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原子彈第一次出現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的政策考慮之中，是針對蘇聯而非中國，因為美國決策者判斷北朝鮮的南進是由蘇聯“操縱”的。在1950年6月25日的布萊爾大廈（Blair House ）會議上，空軍參謀長範登堡將軍（Hoyt Vandenberg）表示，隻要蘇聯空軍不幹預，美國空軍可以摧毀北朝鮮的裝甲部隊。當杜魯門詢問美國能否摧毀蘇聯在這一地區的空軍基地時，範登堡回答說，使用原子彈可以做到。因此杜魯門指示空軍“準備計劃，以消滅蘇聯在遠東地區的所有的空軍基地”。[2]而“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一開始就主張使用原子彈。在1950年7月中旬同陸軍參謀長柯林斯（Lawton Collins）的會談中，麥克阿瑟主張使用原子彈摧毀連接朝鮮半島同滿洲和海參崴之間的橋梁和隧道，但並沒有得到柯林斯的同意。[3]不過在戰爭初期，美國決策者內部並不讚同立即使用核武器，其主要的考慮是，如果美國使用了原子彈但依然被趕出朝鮮的話，那將給美國的聲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因此中央情報局（CIA ）建議在使用原子彈之前，應取得聯合國的同意。國務院持同樣的意見。陸軍部行動規劃機構的代號為“G-3”研究也顯示，在朝鮮戰爭的這一階段使用原子武器，“從軍事角度看是沒有依據的，而從政治和心理的角度看也是有疑問的”。但為了應對蘇聯對朝鮮戰爭可能的幹預，10架攜帶核彈頭的B-29轟炸機在1950年7月底曾進駐關島基地。[4]
1950年9月15日淩晨，美國實施代號為“烙鐵行動”（Operation Iron）的仁川登陸。美國決策者通過內部爭論後，9月27日，參謀長聯席會議（JCS ）電令麥克阿瑟可以越過三八線，沃克（Walton Walker ）指揮的第八軍團分三路進軍平壤。這時美國的整個軍事部署的前提是中國不會參戰。中央情報局在對中國幹預朝鮮局勢的可能性進行評估時承認，中國地麵部隊即便沒有海空掩護，仍具有有效幹預的能力；但從軍事角度看，進行幹預的最有利的時機已經過去。中央情報局的結論是，中國雖有可能幹預，但在1950年以前不會做出這種幹預，今後中國最可能是繼續以隱蔽的方式援助北朝鮮。[5]然而，對美軍大規模越過三八線後，戰局會如何發展，特別是蘇聯和中國究竟會做出何種反應，美國決策者依然缺乏明確的判斷。為了進一步了解中國參戰的可能性，10月15日，杜魯門飛抵威克島（Wake Island ）同麥克阿瑟進行會談。
威克島會談著重討論了中蘇進行幹預的問題。麥克阿瑟在分析美國和中蘇的實力對比後，認為中蘇幹預的可能性很小，因為中國雖有地麵部隊但沒有空軍，蘇聯則恰好相反，而且中蘇在軍事行動中不能很好配合等；假如中共真的進行幹預，麥克阿瑟估計其兵力不會超過6萬人，“聯合國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擊敗它們。麥克阿瑟的結論是：“我們是最好的。”他還向杜魯門和與會人員保證，“我相信，到感恩節的時候，朝鮮全境內的正式抵抗將會結束”。杜魯門同意麥克阿瑟的判斷。[6]威克島會談後，美國不顧中國的一再警告繼續北進。10月24日，麥克阿瑟下令美軍渡過清川江（Chongchon River ），向鴨綠江挺進。10月25日，在雲山一帶的美軍遭到了於10月16日開始入朝參戰的中國人民誌願軍的沉重打擊。麵對這種情況，美國情報部門在11月初估計大致有不超過4萬人的中國部隊參戰，麥克阿瑟則認為不超過3萬人。對中國出兵參戰的意圖，中央情報局認為中國的幹預目標有限，包括保護鴨綠江的電站、在鴨綠江南岸建立安全防疫線以及支持北朝鮮的持久抵抗等等。這一判斷得到了國務院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讚同。[7]
其次是盟國的反對。這個因素在杜魯門時期表現得最為突出，杜魯門1950年11月30日有關使用核武器的聲明發表後，引起了“自戰爭爆發以來歐洲最為驚人的政治動亂”。[51]英國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親赴華盛頓與杜魯門會談，反對擴大對華戰爭。艾森豪威爾在有關使用原子彈的決策中同樣麵臨這個問題。在1953年3月31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艾森豪威爾雖然認為美國應使用原子彈，但也要注意到這類行動對盟國的影響。4月2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47號文件強調，盟國擔心在朝鮮以及對中國使用核武器不僅將使西方卷入同中共的全麵戰爭，而且也將是西方卷入對蘇戰爭；同時，使用核武器會失去盟國對美國政治解決朝鮮問題的支持。[52]這種觀點也得到其他決策部門的讚同。5月6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43次會議上，副國務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 ）指出，從盟國的角度來看，美國進攻中國的選擇將充滿了危險。如果進攻中國，盟國將會撤回他們在朝鮮的部隊以示抗議；隻有迅速而成功的行動才能贏得盟國的支持。他同時還警告，不要低估中國對直接進攻其領土的反應，這種進攻可能導致蘇聯的幹預並可能爆發一場世界大戰。艾森豪威爾本人更為擔心的是，由於擴大戰爭而使用原子彈，蘇聯將會從空中進攻“日本幾乎毫無防禦能力的人口中心”。[53]
[1]Barton J.Bernstein ，“Truman's Secret Thoughts on Ending theKorean War”，Foreign Service Journal vol.57，no.10（November 1980），pp.31-44；Roger Anders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Korean War：Gordon Dean and the Issue of Civilian Control ”，Military Affairs ，vol.52，no.1（January 1988），pp.1-6；Roger Dingman，“Atomic Diplomacyduring the Korean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3（Winter1988/89），pp.50-91；Rosemary Foot，“Nuclear Coercion and the Endingof the Korean Conflict”，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3，no.3（Winter 1988/1989），pp.92-112；Rosemary Foot，“Making Known the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Diplomatic History，vol.15（Summer 1991），pp.411-431；Mark A.Ryan，Chinese Attitude toward Nuclear Weapon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During the Korean War （Armonk，NY ：M.E.Sharpe，1989）；Bruce Cum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1991）。
