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勞動改造
其實，《新觀察》的問題在反右之前已有端倪，尤其是針砭時弊的小品文。母親認為，小品文的來稿，反映人們所麵臨的現實。幾乎每一篇來稿都要附一封給編輯部的信，信裏反映的事實，遠比文章更為驚心動魄：全國各地的官僚主義嚴重，共產黨幹部欺壓群眾、假公濟私、吹捧逢迎甚至上下勾結……母親希望多登一些這樣的稿件，引起中央的注意。
1955年秋天的一個下午，中宣部文藝局長林默涵打來電話，叫母親到中南海去，向母親傳達一件事。盡管他的態度溫和隨便，像是朋友聊天，說的卻是一件大事。林默涵說：“最近毛主席到南方去，喬木同誌和他一道去的。在火車上，毛主席談到《新觀察》，說這本刊物現在沒有什麽可看的了。喬木同誌說這本刊物群眾還是喜歡的。毛主席聽了，沒有說話。”
林默涵叫母親立即向編輯部傳達，對刊物進行檢查，訂出改進的辦法。他雖然沒有說要寫一份檢查報告給中宣部，但那意思是明顯的。
母親有點手足無措，就去找黎澍討主意。黎澍是《新觀察》第一任主編，母親有重要的事總要和他商量，何況他還是編委。黎澍這時是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曆史所的所長，黎澍建議，是不是開一個編委會，將田家英、王宗一、許立群等人通通請來，看看他們有何高見。母親想，這一回觸動了“天聽”，問題就在小品文這裏。
但是，毛澤東的兩次講話，使母親大大地釋懷了。一次是《論十大關係》，一次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兩次會母親都參加了，親耳聽到毛澤東寬大為懷的講話，並做了筆記。沒想到這不過是“引蛇出洞”而已。
在毛澤東的講話之後，有一天，外交部部長助理陳家康將要去開羅擔任大使，母親為他送行，地點定在新開胡同的雲南館子。那個館子我也去過幾次，叫“康樂餐館”，餐廳裏掛一張很大的齊白石的畫，還題了兩句詩，稱讚這家館子的菜。這一天父親也去了，作陪的還有喬冠華龔澎夫婦，吳祖光新鳳霞夫婦，吃過飯到吳祖光的新居喝茶。當時聊天的重點即是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吳祖光表示“這是不可能的”，而反駁他的人則認為，共產黨偉大的地方就是善於自覺地改正自己的缺點。在談到“放”和“收”的問題時，喬冠華認為“放”是為了發展科學，繁榮文藝，使中國走上進步。陳家康卻打了一個比方，他說：“比如長了一個膿包，你不放，膿排不出去，就會越腫越大；把膿放了，也就幹淨了。”事實證明陳家康是聰明的，他猜到了毛澤東的本意。排膿，不就是“引蛇出洞”麽？
母親也有躲過這場災難的機會，她可以效法韋君宜，周揚給了她機會。“我也有被赦免的可能，那一天開完批判會出門時，周揚急走幾步攆上我說：‘你是一個聰明人，怎麽做了傻事？到我家去一趟，我們談一談吧！’我知道這是想保我，如果我真是一個聰明人，隻要去向他表示悔過，是可能逃過這一關的。無奈我的心眼兒太死，沒有去找他。”（戈揚：《我是怎樣被打成右派的》）
這次反右，作家協會的右派隊伍洋洋大觀。小說家有丁玲、羅烽、白朗、秦兆陽、俞林；詩人有艾青、呂劍；散文家有蕭乾、李又然；評論家有鍾惦棐、陳企霞、唐因、唐達成；文藝刊物的編輯有李清泉、龔之方、黃沙、張鳳珠、楊犁……作協通共二百多人，打成右派、中右、曆史反革命的八十多人，比例之高，周揚下手之狠，可見一般。才女張鳳珠原是作協文學講習所的學員，為丁玲所賞識，調去當秘書。她寫得一手好字，為人精細，文章優美。來《新觀察》後，常和黃沙合作，由她執筆寫的文章，配上漫畫家華君武的插圖，被認為是奇妙之作。她還沒有結婚，正在和一位科學家談戀愛。被劃為右派分子，她的前途將會如何？
