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類發展史,兩個關鍵轉折點從根本上重塑了我們的生存方式:約一萬兩千年前的農業革命和兩個世紀前的工業革命。這兩場革命將人類文明劃分為三個截然不同的紀元,每個紀元都以獨特的能量獲取方式和生產組織形式為特征。
第一紀元:采集狩獵時代(人類誕生至距今約1萬年前)
在這個占據人類曆史99%時間的漫長歲月裏,我們的祖先依靠石器工具和群體協作在自然界中求生。在距今約一萬兩千年前,隨著第四紀冰期的結束,全球氣溫明顯上升,之後又經曆了短暫的新仙女木期,人類從森林中走出開始在廣闊的平原上種植糧食作物。用農業取代采集和狩獵,是人類曆史的第一個裏程碑;這場農業革命讓人類首次能夠通過主動改造自然環境來獲取生存資源,定居農業村落的出現為後來的城市文明奠定了基礎。
第二紀元:農耕文明時代(1萬年前至18世紀)
隨著栽培作物和馴養動物的出現,人類開始主動改造環境。這一萬年又可細分為三個技術階段:
1)新石器時代(邦國階段):以磨製石器和陶器為標誌,出現定居村落(如賈湖遺址、河姆渡文化)。
2)青銅時代(王國階段):冶金術催生城市文明(蘇美爾城邦、二裏頭文化),文字係統誕生。各種哲學思想誕生。
3)鐵器時代(帝國階段):農具改良推動人口激增(羅馬帝國人口達6000萬,漢朝近6000萬)。大型帝國遍布歐亞大陸。
將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統稱為農耕文明,是因為它們共享著一係列根本性的特征,這些特征構成了與工業文明截然不同的發展範式。從經濟結構來看,農業始終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在中國古代,超過95%的人口直接從事農業生產,農業貢獻了約90%的社會財富,這種產業結構在歐亞大陸各文明中具有普遍性。
第三紀元:工業文明時代(18世紀至今)
18世紀肇始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這一延續萬年的發展模式。革命性變化體現在:
1)能量革命:蒸汽機的轟鳴標誌著人類開始掌握化石能源的巨大力量,生產效率呈現幾何級數增長。
2)產業轉型:英國在1850年率先實現農業人口占比降至50%以下。現代經濟體形成了服務業占60%、工業30%、農業10%的新型產業結構,
3)知識爆炸:知識更新速度呈指數級增長,科學方法的製度化,使得知識生產從個人天才的靈光乍現轉變為係統性的集體探索。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三個曆史紀元在時間尺度上的巨大差異。采集狩獵時代持續了約三百萬年,農耕文明延續了一萬年,而工業時代至今才兩百餘年。這種加速發展使得近代兩百年的變革成果,其深遠程度遠超之前數百萬年的累積。
中國的曆史教育,深受曆史唯物主義的影響。曆史唯物主義依照階級矛盾構建了一條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曆史進化鏈。這種斷代方式最大的問題有三,
其一,曆史唯物主義未能充分認識到工業革命的革命性意義。將奴隸製、封建製和資本主義並列,就如同把獨木舟、帆船和蒸汽輪船都簡單歸類為"船舶"一樣,忽視了動力係統的根本差異。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區別,遠比奴隸製與封建製的差異更為本質。前者是圍繞土地和生物能構建的有限增長體係,後者則是基於化石能源和科技創新的指數發展模式。英國經濟史學家格裏高利·克拉克的研究表明,工業革命前後的人均GDP增長曲線呈現近乎直角的轉折,這種突變在傳統分期框架中完全無法體現。
其二,階級鬥爭理論的機械化套用。在土地作為核心生產資料的農耕時代,地主與農民的矛盾確實是主要社會張力。但工業文明的發展邏輯已發生根本轉變——正如管理學家德魯克指出的,現代經濟的核心矛盾不再是勞資對抗,而是創新與守舊的博弈。將農耕時代的鬥爭範式簡單移植到工業社會,就像用牛耕地的經驗來操作拖拉機一樣不合時宜。
第三,對"無產階級革命"必然性的預言,更是暴露了曆史決定論的局限。20世紀的現實發展表明,工人階級的境遇改善主要來自技術創新和製度改良,而非暴力革命。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實踐道路、北歐的福利國家模式,都證明了漸進改革的可行性。產權的私有製,很可能是人類進入精神存在前的終極形態。將‘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視為資本主義之後的必經階段,這種假設即沒有必然,也沒有必要。
