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9日，北京。參加舞會的富家學生。（圖/視覺中國）
“房貸近千萬、配偶不上班、二娃上國際”被戲稱為當代中產“吃土三件套”。
新中產抱怨月薪三五萬元撐不起孩子一個暑假裏的開支，在子女教育上左支右絀、捉襟見肘。
中產父母最害怕的事，是“小鎮做題家”出身的自己耗盡一身力氣，卻養出了一個“城市做題家”。
中產家庭距離“精英教育”有多遠？
10年前，謝嫚在香港大學讀完MBA以後，就留在了香港工作、結婚生子，成為“港漂”一代。
謝嫚的兒子果果在香港出生，成為了“港漂”二代。
謝嫚給果果報讀了香港的一家教會幼兒園——純英語的小班教學，並聘請了一位主修心理學的本科學曆菲傭來照顧孩子的生活起居，生活看起來一切充滿希望。
香港恒生銀行曾公布一項調查報告，在香港養育一個孩子平均每年需花費28.4萬港元，養育一名孩子至22歲的總開支為600多萬港元，教育成本是全球的2倍。
可即便這樣，仍有許多家長擔心自己沒有為子女做到最好。
隨著內地經濟的崛起，謝嫚和先生看到了內地的前景，兩人經過商量後，決定離開香港北上，回深圳發展，從“港漂”變成了“深漂”。
那一年，謝嫚的兒子果果6歲。因為果果屬於香港戶籍，無法在深圳入讀公立學校，於是謝嫚給兒子報讀了深圳一家口碑不錯的私立學校，依舊是純外語教學的。
謝嫚說：“就算能讀公立，我也還是會給他選擇私立學校，畢竟教學方式還是有很大不同。這裏的老師都要求英語教學，除了教學大綱的課程外，學校還有豐富的課外興趣班，如足球、遊泳、棒球、騎馬、編程、網球等。果果每年學費在15萬元左右，如果算上其他校外培訓班的支出，每年在教育上的花費大概是20萬元。”
在謝嫚對孩子的教育規劃中，大學出國留學板上釘釘。比起大部分還在“雞與不雞”之間搖擺不定的家長來說，謝嫚有著清晰而明確的育兒目標。
私立學校給謝嫚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部分家長都很優秀，孩子也很成熟，“都是一群誌在出國的人”。
學校配合著家長，從小學開始就已經明確規劃出一條“爬藤之路”。
在私立學校的初中生，理想的大學不一定是清華、北大，可能是哈佛、耶魯、伯克利音樂學院或者帝國理工學院。
有過留學經曆的謝嫚深知，留學之路並不容易。如今國內本科留學市場早已白熱化，能被美國“藤校”錄取的學生，除了要擁有亮眼的托福成績和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分數，還要有精彩的社會實踐、課外活動、國際獎項、科研賽事。
至於鋼琴、舞蹈、書法之類淺嚐輒止的興趣班，在謝嫚看來都是無用功，“因為這不能給孩子簡曆帶來任何幫助，除非你的孩子能學到天花板級別”。
謝嫚從小就是在所謂的中產精英教育下長大的，學過的興趣班、特長班不勝枚舉，從體育、繪畫到音樂，都學了個遍。
所以她成為母親時開始反思：如果對升學無益，讓孩子花費大量時間去學那麽多興趣班是為了什麽？
謝嫚說：“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要什麽，家長要的往往是一個名校文憑。對於私立學校的學生而言，出國總是比一本線可控，如果對留學的國家或排名要求不高，一定可以錄到前100名的名校。你以為的因材施教，最終還是因‘財’施教。”
在謝嫚看來，“爬藤之路”不但要看孩子本身的性格和能力，還要看“包裝能力”。
她說：“每年暑假是一個很好的包裝社會實踐經曆的時間，最好專注在一個領域，果果從4歲開始學習編程，如今已經堅持學了10年，也去參加過不少比賽了，這個經驗可以幫助他在申請學校的時候寫出一篇出色的簡曆。當然，這種包裝需要一個長期的積累，讓學校看到你十幾年的堅持，而不是最後衝刺階段才來硬湊一個成績。”
2023年4月8日，廣州。在紅土球場參加網球培訓的孩子。（圖/高菲）
減負之後，中產孩子卷起了體育特長
體育是實現階層流動的另一個通道。
根據阿斯彭研究所的統計，美國有約3/4的適齡兒童參與至少一項有組織的體育運動。少兒運動市場的規模被認為超過170億美元。
在某項運動上具備高水平競技能力意味經濟和榮譽的雙重好處，一名成績出色的高中運動員可以獲得進入名校的機會，有可能改變人生軌跡。如今，不少中國父母也在帶著孩子“卷”體育運動。
在不少家長眼中，體育特長似乎是一條另辟蹊徑的“藤校”之路。
前有哈佛畢業生林書豪，後有奧運滑雪冠軍、斯坦福學生穀愛淩，以及保送清華的蘇翊鳴。
家長們心想，也許自己的孩子不一定能成為穀愛淩或蘇翊鳴，但作為家長，至少得先給孩子投入到體育成長的環境中去，才能讓一切皆有可能。
2022年12月，年僅11歲的中國女孩王子今代表中國參加在美國佛羅裏達州舉辦的斯巴達勇士兒童賽世錦賽，在9—11歲女子組比賽的最後時刻逆轉奪冠，並創造了新的曆史。
在美國贏下世界冠軍頭銜之前一個月，王子今還打破了斯巴達旗下室內體能賽10—13歲年齡組的女子世界紀錄。
從2018年第一次踏上斯巴達賽場至今，王子今已參加過數十場比賽，從賽場“常客”逐漸成長為賽場“常勝將軍”。
