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3日，泰坦尼克號沉沒的第一百年，歐洲最大的豪華郵輪之一“歌詩達協和號”在意大利吉利奧島附近觸礁側翻，最終導致32人遇難。
這場震驚世界的海難事故中，彭麗既是成功逃生的幸存者，也是船上極少數的中國籍女性管理人員之一。在那個由歐洲男性占主導的郵輪上，能爬上權力金字塔中上層的女性本就稀少。
2007年，她從一所985大學的國際政治專業畢業，為獲得優渥的薪資和掌控人生的“話語權”，做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有些離經叛道的決定：上船。
郵輪是個等級森嚴的微縮社會，處處是凝視，且無比荒誕。紙醉金迷不足以形容她在船上的見聞。狂熱的賭客牌桌押注全部身家，一夜間輸得一無所有的故事，不值一提；每次全船派發免費的冰淇淋，都意味著船上的冷櫃要為剛去世的死者騰位置。
在那裏，作為少有的東亞未婚女性，她一度被當作廉價的勞動力以及獵豔目標，但憑借對規則和人性的把控，彭麗在無數騷擾與刁難中，一路升職。
長年累月積蓄的生存智慧，最終在巨輪傾覆的那一夜救了她。
一片混亂中，她依靠著精準的判斷力，一次次“賭”對了逃生路線，也在生與死的邊緣，目睹了人性的惡與善。
可回看沉船夜，她卻將九死一生的逃生，歸功於“國家的九年義務教育”。那個夜晚，她見到了太多沒有常識的人。
在我們的交談中，彭麗從不避諱談論自己的“算計”，也坦然地聊起海難事故帶來的創傷。脫險上岸是這場海難的大結局，但並不是人生的，在往後的歲月裏，她還要花很長很長的時間，和曾經的陰影共存。
以下是彭麗的自述：
現在回想起來，沉船事件的發生，有一種宿命般的荒謬感。
那是2011年底，船上的廣播裏一直單曲循環播放《泰坦尼克號》的主題曲《My Heart Will Go On》，放得特別陰間。
《泰坦尼克號》
我和幾個同事私下抱怨：“他們不覺得不吉利嗎？”歐洲人沒有“避讖”這種說法，隻有馬來西亞的華裔同事理解我在說什麽，他們跟我說：“無所謂啦，放就放，船要是真的沉了的話，大夥一塊死。”
我想，你工作的地方在負層甲板，真沉了你最危險，可不是大家一起死啊，死亡麵前也很難人人平等。
後麵回到員工艙房後，我做了一個下意識的動作：把固定救生衣的綁帶解開了。
為了防止顛簸，船上的救生衣通常會被打成結實的水手結。而員工宿舍裏禁止私藏剪刀，一旦遇到緊急情況，人在手忙腳亂中很難徒手解開這個結。
事後回想起來，提前解開救生衣這個動作，救了我的命。
事故發生當天是2012年1月13日，星期五，“黑色星期五”這個說法還是有點說道的。
晚上8點多，燈突然滅了兩三秒，又馬上重新亮起。大家的第一反應都是跳閘了，沒往事故方麵想，乘客們也都是該吃的吃，該玩的玩。
我感覺有點不對勁，因為腳底下開始顫了。我們在海上待時間久了，對震動很敏感，我意識到，可能不隻是電力故障這麽簡單。與此同時，大副在對講機裏告知管理層，“發生了緊急情況”，要我們去六樓集合開會。
我沒去，我想如果真的發生事故了，開會也沒有什麽意義，於是直奔負二層的員工宿舍去拿救生衣和手機、錢包，那時地麵還是幹燥的。