從農耕社會到工業社會不是一蹴而就,工業革命是個標誌性事件,轉化前後經曆了300年。下麵我們就具體說說這過渡期的三百年。劉仲敬把這段時期前後稱作三個世界。
如果把歐亞大陸比喻成一個世界村,1648年以前的世界遵循的是達爾文的叢林法則:弱肉強食是常態,強者可以無需理由的掠奪和征服弱者,戰爭,侵略和屠殺無處不在。不斷循環的強弱異位,導致了人類曆史上的無數悲劇和災難。土地與人口的矛盾構成了農耕時代的基本張力。農耕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和指數增長的人口,形成了無法調和的土地矛盾。一部分人占有更多資源,則意味著犧牲另一部分人。對於中亞以西的民族,為了維持生存,部落或國家往往采取對外擴張的方式來獲取更多的土地資源,而這通常需要通過戰爭、征服和屠殺來實現。而對於中原這片廣大且封閉的農耕區,人民不得不承受幾百年一次的治亂交替。人口飽和帶來土地兼並和行業內卷,官員腐敗,黨派鬥爭等問題逐漸明顯,社會矛盾激化、統治成本增加,最終以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方式完成社會秩序的重整。
達爾文世界以農耕和遊牧為主要的生產方式,混雜少量的商業和工業,以生物能(人力,畜力)為主要能量來源,世界總能量在數千年裏始終維持在大約30kWh/年上下。根據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測算,公元元年至1820年間,全球人均GDP增長率僅為0.02%,幾乎處於停滯狀態。生物的輸出有上限,這個上限基本限製了生產效率的上限,機械動力,比如風車和水車,得到了有限的應用。比如,牛耕的效率基本限製了單位土地上農業產出的上限。這個上限突破不了,我們就沒辦法讓文明繼續升級。再比如,馬的奔跑速度限製了信息的傳遞速度,而信息的傳遞速度限製了帝國的疆域。一旦帝國疆域過大,就難免因為信息的傳遞不暢導致無法維持有效的行政管理,最終分崩離析。歐亞大陸上曾經麵積最大的蒙古帝國,僅僅維持了兩代人的時間。一旦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關係破裂,帝國就會土崩瓦解。
達爾文時代的世界秩序呈現網狀,文明之間通過戰爭與貿易相互交流。每個文明都有其特色,也有其屬於自己的優勢領域和高光時刻。達爾文時代的歐亞大陸,很難說有一個中心,也沒有一個超越於其他地區的強勢文明。這個時期歐亞大陸上存在過的多個文明,比如希臘文明,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等等,都有過其獨特的輝煌和曆史,也有過其不可避免的低劣和野蠻。人類社會在這一時期整體處於蒙昧,未開化的狀態。縱然有些天才少年偶然窺探到真理的一絲光亮,這種偶真知灼見也被埋沒在了整體民眾的蒙昧之中。
如果說現代文明是人類的成年時代,那麽達爾文世界就是人類文明的小學時代。這個時代時而迸發出智慧與輝煌,時而充斥著愚昧與落後。討論這一時期的文明優劣,如同一群成年人炫耀自己的小學成績,並沒有什麽意義。而且這種爭論不會有什麽結果,不過就是:我的語文成績好一點,你的數學成績好一點;我在三年級全班第一,你在四年級成績優異。這種‘小學生之間的差距’,與兒童與成人間的差距相比,不值一提。
在古代歐亞大陸這個多極化的世界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中華文明的特點在於其獨一無二的龐大人口和財富積累。這使得中國在帝國時期始終保持著較高的GDP總產出。但是同樣需要認識到,中國的人均GDP在多數時間裏都是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這並不奇怪:多餘的糧食產量總是被增加的人口所稀釋,而不是用於改善個體的消費力。中華文明有時很優秀,但也不是特別突出的優秀;在某些方麵看似低劣,但也不是特別突出的低劣。在我們感歎中國古典醫學博大精深的時候,也不能忘記古代阿拉伯醫學典籍同樣汗牛充棟。當我們嘲笑持續千年的太監製度時,也不能忽略同時期的歐洲人製造大量閹伶充斥教堂唱詩班。過分的自負和自卑都是不可取的,我們並不特殊。
