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段幹伯父尊鑒：
久違大教，荏苒數年。近讀《曆史研究》，有伯父論明末農民起義文，一啟蓬心。長久以來，史學界認為中國數千年封建製度，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為農民革命。文革之前關於“太平天國”和《李秀成自述》的爭論影響頗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本質上也是農民革命。伯父以為農民革命究竟是不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動力？農民起義有沒有社會進步作用？中國乃數千年農業社會，中國的發展與阻滯，離不開農民問題。
書不盡意，佇候明教。
順頌秋安。
侄兒遠征叩上
一九八一年十月五日
遠征侄兒如麵：
天氣尚暖，體中尚適。每日讀書寫字，心曠神怡。
文革前中國曆史學界有“五朵花論”，即提出並自認為解決了五個問題。這五個問題是：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製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1957年9月，北大的翦伯讚先生在批判向達時（當年我也參加了對向達的批判會），指出向達“攻擊”新中國史學的“五朵花論”。“五朵花論”由此得名。20世紀50年代史學界對農民戰爭史研究中，對農民起義起因、經過、性質、作用、特點、規律、意義等進行分析，也出現分歧。為了給農民造反的天然合理性提供理論根據，翦先生創造了“讓步政策”論，作為“農民戰爭動力論”的一個附屬理論，成了這朵“金花”的一片綠葉。這個理論是說，盡管農民戰爭破壞了生產力，但一旦建立新王朝，統治階級接受了教訓，就對老百姓施行讓步政策，減輕賦稅徭役，於是就發展了生產力。“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在農民大起義之後形成的，等等。翦先生因此紅極一時，他寫的散文《內蒙訪古》借古頌今，廣受稱讚。文革一開始先批判海瑞，同時批判了“讓步政策”。曆史就是這樣譎詭，同吳晗先生一樣，翦先生不幸成為最早的鬥爭對象，自殺身亡。
“金花”是左派史學家們引以自豪的成果，“農民起義動力論”這朵金花的立意是為曆史上的造反者辯護，頌揚暴力革命。
社會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總要伴隨思想的進步和生產關係的整合。而中國的農民起義，沒有這兩方麵的進步內容。沒有文化的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民，他們的大業往往是從裝神弄鬼開始的。陳勝吳廣剛起事的時候，找一個算卦的卜鬼，在帛上用紅筆寫“陳勝王”，剖開魚腹裝進去，派士卒買之烹食，就宣揚開了。吳廣在荒廟打著燈籠裝狐狸叫，大呼“大楚興，陳勝王。”元末韓山童、劉福通造反，埋一獨眼石人於河灘。是時，流傳於民間的謠諺“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得以應驗。李自成找舉人牛金星算卦，得讖語“十八子，主神器。”因為農民自己沒有思想體係，他們隻能尋找和依靠代言人。代言人不是大祭司就是皇帝，又由於中國沒有成體係的宗教，最後農民隻能選擇皇帝。馬克思說：“農民曾經是波拿巴主義者，因為他們以為大革命及其帶給農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侖的名字分不開的。”（《法蘭西內戰》）基於小土地所有製經濟的脆弱性和曆史傳統的影響，農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麵的權威。”（《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所以小農曾寄希望於拿破侖把一切美好的東西送還給他們。斯大林也說：“在說到拉辛和普加喬夫的時候，決不應該忘記他們都是皇權主義者：他們反對地主，可是擁護‘好皇帝’。”（《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說對了，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當然在這之前毛澤東還說過：“我們就是造反，和當年宋江差不多。”）