擔心電力係統切斷後電梯失靈，我上樓時沒敢坐電梯，一口氣跑到了九樓。層數越高，可以越明顯地觀測到船是否有傾斜，九樓還有一個外延的露天泳池，隻要看一眼水麵，就知道船是不是斜了。
水麵是斜的，這不是電力故障，船可能壞了。
我是2007年上船的。作為一名985大學的國際政治專業的本科應屆生，畢業後主動選擇成為歌詩達協和號輪船的服務員。
畢業前，我作為大學生儲備幹部，在一個大型商場裏實習，第一個月的實習工資是2800塊，這在當時的天津已經很高了，可我就是覺得這個價錢配不上我。
《山花爛漫時》
對於掙錢的執念，我從高中時就有了。
我出生在天津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高考那年，我的分數夠上複旦大學，但上海生活費太高，家裏經濟條件有限，我退而求其次，去了一所離家更近的985大學。
還有2002年的時候，我讀高中。當時天津新建了一片小區，房價才800塊一平米，17歲的我極力建議家裏把房子買下來，再把老房子租出去還貸，我們可以住在姥姥家，時間不用太長，兩年就夠了。
但因為我太年輕，沒有賺錢能力，也就沒有話語權。我爸最後並沒有采取我的建議。現在那個小區的房價已經翻了幾十倍。
從那時起我就明白，我要掌握掌握經濟大權。人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嘛，我更想要的是話語權。
哪怕我判斷失誤了，起碼是我自己做出的選擇，我認，但如果因為別人的判斷影響到了我的人生，我這輩子都過不去。
在那個年代，作為一個文科生，擺在我麵前的出路並不多，無非是做行政管理、人事管理，或是進入體製內，前者不是我喜歡的工作方向，可選後者，我的家庭也給不了任何助力。
我想，沒有權力，有錢也可以，於是在網上查閱了很多資料，把目光轉向海外。
拿下海外的工作簽一般就兩條路，一是出國留學，二是當藍領，當時海外對女性開放的崗位基本都是服務類工作。權衡之下，去郵輪做“海乘”是不錯的選擇。
剛好歌詩達郵輪在上海招聘，我就去了。麵試官是個意大利女人，聽了幾百號人說“應聘是因為我熱愛旅遊”這種話後，很欣賞我回答“你們薪資待遇好”時的坦誠， 於是當場定下來我做客房服務員。
《謝謝你溫暖我》
我是麵試回來之後才和家人說，我要去意大利當海乘的。為了說服他們，我算了一筆賬：做海乘不僅能月入過萬，而且船上包吃包住，幾乎沒有花錢的渠道，掙的錢都能實打實地攢下來。
勸到後麵他們也鬆口同意了，說實在不行再回來。
我登上的協和號是當時歌詩達旗下13艘郵輪裏最大的一艘，它常年環繞西地中海航行，往返於意大利的薩沃納和西班牙的巴塞羅那之間。
上船第一晚，我住在負二層的員工宿舍。宿舍隻有六七平米，在海下四米，海浪不間斷地拍打著船體，護牆板發出“嘎嘎”的擠壓聲。
我聽著這個動靜，想著現在在海底，天呐，我要死過去了，於是坐在床上哭了五分鍾。哭完又一想：我離家前跟父母豪言壯語的，要是現在回家就太沒麵子了，哭也沒有用，來都來了，就幹吧。
這幾乎是我在船上唯一一次哭。
很快，我意識到，船是一個微縮的、等級森嚴的社會。船長和大副是塔尖，一些重要部門的管理崗位幾乎全是意大利本地人，剩下的各部門經理來自菲律賓、印度、羅馬尼亞......
