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亡國詩聖李煜的這句詩可謂道盡了人生的苦痛和人類的愚癡。
在人類所有的情感當中,仇恨是對人類傷害最大,也是最有力量的一種情感。曆史上那些翻天覆地的變化,無不是因為仇恨。仇恨、憤怒、嫉妒在佛教中被稱為瞋心,是人生五毒之一。
嫉惡如仇、是非善惡太分明的人一般瞋心也重。這樣的人適合當革命者和造反者。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如果沒有極深的仇恨,怎會有那麽大的勇氣。戰爭更是少不了仇恨,仇恨不足,軍隊則沒有戰鬥力,所以有兵以怒動一說。長期經曆戰爭的人一般心都比較硬,戾氣也比較重。因此我們看毛澤東那代人的性格都比較剛硬,對生命也看的不那麽重。這是曆史共業造成的,不是簡單的個人善惡問題。
潔癖也是嗔心重的表現。眼裏揉不進沙子,對別人要求太高都屬於潔癖。如果我們因為別人的一句惡語或錯話,一時的惡念或誤解就把這人定為惡人,就是潔癖心理作怪。誰敢說一生中自己就從無一點惡念,沒出過一句惡語呢?我知道我是做不到。
嗔心還有一個表現,就是傾向於妖魔化自己厭惡的一方。這在古今中外屢見不鮮。資本主義妖魔化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妖魔化資本主義,是我們最常見的了。這其實是一種政治媚俗。這種“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心態被孔子斥為惑。”
生活中最常見的嗔心是嫉妒心。恨人有,蔑人無是典型的沒事找事的自我折磨。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的幸福與否建立在與別人的比較之上則永遠不會滿足,也永不會得到幸福。幸福感是無法比較的,能比較的都是與幸福無關東西。農家自有農家樂,滿足就是幸福。
愛恨情仇乃人之常情,此為人欲。能超脫愛恨情仇則為智慧,此為天理。嗔心太重會遮蔽智慧。西安事變時,中共很多人主張殺掉蔣介石,從情感邏輯看,這些人的要求也是正常的。蔣介石手上沾滿共產黨人的鮮血,國共十年內戰,是蔣率先舉起屠刀,才逼的中共走武裝鬥爭之路的。可毛澤東卻力排眾議,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毛澤東超脫了愛恨情仇,以中共和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才爆發出大智慧。所以說毛澤東在關鍵時刻挽救了黨的確一點不誇張。
張愛玲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那是因為她懂的了人性的愚癡,所以心中就沒有了怨恨,因此才發出慈悲心。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所以孔子認為他們是得道的先賢。
人做到不抱怨很難,連孔子也抱怨:“莫我知也夫。”可孔子卻接著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很多人因為得不到別人理解而憤恨和煩惱,孔子明白我們常人的心態,怕我們受苦,所以教導我們:“人不知,而不慍,不也君子乎?”
毛澤東說過,這個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細想這句話也符合佛教的因果律。凡事都有因果,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可因果是輪回的,一旦恨意產生,這股業力就會牽扯著人墮入無盡的惡報循環。能夠擺脫出這個循環就需要極大的智慧。
遠的不說,隻說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政治鬥爭就沒停息過。每次政治運動都是一批人整另一批人。而那些被整的人很少有心服口服的,他們不吭聲隻是將冤屈和怨恨強壓在心底,等待有朝一日他們得勢,就會以同樣的方式,甚至是更惡毒的方式來整治對方。這種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故事在中國的曆史上沒少上演,而今仍然在上演著。
我之所以認為胡耀邦是共產黨的良心,就是因為他在平反冤假錯案和處理三種人的時候表現出好鬥的共產黨人難得的大度和寬容。他不僅平反冤假錯案時一個不漏過,而且對待三種人,也是以批評教育為主,不搞清算,不留曆史汙點,而且把所有有關三種人的檔案資料都一把火燒了。隻有光明磊落,有良知的人才會有這樣的胸懷。
恨為陰,愛為陽。恨使人剛硬,愛使人溫柔。常懷怨恨,人就容易變得陰鬱和浮躁。
常懷怨恨的人不僅釋放負能量,增加社會的戾氣,而且也是一種自我折磨。當你怨恨別人的時候,折磨的其實是自己的心。誰見過一個心懷怨恨的人活得幸福呢?
生活中我見過很多婚姻失敗的男男女女,往往被動離婚的一方會心懷怨恨,偏激的會因為婚姻的失敗而對男人或女人失去信心,甚至將人生都看得灰暗了。但有人卻會從婚姻的失敗中看清自己,從失敗中增長智慧。兩種不同的心態決定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幸福指數。
擺脫嗔心並不意味著完全不起憤恨和惱怒心,而是不把憤恨和惱怒存於心底,不被嗔心所控製。仇恨入心要發芽,怨恨太久會讓人格扭曲,自己的生活也被毀掉。越王勾踐臥薪嚐膽滅了吳國,但自己也變成了刻毒小人。寬容的冉阿讓與複仇的基督山伯爵哪個活得更坦然,死的更安詳呢?
