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提審周揚
從大連回到北京，工程物理係的丁正明約我參加批判“文藝黑線”的寫作班子，這個寫作班子由幾所高校學生組成，地點在中央音樂學院。寫作班子分成幾個小組，各有選題，出版一本批判“文藝黑線”和權威人物的書，這本書由“中央文革小組”審定。我的小組選題是“茅盾”。文藝界知識界的所有權威都在被批判之列，毛澤東的口號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
中央音樂學院在宣武門裏石駙馬橋，是個很小的學校，校長馬思聰年初逃到香港。按父親的說法，中國大陸那麽高一堵牆，怎麽叫他跑掉了？馬思聰確實跑了，而且帶上全家。他們跑到珠江口買船偷渡，一家漁船修理廠的工友在聽完馬思聰演奏《思鄉曲》後送走一家人和他們唯一的行李——把斯特拉蒂瓦裏小提琴。當然，駕船的工友進了監獄。
比起紛紛擾擾的清華園，音樂學院幽靜而安詳，一早一晚有悠揚的琴聲，叫人唏噓不已。我們幾個同伴上午寫文章，下午到玉淵潭遊泳，結識了幾個學音樂的女孩，學鋼琴的，學小提琴的，學作曲的。音樂學院的經曆和張雲彰的故事是我的第一部小說《阿瑪蒂的故事》的由來。張雲彰是足球隊張雲輝的哥哥，他是中央芭蕾舞團的首席小提琴手。
一天丁正明對我說：
“他們提審周揚，去看看！”
“他們”指的是另一個“紅衛兵”寫作組。這天晚上，丁正明領我到一間教室，屋子裏有三四個人，我不認識。教室燈光暗淡，在炎熱的夏天顯得陰冷淒清。一會兒，兩個紅衛兵領來一個人，是馮雪峰。馮雪峰1957年劃了“右派”，已不是“走資派”。馮雪峰和胡風，早在文革前就搞下去了。審問的問題是30年代“左聯”，周揚是如何反對魯迅的。審完馮雪峰審劉白羽。幾年前我隨母親到過劉白羽家，母親已是右派，而劉是左派，是紅人，文化部副部長。劉的太太王琦阿姨用西瓜招待我們，一輛三輪車送來幾十個西瓜。在大饑荒時期，竟然有這麽多西瓜，叫我目瞪口呆！王琦阿姨的名字我小時候就知道，有一次父親和客人聊天說：“延安時候，王琦是追求我的！”王琦阿姨生了一個先天愚的兒子，整天躺在床上。幸虧父親沒有娶王琦阿姨，不然，我也要先天愚啊！當了右派的父親異想天開，從北大荒回來，他寄幾首詩詞給王琦，想在《人民日報》副刊上發表，王琦是副刊負責人。須知在這裏發表舊詩詞，隻有毛澤東、董必武、胡喬木幾位，父親如果是左派，也不可能啊！
審過劉白羽，帶進來一個矮小的五十多歲的人。他奇怪地穿了一套睡衣，好像是從睡夢中抓來的。他雙目低垂，馴順而小心翼翼。
“是周揚嗎？”小丁問我。
“正是他。”
十幾年前，母親領我赴懷仁堂的晚會，那時候懷仁堂一半是座位，一半是茶座。母親和周揚在茶座說話，這隻覺得這位矮個子伯伯方麵大耳麵如冠玉氣度非凡。後來在王府井，在文聯禮堂，在天橋劇場，我多次見到他。他總是左右逢源，氣勢淩人。他的一生決定了很多人的命運。他竟然被毛澤東戲稱為“閻羅王”，號召“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這一天，我的心中感到一絲暢快——《日出》中的“金八爺”終於出場了，“黑三”們也一個個被揪出來。我沒有說話，主審的紅衛兵問什麽，周揚都老老實實回答，很認真地說，“我是文藝界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是反對魯迅的”，“我反對毛主席罪該萬死”，在學生麵前，周揚是何等馴服，昔日的威風一掃而光。
十月，母親發來一封電報，阿布乘當天晚上的火車到北京，叫我去車站接她。沈陽三個造反派開槍開炮，母親蹲在“牛棚”裏，12歲的妹妹沒有人管，母親叫她到北京避難。
第二天一早我趕到北京站。秋天的北京城，所有公交車停運，馬路上冷冷清清。我用自行車把小妹妹接回清華園，安排在女生宿舍。文化大革命不再是“造反派”與“走資派”的鬥爭，而是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地區“造反派”之間的鬥爭。在清華，除了兩派激進分子，大部分人變成“逍遙派”。我也無事可做，讀小說，踢足球，畫水彩，妹妹來了，我領她去頤和園、香山公園、八大處。妹妹七歲離開北京，隻有那些古建築還是當年的模樣。天氣漸漸冷了，我用一件我的舊夾克衫給妹妹縫製一件衣服，縫了一個星期。這是一件“兩麵穿”，一麵是淺灰色的防雨綢，一麵是黑色呢子，妹妹穿上十分漂亮。
張仃像
妹妹在清華園過了一個冬天。
張仃像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