船上的幫派現象很嚴重，來自同一個國家的人自然而然地會抱團。隻有中國人抱不了團，人太少了。最多的時候，這條船上有四個中國人，我們不在一個部門，上下班時間也不一樣，更何況大家性格各異，彼此也不見得能聊得來。
最少的時候船上隻有我一個中國人，為了避免被霸淩，我被迫花費很多時間去社交，通常就是和人數最多的菲律賓人、掌握著食物資源的白俄羅斯人以及意大利的水手們打交道。
我們坐在一塊喝喝酒，該請客時請請客，再時不時聊聊天，滿足他們對中國人的好奇心，如實解答諸如“你結婚了嗎？”“計劃生育政策是怎麽精準地控製每家隻有一個孩子的？”這些發問。
《怪奇物語》
一開始聽到這些提問時我感覺挺冒犯的，後麵才發現他們是純好奇。比如他們會先問我：“你有孩子嗎？”之後再問：“那你結婚了嗎？”我心想這倆問題不應該倒過來問嗎？
了解後我才知道，天主教不允許離婚，所以很多信仰天主教的菲律賓人幹脆不結婚，但會有孩子。很多女同事會特別自豪地給我展示照片：“這是我大兒子，這是二兒子，這是小姑娘，他們是三個不同的爸爸，我現在跟最小的這個孩子的爸爸在一起。”
我也問過一些帶有刻板印象的問題，之前我在網上看很多韓國人認為孔子是他們國家的，於是就問一位韓國同事：“你覺得孔子是哪國人？”
“中國人。”他特別震驚地看著我，“怎麽了？你對這有疑問嗎？孔子要是韓國人的話，《論語》怎麽不是拿韓語寫的？”
除了文化上的交流碰撞，我還時常經曆精神上的衝擊。比如，那時船上沒有專門存放屍體的裝備，航行期間如果有人去世，遺體既運不下去，又不能直接扔到海裏，就隻能存放在後廚的冷櫃裏。
所以，員工之間流傳著一個心照不宣的秘密：如果哪天船上突然給遊客們免費派發冰淇淋，那大概率是有人死了，冰櫃需要清空騰地方了。
船上沒有“雙休”的概念，主打“集中工作、集中休假”，一個合同期通常是8個月，這8個月裏沒有假期，要等到合同結束了才能連休兩個月。
其中，客房服務員是一線員工裏麵薪資最高的崗位，基礎薪資是1300歐元，還不包括航程獎金和小費，也是最累的。一個客房服務員通常要負責10間到14間房，一間房平均要住兩個人。通常剛把上一波老乘客送走，下一個航程乘客的名單就已經遞到你手裏頭了。
《歡迎光臨》
客人的信息事無巨細，有姓名、國籍、年齡等基礎信息，還有他們特殊的要求，比如需不需要分床、有沒有宗教信仰。
這些資料裏，乘客的名字和國籍最起碼要背下來，此外還要掌握歐洲各國的問候語，以便和他們建立聯係，免得被投訴。船上有免費的語言培訓中心，下了班之後可以去學一個小時，這全靠自覺。
腦力消耗之外，是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我不僅要打掃房間衛生，還要滿足乘客大大小小的需求，比如很多乘客會選擇在房間吃早餐，我就需要去送餐。後麵我甚至練出了一項絕活：兩隻手加一個肩膀，一次性端三個餐盤，在晃晃悠悠的船上走，能保證牛奶不灑出來。
但我們又沒有假期，所以通常會在工作的空檔期裏，趁著乘客下船觀光的當口，去港口放個風。
《泰坦尼克號》
剛開始工作時，我每天最多隻能睡5個小時。這樣連軸轉下來，我整個人已經燃盡了。
與此同時，我的頂頭上司，也就是客房部的經理，開始頻繁地騷擾我。我拒絕了。同事們不是試圖說服我屈從於經理，就是通過孤立我的方式站隊經理，我的處境愈發艱難了起來。
帶教的菲律賓大姐勸我：“接受經理的追求多好，有個男朋友在船上，你能輕鬆一點，人也有依靠了，多有麵子呀。”
在她的描述裏，中國女孩很珍貴，我們未婚未育，國家的體檢很嚴格，也不可能有傳染病。她的原話是“fresh”，新鮮，我聽完隻覺得生氣。
如果說剛上船的時候，我還有點“傻白甜”，到後來我戒備的心理變得越來越強，與此同時，向上爬的心態也越來越強。
