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共和黨的“文明衝突”思維
編者按：8月7日，特朗普在一場宴會上表示，“幾乎所有從中國來的留學生都是間諜。”特朗普的這番言論迅速引發了互聯網上的大規模討論。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指出，特朗普此言論再一次顯示了其具有“文明衝突”的思維和邏輯。黃亞生教授表示，“特朗普的共和黨的政治重心已經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宗教極端、反智和否定世界多元化。特朗普和他的共和黨是對普世價值的一個背叛，在他們看來，我們在美國的每一個人都是間諜。”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1993年提出了著名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指出，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衝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或者國家間經濟摩擦和政治對立，而是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
人們一般認為亨廷頓所說的文明衝突是在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教之間的衝突。這個說法是對的，但是不全麵。被很多人忽視的一個細節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也包括東亞的儒家文明。他認為西方文明和東方儒家文明也會發生衝突，並預測東亞的儒家文明將和伊斯蘭文明一同成為以歐美為首的西方文明的最大挑戰。他表示“（冷戰後）本土化和宗教的複興是全球現象。然而，它們在亞洲和伊斯蘭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張及其文化對西方的挑戰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它們（兩個）是20世紀最後25年中充滿生機的文明。”亨廷頓曾預測：“未來衝突的危險，很可能來自西方的傲慢、伊斯蘭的偏狹、以及中國的自負的相互作用。”
這個“文明衝突”思維深深地影響了美國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冷戰之後，從小布什到特朗普，共和黨內部有相當多的右翼鷹派人士都是“文明衝突論”的忠實信徒。有爭議的是西方文明會和哪個文明發生衝突。
8月7日，特朗普召集了美國15個知名公司的CEO和白宮的重要幕僚共進晚餐，據與會者透露，在席間，當特朗普曾談及中國時，他表示了這個觀點：“幾乎所有從中國來的留學生都是間諜。”今年2月，美國聯邦調查局現任局長克裏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公開表示，“我們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國的威脅看作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對我們的威脅，而是整個中國社會對我們的威脅。我認為這需要我們全社會的響應。”特朗普和克裏斯托弗•雷把對美國的威脅從政府擴大到整個中國社會就是“文明衝突”思維和邏輯。
亨廷頓和他的“文明衝突論”
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國際關係學界形成了新的理論來解釋冷戰後形成的國際格局。1993年，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學術期刊《外交》（Foreign Affairs）上發文《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正式提出了“文明衝突論”。隨後在1996年，亨廷頓將其“文明衝突論”進行了擴充，並出書《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亨廷頓指出隨著冷戰的結束，不同文明的區別將成為未來世界衝突的核心。不同文明之間存在的地理交接處形成了文化斷層線（the cultural fault lines），未來世界的重大衝突將會沿著這些文化斷層線展開。亨廷頓指出“文明是對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人們文化認同的最廣範圍，人類以此與其它物種相區別。文明既根據一些共同的客觀因素來界定，如語言、曆史、宗教、習俗、體製，也根據人們主觀的自我認同來界定。”亨廷頓繼續說到：“然而，正如雅典人所強調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觀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