母親在被宣布為右派的前兩天去看了一趟黎澍，意思是向告別，今後很難見麵了。黎澍早已讀過《人民日報》有關《新觀察》的報道，知道母親必為右派無疑，可是他仍然握手問好，在大庭廣眾之下說：“走，吃飯去。”
他領母親進了附近一家餐館，要了一桌菜。那意思也很明顯，是為母親送行。兩個人心中有許多話要說，卻都沒有說，桌上的菜也沒吃什麽。在那樣的時候，黎澍居然給一個右派分子送行，這種勇氣令母親難忘。
右派和非右派，如同陰陽兩界，陽界的人是絕對不能與陰界的人來往的。阿英卻不然，在母親下鄉勞改之前，他派保姆來把母親找去，問長問短。
阿英住在棉花胡同，獨門獨院。他的夫人林莉看到母親哭了起來。在新四軍三師的時候，兩家人就是好朋友。母親辦《新觀察》，阿英經常做義務編輯，他把自己當成為《新觀察》的一名工作人員。
1958年春天，我家從北長街遷出，遷至和平裏的作家協會宿舍。50年代的和平裏沒有多少房子，在菜地上修建了一些兩三層的普通公寓。母親領我去看的，給我們家的房子是在一層朝北的三間，廚房和衛生間是共用的。我們搬了家，母親就下鄉去了，化名“高南”，父親給她寫信，信封上是這樣寫的。母親降了三級，從行政11級降至14級；父親降了四級，從文藝三級降至七級，當然還有開除出黨，撤銷一切職務。父親的小說《機關生活》不能出版了，電影《行軍紀事》也不能拍了。父親沒有下鄉，他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勞動。阿英的大兒子錢小惠在北京市文聯工作，他為父親聯係這家工廠，並得到外文局的同意。《人民畫報》的上級單位是國務院外文局，它的任務是對外宣傳。在文藝界的右派中，美術家協會黨組書記江豐待遇最好，他下放在東郊農場，在十間房附近，每個周末回到城裏的家，還可以喝農場生產的牛奶。作家協會右派的下放地點是河北省的涿鹿縣，遠古時代黃帝與蚩尤大戰於涿鹿，丁玲寫過的桑乾河從這裏流過。丁玲沒有回到桑乾河，她和艾青兩個人被王震將軍接走了，一個去了黑龍江，一個去了新疆。
胡考與戴浩夫婦（攝於196年，左起：蘇曼意、胡考、戴浩）
四月的一天，作家協會下放去涿鹿的右派集體出發，在西直門火車站上車。他們是《新觀察》行政組長龔之方，《人民文學》編輯主任李清泉，《詩刊》副主編呂劍，《文藝學習》編輯李興華以及“文學講習所”的教員等等，還有剛從武漢調來的小說家俞林。郭小川代表作協前來送行，他上到車廂和大家寒喧。俞林和郭小川是好朋友，他曾私下對郭小川說：“這是怎麽回事呢？我連自由主義也攤不上呀！”郭小川安慰他說：“老兄算你倒黴，下去體驗體驗生活吧！回來還不又是一條好漢。”
“二流堂”的人物紛紛落馬，吳祖光、黃苗子、胡考、丁聰、戴浩、龔誌芳劃為右派。戴浩是右派加反革命雙重帽子，並開除公職。反右運動並沒有把“二流堂”拿來批判，但是這些藝術家的自由化思想和作風決定了他們的命運。
父親在長辛店勞動了一年，心情還不錯。他做鉗工，有一回做了一隻小卡尺拿回家，老鉗工說達到5級工水平。工廠裏還有幾個工人畫家跟他學畫，畫的都是小人書。父親每個星期六下午從長辛店回到城裏，我從育才學校到前門公共汽車站等他，到前門外吃飯，到大柵欄逛一逛，每個星期都是如此。父親雖然隻有70元生活費，但是家裏有積蓄，生活並不緊張。星期天或者看一場足球，看一場京戲。記得看過馬連良的《借東風》，李世濟的《鎖麟囊》，趙榮琛的《大登殿》。1959年夏初的一天，我在前門車站等了三個小時，沒有等到父親。回到和平裏，晚上很晚父親才回來，他對我說：
“我要去北大荒了。”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experience and story about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