[2]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VII ：Korea（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159-160.
[3]Roger Dingman ，“Atomic Diplomacy during the Korean War”，p.62.
[4]Appu K.Soman ，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50-1958（Westport，Conn.：Greenwood Publishers ，2000），pp.61-63.
[8]FRUS，1950，vol.VII ：Korea，p.1042；Paul H.Nitze，FromHiroshima to Glasnost ：At the Center of Decision：A Memoir （New York：Weidenfeld Nicholson ，1989），p.110.
[9]FRUS，1950，vol.VII ：Korea，pp.1098-1100.
[10]FRUS ，1950，vol.VII ：Korea，p.1312.
[11]FRUS ，1950，vol.VII ：Korea，p.1631.
[12]Appu K.Soman，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50-1958，p.71.
[13]Rosemary Foot，“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Korean Crisis：The British Effort to Avert an Expanded War，December 1950-January1951”，Diplomatic History ，vol.10，no.1（Winter 1986），pp.44-45，51.
[14]FRUS ，1950，vol.VII ：Korea，pp.1324-1328.
[15]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of the Korean Conflic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pp.114-115.
[16]Russel Buhite，Wm.Christopher Hamel，“War for Peace ：TheQuestion of an American Preventiv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1945-1955”，Diplomatic History，vol.14，no.3（Summer 1990），p.378.
[17]Roger Dingman，“Atomic Diplomacy during the Korean War”，pp.72-73.
[18]FRUS ，1951，vol.VII ：Korea，pp.385-386.
[19]FRUS ，1951，vol.VI：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p.37.
[20]James F.Schnabel，Robert J.Watson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Vol.3：The Korean War （Wilmington，DE ：Michael Glazier，1979），pp.613-614.
[23]Appu K.Soman，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50-1958，pp.79-80.
[24]James F.Schnabel，Robert J.Watson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Vol.3：The Korean War （Wilmington，DE ：Michael Glazier，1979），pt.2，p.923.
[25]FRUS ，1950，vol.XII ：Korea，p.1242.
[26]Edward C.Keefer ，“President Dwight D.Eisenhower and the Endof the Korean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10，no.3（Summer 1986），p.270.
[27]U.S.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1950-1955（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pp.61-65.
[28]Dwight D.Eisenhower ，The White House Years.vol.1：Mandatefor Change（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Co.，1963），p.179.
[29]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805-806.
[30]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769-770.
[31]FRUS ，1952-1954，vol.XV：Korea，p.815.
[32]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817-818.
[33]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825-827.
[34]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839-846.
[35]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1059-1064.
[36]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1064-1068.
[37]Herbert Parmet ，Eisenhower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s （NewYork：Macmillan Company，1972），pp.302-303.
[47]John L.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 Appraisal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82），pp.122-123.