亨廷頓認為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而其麵對的最大挑戰就是以中國為核心的儒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亨廷頓進一步指出：“伊斯蘭的挑戰表現為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現的伊斯蘭文化、社會和政治複興，以及與此相伴隨的對西方價值觀和體製的抵製。亞洲的挑戰表現在所有的東亞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強調自己與西方的文化差異，有時也強調它們之間的共性，這些共性常常認同於儒教。亞洲人和穆斯林都強調他們的文化優越於西方文化。”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一經提出，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然而，真正使亨廷頓觀點名聲大噪的是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
小布什的“文明衝突”思維
2001年的9•11事件某種程度上直接將伊斯蘭世界和美國對立了起來。很多媒體在當時都把9•11事件歸為“文明衝突”的開始。似乎9•11事件對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論調做了精準的注解。美國《大西洋月報》甚至在2001年12月刊中，把亨廷頓稱為“先知”。
9•11事件後，美國國內保守勢力抬頭，時任總統的共和黨人小布什的民意一路飆升。小布什依靠國內的反恐情緒，帶領美國卷入了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而阿富汗的武裝組織以及前兩年猖獗的ISIS恐怖組織也都認為其在與西方國家進行“文明的衝突”，並且認為這種衝突不可避免。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不僅僅加深了穆斯林世界人民對於美國的敵意，也同樣加深了美國社會對於穆斯林文明的敵意。根據美國FBI統計，美國2016年共上報307起針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比2015年的257起略有上升，比2014年則增加了一倍，再創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以來新高。
9•11事件和隨後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使人們主要關注在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中對於西方文明和穆斯林文明衝突的擔憂上。人們忽略了小布什在9•11事件發生之前對中國的強硬政策。
共和黨總統小布什剛上任後，就表現出了對中國的極大敵意。在小布什之前，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一直希望和中國建立一種戰略夥伴關係。然而，美國在對中國的身份定位這個問題上，缺乏兩黨共識。小布什在競選期間就猛烈抨擊克林頓的對華政策，並說中美關係應該定位為一種競爭者的關係。小布什競選總統時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康多莉紮•賴斯（Condoleezza Rice）於2000年1月撰文，聲稱：“即使有人主張和北京有經濟往來，中國仍然是亞太地區穩定的潛在威脅。其軍力目前無法和美國抗衡，但是這一狀況並不一定會永遠如此。我們知道的是，中國是一個大國，還有未解決的重大利益，特別是在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上。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扮演的角色一直不滿，這意味著中國不是一個‘安於現狀的國家’，而是一個想讓亞洲的均勢發生有利於自己的改變的國家。單憑這一點就可以說中國是戰略競爭者，而不是克林頓政府曾經所稱的‘戰略夥伴’。”
9•11之後，小布什曾脫口而出“這場反恐十字軍戰爭是要花時間的”。小布什將反恐戰爭比作十字軍東征就是“文明衝突”思維邏輯。（雖然小布什在之後多次否認美國和伊斯蘭存在“文明的衝突”。）可以相信如果9•11沒有發生，以小布什為代表的共和黨右翼會把和中國的衝突上升到文明衝突的領域，也許會減緩甚至凍結和中國的經濟，文化和教育的交流。《華盛頓時報》曾發表評論：“如果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沒有發生，布什政府很可能會把其注意力集中在(應對)中國的崛起和中國對美國的支配地位所構成的威脅上。”沒有9•11，中美的貿易戰可能在2001年就會發生。
特朗普和“文明衝突論”的回歸
民主黨總統奧巴馬上台後，一直努力修補和穆斯林世界的關係，也不斷嚐試小心平衡和中國的關係。奧巴馬曾在他在一檔與民眾對話的節目中解釋了自己為何不使用“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這個詞。他表示，“在我談論這些問題時，要確保我們不是把殺人犯與全球十多億穆斯林相提並論。穆斯林也是平和的人，也講道理，在美國，他們同樣當兵、當警察、做消防員、做老師，也做鄰居和朋友。”
奧巴馬也希望通過教育和文化交流增進不同文明之間的理解和合作。奧巴馬推動了給中國學生十年簽證的政策和加大美國學生去中國留學的規模。（插一個注解：塞繆爾•亨廷頓也曾表示，他提出“文明衝突論”不是為了說明文明衝突不可避免，而是為了促進各文明間的交流。）
