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國遊客在一篇由中國警察大學發布的文章中寫道，在塞爾維亞街頭“遇到了最可愛的人，中國警察”，並稱“感到無比高興、安全和自豪”。
這篇宣傳文稿與中國對全球安全的設想完美契合：在這一設想中，中國一方麵幫助“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另一方麵堅持“不幹涉內政”，對比西方所推行的“單邊主義”和“陣營對抗”。
這是習近平在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議”時所描述的框架。
自那以來，中國迅速擴大了海外安全行動，通過提供警察培訓和監控技術，重點協助他國維護“內部穩定”。
中國不僅協助他國打擊犯罪，也幫助控製民眾、鞏固政權。這種模式在全球範圍內受到了出人意料的歡迎。
“全球安全倡議”與習近平提出的另外三個全球倡議（發展、治理和文明多樣性）一樣，首先是一種以中國為中心重構國際影響網絡的嚐試。
為此，中國將一個原本小型的地區性警務論壇升級為目前中國最大的國際安全會議——“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論壇”。
來自120多個國家的代表齊聚一堂，討論安全合作並觀摩中國的警務科技，包括機器人警犬等設備。
去年，論壇還推出了“全球公共安全指數”，按包括槍支犯罪、交通死亡和恐怖主義等維度，以看似隨意的標準為各國打分。中國名列榜首，美國則明顯低於平均水平。
德克薩斯大學的格雷滕斯指出，這是一次“重設安全標準和定義的操作”，並塑造了“中國是正麵範例”的輿論。
中國對全球公共安全的影響也體現在更實用層麵。中國的監控技術出口迅猛增長。兩家中國企業海康威視和大華是全球最大的監控攝像頭製造商，合計市場份額達40%。
華為則向100多個國家出口“安全城市”監控係統。數字取證組織InterSecLab近期調查發現，中國私營企業積至信息向埃塞俄比亞、哈薩克斯坦、緬甸和巴基斯坦政府出售互聯網控製技術，協助這些政權實施審查和監視。
根據格雷滕斯、艾薩克·卡登和卡梅倫·沃爾茨在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一項研究，自2000年以來，中國已為138個國家的警察和內保部隊提供了近900場培訓。
數據顯示，在習近平執政的前十年中，這一數字從2010年的14場激增至2019年的138場，疫情期間活動有所下降，至今尚未完全恢複。
這些培訓多在中國境內的警察學院進行，每期通常接待幾十人，時間為幾周至幾個月不等。內容包括中國執法製度介紹、前往地方公安局考察，以及邊境管控、鐵路安全等專題課程。
常見的活動還有為學員頒發《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甚至安排練習太極拳或書法。
中國警察也在境外與外國警方合作，今年就有一組中國顧問前往所羅門群島，推廣“楓橋經驗”。這一模式源於毛澤東時代，強調由村民互相監督。
接受中國最多警察培訓的國家多為鄰國，尤其是中亞和東南亞國家。中亞以反恐為重點，東南亞則與中國合作打擊詐騙和人口販運。
非洲國家也是主要參與者，這可能與中國希望保護在“一帶一路”項目中大量投資有關。
更耐人尋味的是，中國與哪些類型的政權開展合作。
將卡內基的數據與經濟學人智庫的民主指數交叉比對後發現，全球82%的威權政權接受過中國的警察培訓。
即便是完全民主政體中，也有近三分之一接受過中國培訓。不過卡內基的研究者指出，這些國家通常隻是參加一些表層項目，比如教歐洲警察學習中文，以便與中國同行溝通。
大多數中國警察培訓內容以通用技能為主，例如打擊網絡犯罪或毒品走私。這類項目與美國的國際執法學院培訓項目類似，後者自1995年以來在博茨瓦納、薩爾瓦多、加納、匈牙利和泰國設有基地，已培養出來自100個國家的7萬多名學員。
