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香港政治寓言電影《十年》上映的10週年，有份執導該片的周冠威後來因反送中紀錄片《時代革命》被貼上“禁片”導演的標簽。近日他帶著新作品《自殺通告》訪台並接受DW專訪，談他電影之路的十年掙紮。

“我電影的路是窄門。”46歲香港電影導演周冠威平靜地說。10年前他有份執導政治寓言電影《十年》，描繪2025年香港政治全麵收緊，中國官媒批評該電影是“思想病毒”，周冠威亦付出代價——近4年時間沒有人敢與他合作。

2019年他創作的愛情電影《幻愛》大獲好評，事業出現轉機，同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周冠威開始拍攝社運紀錄片《時代革命》。消息曝光後，投資者、演員退避三舍，連借場地拍攝新片也處處碰壁。最新電影作品《自殺通告》被迫改在台灣拍攝，香港當局至今仍未批出上映許可。

周冠威說，外界看他是一位很抗爭的導演，但實際他與很多香港人一樣也要服從。

自焚與新生

周冠威的“窄門”路，從10年前的電影《十年》開始。該片邀請5位新晉導演各自創作一條短片，想像10年後的香港社會變化。

周冠威負責執導〈自焚者〉，短片以偽紀錄片方式製作，假設2025年的香港，有社運領袖因違反涉及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在獄中絕食死亡，激發支持者在英國駐港總領館前自焚。他說，劇本想拷問一點：香港人願意為自由、民主、公義價值犧牲到什麽程度？

“當時我很憤慨，因為政府或者中國共產黨都有一些說話，令我覺得2012雙普選會再次幻滅。我覺得整個社會、整個香港，都活在一個這樣的謊言底下，那種委屈求全的謊言的感覺令我很痛苦。我從來沒有寫過政治的題材，我又不遊行，我亦都不是社運人士，但是我怎樣作為一個導演，或者作為一個公民的責任——電影應該都有社會責任——我就寫了一個這樣的短片。”

《十年》2015年上映時引起香港社會熱議，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但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批評電影是“思想病毒”，又指電影所描繪的場景，10年後不可能在香港出現。

周冠威自嘲，〈自焚者〉猶如他電影事業的“自焚行為”，後來有電影公司原本答應投資新電影，要求找知名度高的演員。他找了8個月，接觸10多名演員都失敗，有著名香港女演員看了劇本後感動落淚，一度表示願意出演，後來透過經理人改口辭演，“都是接受不了，這個都是冒險。”

最終投資者撤回投資計劃，周冠威經曆多年“空窗期”，直到2017年中，他創作的愛情電影劇本《幻愛》成功申請香港電影發展局的“電影製作資助計劃”，獲批120萬港元的資助。

周冠威說，雖然資助額不多，但有了“官方機構”的認證，總算遊說到其他投資者。最終電影名利雙收，成為該年香港最高票房的十大電影之一，亦在香港電影金像獎獲6項提名，在台灣金馬獎獲最佳改編劇本獎。

他慨歎：“命運就是這樣，你關了一個門，另一個門會開。”

《幻愛》的成功，沒有讓周冠威從此避開政治題材。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逾百萬港人上街示威，周冠威為此拍攝紀錄片《時代革命》。

他說，拍攝《時代革命》時的掙紮不多，因為拍攝〈自焚者〉時，已經直麵最敏感題材，“自焚者是一個尺度的極限，一方麵好像是（電影事業）自焚，另一方麵我生出很多自由的心靈空間，可以容讓更多的冒險、更多的禁忌，我可以去思考、去拍攝、去表達。”

“我最記得有一個2019年我拍攝《時代革命》的時候，有個手足和我說：你知道我的政治覺醒是什麽嗎？是你的電影《十年：自焚者》。這些就是力量，這些就是會喚起公民意識，喚起我們對自由、對公義、對誠實的執著。”

周冠威形容，有死就有生，所有的付出也生長出另一些種子。

抗爭與服從

2021年《時代革命》在坎城首映，同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當時香港已經實施《國安法》超過一年，周冠威是該套紀錄片唯一具名的製作人員。他坦言是有風險，“我拍《十年》會影響我事業，我拍《時代革命》會影響我會否坐牢。”

後來開拍喜劇電影《一人婚禮》時，周冠威甚至找了一位後備導演以防不測。被捕的風險讓他痛苦，“其實我有時候也會發惡夢，會不會有警察過來，在（拍攝）現場捉走我？”

