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陶斯亮《武漢市長貽誤戰機，問題出在哪呢？》一文有感

網傳一篇陶斯亮的《武漢市長貽誤戰機，問題出在哪呢？》的文章，有些感觸， 這一段話，說明了”當官不是那麽容易的“啊

回想在之前，武漢市長做了兩件事情：一是依法向上匯報病情，二是等待上級授權。他這樣說：“對於此次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時這一點大家要理解，因為它是傳染病，傳染病有《傳染病防治法》，它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這個信息以後，（得到）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

 

必須承認，在春節臨近的這個時間點，武漢市長無論做什麽樣的決定，都會麵臨著我們難以想象的壓力。長期與市長們打交道，知道有很多因素會讓他們“瞻前顧後”，這點我比較理解。但是中科院專家則認為“如果對法律靈活運用，完全可以先預警再上報，及時告知百姓對這種病毒應該怎麽防護。依照該法，哪怕是預警出現了偏差，也不會被追究責任。武漢市政府在這次疫情中，及時預警是合法的，不預警是錯的。”

 

陶斯亮“家”的體製中， 最大的政治就是別犯”大“的錯誤， 文革時把錯誤的類別很形象地描述出來了， “立場問題”還是“認識問題”， 前者是大後者是小。

比如疫情一開始時的武漢市長， 按程序上報實際情況， 而後等上級指示，未經上級授權， 什麽也不能說，事後事變得再大， 上級也許不為他背鍋， 但還是不能過多地責備該市長， 因為他是按照組織程序走的，錯再大也是“認識問題”， 不是“立場問題”。

所謂“預警”， 連陶引用的中科院的學者也說“如果對法律靈活應用”的話， 預警是合法的，前提“法律沒有規定預警合法”， 隻是在“靈活”運用是才是合法， 那麽“靈活”如何界定？誰說了算？小小的武漢市長， 能靈活運用的最多隻能是“武漢”的法規，連湖北省的“法規”他也不能“靈活靈活”， 更不消說， 這個“靈活”是全國的大事， 何況前麵還有個假定的”如果“， 一”如果“就等於什麽都沒說了。， 如果武漢沒發生這場疫情， 如果疫情沒有這麽大， 如果...

俺們也如果一下， 如果該市長“靈活”地“預警”了，再如果事情最後又沒有鬧得這麽大， 牽扯麵就廣了，對全國的影響誰也不敢估計大小了， 那麽這個鍋顯然沒有一個人會為市長背， 全部責任會壓到他一個人頭上的， 這個錯就是“立場”問題了。

太平官場還算好混， 隻要不出錯就是有功， 特殊時期的官， 那碗飯就不好吃了， 這也就是為什麽官兒在關鍵時候喜歡生病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