當然歐洲的農民造反多是披宗教外衣，恩格斯說：“對於完全受宗教影響的群眾的感情來說，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讓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現。”（《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農民起義造反的結局不是建立一個新王朝，就是被剿滅，但不會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而在暴力過程中人口被大量殺戮，生產力極大的破壞。僅以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為例，在公元156年，全國人口為5007萬，經過黃巾起義和軍閥混戰，公元208年赤壁大戰後全國人口僅為140萬。到了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萬，比60多年前損失了98%。“馬前懸人頭，車後載婦女”、“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
梁山泊好漢是反皇帝的，反的是大宋皇帝。黑旋風李逵說得好：“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西遊記》孫悟空大鬧天空就已經提出“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水滸傳》還有一首詩“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撥亂五十秋。”是說通過暴力來替換做皇帝。
農民起義造反都是暴民打衝鋒。伯夷叔齊反對武王伐紂，“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伯夷叔齊是最原始的托爾斯泰主義、甘地主義。毛澤東認為韓愈的《伯夷頌》頌錯了，韓愈是民主個人主義者。在中國曆史界評價最高的農民戰爭是李自成起義和太平天國，作家姚雪垠要寫兩部小說，一部《李自成》，另一部《天京悲劇》。前一部寫了一半，後一部沒有寫。姚雪垠寫書有投機心理，《李自成》第一卷文革前出版，得到毛澤東的稱讚。1966年毛澤東遊長江時對王任重說：“你告訴武漢市委，對姚雪垠要保護，《李自成》寫得不錯，讓他寫下去。”《李自成》第二卷出版於1975年，把李自成寫得“高大全”，李自成的“老八隊”就像八路軍的隊伍，彌漫全書的隻有虛假和雕飾，成為毛澤東“古為今用”的樣板。
明朝的覆滅是一個最詭譎的事情。有一首蘇格蘭民謠非常形象地說明控製論的道理：一個小小的輸入，經過逐級放大和正反饋，使係統發散至顛覆。這在氣象學中叫“蝴蝶效應”。這首蘇格蘭民謠叫《一個鐵釘與一個王朝》：
缺了一枚鐵釘，掉了一隻馬掌；
掉了一隻馬掌，失去一匹戰馬；
失去一匹戰馬，損了一位騎兵；
損了一位騎兵，丟了一次戰鬥；
丟了一次戰鬥，輸掉一場戰役；
輸掉一場戰役，毀了一個王朝。
民謠反映的是一次真實的戰鬥：為搶奪英王的權杖，查理三世與蘭開斯特家族的亨利伯爵撕殺三十年。1485年在波斯沃斯城郊的荒原上最後決戰。查理三世氣度軒昂，策長鞭，揮長劍，帶領千軍萬馬步步緊逼，勝利在望。突然馬失前蹄，查理三世跌翻倒地，眾官兵誤以為統帥陣亡，軍心大亂。亨利乘勢大舉反攻，陣前取查理首級，從此將英格蘭置於都鐸王朝統治之下。查理三世緣何失足？答案就在這首民謠裏。原來，決戰前夕馬夫在給查理三世的戰馬換馬掌時少上一枚釘子，誰料到關鍵時刻馬掌掉了。馬既失蹄，查理三世安能不摔倒仆地？
明亡清立是華夏最為譎詭的曆史大事，也是農民造反的最大勝利和最大失敗，最悲壯戲劇和最悲慘戲劇。“蝴蝶效應”的起點也許可以追溯到一個女人的身上，你可能說是陳圓圓，“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其實那是以後的故事。話說明朝有驛站製度，運送人員貨物以及傳遞公文，快捷便利。有一個京官，不大不小的禦史，在京城養個小姘，不料老家的嫡妻很快殺上門來，母夜叉怎麽這麽快得消息？是驛站。母夜叉怎麽這麽快趕到京城？也是驛站。禦史狼狽不堪，想用驛站撒氣。是時中央財政緊張，禦史上了一折，建議撤銷驛站。而剛愎自用的崇禎帝居然批準了這個折。驛站一撤，有一個陝北青年叫李自成的下崗了。正趕上西北大旱，民不聊生，百姓揭竿而起。李自成參加舅舅高迎祥的隊伍，高迎祥戰死，李自成繼承“闖王”稱號，成了氣候。李自成的口號“迎闖王，不納糧”，多麽吸引人啊！破敗不堪的的大明大廈頃刻之間就倒塌了。李自成生性殘忍，以殺人斫足剖心為戲。攻打河南一城，殺掉福王，用鹿肉醬和福王的血做成“福祿酒”喝。還把人肚子剖開作馬槽子。攻城後屠城，將屍體捆在一塊“點天燈”。