後來他思考，為了未到的苦難提早恐懼不值得，做了最壞打算要坐牢，豁出去反而換來心安。“我身邊的人會替我很恐懼，但我會說不要啦。你們不要怕，要來的才怕，要來的才承受。”

周冠威說，外界一般認為他是一個很敢“抗爭”的人，其實自己亦有服從的時候，“我怎會不服從呢？我現在仍然在香港生活，你一定要麵對這個製度。我做的事不是畫一幅畫，我做的是電影，我需要和很多人合作，而很多人不是和你一樣抗爭的。”

他找合作夥伴時要小心翼翼，對方婉拒後就不再遊說，怕會連累他人，就算接受訪問也不太願意提起合作過的演員。周冠威說，這也是一種服從，“我永遠不會單單是一個抗爭者，我同樣也是服從者，我服從得仍然很痛苦。”

這種服從如影隨形。訪問在台北一間書店進行，周冠威隨手拿起作家香港陳慧的小說《弟弟》，說很喜歡陳慧和韓麗珠的作品，轉念又想，這樣做會不會影響到作者？“你說多慘，我拿著她的書，我怕影響了她。”

周冠威說，服從恐懼氣氛，人的心靈就不自由。試過有香港的朋友表示，不敢在社交媒體分享他電影作品的帖文，那位朋友移民後，仍然不敢分享，“移民原來同樣恐懼，解決不到這種恐懼，你說那種恐懼多麽討人厭、多麽需要痛恨，為何會鉗製我們心靈到這個地步？”

今年10月，他來台出席《十年》10週年重映的映後座談會，慨歎現時《十年》短片《冬蟬》最觸動自己。該片講述一對情侶把舊日的物品、甚至把自己做成標本保存的故事。

周冠威語帶哽咽說，就像2025年的香港，很多東西已經不能講，很多關係都要封存起來，“這些人性、這些演員，不再能夠跟我合作......即使他們支持我、但都不能跟我合作，所有事已經不同了。”

走窄門的人

今年11月周冠威最新作品《自殺通告》在台灣上映，這部作品“香港”成份大減。全劇的香港演員隻有黃秋生一位，劇組在香港找不到一間學校願意借出場地拍攝，唯有移師台灣拍攝。周冠威笑言，自己一直習習用廣東話執導，現時要改用國語溝通很難，“其實我用國語的時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麽。”

電影今年8月4日送交香港電影報刊辦進行電影檢查，至今仍然沒有回音，暫時在香港上映無期。

“現在好悲哀。香港電影以前不會有政治審查的，《國安法》之後（國家安全）入了電檢這個條例，我的新電影就是被政府壓著了。”周冠威說，電影探討學童自殺問題，無關政治題材，亦是架空世界的故事，若香港無法上映就很難回本，對他會是很大打擊，日後要遊說投資者開拍新電影更困難。

根據香港電影金像獎的規定，電影必須要在香港首輪公開售票放映，方可報名。一旦《自殺通告》不能在香港上映，意味日後無緣競逐獎項。

這方麵周冠威看得開，他明白很多人想保存和爭取香港價值，但他認為探究是否仍在拍“香港電影”，本身是很悲哀的事。“你恐懼沒有了這個身份，你恐懼不知道怎樣去定義（香港電影）。你的身份不夠肯定，你的心不夠踏實——因為你受了傷。”

他說，香港社會今日太少眼淚能夠宣泄，但電影能夠明白政治傷痕、甚至療愈。“被政局、被恐懼牽製的時候，你找些方法。每個人有不同的方法，我是電影。我拍《十年》我哭，我拍《時代革命》我哭，我拍我的新片《自殺通告》我都在哭。”

本身是基督徒的周冠威用窄門比喻自己電影的路：“我的信仰就是走窄門，我電影的路是窄門的，那就窄吧。其實不要緊要的，它仍然是一個門，仍然是我可以進入。”

盡管被貼上“禁片”導演的標簽，但他笑言凡事不要看得太窄：“我10年裏麵有5套電影，比很多香港電影的導演其實都很幸福，非常幸福，我怎會很悲情呢？”他說，未來的電影作品不會局限在特定地方拍攝，香港、海外都有機會。

被問10年後的香港又是怎樣？周冠威說理性上要悲觀，但他選擇樂觀，“如果不是，我怎樣積極去麵對我的人生？”他想像，2035年那是一個自由的香港，戲院可以重映《十年》、《時代革命》。

“我希望我的下一代，可以在香港的戲院自由地去觀看，或者讓他感受到，我們香港曆史這麽多的血與淚，所有的意義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