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億紅線快守不住了，按目前每年 -339萬/年 的速度，人口跌破14億隻需1.5年左右，2027年幾乎板上釘釘。
60歲以上人口已經達到3.2億，占總人口23%左右。
年輕人越來越少，老人越來越多。
接下來就看死亡端爬升和出生端下墜哪個跑得更快。
人口下降已經是一個事實，但比人口下降更值得回顧的，是過去十幾年裏，人們究竟是怎樣認識這個問題的。
上一篇《結婚人數反彈了，然後呢？》，我分析2025年結婚登記數據，有位大聰明在下麵回複：“唱衰這一塊，就是愛這麽說，看到負麵就大肆宣揚成為可笑的真相揭露者還有人吹。”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正能量唱多的合訂本。
07年左右已經有人呼籲開放二胎，當時社科院副院長、經濟學家蔡昉說：計劃生育為中國更快贏得了“人口紅利”。
二胎開放前，2013年蔡昉又說：生育政策調整不能一蹴而就。
等到2015年二胎快要開放時，蔡昉又自信滿滿：全麵二孩將使中國總和生育率回歸正常值。甚至大膽預測生育率將回到1.8.
對了，還有個翟振武，2016年二胎政策放開時，他預測四年內新生兒或達1.6億。
這就是你們喜歡的正能量，吹牛要是能改變事實，那就不用研究科技，發展生產力了。
人口問題，普通人應該多想想：人口紅利是誰的紅利？人口危機是誰的危機？你自己又是誰？
至少在我看來，人口紅利未必是普通老百姓的福利，人口危機卻是普通老百姓的危機。
所謂人口紅利，本質是“大量年輕勞動力 + 低工資 + 高儲蓄”的組合，那麽這個組合的受益方是誰呢？答案是基建、土地財政，低勞動力成本帶來的製造業競爭力。
危機是什麽？養老。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6》，少兒撫養比為22%，老年撫養比為23.1%，老年撫養比首次超過少兒撫養比。
這就意味著，過去七十年“錢花在孩子身上”的社會，開始變成“錢花在老人身上”的社會。
養老金缺口靠現收現付和財政補貼填，但生育成本主要由育齡女性個人職業承擔，靈活就業2億人恰好是養老賬戶積累最薄、卻最先退出勞動市場的一批人。
說的直白點：普通人在這個時代，人口降低與升高都是苦日子。
人口紅利的時候，你是勞動力；人口危機的時候，你是成本承擔者。
之前看到有人說現在的年輕人是最好的父母，認為生孩子是用來愛的，所以才不生。老一輩人生孩子就是自己的財產，所以他們才生。
這種想法，我覺得隻對了一半，假如整個社會還抱有什麽“年輕人應該多吃苦”，那以後就別指望生育率了。正是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太苦了，自然不想讓下一輩來受苦了。
除非老一輩下崗再就業，自己出來生一波。
蔡昉們為什麽敢反複預測，預測錯了再預測？
因為預測錯了，代價不需要他們承擔。
贏贏贏隻是腎上腺素，腦部高潮改變不了現實。
這幫人最擅長喪事喜辦。真正關乎民生的社保、養老、就業、醫療，要麽輕描淡寫，要麽把問題推給個人：過得不好，是你不夠努力；我們有問題，但別人更爛。
至於下大棋的賬單，是他們買單嗎？
不，是你，是我，是每一個既不在話筒前、也不在結算表上的普通人。
但今天的人口困境，並不是突然發生的。
早在2004年，顧寶昌等18位學者就曾聯名上書，建議從2005年起放開單獨二孩。據相關材料記載，這一建議最終沒有推動政策調整。
2007年1月，《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發布，由蔣正華、徐匡迪、宋健等牽頭，300多位專家參與。報告認為，1990年代以來中國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左右，並建議“十一五”期間保持生育政策穩定。
而同期學界根據普查數據測算的實際生育率隻有1.2-1.5。
一個關鍵分歧就此擺在麵前：官方報告所依據的1.8，究竟能不能反映真實的生育水平？如果實際生育率已經更低，繼續維持原有判斷，又會帶來什麽後果？
早在2004年，顧寶昌等18位學者第一次聯名上書，建議2005年起放開單獨二孩。結果調研報告在內部質疑中沒了下文。
複旦王豐當時說了一句話，一針見血：“很多人擔心政策一放寬就生育反彈、人口失控，而且計生部門就沒工作可幹了”
2009年1月，陳衛、顧寶昌等26位學者第二次聯名上書《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再建議》，原話是“等到中國人口開始負增長再采取措施提高生育水平，則為時已晚”——這句話精確預言了今天，提前了十七年。
2007年，易富賢在香港出版《大國空巢》呼籲停止計劃生育，長期被批“唱衰中國”；
梁建章、黃文政、李建新等人，以及2012年前後《中國人太多了嗎？》一書及係列文章，主張全麵放開生育，當年被罵得體無完膚，典型罪名是“資本家想要廉價勞動力”“替帝國主義鼓吹”。
終於，人口政策轉向之後，2017年3月衛計委還公開表示：生育情況“完全符合預判，中國不缺人口，而且未來一百年都不缺”——那一年出生人口已經從1786萬掉頭向下。
過去十幾年，土地財政那筆賬，地方債的窟窿，最後從誰的口袋裏扣掉，大家都看得見。
都說魚的記憶隻有七秒，但願我們的記憶不止七秒——因為同樣的劇本，下一幕已經開演了：這一次的窟窿，叫養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