從農耕文明到現代社會的轉型,是一場深刻而艱難的係統性變革。這個長達300年的轉型期被劉仲敬稱作 ‘霍布斯時代’。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被視為現代國際法的開端,這個條約規定了主權國家之間的基本原則,為國際關係奠定了基礎。1648年到1945年,是國際法逐漸形成的時期,也是一個以歐洲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體係時期。一方麵,強國仍然可以通過武力來實現自己的利益,但是國際社會的規範和製約也越來越嚴格,強國不再能夠像以前那樣隨意行事。另一方麵,弱國也有機會通過各種方式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例如聯合其他弱國、尋求外部幫助等。
霍布斯時期這是古代到當代的過度階段。能源結構從生物能逐漸過渡到化學能(煤和石油),世界總能量消耗從30kWh/年增加到100kWh/年。發達國家的GDP的來源從農耕和遊牧逐漸轉變為工業和服務業。與農業的運行邏輯不同,工業和服務業並非零和博弈,而是存在一種‘正反饋機製’,產值可以通過“生產促進消費,消費擴大生產”的機製持續放大。這種變化可以從世界能源總量的時間圖上看出。世界能源的總消耗量,基本上以工業革命為節點分成前後兩個部分,前一部分基本保持水平,千年內沒有顯著增長,隻是靜態的周期起伏,而工業革命以後,曲線迅速上升並且速率持續增加,至今沒有減緩的跡象。
這一時期的國際關係被稱為“西方國際體係”,又稱為“霍布斯體係”,因為它的理論基礎來源於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的著作《利維坦》中的國家理論。霍布斯體係,既保留了一些野蠻時期的行為,比如殖民地和販賣奴隸,同時,現代文明的思維方式也逐漸萌芽,最終在二戰之後成長為參天大樹。政治上,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從初現端倪到逐漸認可,國際關係從純粹的達爾文主義進化為以條約和國際法為輔助,經過以實力為主導的‘霍布斯’模式,最終進化到二戰以後的威爾遜體係。
如果沿用地球村的比喻,古代文明就好像一個個手拿石頭和棍棒的村民家庭。村莊本身處在沒有秩序的蒙昧狀態。有一天,幾名居住歐亞大陸西端的村民,靈光乍現,學會了用刀殺人,之後會發生什麽?霍布斯時代的初期,歐洲列強正好比‘學會了用刀的村民’,他們依靠強大的武力發動戰爭,販賣黑奴,掠奪全世界的財富。今天的我們,一方麵,要譴責過渡時期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帶來的災難和傷害。另一方麵,我們也要承認,這種罪惡的源頭在於人類社會本身脫胎於一個野蠻的,沒有秩序的遊戲規則。當舊有的遊戲規則無法適用於新的技術,這些“先富起來的國家”自然占盡了便宜,成為了殖民體係中的勝出者。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新的遊戲規則和世界體係也在這一時期逐漸醞釀與成熟,最終在二戰之後成長為參天大樹。
最先嚐試建立新規則的國家是英國,英國在拿破侖戰爭後試圖建立一個三級化的世界體係,1819年的維也納會議是這一理念的重要體現。在英國設計的世界體係中,歐洲列強是一級國家,享有特殊地位和權利,列強俱樂部成員之間遵循特定的戰爭規則:戰爭前要正式宣戰。戰爭中不能屠殺平民,不能虐待戰俘等等。很多現在公認的原則都是在那一次會議上提出的。而更廣泛的‘未開化國家’則被看作是列強的從屬,必須服從列強的意願,並被迫向列強提供資源和廉價勞動力。而對於歐亞大陸上原有的老帝國,則采取扶植代理人,作為歐洲資本的消費市場,在軍艦與大炮的威脅下被迫打開國門,成為英國經濟掠奪的對象。在這個世界體係中,歐洲列強通過實施殖民主義政策,掠奪了大量資源和財富,同時對被殖民地進行文化和身份上的剝奪。
中華文明被迫卷入世界體係正是在霍布斯時代的後期。一方麵,剛剛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不太能分辨西方世界中先進與落後的部分。另一方麵,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常常把西方列強中英美,德法,俄日的外交策略混為一談。西方文明時而表現出經濟,文化上的先進性,時而又表現出侵略與掠奪的野蠻性。而對於當時主導世界的英國來說,中國處於‘文明國家’與‘未開化國家’的交界處,對中國的態度往往依據中國的官方反應反複搖擺。這種不協調與不信任,造就了中國麵對西方文明的複雜心態。