老子講以德報怨,常人很難做到,所以孔子主張以直報怨。以德報怨,有點不講是非,而且不接地氣,而以直報怨,則既強調了人間正義,又擯棄了為嗔心趨勢的報複心理。
從怨恨、嫉妒、憤怒的地獄中解脫自己,不是靠忍耐,而要靠愛和修行。而修行就是滅除小我的過程。將那顆滿含悲苦的小我之心融到無邊無際的宇宙之中,悲苦就會消失,喜樂將永駐。我雖然沒有做到完全消滅自我,但在這個追求的過程中就已深深受益。隨著心量的擴大,煩惱越來越少,心越來越容易滿足。因為持久的幸福來自於心的平安和無私的愛。
正如克裏希那摩提所說:“讓你的心中充滿感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的心中一旦有了愛,你就不會去破壞,你也不會無情與殘忍,世界上就不會再有戰爭了。然後你就成為一個快樂的人,因為你很快樂,所以你不必祈禱,也不必尋找神,因為快樂的本身就是神。”
人性的愚癡就是跳不出冤冤相報的死循環。今年你強可以滅了他,明天他強也可以滅了你,所謂的是非正義在對方的眼裏都是相反的。
如果固執的認為自己的觀點絕對正確,別人的絕對錯誤,就很容易產生對立意識,而對立意識則是恨意產生的根基。文革時的大辯論,一開始不同觀點還能平和交流,可後來因為誰也說服不了誰,語言就變得激烈,最後則是拳腳相加,動刀動槍了。有時我就想,現在在網上爭的口沫飛濺的人,如果放到現實中,會不會變成你死我活的敵人呢?會不會真刀真槍地幹起來呢?我們常說文革遺毒,可往往批判文革遺毒最激烈的人卻深受文革遺毒的毒害。思維方法不改變,偏執心態不矯正,中國就不會有真正的進步。
如今國內一些網上的語言暴力已經到了讓人無法忍受,無法正常交流的地步。而語言暴力並非毛左的專利,也是那些反文革飯毛共的人的利器。一個國家為嗔心戾氣所充滿,動亂就隻是個時間問題。
這個世界之所以衝突不斷,皆因人的認識千差別萬別,認知能力參差不齊,而且溝通很難。試圖用自己的觀點來說服一個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別說是在論壇上,就是在自己家裏說服自己的子女配和配偶都是不可能之事。比如我太太的一個朋友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可她卻無論如何說服不了她的先生也信基督。所以,我從來不奢望在論壇上說服什麽人,偶爾寫個帖也隻是表達自己的觀點或回憶一些往事而已。
我們的古聖先賢最英明,他們隻教那些想求知學道的人,而不強迫那些不想學的人接受自己的思想。孔子雖然主張有教無類,但前提是要先給他送十條肉幹做見麵禮。孔子並不是圖這點微薄的見麵禮,而在意的是弟子的求道之心。
有一個故事,說唐代的一位聲名顯赫的文學家兼儒家學者對佛教非常反感,而她的夫人又恰恰是一位虔誠的佛家居士。每次夫人勸他讀讀佛經,他都不屑一顧或嗤之以鼻。可有一天,他無意間溜達到夫人的案頭,掃了一眼夫人攤開的《金剛經》之後,則一發而不可收。其狀正如武則天那首偈:“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甚深意。”後來這位名士成了一位佛門高僧。
中國的道家、佛家也鮮見有誰出門招徒或登門傳教的,因此錢穆將我們中國傳統的教學模式概括為“隻有來學,而無往教”是非常精當的。如果按現在的話來說,我們的古人是非常尊重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
東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別不在於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和認識程度,而是認知的方法。西方的認知方法是以邏輯思辨和實證知識為主,他們通向真理的道路是知識的積累。而我們東方的認知則偏重於個人的修行,即所謂的格物致知。前者導致了科學的發展,成為今天物質化世界的強勢文化,而後者則遇到幾千年未見之大變局,其文化的內在價值逐漸被邊緣化。
但世事無常,人間正道是滄桑。人類在越來越多的道德困境麵前,在越來越富也越來越不安的現實麵前,對智慧的呼喚會越來越強烈。也許,東方文明在沉睡了一個多世紀後,會在後工業化時代重放光明。
恨可以改變世界,但卻無法帶給世界平安和幸福,唯有愛,無私的愛,才是保證人類持久和平幸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