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一直在說香港錯在了什麽地方，我們都知道硬幣有兩麵，矛盾也有雙方，數落完了香港的錯，接下來自然就該回顧一下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政府的失誤，除非是想有意回避這一點，但那樣就會像這幾個月來我看到的其他大陸方麵的討論香港問題的文章一樣，即你隻敢批評一方(理解他們回避的原因)，於是立場便不足以讓人信服。對於我來說，既然是討論香港亂象，這一篇就必須寫，否則這個係列就是不完整的，也無法證明自己一直試圖保持的客觀公正的立場，所以我覺得這篇的分量很重。還有，在開始寫這個係列之前這篇的內容就大致在腦子裏了，就是說批評香港不是因為沒有意識到下麵要寫的這些，而是首先覺得暴民政治是最壞的一種，不批不行，而且他們對異己和無辜者的無底線暴力攻擊也令人憤怒。
如果理想都能實現，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如果世間沒有爭鬥，我當然希望給香港乃至所有人最充分的民主，而同時香港人也特別爭氣，把香港發展的特別好又能主動維護全民族利益......。好吧，夢該醒了！這樣的假設沒有任何現實意義，因為它沒有一丁點兒實現的可能。所以，本文不討論從理想主義的價值觀角度應該如何如何，隻討論在現實中、在現有的體製框架下哪些是有可能做到的、能幫助把事情做好的、能帶來哪怕是一點點實際進步的。那些開口閉口“X共獨裁”如何如何，當年文革如何如何，甚至當初暴力奪權如何如何的，都可以省省了，因為這種立場和說法不能給現實中的中國帶來哪怕一點點實際進步。中國不需要再來一場革命，更何況那些看似和現有體製勢不兩立的人們既沒決心也沒本事更沒可能再去搞一次革命，最多也就是過過嘴癮而已。中國的進步隻能從漸進的改良中獲得，相信這在今天是包括右派人群在內的中國人的整體共識。我不是官僚政客，沒啥重要的身份，平頭百姓一個，也不知道什麽內幕，僅就公開能看到的東西姑妄言之吧。現在說這個問題自然是馬後炮，馬後炮也並非完全無意義，因為香港問題還沒有解決（估計還要延續很久）。
對一國兩製我其實一直有些犯疑，隻是從來沒有一個契機讓我去好好想這件事。多年來幾乎所有人都在高度讚揚這一政策，直到最近才看到些許不同聲音。在這裏必須要提一下YST（邵維華）大神，他10多年前的文章“漫談香港”已被時事論壇置頂。邵先生胸懷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眼光長遠，頭腦清醒，見解獨到，很讚！有時忍不住會想：香港回歸除了一國兩製還有其它辦法嗎？這也許隻有中英雙方最高層的幾位才知道，不過我知道，要想保持香港的特殊地位和窗口作用則一國兩製是必須的。讓我犯疑的是，從現實角度看一國兩製的實施過程難度太大，它需要國際形勢的配合即英美較少幹擾，還要領導人有心胸、智慧、魄力以及對全國政局毋庸置疑的掌控能力，此外還要能保持幾十年的政策一貫性，這些條件都很難滿足。
當初英國人管香港時起碼在大方向上中英雙方都是支持香港發展希望香港好的，因為雙方都有利益在此，香港搞得好對雙方都有好處。但現在把香港搞好對他們有什麽好處？看看英國殖民史，什麽時候英國人撤走時不埋下一大堆致命的雷？尤其是如果中國想借助香港的特殊地位來幫助解決重大金融問題像人民幣的穩定和國際化之間的矛盾，人家憑什麽要讓你如願？英美兩國的最核心利益和產業就是金融，其他的產業一個早就空心了另一個也正走在越來越空心的路上，中國想把金融穩穩地控製住的想法直接和他們的核心利益衝突，不搞你搞誰？所以香港消停不了，中國想要解決金融戰略的核心問題還需多方設法，別把寶押在香港身上。
