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再引爭議 他是蔣經國派出的“特洛伊木馬”？

吳英同 2026年10月26日



林毅夫1979年投共後，一度被中國提拔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兼副行長。（資料照片／新華社）

《中時新聞網》10月13日報導，1979年從金門前線叛逃中國大陸的林毅夫，當選世界計量經濟學會2026年會士。這是值得正視的國際學術榮譽。然而，會士資格肯定的是學術研究，不是對一位經濟學家所有政治選擇與政策主張的道德背書。

林毅夫原名林正義，在蔣經國總統任內以現役軍官身分叛逃！他後來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並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這段傳奇不該隻以個人成功作結。更重要的問題是：他的經濟理論，究竟為中國人民帶來多少自由競爭的空間？

首先，林毅夫與李誌贇2008年在《比較經濟學期刊》發表〈政策負擔、私有化與軟預算約束〉，認為國有企業若仍背負政府政策任務，私有化未必能解決軟預算約束，甚至可能加劇問題。這項論證揭示政策負擔的影響，卻低估了所有權改革、企業治理與競爭中立必須同步推進的重要性。國家既製定政策，又控製企業與資金，市場紀律如何真正落實？

其次，林毅夫2021年在《結構變遷與經濟動態》發表〈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新結構經濟學視角〉，將國企低效率與軟預算約束的根源歸於戰略性與社會性政策負擔，並主張消除負擔、推進市場改革。這個診斷對中國共產黨組織在企業決策中的角色，缺少足夠的製度性檢驗。問題不隻是國企承擔多少任務，而是誰決定任務、誰掌握任命、誰承擔錯誤決策的代價。忽略政治權力的約束，便無法完整解釋中國市場競爭的障礙。

第三，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主張政府協助企業突破基礎設施與產業升級瓶頸。政府在發展中確實可能扮演建設性角色；但在欠缺新聞監督、獨立司法與公開問責的威權體製下，“有為政府”本身根本無法保證防止權力濫用。產業扶植可能轉化為特權分配，政策性融資可能轉化為不公平競爭。經濟理論若不正視權力製衡，便留下最危險的製度盲點。

中國改革開放雖創造龐大經濟成長，但經濟成長不能直接證明某一學者的理論造成了成長，更不能證明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已站在公平的起跑線！真正需要檢驗的是，這套理論是否充分觸及中國市場的政治製度限製。

從台灣立場看，林毅夫的軍人叛逃涉及曆史責任；從中國人民立場看，經濟學家的價值則必須接受另一個檢驗：他的理論是否讓普通人更容易創業、競爭、選擇與改善生活？台灣與中國大陸即使政治對立，也沒有理由不希望中國人民享有更公平、自由的經濟生活。除非他是蔣經國派去中國的特洛伊木馬！

杜威的經驗哲學提醒我們，觀念不能隻憑漂亮的理論體係或權威頭銜判定其價值，而要放進現實經驗，觀察其後果，並在公共討論中持續修正。

經濟學同樣如此：不能隻問國家創造多少產值，更要問人民能否不靠政治關係取得機會，能否自由批評政策，能否以平等規則參與市場。學術桂冠可以表彰研究成就，卻不能代替這場以人民生活為尺度的曆史檢驗。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碩士、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