不過兩者有關鍵區別：美國的培訓項目還承擔民主推廣任務，並禁止向侵犯人權的政權提供援助。當然，這些法律並非總被嚴格執行，在特朗普政府下還曾被削減。
不過，中國宣稱安全援助“無附加條件”。這一立場令其在威權政權、有缺陷的民主國家以及政體混合型國家中頗受歡迎。
這些國家的共同特征是政治製度薄弱、選舉機製存在問題。在這些國家中，四分之三的有缺陷民主政體、以及86%的混合政體都接受了中國的警察培訓。
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在教這些國家變得更威權，盡管部分課程確實涉及政權安全，如要員保護和騷亂控製。
這類課程的主要受訓者通常來自中非共和國、緬甸和幾內亞等威權國家。盡管中國聲稱援助“無附帶條件”，但實際上，受援國普遍被期待支持中國在台灣等領土問題上的主張。
那麽，中國的安全介入是否促使他國變得更加威權？
這取決於這些國家原本的傾向。南加州大學的埃琳·卡特和布雷特·卡特的研究發現，在威權國家，華為技術的引入顯著提升了數字壓製能力，但在民主國家並無類似效果。
格雷滕斯表示，中國“在提供公共產品的同時，也創造了壓製性的潛力”。中國的警察培訓和技術滿足了許多國家的現實需求，而那些擁有完善法律保障和強大公民社會的國家，能夠使用這些工具而不陷入壓製路徑。
但對本就傾向威權的政府來說，中國既是支持者，也是榜樣。
哈薩克數字權利專家達娜·馬利科娃指出，2022年國內爆發動亂後，阿拉木圖街頭迅速布滿數千台中國製造的攝像頭。她表示，哈薩克的安全機構可能正在借鑒中國在新疆部署的係統，那些係統借助人工智能識別“潛在麻煩人員”，即使這些人並未犯罪。
6月，一名反腐人士桑紮爾·博卡耶夫在阿拉木圖機場被攔截，原因是其麵部在“通緝人員”數據庫中觸發了警報。
但中國的安全援助並不總能換來穩定。在中國幫助下，埃塞俄比亞加強了監控和打壓，中國為其安全部隊提供培訓，並向政府供應了監控與互聯網審查係統。
然而，這個國家目前正瀕臨崩潰：兩個最人口稠密地區正爆發武裝叛亂，民族緊張關係持續激化，與厄立特裏亞重新爆發戰爭的風險不斷上升。
這與習近平“全球安全倡議”所描繪的和平圖景相去甚遠。
中國安全援助中最“聰明”的部分，是如何在不直接宣揚威權主義的同時，卻大大強化了威權政府的控製力。中國將自己包裝成“工具提供者”，由受援國自行決定如何使用。
去年11月，塞爾維亞一座由中國建造的火車站雨棚倒塌，造成16人死亡，引發持續至今的大規模抗議。
學生抗議者對歐盟感到憤怒，認為其未支持塞爾維亞民主運動。
“歐盟根本不在乎塞爾維亞的民主狀態，”一名學生說。
然而，盡管中國為塞爾維亞培訓警察並提供被認為用來監視抗議者的設備，仍有81%的塞爾維亞人對中國持正麵看法。部分原因是中國從不對塞爾維亞的國內動蕩發表評論，也不聲稱代表任何政治或價值體係，和西方國家不一樣。
中國這種“去價值化”的安全外交，幾乎無可匹敵。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太平洋島國。
澳大利亞洛伊研究所的米哈伊·索拉指出，自從接受中國培訓後，所羅門群島等地的警察文化開始轉向“保衛國家機器”而非保護人民。
索拉表示，澳大利亞隻能以“贈禮競爭”的方式應對：提供比中國更多的設備和援助，條件卻更少。
最近，所羅門群島政府開始討論組建本國武裝部隊——盡管“沒人覺得那是個好主意”，但為了避免其向中國尋求幫助，澳大利亞可能還是會支持。
中國也為中等強國提供了靈活選項：既能獲得中國的內安支持，也能享受美國的國防保障。越南和阿聯酋就是如此。
格雷滕斯指出，世界可能正在步入“未知領域”——同時存在兩種不同體係的安全援助，由不同力量主導。結果將是一個更交易化、更犬儒的世界，國家變得更強大，而公民卻更加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