關於一國兩製對領導人的要求，先說心胸，既然一國兩製，那肯定不可能像在國內一樣事事都順著自己的意，有些在國內合理的要求可能在一國兩製下的香港就很難做到。比如中國人向有為尊者諱的習慣，公開羞辱重要人物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不像在美國，特朗普和希拉裏都能被拍成小黃片兒。香港銅鑼灣書店出書愛走道聽途說揭隱私的路子，用嘩眾取寵來賺錢而已，很無聊。誰被人胡亂編排都會惱，何況大人物？這可以理解，可為了這點兒事就大動幹戈實屬不智，因此涉嫌突破一國兩製的界限就更是大問題了。一國兩製不是個空概念，真的落在實處時肯定會有讓你不舒服的地方，這個對大陸和香港都一樣，必須一攬子接受（比如23條立法之於香港），沒辦法說我隻挑喜歡的要。編寫和出版那些不入流書籍的人確實讓人不齒，可也沒什麽好辦法。有人說那你可以告他呀! 這麽說太天真，就好比狗咬你一口你還能咬回去嗎？這種人就巴不得大人物們告他們，正好能做廣告和出名。這算是一國兩製的一個具體而微的例子，比這大的還多的是，比如像李柱銘這類人，明知道他總是做壞事搗亂，但隻能容忍，除非他犯法。還有層出不窮的政治事件等，容納不了這些就搞不好一國兩製。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國內的強力機關一定不能私下裏把手伸到香港辦案子，除非有合法的安排，在信息社會裏這些事都瞞不了人，一旦發生影響極壞！什麽案子的影響能比得上破壞“一國兩製”、使中央政府承擔“背信棄義”的名聲更嚴重？如果是有些部門的人自作主張則高層應予嚴懲。
再說智慧。判斷世界發展的潮流、洞察國際風雲變幻等都是一個好的領導人應當具有的智慧，也都可能和香港的局勢和對策相關，能有一定的預見能力並預先采取對策才可能避免被動。除了這些宏觀的之外，我來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大陸方麵應該在何種程度上支持香港的經濟需要，不遺餘力地支持就能得到好結果嗎？關於這個問題，邵先生的文章闡述的很好，堪稱洞徹人性。在經濟上中央政府對香港一貫是有求必應照顧有加，但香港並不感恩，就像被拮據父母嬌生慣養長大的孩子一樣。對香港的這種反應中央政府本應預料到並相應地調整政策。其實就算不談人性，劫貧濟富、一味遷就香港本身就對其它地區不公平。港珠澳大橋因香港的反對而不連接深圳是一大失策，像深圳這樣發展的這麽好、對周邊經濟的帶動能力這麽強的地方不大力鼓勵反倒限製它實在說不過去，發展經濟本就該各憑本事才對（如果現在還可行的話，強烈建議港珠澳大橋連接上深圳）。
說到魄力和掌控力，如果鄧在的話，可以滿足這個條件。其他人都做不到，非關個人能力問題，是時代不一樣了。有了魄力才敢於做出重大決策，有了掌控力才能在做決策時無後顧之憂，保證決策能得到真正貫徹，而無需擔心有人掣肘。如此在關鍵時刻才能敢放敢收，對香港做到可進可退。這個條件自鄧之後的曆屆班子都不具備。一旦行差踏錯，你不怕黨內其他派係的攻擊甚至倒閣？不怕成為所謂“曆史的罪人”？都知道黨內各種派係之間存在爭鬥，保身之道就是“寧左勿右”，“左”才政治正確，才安全。可這樣勢必就會導致對香港的政策趨於僵化。另一方麵，在香港有亂時中央對香港又有些投鼠忌器，能用的手段很有限，個別終極手段一旦使用，又恐會用力過猛，影響過大。這兩方麵加起來就自然會造成進退失據。順便提一句，朱鎔基這個人，真是讓人一言難盡。他那麽說當然港人聽著開心了，但當他們時不時把這段話當成尚方寶劍般祭出來，讓後來的人怎麽做？不是添亂嘛？！香港的事，中央、香港、英美有一方不合作都不好辦，何況香港內部還有各種派係，誰能保證一定發展得更好？
還有政策的一貫性問題，一來存在各領導人自己的意識形態偏向和治國理念差別，二來各屆班子麵對不同的情況有不同的思路是很難避免的，當對待香港的政策有變化時就容易與人口實甚至掀起風波。如果一直是慢慢由緊到鬆還好，否則就會出問題。
中英談判最開始中方占據極大主動，但後來沒能把握好，對英國人的陰損估計不足，再加上一連兩任秘書長都被對方策反，底牌被人摸透，談判陷入被動。其實個人認為除了這些過程中的不足，在基本的指導思想上也有失誤。比如在一國兩製的大原則下，涉及具體的安排和說法都應盡量給自己留有餘地，最起碼要估計到在香港出現重大的不利情況時，除了動用殺手鐧之外還應該給自己保留足以應對的其他手段。象“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樣的承諾應該慎重，起碼要給出相應的前提條件，否則就會自縛手腳。我相信當初這麽說是抱有極大的善意的，但僅有善意是不夠的，現在的結果是雙方都極不滿意。特首一定要在最開始就由港人選港人嗎？既然英國人一直都是指派總督，國家完全可以順理成章的可以延續這種做法，這樣自然就不會一直有人抱怨“這不是真普選”，不會這二十幾年每每為選特首鬧得雞飛狗跳什麽事都辦不成了。等回歸順利條件成熟再逐步放開特首選舉則港人自然心情舒暢。這樣盡管開始看著保守，但過程會順利得多，反倒會更順利地循序漸進推進民主。現在這樣其實類似於“欲速則不達”，隻不過不是出於主動，而是陰差陽錯。