張獻忠更是殺人魔王，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張獻忠攻陷黃州後，老百姓逃跑了。張獻忠把未來得及跑的婦女驅逐去刨城牆，隨後把她們殺死填壕溝。殺人太多，爛骨腐肉，浮滿江麵，魚鱉不可食。張獻忠是反智主義，天生仇恨知識分子。他稱帝後，詭稱開科取士，把書生誆來盡殺之，筆墨成丘塚。四川經張獻忠之亂，人口由1000多萬降至十幾萬，以至有後來的湖廣填四川。
再說太平天國。洪秀全原名洪仁坤，是個落弟秀才。他在第三次落榜後大病一場，神經發作，陷入狂想和夢幻中。馮雲山為他相麵，說他“多異相”，“有王者風”，鼓動他造反。洪仁坤就勢說上帝封他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並改名洪秀全。這名字用的是拆字法“禾(吾)乃人王”。他的“拜上帝會”是烏七八糟的東西，既與儒家的忠孝仁愛格格不入，也與基督教沾不上邊，是一個邪教。他通過迷信對會徒進行精神控製，弄了一整套條規、措施，進行人身、家庭、財物的全麵控製。入主南京後，他弄一個“天朝田畝製度”誆騙農民，一個根本不能實現的“烏托邦”，沒有任何可操作性。他實行最嚴格的差格最大的等級製，分為男營、女營，夫妻不同住，而他自己卻擁有88個嬪妃。1000個宮女，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兒子9歲時就給他娶了四個太子妃。
清軍和太平天國的戰爭使繁榮富庶的江南人口銳減經濟蕭索，中國的人口由原來的4億減到了2.4億。這個農民戰爭沒有使中國獲得任何進步。太平天國起事時馬克思為之歡呼，但僅僅過了11年，1862年太平天國還沒有滅亡時，馬克思在他的《中國紀事》中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國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舊統治者們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就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隻有在中國才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清史稿》中評價洪秀全道：“秀全以匹夫倡革命，改元易服，建號定都，立國逾十餘年，用兵至十餘省，南北交爭，隱然敵國。當時竭天下之力，始克平之，而元氣遂已傷矣。中國危亡，實兆於此。”梁啟超則說：“所謂太平天國，所謂四海兄弟，所謂和平博愛，所謂平等自由，皆不過外麵之假名。至其真相，實與中國古來曆代之流寇毫無所異。”毛澤東年青時崇拜曾國藩，說他“收拾洪楊一役，是大手筆。”毛也對胡林翼（清湖北巡撫，號潤之）欽佩之至，把自己的字也改為“潤之”。打下江山後，毛澤東對太平天國的評價就完全相反了。洪秀全思想意識極其低下落後，豈可是“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之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再說義和團。在近代之前，中國隻認華夷之辨，以中央大帝國自居。可是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幾次戰爭皆敗，簽了許多賠款條約，麵子盡失。特別是戰敗於蕞爾小國日本，乃奇恥大辱。明治維新幾乎與洋務運動同時開始。明治維新是徹底的改革，從器物到製度到文化全盤西化，提出脫亞入歐口號。洋務運動局限於辦工業，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敢涉及製度和文化。三十年後，這個比賽進行檢驗了，結果出來了，中日戰爭中國一敗塗地。隨後從士的階層發起戊戌變法又失敗，西太後這個幾近胡攪蠻纏的老太婆，顢頇蠻橫極端自私，成不了事盡惹事，這就引來個義和團事件。
義和團起初是鄉下遊民的一個練武的組織，拘於見識對傳教士和入教的中國人不滿。西方傳教士被準許在中國傳教和成立教會，在治外法權之下，教會的西方神職人員不受清政府管轄，中國信徒也常獲教會庇護。教民中不乏作奸犯科之徒，教民和非教民於是發生衝突。加之甲午戰後外國以為中國好欺，以各種方法在中國謀利。德國出兵占據了膠州灣，俄國進駐了旅順，英國和法國占領威海和廣州灣。教會除了傳教之外也興醫辦學、提倡破除陋習，不可避免會引起守舊勢力的仇恨。這期間清庭、義和團和洋人三方互有武力衝突。清庭的政策反反複複，義和團的口號亦由“反清複明”變成“扶清滅洋”。義和團的所有行動就是兩個字：殺人。所有外國人都被稱為“大毛子”，殺無赦。中國的教民通稱為“二毛子”，統統殺；其他會說幾句洋文，或使用洋火洋油者，凡是與洋字沾邊的，被稱“三毛子”，也要殺。義和團的宗教不是正經的信仰，亂力怪神，刀槍不入水火不傷，以妖術為工具或形式。