要說多高尚的理想，也沒有，我想的就是“別白來”，既然已經受這份罪了，那咱總得圖點什麽吧？我的性格也是如此，往好了說是獨立自主，往壞了說是“控製狂”，希望事情能夠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希望我說話能有分量。
機會很快來了，船上新調來一位英國籍的二副，叫安東尼。
那時老二副還沒徹底離職，安東尼連個像樣的辦公室和宿舍都沒有，隻能先住在我負責的客房區域。
我給他送報紙，一來二去間開始了相互試探，他雖然是高管，但在意大利人掌權的船上，他的處境並不妙，急需一個“自己人”進入利潤最高的部門幫他盯著賬目。而我，恰好可以成為這個自己人。
他始終沒有承諾過轉崗的任何事情，直到一次航程過半的全船晚宴。
《泰坦尼克號》
所有能接觸乘客的員工都會出現在全船宴會上，其中還會選幾個員工額外給乘客表演節目。我花錢買通了原本要上台的同事，把名額要了過來，上台唱了一首歌。
唱完歌後的獻花環節，我徑直走到安東尼麵前，當著所有高管的麵，把手裏的花送給了他。擔心一朵花的威力不夠，我還蹲下身給他係了一下鞋帶，盡管他的鞋帶根本沒開，我是解開後又係上的。
客房經理看見這一幕後臉都綠了，他知道我抱上了二副“大腿”，他動不了我了。
當晚所有人都在傳我是二副的“女朋友”，其實我不是，但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謠言傳到最後，二副本人也鬆口了，但他說不會主動幫我，隻是讓我自己尋找合適的機會。
後麵趕上一位乘客猥褻我未遂，航程總監給了我兩個選擇，一個是物質方麵的賠償，另一個是公司出麵維權，幫忙打官司。如果是後一個選擇，事後很有可能會被公司以別的名頭被辭退，於是我提出了轉崗的方案。
就這樣，我成功調轉到了郵輪的一個核心部門，從基礎工作做起，英語愈發地流利，也能用歐洲各國的語言實現基本的交流。
《我的姐姐》
第二年開始我持續升職，脫離了一線工作，成為了部門的主管，相當於副經理。在當時，這已經是一個中國人在外籍輪船上能爬到的最高的職位。
按照我原本的規劃，我會在這條船上賺夠了錢，再回到岸上做中層管理，不管是去歌詩達郵輪公司，還是通過歌詩達跳槽到它的股東公司。
直到那場轟動世界的海難打破了一切。
沉船事件發生時正值1月份，趕上了聖誕、新年和寒假，這趟航程是滿載的，乘客們該吃吃該玩玩，誰也沒想到事態會這麽嚴重。
正因為我是部門主管，事故發生時正在巡視的路上，不需要安撫慌張的乘客，所以才能如此迅速地確認船出了故障。
確認船體傾斜後，我挨個敲了九樓殘障套房的門，確認沒人在裏麵，轉頭就向樓下跑。
這時，也有個別敏銳的乘客發現不對勁了，開始像無頭蒼蠅滿船一樣亂跑。一片慌亂中，我迅速鎖定了一個意大利家庭，男主人人高馬大，帶著妻子和兩個十來歲的男孩。
他們的房間在二樓，我和男主人說我知道近路，能夠帶他們抄近路回去拿救生衣，再送他們到救生甲板。
其實我是騙他們的。我當時身穿工作人員製服，還是東亞女性麵孔，負麵buff（加成）疊滿了，極易成為慌亂中被對準的靶子。而在絕境裏，沒人會去費心思去保護一個累贅，所以我必須給自己創造一些“利用價值”。
如果他們冷靜下來，就會知道回房間裏拿東西並不需要我帶路，哪裏有近路？能走的就是安全出口那幾條路，記住別坐電梯就行。所謂的“近路”，隻是為了換取點保護。
逃生時我才發現，很多歐洲人居然毫無常識。多虧了九年義務教育打下的底子，我清楚緊急情況下絕不能坐電梯。事後我才知道，真的有幾個人因為斷電失靈，被困在裏麵活活淹死了。
我們一行五個人繞過電梯，繼續往二樓逆行。那時候船體的傾斜感已經到了10度左右，跑動變得非常困難。一路上，我受到了不少有意無意的推搡和擊打，不停地有遊客攔住我，甚至有人憤怒扯住了我的頭發。
房間的萬能卡，趁著意大利家庭回二樓房間拿救生衣之際，彭麗拿它刷開了十幾間房間的門