再著，中國一直不是法治國家，自古至今各個不同利益者和利益集團之間角力都用政治手腕、陰謀詭計甚至武力，不擅長用嚴密的法律條文和程序來平衡不同的社會需求和解決社會爭端，所以中國嚴重缺少相應的法律人才和文化傳統，這些導致了基本法中存在不少缺憾。比如23條這麽重要的內容本該在回歸之前就製訂完成，那樣就不會有後來發生的很多事了。再比如選舉辦法，也應寫清具體內容，以減少雙方誤讀和曲解的空間。還有像如何促進“一國”，如何一步步從各方麵把“一國”的目標具體化並落到實處等等。
上麵說了盡量不要說大話、過頭話，以免自己被動，但是另一方麵中國作為堂堂大國，中央政府說話應該言出法隨，既然說了就應該盡最大可能做到。關於中央政府不幹涉香港民主發展的話我相信是反映了鄧小平的真實想法，否則以姬鵬飛魯平這種等級的官員絕不會說出那種話。既然有駐軍在，他們無論如何翻不了天，則當初就應該說話算數，不應做那些額外的動作。我知道上麵擔心放開了控製會有不好的後果，不過情況總不會比現在更糟吧？現在反倒要慎重些，最起碼要嚴厲打擊了暴亂分子再說，不能總是愛哭的孩子有奶吃，一鬧就得益。
約半年前與愛倫聊香港問題時，我說中央政府的一大失誤是在香港丟掉了自己的看家本領，就是群眾路線。愛倫也深表讚同。中央政府需不需要控製香港？當然需要，隻要世界上還存在著國與國之間的相互爭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撒手。但如何控製是個關鍵問題。通過控製政界和商界高層，安插棋子的方法，我把它比喻為圍棋中的撈取實地，而走群眾路線能贏得民心，相當於取勢。如果勢完全沒有了，就算撈到些實地最後也會輸棋。我不懂圍棋，隻是用這兩個名詞來打個比方。從特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也體現了這一點，即特別重視那些頭麵人物們。中央有過一些幫助香港經濟發展的舉措，但最後的利益也大多到了各頭麵人物們手中。如果從回歸時就眼睛向下，深入基層走群眾路線，著重考慮普通民眾利益，則今天肯定沒這麽被動。頭麵人物們一般家大業大，各種利益可能牽扯到各個方麵甚至各個國家，顧慮多多，容易首鼠兩端，到了關鍵時刻用不上。這次風波中一些政府官員、建製派議員和富豪們的表現就是例證。群眾路線走得通嗎？這是個問題。如果讓49年毛手下那些清廉、樸素、勤懇、守紀律、接地氣、充滿理想主義的幹部和軍隊來做的話，可能就不是個問題，甚至可能如破竹一般的容易。這麽說沒有為左派張目的意思，隻是在闡述事實和分析道理，毛掌權中後期發生的愈演愈烈愈荒唐的各種政治運動也絕對是個問題。從97年到今天的幹部能做到這一點嗎？這個不用我說了，大家心裏都清楚。絡繹不絕的大陸官員到香港去與富豪吃吃喝喝，去大手大腳花貪來的錢，去撈取各種利益，去轉移資金……，影響要多壞有多壞！所以要反腐嘛，反腐還在路上啊！你懂的。
用非公開掌握關鍵人物和安插棋子的方法來控製香港局勢存在些弊端。首先是名不正言不順。港人港媒和西媒就沒斷了拿這說事，經常指誰誰誰是“地下黨”，甚至隻要是上台的掌權的統統都當成地下黨，然後就處處作對汙蔑，比如像董建華，應該不是什麽地下黨，但總有人以此攻擊和作梗。執政黨當初打天下時地下工作成效卓絕，也不知是不是因此留下了路徑依賴。其實作為這麽個大國的執政黨，又在很有作為地朝著民族崛起的目標邁進，做事自應該堂堂正正。把該做的想做的事擺到台麵上來，效果應該更好。其次，一旦開始用安插人物的方法控製局勢，就相當於自己下場競技了，於是中央政府的角色就從裁判員變成了運動員，港府的所有失誤和不足別人都可以怪到你頭上，你還得聽別人的批評或評判。為什麽不能換個思路？自己不下場競技，不直接控製，而是改當裁判員和檢驗官，把國家想要達到的目標和相應的時限都列明了，把香港人想要的都給他們，然後對港府和港人說，我把兩製都給你們了，下麵由你們來保證達成“一國“的各項目標，然後年年審查，看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小則批評指導，大則可以收回或部分/臨時收回某些權力以示懲戒，如教育問題，如23條立法問題，辦得不好，可以考慮下一屆立法會選舉減少直選名額、或降格他們的立法權限，或在某些關鍵職位上由中央指派如廉政公署等，把這些懲戒措施和條件事先統統寫明了。