘種的是玉米。我又在園子四周種上向日葵。
如果家裏有老人，如果祝能在八鄉工作，我就會永遠留在八鄉，可就我一個人，還有兩個孩子。
奶牛場離八鄉較遠，如果走大路，有兩個小時的自行車路程，走小路要過一大片沼澤地，還要趟過一條河。
祝不常來。為歸還買房子的欠款，祝又買了頭小豬讓我喂。為了安全，我又養了條大黑狗。
我要備課、上課，還要批改作業。兩個孩子，一頭豬，一條狗，還有一畝多地的園子。別提我有多難。
記憶最深的是這樣兩個片段：每天早晨，我抱著作業夾著課本，邊吃邊跑。兩個孩子在後邊遠遠地跟著，大黑狗搖著尾巴跟在孩子的後邊。我踩著鈴聲進了教室，兩個孩子來到教室門口，一邊一個坐在地上玩。而那條黑狗徑直的跟我進了教室，在課桌間來回串一圈，就跑走了。
同學們對狗習以為常，影響不了他們的注意力。有的同學隻是伸手撫摸一下，又專心聽講了。
辣椒開花了，茄子打杻了，西紅柿垂了下來，豆角爬上架，都需要水的滋潤，每隔一天就要澆一次水。
那兒沒有集市，吃菜全是自給自足。
傍晚下課後，帶著孩子急急回家。抱柴草，做錫族餅，燒奶茶，撈點醃製的花花菜，讓孩子們先吃。我要烀豬食。烀的差不多了，把餘下的柴草打掃幹淨，把爐門堵上（怕失火），拿上一張餅，包上點鹹菜，找著手電筒，扛上鐵鍁，囑咐孩子們看好家，順著灌溉溝向上遊走去。
大約兩裏路的路程，就到了灌溉渠，在灌溉溝和灌溉渠相連處扒開一個小口子，水就順著水溝淌過來。我扛著鐵鍁跟著水走。
天黑了，用手電筒照著，隨時準備堵住通往別人家的灌水口。
水來了，還得在自家園子裏折騰一陣子。不知三歲多的兒子是渴了還是困了，坐在門檻上哭。我根本顧不上他。他哭著哭著，沒聲音了，我以為他睡著了。抬頭望去，原來他用一隻手拿著電筒照著，用另一隻手去捏趴在他大腿上，已喝得漲鼓鼓的蚊子。我又心疼又好笑。可顧不了他。
園子澆好了，我還要去上遊堵上水源口，還要去喂早就餓得“嗷嗷”叫的豬。鍋沒刷，碗沒洗，還有一大摞作業沒有改。女兒已經趴在凳子上睡著了。
這樣的生活如果再堅持兩年，我準會累得爬不起來。
以前渾渾噩噩的不覺什麽，現在回憶回憶，就恨起祝來。他從沒澆過園，從沒把孩子帶走讓我輕鬆一天。他半月才來一次，來後還要我端茶送水服持著他。
第三十四章 調回奶牛場
在八鄉工作了一年多，我調回奶牛場。雖說戀戀不舍，可沒辦法，我太難了。回奶牛場後，我到連隊當了一名小學老師，1 至5年級，每班20多個學生。桌子是木板搭建的，凳子是水泥和石頭壘砌的，同學們都很用功。
我們共有7個老師，開了五門課程。我還是教語文。我的拚音就是那時打下的基礎。
在八鄉，身累心也累，回奶牛場後，身體不累了，心累。
王義醞釀的那塊烏雲還沒散盡，流言蜚語還在蔓延，無意中得罪了誰，誰就會旁敲側擊，含沙射影。這樣的事你又不能去解釋，不然會越描越黑。
忍，極力地忍。我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教學上，都用在學生身上。
我也曾反抗過，和一個說我不要臉的人狠狠地鬧了一場。結果失敗了，很慘。
1976年9月9日這一天，我去場部寄信，太陽已偏西。新疆時間大約三點鍾，廣播喇叭在不該響的時候突然響了，傳來中央廣播電台播音員的低沉、悲痛，是乎還有點慌亂的聲音：“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主席於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治喪委員會名單……”
說實在的，聽到廣播時，既不悲傷也不難過，隻是震驚。可笑的是，當時還有點杞人憂天：中國怎麽辦？會不會亂？不過，這想法一瞬而過，馬上意識到這不是我能管的事。
第二天召開全場追悼大會。場部連夜紮了無數花圈。來場部開會的各連隊也帶來不少，花圈占了會場的三分之一。
會議的程序已忘了，隻記得在低頭哀悼時，我們連那個好裝瘋賣傻的老太婆突然躺下身子，一邊打滾一邊哭嚎起來：“毛主席呀，你走了，我們怎麽辦呀。……”那些毛選積極分子們也隨之嚎啕。雖說有做戲的成分，但，哭聲還是傳染給了別人，和我並排站著的是個年輕人，家庭成份不好，剛打掃完廁所回來，我低著頭，看見他的淚把他腳下的浮土都砸出一個坑。當默哀完畢抬起頭來，發現站在我前邊的那個右派聳動著雙肩還在哭。
出身不好的人哭，我理解，他們既不是演戲也不是表忠心，而是借此機會發泄下平時連哭都不敢的委屈。
當時，我也想哭，我想我的母親。我遏製著哭聲，堵得我好難受，開完會回到家裏，撲到床上痛哭了一場，心裏才好受些。
聽說花圈不讓燒，要“集中保管，等候處理”我們場集中放在場部的一間庫房裏，鎖上門等候通知。
在伊犁地區離伊寧市不遠的霍城，農墾61團場的所在地，大年初一的晚上，在電影院裏，卻發生了因小孩玩鞭炮點著了堆放在電影院裏花圈而使694人喪生的慘劇。
這一慘劇直到現在各大媒體都沒公開報導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