就像是一場賭博，我賭對了。
隨著前進，我們的隊伍愈發壯大，人群擠來擠去時，在這個意大利家庭的保護下，我少挨了不少下。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後麵也不會這麽快就上到五層的救生甲板上。
我後麵沒再關注這個家庭，但據我推測，家庭中的女主人和兩個孩子，肯定上了救生艇。
幾乎是我們剛來到救生甲板的那一刻，長笛聲響起了，一聲、兩聲、三聲……我一直數著。都不用聽到最後那一聲長音，基本上長笛響到第七聲，你就知道了，七短一長，那是國際通用的棄船信號。
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周圍的乘客也很茫然，他們不知道長笛聲是什麽意思，隻能茫然地看我，還有的遊客沒來得及穿救生衣就跑到甲板上了，我趕緊朝衝他們大喊：abandon ship（棄船了），快跑吧，趕緊該幹什麽幹什麽去吧。
《泰坦尼克號》
和幾位同事匯合後，我們都在問：船長呢？我們是很久以後才知道，宣布完棄船之後，船長就帶著他的情人和大副跑了。事後他給出來的解釋是：幫助一個老人進救生艇時，他的腳一滑，自己反而摔進去了，當時再往回爬已經來不及了。
我一直在找能放救生艇的技術人員，2007年左右，大多數船都是由電腦全自動或半自動控製的，一旦停電，船上大部分的設備都會癱瘓。而在船員中，占總數78%的海乘服務人員，根本就不具備在斷電情況下手動放下重力救生艇的能力。
好在意大利海岸警衛隊來了，人群變得有序起來，我們決定在船頭放下一條軟梯，把一部分乘客先送上救援船。
《泰坦尼克號》
軟梯的使用條件比較苛刻，不是誰都能走。因為當時海麵有風，船體本身又在晃動，軟梯本身很細，非常不穩，腿腳不利索的、年齡太小的、體重太輕的，都走不了這條逃生通道。
有個男孩的的腿受傷了，沒辦法獨自下軟梯，這時，我看到了印度籍客房部主管馬代（Made）。
他平時是個挺猥瑣的人，總是騷擾我的女同事。但此刻，他二話不說，主動接過了這個男孩，把他綁在自己身前，順著十幾米高的軟梯，一步步爬上了救援船。
我沒想到的是，把男孩送下去後，馬代又順著軟梯又爬了回來，他沒有趁機留在救援船上逃生。
其實他完全可以順理成章地待在救援船上，船上的人估計也沒心思趕他下去，他大可以就這樣安全回岸。但他沒有，這個舉動還挺有人性光輝的。
晚上十一點左右，船發生了一次大的傾斜。當時船上的那根大煙囪，一直發出特別大的“吱嘎吱嘎”聲，像是不堪重負，馬上要折斷砸下來。
這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多人因為害怕被煙囪砸到，開始不管不顧地往海裏跳。
太震撼了，當時我感覺人已經不是“人”了，沒有了人類應該有的思考和判斷，變得隻有動物本能。可能第一個人隻是被擠下去的，但是後邊的人一看有人跳海了，就劈裏啪啦跟著跳。
好在機械部的工作人員終於趕到了，經過評估後，船上勉強能放下中部的兩三艘救生艇。我們圍過去幫忙維持秩序，把婦女、兒童和老人十個一組地往裏塞。
決定跳船的時候，我精神上已經受了不小的刺激。
把一部分乘客送上救援船後，我剛攀住欄杆，想要喘口氣，就遇到了我們部門的一個保安。
歌詩達協和號內部設施，來自中國國家地理網
我們平時不是一個派係，交情很淡，甚至可以說關係很糟，見麵後互相翻白眼的那種。我們部門的管理層裏隻有我一個女性，船上那些男人骨子裏是看不起女性的，更別說在一個女性手底下幹活，聽她的管理了。
我沒想到，他受傷後居然會跑到我身邊。估計是求生欲支撐他跑到這裏，恰好跑不動了，又看到一個眼熟的人，關鍵我對他沒有任何體力上的威脅。
他過來後習慣性地對我開了兩句嘲諷，我倆也照舊對罵了幾句。可我從第一眼見到他，就清楚他情況並不好。他腰間皮帶上的槍沒了。