20世紀初,隨著美國的崛起和實力的增強,美國開始嚐試著打造一個更加平等和開放的國際體係。威爾遜體係的命名來自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建立一個以多邊主義、國際合作、和平共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推動的一係列倡議和政策。雖然威爾遜的理念在當時因過於超前而沒有實現,但是這一理念最終在二戰之後得以推行,並為主流西方社會所接受。威爾遜體係以國際法為基礎,旨在通過多邊主義、協商和合作來解決國際爭端,推動全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與英國的多級化世界體係不同,美國所推崇的國際體係是基於國家主權和平等原則的,所有國家都有自主決策和參與全球治理的權利。
在威爾遜時代,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市場化和民主化,其GDP的組成大約是60%服務業,30%工業,10%農業。威爾遜時代的能源結構以化學能與核能為主,世界能源消耗量高於100MG/年,並且持續上升。威爾遜世界以自由市場作為基本動力機製,以保護基本人權和私有產權為價值觀。遵循凱恩斯和新自由主義相互協調的經濟學原則。在政治上,威爾遜國家認同普世價值,並且在集團內部成為對抗‘霍布斯時代’的民族主義的根本力量。民主選舉是威爾遜國家的主要形式,雖然這些選舉的具體形式各有差異。
威爾遜時代的最大矛盾,在於國家與地區發展的不平衡。世界上既有完成現代化的國家,如歐盟與美國,也有正處在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如中國和俄羅斯,更有尚未開化,仍然處於農耕時代的國家,如非洲。這種不平衡造成了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複雜性。在威爾遜國家集團內部,已經完成了基於普世價值的整合,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基本消失,而轉為基於遊戲規則內的博弈。另一方麵,在威爾遜集團之外,依然發生著以民族主義和資源爭奪為目標的地區性戰爭。這些戰爭往往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之間,或者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交界地帶。這時,以美國為首的軍事集團常常采取務實的態度,有時置之不理或默認其發展(如兩伊戰爭),有時則作為世界秩序的司法者存在。其對外的暴力行為,一般情況下呈現為警察力量(如海灣戰爭)。
威爾遜體係並非毫無爭議,尤其是關於其對世界秩序的構建和維護方式。一些批評者認為,它主要服務於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並且過度強調了多邊主義和合作,忽略了國家主權和實力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麵,有些人對於以強力幹預為手段的世界秩序表示擔憂和質疑。他們認為,這種做法可能會導致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削弱國家主權和民族自決權。作為後發國家,中國對現有的世界體係,態度是曖昧的。中國認可和支持威爾遜世界體係所倡導的一些原則,例如多邊主義、國際合作、和平共處等。然而,中國也對威爾遜世界體係存在很多批評和保留。中國認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以自身利益為中心,濫用國際力量,幹涉他國內政,導致了主要的國際衝突和動蕩。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同時存在‘融入現有的世界秩序’與‘顛覆現有的世界秩序’兩種聲音。這種迷茫,可以看作霍布斯時代中國對西方文明矛盾心態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