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王朝興衰

世外桃源為什麽無法存在？

作為係列文章的第一篇，我們先從中國古代王朝的治亂循環講起。雖然世界上各種文明形態相異，但人類麵對的基本生存法則卻是相通的，比如新陳代謝、繁衍後代這些生物本能。古人雲"食色性也"，男女婚配後自然要生兒育女。在古代缺乏有效避孕手段的情況下（現代激素避孕和無痛流產技術都是近幾百年才出現的），一個健康女性一生懷孕八九次實屬平常。現代考古學研究，古代嬰兒夭折率高達50%以上，八個孩子中能存活四個已屬萬幸。但即便如此，人口增長依然驚人：第一代夫妻二人，第二代四人，第三代八人...依此類推，在沒有外力幹預的情況下，人口差不多每30年就能翻一番。這與中國古代王朝初期的人口增長數據相吻合。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一個世外桃源，從秦朝到東晉長達600年。即便假設最初隻有100人進入桃園，按照上述增長，陶淵明時桃園的人口將突破一億，與宋朝鼎盛時期的人口規模相當。顯然，再大的桃源也容納不下如此龐大的人口。

人口激增的直接後果是土地資源緊張。在古代農業技術停滯的背景下，單位土地產量很難有質的飛躍。當人口逼近土地承載極限時，社會結構必然發生劇變。杜甫"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的詩句，正是這種困境的真實寫照。當矛盾積累到臨界點，大規模農民起義就會爆發，通過戰爭和饑荒等方式強行恢複人地平衡——這就是中國古代王朝周期性更替的根本原因。

如果將歐亞大陸上的各文明做個比較，我們會發現三種類型的衝突爆發形式。

第一種是中國式的"治亂循環"模式：大一統政權崩潰後，通過戰亂削減人口，然後開啟新的治世。在這個模式下，王朝初期人口少，土地多，民眾能夠安居樂業，多數人口是自由農。等到人口增長到接近土地生產極限的時候，多餘的人口就會無地可種，他們就會淪落為佃農，成為地主家的苦力，階級矛盾也就隨之產生了。當地主家的土地也被種滿時，更加多餘的人口就會無處可去，形成流民，社會治安變差，維穩費用增加，最終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爆發，人口在大規模的戰亂中迅速減少，直到大部分土地空出來，新的循環再次開啟。

第二種是西亞式的"持續征伐"模式：地理分割導致無法形成長期統一，各區域通過相互征戰來轉移人口壓力；這種環境下，某個區域的人口突破極限，無地可種的農民就會去鄰近的區域搶奪土地，鄰近的區域也采取類似的策略，向更遠的地方搶奪，於是國家間戰爭不斷，區域間相互征伐，人口則在戰爭中消耗到土地能夠維持的規模。

第三種是歐洲式的"緩慢增長"模式：惡劣的生存環境和頻發的瘟疫，使得人口增長極其緩慢。中世紀歐洲傳染病不斷，醫療技術極低，嬰兒死亡率極高。在這種環境下，東亞30年完成的人口增長他們卻需要300年。中世紀初的兩千萬人口，在缺醫少藥，疾病橫行的惡劣環境下，用了1000年才增長到中世紀末的1.5億。

我們關心的是中國，所以這一篇我們重點講一講第一種模式。

從治世到盛世

治世的到來：大一統王朝初期，剛剛結束了席卷中原的動蕩，舊時代的大部分人口已在殘酷的饑餓、戰爭和屠殺中喪生。據統計，漢末的人口下降比例高達驚人的90%，從桓靈時的五千萬急劇減少到三國時期的五百萬。稍好一些的動蕩，如兩漢之交、隋末和唐末，人口減少也高達70%左右。盡管戶籍統計缺失是一個因素，但這個數字中也蘊含著實實在在的非正常死亡。隨著新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百姓的生活逐漸恢複平靜，社會秩序得以重建。那些幸存下來的人民可以謂是幸運之輩。這是一個人少地多，社會還沒有內卷的時代。以古代中國的GDP結構來看，帝國中95%的人口是農民，而在王朝早期，自耕農則占絕大多數。王朝初期，隻要不碰到類似於隋煬帝那種極度暴虐且好大喜功的君主，百姓就能過上難得的幸福安康的小日子。