共和黨總統特朗普的上台使“文明衝突”思維又重新回到了美國政治的中心。更讓人擔憂的是，不同於小布什表麵上的否認，特朗普直接把“文明衝突”思維擺上了台麵。特朗普依照種族理念，重新劃分了“西方”的概念。
特朗普早期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曾表示，俄羅斯從種族上作為白人，更應是西方的盟友。班農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至少普京是在捍衛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和主權。”雖然班農已經離開了白宮，但他的思想還在影響著特朗普。7月17日特朗普不顧國內反對，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赫爾辛基進行了會晤，而會後特朗普表示希望邀請普京秋天來白宮訪問。雖然俄國幹涉美國大選和破壞美國主權和民主，但是特朗普似乎有意要推動美俄聯盟。
特朗普團隊對俄羅斯的同情，以及對默克爾領導的德國的敵意，正是因為他們存在“文明衝突”思維。特朗普的文明觀念實際上就是一個種族和宗教的視角，它把西方看作是代表西方的宗教理念，而不是代表西方的啟蒙文化，經濟和政治自由的價值觀念。普京雖然代表專製，但是他更接近西方傳統的猶太-基督教的一些原始信條。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的極端保守基督教群體看到了俄羅斯人和他們的有很多共同的觀念：反女權、反同性戀等等。普京與東正教教會的密切關係、他在文化上的保守主義、以及他在車臣和敘利亞所展示的與伊斯蘭主義者開展殘酷鬥爭的意願，都令他成為共和黨右翼勢力所認同的盟友。相反，默克爾允許逾100萬以穆斯林為主的難民進入德國的意願，德國社會以及歐洲整體的去宗教化，他們自由的價值理念，令美國右翼將她和其他歐洲領袖視為西方文明的叛徒。特朗普總統曾將這位德國總理的難民政策稱為“災難性”錯誤。
在特朗普上任後，共和黨內部“喜愛或是非常喜愛普京”的比率從8%上升到了30%。正如我在早前文章《黃亞生：隻要你支持共和黨，就是支持特朗普》裏指出的一樣，現在的特朗普代表共和黨，而共和黨也代表了特朗普。
在以種族和宗教的角度看待“西方文明”後，特朗普也直接表露出了對伊斯蘭文明和中國的敵意。在競選時，特朗普就大肆煽動美國人民的反穆斯林和反中國情緒，營造一種“我們”對抗“他們”的情感氛圍。特朗普的第一任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更曾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對於穆斯林的恐懼是理性的”。在其《戰場：我們如何贏得同激進伊斯蘭及其盟友的全球戰爭》一書中，弗林堅稱：“我們正處在一場世界大戰中，對抗罪惡人群自居救世主的大規模運動。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受到了激進伊斯蘭（Radical Islam）這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煽動。”班農曾在2014年聲稱西方“正處於一場針對伊斯蘭法西斯的全球戰爭的開始階段。”
這種“文明衝突”思維不僅僅針對伊斯蘭文明，也針對中國。班農曾在2016特朗普競選時就大肆宣傳“猶太-基督教文明”，號召西方聯合起來對抗穆斯林和中國。就在最近，班農接受美國CNBC電視台采訪時，表示“我們正在與中國進行一場戰爭。”在班農看來，中國和其口中所謂的“原奧斯曼帝國”（指現在的伊斯蘭國家），對於美國是“文明上的威脅”，“西方國家應該聯合起來對抗中國”。而美國聯邦調查局現任局長克裏斯托弗•雷的觀點——“我們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國的威脅看作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對我們的威脅，而是整個中國社會對我們的威脅。我認為這需要我們全社會的響應”——就是特朗普政府文明衝突的一個具體政策體現。
結語
“文明衝突”思維在共和黨內部是廣泛存在的。共和黨參議院馬克•盧比奧（Marco Rubio）在2016年共和黨黨內初選是特朗普的競爭對手。盧比奧雖然當時對特朗普的政策大肆攻擊，但在談及反恐問題上時，盧比奧直言美國正在與伊斯蘭極端勢力存在“文明的衝突”。可以說，現在共和黨對特朗普的容忍和支持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共和黨內廣泛存在的“文明衝突”思維。特朗普的很多舉動恰恰契合了共和黨內心深處的“文明衝突”思維。
非常不可理喻的是，在美國生活的很多中國技術和經濟精英都對美國共和黨有一種近乎狂熱的偏好。他們經常抱怨，“希拉裏對中國不友好。”確實，民主黨經常批評中國。但民主黨的批評是針對具體事情、具體政策的，而且他們的批評也是中國很多自由派知識分子自己的觀點。而特朗普的共和黨的政治重心則已經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宗教極端、反智和否定世界多元化。特朗普和他的共和黨是對普世價值的一個背叛，在他們看來，我們在美國的每一個人都是間諜。部分中國精英有如此執著的單相思也還是要一定水平的，套用中國一部電影的台詞，“你這麽熱愛特朗普，但是他愛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