在有言論自由的地方，社會輿論向來是傾向於批評政府的，而讓大家出氣的通道就是選票。既然政府是自己選出來的，那它做錯了也就沒什麽好說的，隻能自己願賭服輸，下一次爭取選對了。如果拿掉了選票，就沒有了出氣的通道。再加上被認為在背後操控港府的話，那就更會把所有的怨氣都背在自己身上，何苦來哉。不如放手，讓他們自己去折騰，自己去選。就算選錯了，他們也隻能閉嘴。中央政府反倒可以站到一個批評者的位置上，既可以批評港府施政不力，也可以批評選民頭腦不清醒，何樂而不為呢？當然，這都是書生之見，紙上談兵，我也不了解實際上有沒有可行性。或許以前有，現在太晚了？不過我相信如真能做到這點，肯定會有比現在強得多的控製力而且還名正言順不用自己親自上場，到那時就看他們還敢不敢逢中必反。
當初董建華之後任用陳方安生可否？這是我多年來的一個想法。現在當然不行，雙方已經撕破臉了，但當初未必不行。董建華當特首時曾誠邀陳作為副手，陳同意出任，可見雙方還是有可能合作的。如果當初中央支持她出任第二任特首，則她和董建華的合作態度會好很多，也應該不會中途辭職。我知道上麵曆來覺得她不是一路人，不能信任，但個人認為如果當初敢於用她很可能收到出乎意料的效果。對中央政府而言，任用陳方安生能很方便地展現心胸和誠意、收攏人心。這個人幾乎相當於一麵旗子，是香港民主派和很多民眾心目中的最佳特首人選。當他們對曆任特首都左看右看不順眼時，心中的參照物就是她。如能任用她，則他們的心氣都會平複下來，也不會再看每個特首都是“地下黨”，總想著和特首做對。如果她能搞得好自然挺好，反正香港是中國的；如果她搞不好，則正好可以堵民主派的口，“看看，你們的最佳人選上來也不行嘛！” 還是那句話，既然誰也搞不成港獨，總不會比今天的情況更糟吧？
歸納一下，上麵其實說了兩種思路。以我個人之見，在處理香港問題時，最穩妥的辦法是在最開始中英談判時就盡量不要說過頭話，製訂相關法律政策也都給自己留下足夠的餘地，在回歸之後則在穩妥把握局勢的情況下，同時推進一國和兩製，開始一段時間可以考慮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特首，而後逐步推進民主。這樣因為港人一開始的期望值不高，且中央政府的對香港的控製在一步步放開中，應不會產生現在這樣一直不滿、一味抗爭的局麵，而且過程更可控。其次，在話已說出且局勢向著不好的方向發展的被動前提下，可以考慮放開直接控製，把自己的角色從運動員變成裁判員和檢驗官，如此應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像近期這樣的被動。無論哪種方法，一定要對“一中”實行具體的目標管理，重點則在於司法體係、中華文化教育以及重要官員的身份資格上，逐步實現隻有單一中國國籍者才能出任重要職位的目標。此外還要多走群眾路線，想辦法貼近那些起早貪黑“揾嘢食”的中下層群眾，為他們的利益代言，這樣能讓自己站在一個道德高地上。贏得這部分最基層民眾的支持，在關鍵時刻比那些頭麵人物強得多。
之前說過，民主是一種必要但危險的力量。前麵的文章裏主要強調了民主的危險性，這是因為香港的亂局就是圍繞著民主發生的。現在我想強調一下民主的必要性，否則就會失之偏頗。民主的必要性首先來自天賦人權，比如14億人口中的每一個都應該擁有對中國這個國家的一份所有權，這個所有權的重要體現方式，就是某種形式的民主。其次，民主具有巨大的凝聚人心的力量。中國的曆史上每每出現國之將亡，而百姓莫不關心，甚至茫然無知的狀況，像是上天對統治者的懲罰，實質上是統治者與百姓之間的相互遺棄。再次，從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民主代表著高屋建瓴的話語權，有民主的國家對無民主的國家說話時，往往可以居高臨下，占盡優勢。在當今世界，中國要想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民主這個道德高地不可丟失，否則必將處處被動，受製於人。