傳聞中國古代宮廷中，妃子每次被皇上寵幸之後，如果皇上不想懷上龍嗣，就會命令太監按摩妃子的恥骨部位排出精液。整體上來講，古代的百姓是沒有係統的避孕方法的。女性婚配以後，就產生了大約3年一次的自然受孕。一個健康的女性，一生受孕8-9次是正常的。古代的新生兒存活率非常低，沒有疫苗和抗生素的條件下，隻有約一半兒的子女能夠活到成年。假設一對夫妻哺育二兒二女。兒女成年後女性出嫁，男性娶妻，每個男性再平均有四個子女，這樣，第一代六個人，第二代就是12個人，之後每代人口都會翻一倍。

自耕農：王朝初期，尚有大量的荒地沒有開墾。新出生的人口可以開墾荒地。此時的社會矛盾不深，貧富差距也不大。隻要有足夠的土地種，大多數百姓都能做到安居樂業，而中華兒女最不缺的就是勤勞。中文裏幸福的福字，左邊是示補旁，右邊則是‘一口田’，有屬於自己的一口田，就是古代農民能夠想到的最幸福的事情。 這種幸福從治世延續到盛世初期，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人們發現周圍的土地已經全都有了主人，再沒有新的荒地可以開墾，老生常談的土地兼並也就開始了。

治世的人口相對較少，人才相對稀缺，行業內部還沒有內卷，人才也比較容易出頭。隨著人口增長帶來稅收的穩定增加，物質生活的逐漸繁榮，社會有大量的新興機會等待挖掘。當然，政府官員和其家屬壟斷往往能夠以來資源獲得先機，但是平民也不是沒有機會。比如一些技術性的工作需要天賦和長期付出。從治世到盛世，恰恰重合於一個人從青少年到久負盛名的職業生涯，這時候是最容易創造財富神話的。 治世的政治一般比較清廉，這時內卷還沒有開始，貧富差距小，人們對物欲的追求也就相對較低。品質優秀的人更容易潔身自好，而不必處心積慮的追求名利。

盛世的到來：盛世與治世不同。盛世不是百姓的盛世，而是國家的盛世，這個時候往往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對外關係和諧。這時的人口已經接近飽和，稅收穩定，龐大的官僚階層保證了足夠的消費力。行業分工變得細化，各行各業都人才輩出，文化昌盛。

佃農：當人口接近飽和，家族中新增加的成年人口無法獲得新的耕種土地，不得不在家庭內部爭奪有限的土地資源。漸漸的，家族中相對弱勢的群體，往往是血緣關係較遠的人，如庶出的子女，會被從家族的土地上驅逐出去。這些失去了土地的勞動力為了生存，不得不去地主家，通過勞動換取食物，這樣，自由民淪落為佃農，土地兼並開始了。這時的地主，往往是官員和鄉紳家族。佃農在地主的土地上耕種，隻能換取溫飽，而多餘的糧食則成為地主的財富。中國兩千年的帝國史，基本是就是官僚階層依靠土地剝削下層民眾的曆史。

流民：更糟糕的是，這時人口依然在增加，佃農的工作機會也越來越內卷。當地主家再無多餘土地可供開墾，嚴峻的局麵就會出現。流民無固定土地，四處流離失所，成為一類無業人員。一些人能夠在流動中博取生存之道，成為民間藝人，從事唱戲、說書、賣藝等職業。這些人依附於達官顯貴，推動盛世文化的繁榮。然而，更多的流民生活困苦，不得不乞討為生。底層婦女常被迫流落風塵，男性則成為土匪強盜，搶劫為生。這種男盜女娼現象導致治安惡化，統治成本增加。

從盛世開始，官員的腐敗逐漸顯現。內卷是腐敗加劇的主要原因。貧富差距擴大，人才競爭愈演愈烈，大家都不得不為了生存不擇手段。人們開始競相犧牲道德，互相攻擊，黨同伐異，爾虞我詐成為常態。初期廉潔奉公的官員漸被新一代貪汙官員所取代。整體道德水平的下滑，從底層逐漸蔓延至上層，甚至皇帝身邊的大臣也開始腐化。這個過程，在乾隆朝後期的政治中尤其明顯。曆史上往往把唐朝和清朝的衰落歸咎於唐玄宗和清高宗的個人因素，但是如果仔細研究這兩段曆史，則會發現這種官員的集體淪落，是從下往上逐漸侵蝕的，乾隆朝後期政治的一條主線，就是以和珅為代表的墮落官員和以劉墉，王傑，朱珪為代表的廉潔官二代的博弈。而這時，下層官僚係統已經腐敗不堪。

宦官，黨爭和變法

在大一統王朝的後期，政治腐敗嚴重，社會矛盾叢生。皇帝為了掌握信息，不得不借助宦官和黨爭來製約群臣。東漢末年出現了黨錮之禍，唐朝末年則有宦官專權和牛李黨爭。北宋末年遭遇新舊黨爭，而明朝則出現了東廠、西廠以及東林黨爭。觀察王朝後期的政治，宦官和黨爭是兩個重要的切入點。