槍是公司的財產，有編號，丟槍在哪兒都是很嚴重的事件，值得追查很久。在這種需要玩命的關頭，如果他還一點自保能力，一定會拚命把槍找回來。連槍都丟了，說明他傷得絕對不輕。
但我沒想到他會死得那麽快。我以為他怎麽著也能掙紮一下，至少能撐到上岸、趕緊去到醫院。可就在我們互懟完之後沒多久，他的意識就開始模糊了。
前後也就十幾分鍾的時間，他開始對著空氣說話，雙手在身前無意識地去夠東西，像是想要抓住什麽，我知道這在醫學上叫“譫妄”，是臨死前的征兆。他之前能一路跑到我這裏，大概隻是回光返照。
他是哥倫比亞人，後來入了意大利籍，瀕死時說的是母語，我一句也沒聽懂。我很想問他槍被誰搶了，或是他有沒有什麽話要我帶，可我聽不懂。
那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著一個人從生到死的過程。之前船上也不是沒死過人，但我都是事後才見到，直接麵對一具屍體，和眼睜睜看著一個人近距離地死在你懷裏，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當時我表麵還算是鎮定，但心裏頭已經崩潰了。好荒謬，人死得太輕易了，甚至不如一隻動物。能做保安意味著他的體格是很強壯的，我的身體素質比人家差遠了，死亡也會輪到我嗎？
我不由自主地繞開那個位置，隻想離得越遠越好。我想：不行的話，就借著給乘客做跳海示範的機會，先下去吧。
《無處逢生》
這時船已經傾斜了80多度，進水的左舷基本和海平麵持平。救生甲板距離海平麵有十幾米高，跳海原本是個下下策，但我真的在船上待不下去了。
入水的瞬間，我的第一反應是千萬不能撒手，要維持跳海的標準姿勢：左手要緊緊拉住右肩上救生衣的綁帶，右前臂壓在左前臂上，右手死死地捏住鼻子。
我捏著鼻子砸進海裏，好疼，腳踝和膝蓋像是碎了一樣。然後是失溫帶來的巨大灼燒感，1月的地中海正處於冬季，濕冷的風亂吹，由於船上常年開著恒溫係統，我還穿著夏裝，身上隻有半袖襯衫、馬甲、西裝裙子，再加上一層絲襪。
身體就像是被火燎了一下，全身的毛發都變成了針，反方向往我的皮膚裏紮，有多少個毛孔，就有多少根針。
但在當時，這種疼痛反倒是好事，它能讓我保持清醒。我是獨生子女，我爸媽他們當時40多歲，這個年齡失獨的話也太慘了。
而我呢，大好的人生才剛剛開始，還沒有孩子，我還沒來得及把自己複製呢。如果在這個世界上什麽都沒留下就沒了，我就太孤獨了。
我在海裏漂著，感覺時間好漫長，簡直是度日如年，但實際隻過了幾分鍾，救援人員就過來救我了。我被他們帶到了附近的吉利奧島上，風直往人的骨頭裏鑽。
《溺水小刀》
我冷得不行，喝了幾口誌願者煮的熱葡萄酒，喝完後心髒噔噔狂跳，人倒是精神起來了，也變得暖和了。
剛上岸後，有段時間，我甚至想回到船上去，等最後一批再下船。我躺在救援帳篷裏反複回想：救生艇裝滿了嗎？還有沒有其他的老人和小孩沒下船？去世的人是不是我的幻覺？
所有的事情像走馬燈一樣，在我的腦子裏來回轉。
有位誌願者勸我：不行的話就哭吧，哭出來可能感覺會好很多。我沒被這話安慰到，隻是慶幸還好他們說的不是中文，人聽到非母語的語言時，心理上會有一層防線，一定程度上會幫你從事故中抽離出來。
小島上醫療資源有限，到最後我也沒被送到醫院，對此我是有心理準備的，因為我沒有明顯的外傷，大部分傷口都是凍的或是撞出來的，比如骨裂、腳踝扭了。
直到現在，我的膝蓋都有傷，每年冬天得去定期做理療，幸運的是除了膝蓋，其他部位都恢複得挺好。
黎明後的歌詩達協和號
事故發生後的一天，我和一部分同事動身回到米蘭，那裏能最快補辦我的護照和簽證。
我是回到米蘭之後才跟家裏人聯係上的。這次沉船事件帶來了挺大的轟動，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報道，用的標題是“泰坦尼克號事件重現”，那年剛好是泰坦尼克號沉沒 100 周年。