使用原子彈第一次出現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的政策考慮之中，是針對蘇聯而非中國，因為美國決策者判斷北朝鮮的南進是由蘇聯“操縱”的。在1950年6月25日的布萊爾大廈（Blair House ）會議上，空軍參謀長範登堡將軍（Hoyt Vandenberg）表示，隻要蘇聯空軍不幹預，美國空軍可以摧毀北朝鮮的裝甲部隊。當杜魯門詢問美國能否摧毀蘇聯在這一地區的空軍基地時，範登堡回答說，使用原子彈可以做到。因此杜魯門指示空軍“準備計劃，以消滅蘇聯在遠東地區的所有的空軍基地”。[2]而“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一開始就主張使用原子彈。在1950年7月中旬同陸軍參謀長柯林斯（Lawton Collins）的會談中，麥克阿瑟主張使用原子彈摧毀連接朝鮮半島同滿洲和海參崴之間的橋梁和隧道，但並沒有得到柯林斯的同意。[3]不過在戰爭初期，美國決策者內部並不讚同立即使用核武器，其主要的考慮是，如果美國使用了原子彈但依然被趕出朝鮮的話，那將給美國的聲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因此中央情報局（CIA ）建議在使用原子彈之前，應取得聯合國的同意。國務院持同樣的意見。陸軍部行動規劃機構的代號為“G-3”研究也顯示，在朝鮮戰爭的這一階段使用原子武器，“從軍事角度看是沒有依據的，而從政治和心理的角度看也是有疑問的”。但為了應對蘇聯對朝鮮戰爭可能的幹預，10架攜帶核彈頭的B-29轟炸機在1950年7月底曾進駐關島基地。[4]
1950年9月15日淩晨，美國實施代號為“烙鐵行動”（Operation Iron）的仁川登陸。美國決策者通過內部爭論後，9月27日，參謀長聯席會議（JCS ）電令麥克阿瑟可以越過三八線，沃克（Walton Walker ）指揮的第八軍團分三路進軍平壤。這時美國的整個軍事部署的前提是中國不會參戰。中央情報局在對中國幹預朝鮮局勢的可能性進行評估時承認，中國地麵部隊即便沒有海空掩護，仍具有有效幹預的能力；但從軍事角度看，進行幹預的最有利的時機已經過去。中央情報局的結論是，中國雖有可能幹預，但在1950年以前不會做出這種幹預，今後中國最可能是繼續以隱蔽的方式援助北朝鮮。[5]然而，對美軍大規模越過三八線後，戰局會如何發展，特別是蘇聯和中國究竟會做出何種反應，美國決策者依然缺乏明確的判斷。為了進一步了解中國參戰的可能性，10月15日，杜魯門飛抵威克島（Wake Island ）同麥克阿瑟進行會談。
威克島會談著重討論了中蘇進行幹預的問題。麥克阿瑟在分析美國和中蘇的實力對比後，認為中蘇幹預的可能性很小，因為中國雖有地麵部隊但沒有空軍，蘇聯則恰好相反，而且中蘇在軍事行動中不能很好配合等；假如中共真的進行幹預，麥克阿瑟估計其兵力不會超過6萬人，“聯合國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擊敗它們。麥克阿瑟的結論是：“我們是最好的。”他還向杜魯門和與會人員保證，“我相信，到感恩節的時候，朝鮮全境內的正式抵抗將會結束”。杜魯門同意麥克阿瑟的判斷。[6]威克島會談後，美國不顧中國的一再警告繼續北進。10月24日，麥克阿瑟下令美軍渡過清川江（Chongchon River ），向鴨綠江挺進。10月25日，在雲山一帶的美軍遭到了於10月16日開始入朝參戰的中國人民誌願軍的沉重打擊。麵對這種情況，美國情報部門在11月初估計大致有不超過4萬人的中國部隊參戰，麥克阿瑟則認為不超過3萬人。對中國出兵參戰的意圖，中央情報局認為中國的幹預目標有限，包括保護鴨綠江的電站、在鴨綠江南岸建立安全防疫線以及支持北朝鮮的持久抵抗等等。這一判斷得到了國務院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讚同。[7]
其次是盟國的反對。這個因素在杜魯門時期表現得最為突出，杜魯門1950年11月30日有關使用核武器的聲明發表後，引起了“自戰爭爆發以來歐洲最為驚人的政治動亂”。[51]英國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親赴華盛頓與杜魯門會談，反對擴大對華戰爭。艾森豪威爾在有關使用原子彈的決策中同樣麵臨這個問題。在1953年3月31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艾森豪威爾雖然認為美國應使用原子彈，但也要注意到這類行動對盟國的影響。4月2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47號文件強調，盟國擔心在朝鮮以及對中國使用核武器不僅將使西方卷入同中共的全麵戰爭，而且也將是西方卷入對蘇戰爭；同時，使用核武器會失去盟國對美國政治解決朝鮮問題的支持。[52]這種觀點也得到其他決策部門的讚同。5月6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43次會議上，副國務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 ）指出，從盟國的角度來看，美國進攻中國的選擇將充滿了危險。如果進攻中國，盟國將會撤回他們在朝鮮的部隊以示抗議；隻有迅速而成功的行動才能贏得盟國的支持。他同時還警告，不要低估中國對直接進攻其領土的反應，這種進攻可能導致蘇聯的幹預並可能爆發一場世界大戰。艾森豪威爾本人更為擔心的是，由於擴大戰爭而使用原子彈，蘇聯將會從空中進攻“日本幾乎毫無防禦能力的人口中心”。[53]
[1]Barton J.Bernstein ，“Truman's Secret Thoughts on Ending theKorean War”，Foreign Service Journal vol.57，no.10（November 1980），pp.31-44；Roger Anders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Korean War：Gordon Dean and the Issue of Civilian Control ”，Military Affairs ，vol.52，no.1（January 1988），pp.1-6；Roger Dingman，“Atomic Diplomacyduring the Korean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3（Winter1988/89），pp.50-91；Rosemary Foot，“Nuclear Coercion and the Endingof the Korean Conflict”，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3，no.3（Winter 1988/1989），pp.92-112；Rosemary Foot，“Making Known the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Diplomatic History，vol.15（Summer 1991），pp.411-431；Mark A.Ryan，Chinese Attitude toward Nuclear Weapon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During the Korean War （Armonk，NY ：M.E.Sharpe，1989）；Bruce Cum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1991）。
