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生育率的另一個解釋：誰該帶孩子？

2006年，英國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David Coleman）在聯合國人口論壇上給出了這樣一個預警，他當時判斷，如果韓國的低生育率趨勢持續下去，那麽，它很有可能成為全球首個因人口自然減少而“消失”的國家。

科爾曼的這個預警，或許不是危言聳聽。其最直接的信號，來自韓國長期處於世界最低水平的總和生育率。所謂總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位育齡婦女一生生育的子女數。要知道，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而韓國遠低於此。韓國的生育率近年來經曆了斷崖式下跌，至今仍在極低水平徘徊。2018年，韓國生育率首次跌破1.0，進入“零時代”；2023年，進一步探底，達到0.72，成為全球首個跌破0.8的國家，後雖稍有回升，但仍然牢牢占據全球倒數第一的位置。

不要以為這隻是韓國的現象，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一個接著一個加入了“超低生育率俱樂部”。

是誰偷走了這些國家的孩子們？為什麽人口出生率在這些國家不斷下降？經濟學偵探們列出了一長串的嫌疑人——房價太高、教育太貴、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工作壓力、婚姻推遲、育兒成本，等等。它們每一個都有道理，但每一個又都不能完全解釋得通。就比如同樣經曆房價上漲和女性教育提升，韓國總和生育率就比美國跌得更狠。

兩位經濟學大偵探——複旦大學經濟學院的奚錫燦和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的周林碩——發表在《國際經濟評論》上的一篇論文，給出了一個很有穿透力的答案：生育率下降的深層原因，不在於女性工資上漲本身，而是相較“誰該帶孩子”的社會規範的變化，女性工資上漲得太快。這兩者之間的錯配，通過家庭內部的談判，不成比例地把負擔壓在母親身上，推高了養育孩子的“影子價格”，最終壓低了生育率。



生育率下降的深層原因，不在於女性工資上漲本身，而是相較“誰該帶孩子”的社會規範的變化，女性工資上漲得太快。這兩者之間的錯配，通過家庭內部的談判，不成比例地把負擔壓在母親身上，推高了養育孩子的“影子價格”，最終壓低了生育率。視覺中國 圖

“麵子成本”的代價

不妨走進一個家庭，來具體看看這件事是怎麽發生的。

想象有這樣一對夫妻，妻子是一名律師，丈夫是一名工程師。妻子收入不低，甚至可能已經超過了丈夫。現在他們要考慮要不要生孩子、生幾個。孩子要是生下來，需要人帶。帶孩子的總時間是固定的，要麽媽媽帶，要麽爸爸帶，要麽請人帶。這裏的關鍵在於，誰的時間更貴。如果妻子一小時能掙500塊，丈夫一小時能掙300塊，那麽從純經濟角度算，丈夫請假帶孩子的損失更小，應該丈夫多帶。

這個道理誰都能懂，但問題是，當妻子跟丈夫說“你多帶帶孩子吧”，丈夫可能會猶豫。不是他不願意，而是他覺得別扭：我一個大男人去帶孩子，鄰居怎麽看？爸媽會怎麽說我？同事會不會覺得我沒出息？這種心理上的別扭，也是一種成本——不是錢包裏的成本，而是心理上的成本。兩位經濟學者在他們的論文裏用一個參數來衡量這種心理壓力，我們不妨叫它“麵子成本”。

麵子成本越高，家庭就越不敢偏離傳統分工。於是，這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結果，那就是明明丈夫帶孩子更劃算，但因為“麵子”問題，妻子還是承擔了大部分育兒負擔。妻子不僅少掙了錢，而且她的職業發展也受到影響，心理自然就越來越不平衡。等到夫妻倆商量生幾個孩子的時候，妻子就會說：“一個就夠了，再多我扛不住。”這不是妻子自私，而是理性。她不是不喜歡孩子，而是她承擔了不成比例的代價。

兩位經濟學大偵探構建了一個模型，分三步考慮家庭決策。第一步，夫妻先約定育兒分工，這一步決定誰犧牲多少收入。第二步，夫妻商量生幾個孩子，實際生育數等於雙方期望中較小的那個。因為生孩子這件事，隻要一方不同意，另一方就沒法強行推進。第三步，夫妻再分配消費。這個模型最重要的洞見是，女性往往是那個說“不”的人。韓國調查數據反複顯示，二十四五歲到三十四五歲的女性，理想孩子數在每個調查年份都低於男性。這不是男人想要更多、女人不想要，而是女性在婚姻裏承擔了更多的育兒成本，她們對孩子的期望自然更低。而她們的低期望，最終成了家庭的實際生育數。

女性收入越高，生育率下降越快

接下來我們把視角從單個家庭的決策拉遠一點，看看整個社會的育兒規範是怎麽形成的。

兩位學者認為，規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某個權威規定的。它是所有年長世代意見的加權平均。注意，是年長世代，不是年輕人。因為年輕人還在摸索，他們怎麽做，取決於老一輩怎麽看。每一代老人都會表達一個“理想”的育兒分工。

這個意見是怎麽來的呢？一方麵，他們看當下的經濟環境——如果女性工資普遍高了，他們也知道父親該多帶孩子。另一方麵，他們又被自己過去的行為錨定——當年我就是這麽帶孩子的，現在讓我改口，難。兩位學者用參數“固執程度”來衡量後一種力量。固執程度越高，老人越堅持自己過去的做法，越不願意根據新環境重新評估。