我爸媽看到新聞後嚇壞了，讓我趕緊回國，我隻能安撫他們，要先等護照和簽證，再說我現在住在旅館也很安全，他們知道我沒事後，也算是放心了。
我在米蘭待了半個月，中途意大利本土的司法部門對沉船事故展開了調查。作為管理層，我被問得最多的是海難事故，另一個是公司的賬目——歌詩達以前是意大利家族企業，據說有黑幫背景，後來被美國嘉年華郵輪公司控股，公司爛賬不少。
還有一部分同事選擇回到薩瓦納，拿到臨時的工作簽證後立刻無縫銜接，轉到別的遊輪上去了。對他們來說，工作比命重要，我很佩服他們。
我一直沒找到另一位中國同事，後來是通過郵件才重新聯係上。我們交情不深，收到他的郵件時，我都已經回到北京機場了，郵件那頭他報了個平安，問我還活著嗎？
我們簡單聊了聊，他那邊也挺驚險的，但受傷不重。我感覺他不太想多聊這個事兒，可能有很深的心理創傷，後來也就沒再問。
沉船事故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創傷。回到北京機場後，我本來該坐巴士回天津，卻突然一點也不想回家，也不想麵對家人的關懷。
那種感覺有點像幸存者的負罪感。我有些近鄉情怯，也不想被別人拉著問“天呐怎麽樣了？”“幸虧你沒事”，於是在機場查了可以落地簽的地點，臨時買了張機票，直接飛巴厘島了，酒店都沒訂。
我在巴厘島躲了將近兩個月，那段時間裏，我幾乎不主動看新聞，就連遇難人數，也是後麵才一點點了解的。
2015年9月12日，歌詩達協和號在碼頭被拆解
剛回到天津時，我覺得周圍的人都太正常了，正常得讓我顯得格格不入。那段時間我幾乎不出門，天天在家看書，像是毛選、《笑林廣記》、還有一些曆史書。
我到家的第一個新年，我媽非要帶我去天津濱江道那條很繁華的商業街逛逛，那裏過年時人山人海，人群黑壓壓的一片。
我已經太久沒接觸過這麽多人了，站在天橋上不敢下去，心裏直發慌：會不會有踩踏事故？我會不會被人擠死？
與此同時，我在適應一種不一樣的孤獨。以前在船上，孤獨是因為周圍沒有同胞，要時刻緊繃著神經，回來之後，我像是從聚光燈下的舞台上退場，那出戲再也與我無關了。
《上海女子圖鑒》
之前的職業規劃也不得不放棄，我得另尋出路。我很快發現，我之前所有擅長的事，在陸地上幾乎都沒了用武之地：多國語言暫時用不上，船上的管理和工作經驗也無法直接適用於國內的企業。
我在家休整了一年。如果沒有最後的沉船事故發生，按照我前邊的職業生涯，我可能會拿著高薪，在國外企業做中層管理。這在現在來看算不了什麽，但在當時，也能在親戚朋友裏頭吹一把子了。
後麵出了事故之後，很多人就跳出來說：“當初我們就勸你不要去，你看看多危險，差點都沒能活著回來。”
這兩年不是挺流行一句話的嗎？我允許一切發生，其實挺無奈的，你不允許又能怎麽樣呢？
但這並不代表事情發生了，我就擺爛了認命了，而是事情發生後，你要去積極地應對它。
沉船這段經曆給我帶來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世事無常，我常想，這個世界上沒有正確的選擇，我們要做的就是盡一切努力，把當初的選擇變得正確。
現在，我的孩子已經12歲了。我有時候會給她講海上的故事，把它當成鬼故事講給她聽。在海上過了5年，我現在覺得待在國內很安全，聽完故事的孩子和我達成了共識，我很滿意。
至於我自己，我感覺可能永遠都走不出那個夜晚了。
直到現在，每年的1月份，我都會有一丟丟的消沉。我已經很多年不喝酒了，但在這個時間點，我會破例喝一點點小酒。
不是為了慶祝什麽，隻是在心裏對自己說一句：真好，我又活了一年。
《逃脫》，來自Amourmovie
應受訪者要求，彭麗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