[2]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VII ：Korea（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159-160.
[3]Roger Dingman ，“Atomic Diplomacy during the Korean War”，p.62.
[4]Appu K.Soman ，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50-1958（Westport，Conn.：Greenwood Publishers ，2000），pp.61-63.
[8]FRUS，1950，vol.VII ：Korea，p.1042；Paul H.Nitze，FromHiroshima to Glasnost ：At the Center of Decision：A Memoir （New York：Weidenfeld Nicholson ，1989），p.110.
[9]FRUS，1950，vol.VII ：Korea，pp.1098-1100.
[10]FRUS ，1950，vol.VII ：Korea，p.1312.
[11]FRUS ，1950，vol.VII ：Korea，p.1631.
[12]Appu K.Soman，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50-1958，p.71.
[13]Rosemary Foot，“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Korean Crisis：The British Effort to Avert an Expanded War，December 1950-January1951”，Diplomatic History ，vol.10，no.1（Winter 1986），pp.44-45，51.
[14]FRUS ，1950，vol.VII ：Korea，pp.1324-1328.
[15]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of the Korean Conflic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pp.114-115.
[16]Russel Buhite，Wm.Christopher Hamel，“War for Peace ：TheQuestion of an American Preventiv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1945-1955”，Diplomatic History，vol.14，no.3（Summer 1990），p.378.
[17]Roger Dingman，“Atomic Diplomacy during the Korean War”，pp.72-73.
[18]FRUS ，1951，vol.VII ：Korea，pp.385-386.
[19]FRUS ，1951，vol.VI：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p.37.
[20]James F.Schnabel，Robert J.Watson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Vol.3：The Korean War （Wilmington，DE ：Michael Glazier，1979），pp.613-614.
[23]Appu K.Soman，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50-1958，pp.79-80.
[24]James F.Schnabel，Robert J.Watson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Vol.3：The Korean War （Wilmington，DE ：Michael Glazier，1979），pt.2，p.923.
[25]FRUS ，1950，vol.XII ：Korea，p.1242.
[26]Edward C.Keefer ，“President Dwight D.Eisenhower and the Endof the Korean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10，no.3（Summer 1986），p.270.
[27]U.S.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1950-1955（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pp.61-65.
[28]Dwight D.Eisenhower ，The White House Years.vol.1：Mandatefor Change（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Co.，1963），p.179.
[29]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805-806.
[30]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769-770.
[31]FRUS ，1952-1954，vol.XV：Korea，p.815.
[32]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817-818.
[33]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825-827.
[34]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839-846.
[35]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1059-1064.
[36]FRUS ，1952-1954，vol.XV：Korea，pp.1064-1068.
[37]Herbert Parmet ，Eisenhower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s （NewYork：Macmillan Company，1972），pp.302-303.
[47]John L.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 Appraisal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82），pp.12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