為了更好的理解，讓我們設想一個場景：一日清晨，天子端坐殿中，群臣分列左右。曰：“有事宜速奏，無事可退朝。”正值此時，群臣之中，一人出列，進言曰：“臣吏部尚書有事啟奏：今朝中官員，多已年邁致仕，令空缺職位不少，當前亟需選拔新官以填其缺“。言罷，遞折狀一紙，上書數十人名。曰：“此數基層官吏，悉為我等慎重選拔，嚴密考核，德行才能俱佳。每人宜晉升一級。請陛下聖裁。”

是時，皇帝執持名冊，心內私語憂慮：朕縱有決斷之權，未免失於信息之資。名冊之上，官員眾多，有真才實學者，又不乏奸佞小人，有重金行賄者，亦有當朝重臣之親族，此等種種，何以決之？ 帝苦思良久，遂得二法：

其一，於群臣之中，擇一人與吏部尚書交情最劣者，呈名冊付之，曰：“卿當詳閱此名冊，孰可任用，孰不可用。毋庸焦急，旬日後當以複朕”。

其二，專設一指揮使司，掌要密之務。其負責者，不與諸臣交遊，且對朕存至誠之忠，亦無弄權之憂。擔此重任者，近侍太監最宜。

第一種方法頻繁使用，就漸漸形成了黨爭。第二種方法用多了，就導致了宦官專權。中國的一些史書，比如資治通鑒，經常把王朝後期的朝政敗壞歸因於皇帝的道德品格，比如寵信宦官。事實卻經常是，先有了朝政敗壞，皇帝才不得不寵信宦官。王朝後期的宦官和黨爭幾乎不可避免，比如唐朝有牛李黨爭，宋朝有新舊黨爭，而明朝有東林黨爭。漢朝，唐朝和明朝也都出現了宦官專權的問題。

王朝後期，如果遇到一為有氣魄的皇帝，加上一個有擔當的臣子，上下一心，則可能產生扭轉敗局的嚐試。在中國曆史上，這種嚐試稱為變法。在這裏，筆者把變法分成‘無效的變法’和‘有效的變法’兩類討論：

無效的變法：這類變法往往是向著“平均分配土地“這個方向上用力的。皇帝試圖沒收或贖買地主階級的土地，再分配給農民。這類變法的結局往往是地主和農民都不買賬，最終搞得天怒人怨。中國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嚐試是王莽的托古改製。這類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並沒有增加單位土地麵積可容納人口數量。其實王朝後期社會矛盾的根本原因，土地分配不公隻是表象，土地不夠種才是實質。不稀缺的資源，比如水，空氣，是不會分配不公的。相反，越是稀缺資源，越容易向社會上層集中。一旦土地成為稀缺資源，分配不公就是必然的。

有效的變法：這類變法往往是從“改變稅收方式“上入手。具體的說，就是從收取”人頭稅“改為收取”土地稅“。所謂人頭稅，是一種個人所得稅，按照家庭中勞動力的數量收稅。而土地稅，則是一種財產稅，按照家庭所占有的土地麵積收稅。後一種收稅方式，從技術上講比前一種複雜（以古代的技術水平，最基本的土地丈量就有難度），但是一旦實施成功，則會大大的增加單位麵積土地上的可容納人口，緩解土地壓力。這段短暫的社會矛盾緩解時期往往被曆史學者冠以”中興“之名。中國曆史上成功的稅收方式改革有三次：唐朝王炎推出的‘兩稅法’，促成了唐朝後期的元和中興。明朝張居正實施的‘一條鞭法’，促成了明朝末年的萬曆中興。清朝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則使康雍乾盛世延續了長達120年。前兩次稅收改革都是部分完成，隻在全國的小部分實行，最後一次則是在全國範圍你推廣開來，大大增加了清朝中期的人口（另一個因素是稍後土豆和白薯的引入，這個話題後麵會講）。

王朝的覆滅

民變：大一統王朝的結束，一般來自兩個因素：內部的大規模民變，或者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這篇文章我們主要談論第一個因素。關於農耕與草原文化的關係，我們會在第三講中討論。誘發民變的因素很多，包括：

1.     小冰川期的到來：溫度下降導致糧食減產，饑民增加：唐朝末期的民變主要是這個原因，明朝也有這個因素。

2.     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壓力，導致王朝內部的財政危機。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3.     大量白銀外流（歐洲三十年戰爭造成的白銀外流也是明末民變的原因之一）。