西太後派剛毅和趙舒翹去考察義和團，二人把義和團吹噓的不得了，神勇無比，“請老佛爺降旨，把義和團編為義軍，掃滅洋人，立威天下，大清國運，在此一舉。”義和團進京燒毀教堂，清軍圍攻使館區，各使館也調兵進京。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國前去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被清兵伏擊身亡，成戰爭導火線。第二天，西太後開禦前會議決定向英、美、法、德等11國宣戰。清廷還懸賞捕殺洋人，“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這樣因傳教引起的衝突一下子變成國際間的戰爭，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及皇室逃到西安。1901年清政府被迫簽署《辛醜條約》，戰爭賠款4.5億兩白銀。這個數目很大，當時中國的人口4.5億，意味著要向每個中國人懲罰一兩白銀，羞辱的意味很濃。
義和團的暴虐和濫殺帶著狹隘性與落後性，反工業文明反機器生產。義和團除了殺害無辜的外國人外，也直接造成許多無辜的中國人（數量遠超過洋人及教民）受害，其不人道處比八國聯軍更甚，不論以中外何種道德觀點來看，義和團的行為野蠻殘暴。當時記載：“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
台灣及許多海外華人對義和團的評價極差，義和團成為迷信及暴力的象征，更成為罵人用語。曆史學家唐德剛將義和團與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相提並論。義和團的理論以扶乩打醮的道教為主，亂力怪神什麽都有，崇拜薑太公、東方朔、鬼穀子、孫臏、孫武子、徐庶、梨山老母、金光聖母等眾多偶像，降神附體就可刀槍不入水火不怕。袁世凱接替毓賢任山東巡撫，他就想試驗試驗。袁世凱問大師兄，可以放了嗎？大師兄說，可以。於是袁世凱放了一槍，大師兄應聲倒地。還是法術沒練到家吧！於是精明的袁世凱勸說和打發山東的義和團去天津衛勤王，結果一上陣倒了一大片。
1967年戚本禹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對義和團運動大唱頌歌，稱其為“近代中國曆史上的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戚本禹文章既是討伐劉少奇的檄文，又是鼓動造反的號角，“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像他的關於太平天國的文章一樣，戚本禹這篇文章得到毛澤東的讚許，“寫得很好”。戚本禹高度讚揚了義和團的青少年和婦女，他說：“在義和團運動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動最活躍的力量。他們在這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這也是在讚揚和歌頌“紅衛兵運動”。紅衛兵打砸搶就是義和團燒殺掠的繼續；火燒英國代辦處就是義和團圍攻使館的翻版。紅衛兵和義和團都是‘奉旨造反’的暴民運動。戚本禹滿懷激情地讚頌了義和團的婦女組織“紅燈照”，他寫道：“她們著紅妝，戴紅帽，提紅燈，拿紅槍，前方作戰，後方除奸，積極參加義和團的起義行列，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表明了中國青年婦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氣概！‘紅燈照，義和團，親兄妹，鬧得歡，一個心，殺洋官。’”戚本禹最後寫道：“義和團的英勇鬥爭，是中國人民的光榮和驕傲，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義和團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愚昧、最荒謬、最反動的邪教組織和群氓運動，是腐朽政權“官助民反”的政治鬧劇。把義和團的“拳亂”當成共產革命的奠基石，不是往自己臉上抹黑嗎？
以上拉拉雜雜，隨想隨寫，不成條理。
此詢秋祺。
段幹鉞示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