除了斯巴達比賽，鐵人三項、馬拉鬆、跑酷、遊泳等體育項目也是她十分喜歡的運動。
王子今的父親王冬一路伴隨女兒參加各種比賽，女兒從“體育差生”變成了如今的冠軍，他也經常被不少家長請教培養體育冠軍的育兒之道。
王冬說：“幾乎每個周末，我會帶著她飛各個城市參加各種各樣的體育比賽。今年暑假，她還要去美國讀一個月的夏校。”
自從中國引進斯巴達勇士兒童賽後，該賽事吸引了眾多中產家庭的參與，每次隻需一兩天名額就爆滿，多數情況下都是一票難求，且一年比一年火爆。
根據斯巴達比賽舉辦方提供的數據，斯巴達勇士兒童賽參賽兒童的父母年齡段為30—45歲，89%的家庭擁有本科以上學曆，51%的家庭年收入超過50萬元。
回顧近十年，中國體育培訓機構確實迎來了曆史以來最快的爆炸型增長期。
在“雙減”政策和體教融合等係列政策的加持下，家長對體育教育的認知正在被重構和升華，高附加值、強社交型的體育項目在新中產中尤為出圈，滑雪每年需要投入10萬元，而冰球則是20萬元起步。
“體育雞娃讀者調研”顯示，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家長“雞”體育最猛，孩子從幼兒園起人均報1—3個班，多則六七個班；有最熱門的運動界“四大金剛”遊泳、羽毛球、擊劍、網球，也不乏冰球、巴西柔術等小眾項目；63%家長每年花費1萬—5萬元，其他家長少則幾千元，多則幾年花了100萬元。
《一激到底》的作者是美國社會學家希拉裏·弗裏德曼（Hilary
Friedman），她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劍橋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
她訪談了美國95個中產家庭，這些家庭的孩子大多參與了足球、國際象棋、舞蹈等競爭性課外活動。
訪談結果發現，在家長們的“報班狂熱”“雞娃焦慮”背後，原來隱藏著很多理性的決策機製。
他們通過讓孩子參加“競爭性童年活動”，來讓孩子獲得參加普通兒童遊戲所無法獲得，但對未來讀大學和工作大有幫助的“童年競爭資本”。
90後中產育兒，不再盲目內卷
隨著90後加入育兒大軍，不少人是從小被“雞”過來的，反而越發懂得反思何為正確的“雞娃方式”。
不少人曾經在“雞娃”的路上身陷焦慮的旋渦，後來逐漸能夠正視自己的焦慮來源，最後找到教育的“初心”，李娜就是其中之一。
李娜是一個心理谘詢師，兒子今年7歲。他原本和一個好朋友約好周末一起去動物園玩，結果對方因為要上網課沒來。
李娜作為心理谘詢師，第一反應是，這孩子真可憐，他應該更想和朋友一起玩而不是去上網課；第二反應是，為什麽他的父母認為對於孩子而言，上網課比出去玩更好？
在和不少家長的交流中，李娜發現，許多家長花費大量的精力為孩子安排緊密的補習課程，已經成為一種隱性的教育趨勢。
李娜說：“在青少年心理問題日益嚴峻的今天，家長這些目標和信念是否真正對孩子有幫助，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李娜說：“曾經我也在教育孩子的路上走火入魔，孩子發燒了，我脫口而出的竟是‘趕快好起來吧，補習班請假很麻煩啊’。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我本末倒置了。我開始問自己，我的焦慮感到底從何而來。‘雞娃’是中產避免階層跌落的唯一方式嗎？”
樊登說，孩子就像是父母的“複印件”，如果“複印件”出了問題，那麽一定是“原件”出了問題。
在“覺悟”後的李娜看來，焦慮的家長容易急功近利，隻關注眼前的育兒成效而忽略了孩子本身的發展。
但是，成長是一場馬拉鬆，如果因為一時的得失而不長遠考慮，其結果往往是得不償失的。
在中國，有千千萬萬個中產家庭為孩子的教育而發愁。這些父母深知經濟基礎的重要性，在那個“你做夢也無法到達的明天”裏，孩子未來的生活品質如何，牽動著許多父母的心。
保羅·福塞爾在《格調》中寫道：“那些剛來的、精力充沛、不斷追求上進的人，在攀登社會階梯的戰鬥中已經汗流浹背了，卻突然吃驚地發現，通向被上層社會完全承認和接受的門仍然是關著的。”
在他看來，富裕階層的孩子主要靠“繼承財產”，中產階層的孩子主要靠教育。
中產的子女是否還能保持中產，往往取決於他們是否能順利獲得足夠好的教育文憑。
在中產階層的教育競賽中，如果上了“清北”，還要上“藤校”，上了“藤校”，還要留在矽穀。
在不少人看來，他們進退失據的樣子體麵全無，可笑又可悲。
但如果從功利和務實的角度看，他們的所作所為的確是在當下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環境裏最不壞的選擇了。
很多90後、00後認為“兒孫自有兒孫福”，如今在年輕的父母中，“雞娃不如雞自己”的論調越來越高昂，正如紀錄片《出·路》中所說：“在弱肉強食的社會法則麵前，孩子教育的決定性因素絕不是學區房，而是父母的言傳身教，父母越不努力，孩子越沒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