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地方放開戶口了,好事還是在挖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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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越來越多的地方放開戶口了。

內蒙古烏蘭浩特宣布,不管你從哪裏來,隻要你在當地買了房,就能入戶這座縣級市。湖南武岡也是,買房送戶口,子女可讀書。地級市中,駐馬店、曲靖和淄博更容易,租房就可以入戶。石家莊、貴陽、濟南、福州、鄭州等省會,也不同程度地接近於“零門檻落戶”。

發達一些的地方,東莞是大專可落戶,佛山買房可落戶。放出招數最大的要數浙江。近日,浙江省政府官網發布了《浙江省推動落實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製度 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實施方案》,要求全省(杭州市區除外)全麵取消落戶限製政策,確保外地與本地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標準統一,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製度,落實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落戶及配偶等直係親屬隨遷政策。

簡單地說,隻要能租房子,就能在浙江除了杭州市區之外的地方落戶。

這當然是好事,在浙江打工的外地人,可以在浙江安家落戶了,醫療、孩子上學都可以解決了,活得更有尊嚴。安居樂業,自然會消費,可以帶動經濟,當然,也會買房。這也是各地搶人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但是,這或許也是在為將來挖一個大坑。

人類分布的曆史發展規律,就是聚集。關於城市發展,有一個著名的ZIPF(齊普夫)法則。該法則認為,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城市人口與其城市大小排名之間存在簡單的相關關係。一個國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數量為第二大城市人口數量的兩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數量的三倍,以此類推,為第N大城市人口數量的N倍。



實際上,全球人類城市發展的進程,也是如此。雖然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程度已經很高了,但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趨勢仍然在持續。

四大世界大都市中,倫敦都市圈的人口增長最快,20年間人口增長了24.8%。其間,巴黎、東京、紐約都市圈的人口也分別增長了10.4%、9.9%和9.9%。

美國雖然是地廣人稀,國土麵積和中國差不多,人口數僅3.3億人,但實際上,美國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東海岸、西海岸以及五大湖地區,人口集中程度相當高。

東京大都市圈在日本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已經達到29%,是四大世界大都市中人口集中度最高的城市。人口向東京大都市圈的集中,已經成為日本國土結構上的最大特征。

法國人口為6513萬,巴黎都市圈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18.8%。英國人口6753萬,倫敦都市圈的人口達到了總數的13.3%。

但是,在中國這種聚集度嚴重不足。雖然北京人口規模已經高達2154萬,但其占全國人口的比率隻有1.5%。

中國是非常需要這種集中度的。

這種聚集已經成為人類經濟、技術發展的驅動中心。人口集中將使集中所在地的社會基礎設施規模化,各類公共或社會產品的成本會降低,人的各種活動成本都會降低。當成本降低,市場就會擴大,創新也會擴大,創造的財富也會更多。

我們都知道,大城市機會多,收入高,但這並不是因為大城市資源多,每個人分得多,而是這裏效率更高,每個人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價值。

收入高了,家庭才會投入更多資源培養後代。發展經濟學家、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羅斯高認為,一個國家要想超越中等收入階段,勞動力人口中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很重要。20世紀80年代的韓國,有將近100%的農村孩子上高中。如今,韓國成了高收入國家。而墨西哥上過高中和高中以上的人口,僅占同齡人中的20%左右,如今墨西哥正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

中國的城市裏93%的孩子是上高中的,而農村有63%的孩子沒有讀過高中。為什麽農村孩子上高中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家庭不願意投入,因為反正將來是重複父輩的命運,去城裏打工,然後回到農村,那麽教育就不值得投入。反過來說,越是大城市,城市家長的教育投入就越高。

大城市的創新也會更高。比如,現在很多人都說,醫療資源應該更均衡地分配,老百姓看個很嚴重的病,不要千裏迢迢地去北京、上海,最好省會都不去,在地級市,縣裏就把病看了。但是,一個頂級的醫學專家,需要不斷學習、不斷交流、接觸最新的前沿知識,見識最複雜的病情,這些都隻有當他在一線城市生活、學習才能做到。打個比方,一種罕見病,全國每年有500例,都去北京看病,這個領域的專家就能見到500個病例,積累經驗,一眼就識別出來了。如果資源平均,每個省份都有一個這個領域的專家,全國30多個省,他一年隻能見到十來個病例,一個月一個,他肯定識別不出來。

收入高了,消費也更高。出口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國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麵向歐美的。也就是說,中國世界工廠的體量,是歐美這種消費水平支撐的。大城市的人,有更多的欲望、收入,更高的生活標準,更高的消費,所以,隻有大城市的市民,才能去替代以前的歐美消費者,繼續支撐中國的製造業,才有更大的、可以替代外循環的內循環。

ZIPF法則還有一條補充規則,那就是隨著國家人口規模的擴大,首位城市的人口集聚度會因國家總人口增加導致的城市數量增加而降低。簡單說來,就是國家越大,人口越多,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會減少。這是因人口變多,能夠維持規模效應的城市變多。同時,距離變大,最大的城市雖然有吸引力,但離家鄉太遠,人們不願意去。對於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更多的地區性大型城市是符合規律的,這就為中西部城市的發展提供了空間。但大城市的數量總是有限的,京津、長三角、珠三角之外,最多也就還能出現一兩個。也就是說,真正符合規律的聚集,是向幾個大型城市聚集。

但是,浙江乃至其他地方的落戶政策,最終會降低這種聚集度。

杭州市區很大。杭州市有十個區,分別是上城區、下城區、西湖區、拱墅區、江幹區、濱江區、蕭山區、餘杭區、富陽區、臨安區(編者按:據杭州市人民政府2021年4月29日發布的《杭州市人民政府 關於調整杭州市部分行政區劃的通知》,現杭州市轄上城、拱墅、西湖、濱江、蕭山、餘杭、臨平、錢塘、富陽、臨安10個區);有兩個縣:桐廬縣、淳安縣,還有一個縣級市建德市,總麵積16850平方公裏。去掉三個縣後,市區麵積8289平方公裏。東京都市圈麵積多大呢?13370平方公裏。

所以,某種程度上,浙江的政策,鼓勵人分布在浙江省各個地方,但並不鼓勵在最核心的地方落戶。這就相當於日本出了一個政策,減少東京都市圈的聚集度。

中國現在還處在人口的城市化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人一旦落戶在中小城市,就很難再向大城市聚集了,因為遷不動了。這一輩的老人是有積蓄的,可以幫年輕人六個錢包買房。30年後,他們交完按揭,六個錢包都是空的,是沒有能力再提供年輕人向大城市聚集的資金的。另一方麵,一個年輕人出生在農村,總會努力打拚,但出生在一個中小城市,他是沒有動力遷移到大城市的。有意識去“大城市化”的落戶政策,最終會使得中國人口聚集度、經濟聚集度下降。這最終就會影響到中國30年後的全球競爭力。

30年後,中國人可能很自豪地說,我們每個縣級市都有一個高鐵站,有密集的鐵路網。很可能另一些國家的人說,我們隻有3條高速鐵路,但我們隻有3個大城市,占國土麵積20%,生活了我們80%的人口。

那麽,到底哪一個更好?哪一個更發達?更具有活力和創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