所以民主必須要有，但民主之路上存在諸多陷阱，如何謹慎穩妥地實行真正的民主，是考驗政治家大智慧的時候，美國的建國先賢們是其中的翹楚。希望有關部門切不要從反麵吸取這次事件的教訓，而應該主動占領世界的道德製高點。那就是法治，自由和民主。民主有個時機和路徑問題，可以謹慎，可以分階段和因地製宜。而用法製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也是中國在用完了後發優勢之後下一步要開始用創造來引領世界潮流的必要條件，應該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高度來看這個問題。中國每年因政治吃的虧還少嗎？走出去的機構、企業和個人被壓製，被抵製，被防範，被刁難，被處罰，被歧視，數不勝數。很多正常的交流不能進行，各種有形無形的損失絕對是個天文數字。固然，在中國發展強大的過程中，一定會受到種種打壓，但如果拿掉了政治原因這個西方國家最方便的著力點，將大大增加他們打壓的難度。
自08奧運開始，西方媒體的所謂客觀中正的形象在中國民眾中開始怯魅，例如那句眾所周知的“做人不能太CNN”。而在這次的香港事件中眾多西方媒體更是形象破產，節操碎了一地。這對國人而言是一劑很好的免疫預防針，這也正是開放網禁的大好時機。我理解有關部門對顏色革命的擔心，這個開放可以是逐步的穩妥的，但無論如何不能因噎廢食。堅持封閉下去對國家絕對弊大於利，比如一個網禁就把無數愛國人士在外網上為祖國辯論發聲的努力統統歸零了，因為別人可以說這些人都是被派出去的。
最近開始看到了一線曙光，那就是高層宣布在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一開始我隻看到了這個新聞標題還沒看具體內容， 我就自己設想這個示範區的突破口首先應該選法治。這些年司法執法體係雖也有進步，但仍是腐敗的重災區。比如種種司法不公、貪贓枉法，甚至還有利用司法手段非法謀奪他人巨額財產等惡劣事件。不少地方政府多多少少都有單純強調執行力、做事簡單粗暴不顧民眾合法權益的做法，像暴力強拆，驅逐低端，以及其他一些“一刀切”的做法等。再如對一些企業，需要時上門招商提供各種優惠條件，一旦政策有變則強製關閉，完全不顧企業布局運作需要很長周期的市場規律，給他人造成巨大的財產損失，像前一段豬肉價格高漲，除了非洲豬瘟就還有這個原因。所有這些都是法治問題，而法治的首要問題是各級政府要依法施政。如能先在深圳厘清司法機構，然後允許司法機構獨立審判（在一定的反腐措施監督之下），一旦民眾或企業能運用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免受政府某些不當的侵權行為影響，則這個示範區將一炮打響轟動世界。假以時日，外資外企必因安全公正的法治環境和深圳一貫據有的創新拚搏的精神而紛至遝來，深圳的金融產業也有望得到巨大發展，屆時又哪裏需要再不停地給香港送過路費買路錢。這兩天專門查看了一下“先行示範區”文件的有關內容，看到寫著：“法治城市示範。全麵提升法治建設水平，用法治規範政府和市場邊界，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國際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 令人喜出望外！這個藥方無疑極其對症，開到了點子上！“用法治規範政府和市場邊界，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這不就是當前各地政府工作中的最大弊病、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我相信這其中隱藏著巨大的生產力和創造力，隻要全國都能把這句話做到，以國人的勤懇上進和經營天賦，肯定不用擔心什麽經濟滑坡美國製裁了。誠望上上下下都能堅定地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當法治、自由和民主在內地廣闊的土地上一步步向前推進時，誰還去理會香港泛民和廢青們的幾聲哀嚎！
一任風雲變幻，自有大道通天！機不可失，時不我待！唯願中華昌明！
（本係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