於是，規範的變化就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新老交替”，年輕人進入生育年齡，他們在更高的女性工資環境下長大，實際選擇的分工可能更平等。等他們變老，他們的行為就進入社會平均，慢慢推動規範變化。另一個是“老人改口”，雖然老人的行為已經固定，但他們每期都會重新表達意見。環境變了，他們也可能會調整自己的看法，隻是調得慢。

更微妙的是，這兩個來源的相對權重，取決於人口結構。過去生育多的那批人，今天規模大，對當前規範影響也大。而過去生育多少，本身又是內生決定的。於是生育、人口、分工、意見，全都在一個動態係統裏相互反饋。這就像一艘大船。技術是發動機，轟隆隆往前推；規範是船舵，轉得慢吞吞。發動機越猛，船舵越顯得遲鈍。中間那道偏差，就是家庭承受的壓力。

兩位大偵探用跨國數據驗證了這套邏輯。他們看的是六十二個經濟體1990年到2019年的數據。女性相對經濟地位用女性勞動收入份額衡量。結果很清楚，女性勞動收入份額上升越快的國家，生育率下降越快。具體來說，女性收入份額每年快升一個百分點，生育率每年多降大概0.06個孩子。十年就是半個孩子。這不是一個小數字。

更關鍵的問題是，這種關係在什麽樣的社會裏更強。

兩位大偵探用了一個文化“緊鬆”指數。緊的社會，規矩多，偏離會受懲罰，大家的行為和觀念高度趨同；鬆的社會，包容度高，偏離傳統沒那麽大代價。結果發現，在緊社會裏，女性收入上升帶來的生育下降，比鬆社會陡得多。同樣的技術進步，種在不同的文化土壤裏，結出的果子不一樣。此外，他們還比較了不同國家裏，兩代人之間對“男人掙錢、女人顧家”這句話看法的變化。變化越小，說明規範越僵化。結果，在態度變化小的國家，女性收入上升與生育下降的關係更陡；在態度變化大的國家，這個關係被削弱了。

兩位大偵探把模型校準用回到韓國1976年到2016年的數據。韓國確實是一個好樣本，它經曆了極快的經濟增長，也經曆了世界上最陡峭的生育率下降之一，同時性別工資差距和育兒時間差距都有數據。

1976年的韓國，女性工資是男性的47%，女性帶孩子的時間是男性的5.68倍，社會規範也認同這個分工。生育率是2.8，還算健康。而隨著女性工資占男性工資的比例上升，社會規範的調整往往慢於相對工資的變化。在固定舊規範（即停留在5.68）的思想實驗中，女性的實際收益率會因巨大的機會成本而逐步下降，從而壓低生育率。但在實際模型的曆史演進路徑中，社會規範本身也是在持續調整的，隻是由於文化慣性，其調整速度滯後於女性相對工資的上漲。

育兒補貼該發給誰

在這種情況下，兩位大偵探繼續發問，如果我們實行育兒補貼會怎麽樣呢？需要說明的是，模型裏補償的是父親或母親投入育兒時間的部分機會成本，並且兩種政策是按初始機械財政支出相同來比較的，並非簡單地將育兒津貼發給爸爸或媽媽。

關鍵在於，這一補貼最終是補償給了母親還是父親。如果補貼母親，短期生育率會立刻上升。母親帶孩子更便宜了，家庭也願意多生。但它有個副作用，它強化了“媽媽帶孩子天經地義”這個舊規範。隨著女性工資繼續上漲，這種傳統分工越來越貴，早期生育增益逐漸被侵蝕。最終，女性補貼下的生育率比不補貼高，但高得有限。如果補貼父親呢？短期效果小，因為規範一開始抵製父親多帶孩子。但久而久之，它縮小了育兒時間的性別差距，加速規範向平等演化。大約十年後，男性補貼反超女性補貼，最終生育率反而更高。

這個結論很有政策啟發意義。短期有效的政策，可能因為強化了舊規範而導致長期效果逐漸減弱；短期看起來笨拙的政策，可能因為改變了規範而在長期勝出。其實，無論補貼母親還是父親，兩種政策長期來看都能提高生育率，兩者都高於無政策的基準線，隻是補貼母親的相對收益會隨著女性工資的上漲而被逐漸侵蝕。因此，如果政策製定者隻盯著未來一兩年的生育率，他們可能會選擇補貼母親；但如果他們關心一代人的生育率，他們應該補貼父親。

兩位大偵探還引用了韓國大企業全額帶薪陪產假以及丹麥的父親陪產假改革研究，說明這些預測與近期的證據是一致的。當父親們真的休了產假、真的帶了孩子，舊規範就開始鬆動。鬆動之後，下一代的參照點就變了。

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是誰偷走了我們的孩子？答案不是女性工資，女性工資上漲是好事，它讓女性有更多選擇、更高議價權、更獨立的經濟地位；也不是男人懶惰，男人也是規範的囚徒。在傳統規範下，父親多帶孩子會麵臨社會壓力，甚至被質疑“不像個男人”。規範讓父親參與育兒變得昂貴。真正的深層原因是社會規範的調整滯後，它通過家庭內部談判，把負擔不成比例地壓在母親身上，提高了孩子的影子價格，壓低了生育率。

技術進步不會停止，女性工資的上漲也不該停止，我們要做的，是讓社會規範、家庭分工和公共政策一起跟上時代的步伐，否則，韓國的現在就會是許多國家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