4.     內部改革失敗（比如王莽的托古改製）。

5.     新皇登基，大赦天下。（很多農民起義，比如黃巢，李自成，太平天國等，都開始於新皇登基的第一年，大赦天下導致服刑人員出獄後既沒有土地，也沒有工作，參加革命的可能性極高）。

如果這些因素發生在王朝初期，自然可以輕鬆化解。可是到了王朝末期，社會矛盾已經異常尖銳，偶然因素的疊加導致形式不可逆轉。

一旦全國性的民變發生，王朝也就到了生命周期的最後一刻。為什麽王朝的軍隊打不過農民起義軍能？這裏的原因不是軍隊的戰鬥力，而是財政。大一統王朝的官僚係統依賴於穩定的稅收。一旦全國性的民變發生，地方的稅收將無法運送到中央，很快朝廷就會陷入財政危機，再也無法支撐起龐大的軍隊，也就難以逃脫解體的命運。

筆者依據大一統王朝應對民變的方式分成兩種類型討論：

第一，東漢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朝廷依靠權力下放應對民變。所謂權力下放，是朝廷允許各地的州牧，藩鎮，巡撫組建軍隊，鎮壓當地的農民起義軍。漢末，唐末和清末采取的就是這種方式。東漢模式的好處，就是舊王朝可以相對體麵的退出曆史舞台。農民起義軍往往會被當地的軍閥鎮壓，之後各路軍閥擁兵自重，開始互相征伐，而舊王朝的皇帝則被當作傀儡加以利用，最終，舊王朝在禪讓的鬧劇中終結，新的王朝從混亂的秩序中誕生，開始一輪新的周期。

第二，新朝模式：這裏的新朝指的是王莽建立的新朝，由於主要的社會矛盾是在西漢時期積累的，所以叫做西漢模式也可以。在這種模式下，皇帝堅決不權力下放，於是，地方無法鎮壓當地的起義軍，最終舊王朝以都城被攻陷作為結束。舊王朝在殘酷的屠殺中覆滅，接踵而來的是各地農民起義軍相互攻伐，相互吞並，直到誕生出一個新的大一統王朝。新朝，隋朝，元朝和明朝的覆滅就遵循這種模式。

至此，我們大致講完了一個周期。下麵補充三點：

人口的兩次飛越：中國古代，耕地可容納的人口上限是一直變化的，同時耕地麵積也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而增加。兩廣地區，雲南貴州等山區逐步得到開發。新的生產工具如水車，鐵犁，梯田等發明也增加了土地的畝產量。中國曆史上比較重要的兩次人口飛越都是來自新型農作物的引入。第一次發生在唐末，占城稻的引入。占城稻是一種早熟水稻，一年可以種兩季，而唐朝之前的水稻都是一年一季的。雙季稻的引入使得中原地區的糧食產量增加了接近一倍，土地所承載的人口也從數千萬增加到了一億多。第二次飛越則是清朝中葉美洲作物紅薯，土豆的引入，新的農作物使中國土地的承載人口上限再翻一倍，達到了空前規模的四億。攤丁入畝和紅薯土豆是清朝中期人口暴漲的兩個主要原因。

解決土地與人口矛盾的其他形式：周期律是觀察中國古代曆史的重要角度，但不是唯一的角度，也不能說完全適用於所有的中國曆史朝代。其中一個有趣的例證是宋朝。宋朝始終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而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卻從未間斷，兩宋三百餘年間，有記載的農民起義就多達四百餘次，每次農民起義不但規模小，而且持續時間也很短。宋朝成功的把一次王朝末期的大型農民起義化解成為許多小規模，短時間的地區矛盾， 這與其征兵製度的設計尤為相關。宋朝實行"荒年募兵"政策，每逢災荒便大量招募流民入伍。這些"饑兵"既解決了流民問題，但也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為兩宋的滅亡埋下隱患。

周期律的終結：中國古代王朝有難以克服的興衰周期，是和中國封閉的地理條件，以及農耕為主體的社會結構密不可分的。農業是一種零和博弈的產業。單位土地上的糧食產量是有限的，一部分人占有更多的生產資源，必然是以剝削另一部分人為代價。而工業，服務業則是非零和的，是可以雙贏的。中國古代90%以上的GPD來自農業，所以才有了無法擺脫的王朝興衰。而一個現代化國家，GDP的來源隻有10%是農業，剩下的30%來自工業，60%來自服務業。自然，古代社會遵循的周期律在工業化以後也就不複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