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工業時代

科學革命

在進入中國近代史之前，讓我們暫時把目光匯聚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科學革命、資產階級革命與工業革命在英國的曆史進程中構成了一個相互催化的"黃金三角"關係：科學革命打破了中世紀的認知枷鎖，為製度變革奠定了思想基礎；資產階級革命重構了權力結構，為技術創新提供了製度保障；工業革命則以前兩次革命的成果為跳板，實現了生產力的飛躍發展。

在歐洲完成了地理大發現，文藝複興，宗教改革之後，歐洲又湧現了一個更偉大，更具史詩性的變革，那就是近代的科學革命。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歐洲逐漸拉開了和其他傳統文明的距離。一種樸素的，漸進的，精確的理性，取代了之前模糊的，超自然的想象。

認知視野的擴展

1600年之前的一個半世紀，被後人稱做文藝複興時期。文藝複興時代的歐洲人確實是個思維開拓的時代。一方麵，隨著東羅馬帝國的滅亡，阿拉伯，印度和中國的知識迅速流傳到了歐洲。另一方麵，美洲的發現帶來了新的財富，物種和文化。但是這些新的發現足以引起一場思維的革命嗎？我認為還遠遠不夠，因為這些發現整體來說依舊是古典的，是可以用傳統理論解釋的。文藝複興時期的所謂發明和發現，並沒有脫離古典思維的範式，相反，它把類似古希臘，盛唐，阿拉伯文明的古典思維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17世紀出，顛覆性的發明出現了：成像係統。當伽利略將望遠鏡指向蒼穹時，他不僅看到了木星的衛星，更撕裂了延續千年的天體認知體係；當列文虎克用顯微鏡觀察水滴時，他發現的不僅是微生物，更打開了一個與宏觀世界並行的宇宙。這些成像工具帶來的認知革命，本質上不同於文藝複興時期對古典知識的整理與複興——它們創造的是全新的認知維度。

傳統知識體係在光學儀器的衝擊下顯露出根本性局限。古希臘哲人依靠思辨構建的宇宙圖景，在望遠鏡呈現的浩瀚星海前顯得如此狹隘；中世紀經院哲學家精心編織的生命理論，在顯微鏡展示的微生物世界麵前頓失解釋力。這種認知斷裂催生了全新的思維範式：培根倡導的歸納法將認知權威從古籍轉移到實驗數據，笛卡爾的解析幾何則將數學語言轉化為探索自然的通用密碼。

這場認知革命的曆史意義在於，它徹底改變了人類獲取真理的路徑。當科學家們意識到古典文獻無法解釋顯微鏡下的纖毛蟲或望遠鏡中的星雲時，知識生產的範式發生了根本轉變：從對古代權威的注疏詮釋，轉向通過實驗觀察發現新規律。這種轉變不僅發生在自然科學領域，更深刻影響了整個西方思想傳統。啟蒙運動對理性的推崇，工業革命對技術的信仰，乃至現代社會的實證精神。在這個意義上，十七世紀的光學發明不僅是工具進步，更是人類思維方式的基因突變。

宗教權威與世俗政治的分離

16世紀的宗教改革為科學革命提供了獨特的精神動力和文化土壤。宗教改革並不是否認神的存在，而是放寬了對神的理解。基督徒不需要一個世俗權威來解釋聖經，而是可以根據自己的心意理解上帝。路德"因信稱義"思想否定教會中介地位，推動個體理性判斷的合法性。加爾文主義預定論促使信徒通過研究自然秩序驗證上帝恩寵。英國清教徒的"天職觀"將世俗職業神聖化，認為通過科學研究揭示自然規律本身就是榮耀上帝的行為。比如波義耳就曾將實驗室工作比喻為"閱讀上帝親手書寫的自然之書"。隨著自然神論的興起，一種新的世界觀逐漸形成——上帝被視為理性的立法者，他通過自然法則而非神跡來統治世界。牛頓本人就深信，他的萬有引力定律不僅沒有否定上帝，反而證明了神聖設計的存在。

宗教改革這種‘半吊子的去上帝化’，在近代曆史中起到了難得的穩定劑作用。英國清教徒將這種宗教理念轉化為具體的社會實踐，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漸進式變革傳統。他們把《聖經》中的"約法"概念轉化為憲政思想，用"上帝見證"的神聖性為法治背書，使得1688年的光榮革命以罕見的和平方式完成政權更迭。對比同期歐洲大陸的血腥革命，英國的穩定轉型顯得尤為珍貴——據曆史學家統計，光榮革命後英國的政治暴力事件比法國大革命時期減少了七成以上。這種溫和的革命模式，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宗教改革培育的保守主義傳統。

更為精妙的是，新教倫理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道德合法性。當衛斯理宣稱"宗教必然產生勤奮與節儉，這兩者又必然產生財富"時，他實際上為資本積累賦予了神聖意義。這種將世俗職業神聖化的思想，有效消解了早期工業化過程中的階級對立——1830年代英國工人參與激進運動的比例僅為8%，遠低於同期法國的工人起義規模。相對比的是，法國大革命中的"去基督教化運動"導致4000名神職人員被殺。而這種屠殺神職人員的運動在英國曆史中幾乎沒有。

科學共同體的形成

科學共同體的形成是革命得以持續發展的組織保障。在17世紀中葉，英國出現了被稱為"無形學院"的學者網絡，波義耳、威爾金斯等人在倫敦和牛津定期聚會，通過書信往來和實驗演示分享最新發現。這種非正式的學術交流在1660年發展為製度化的皇家學會。其拉丁文格言"Nullius in verba"（不盲信權威）恰如其分地體現了這個新型學術共同體的精神內核。學會以"通過實驗增進自然知識"為宗旨，其會員構成打破了傳統的社會階層壁壘——貴族、學者與能工巧匠在此平等交流。

科學職業化進程在這一時期取得突破性進展。牛頓擔任劍橋大學盧卡斯教授時獲得的穩定教職，哈雷接受王室資助專注研究彗星軌跡，這些案例表明科學研究開始擺脫對私人讚助的依賴，形成獨立的職業發展路徑。尤為重要的是，現代科研規範在此時期初現雛形：1665年創刊的《哲學匯刊》開創性地要求作者詳細記錄實驗過程，這種強調可重複性的審稿製度，奠定了後世同行評議機製的基礎。當波義耳堅持"事實優先於假說"時，他實際上確立了一條延續至今的科研倫理準則。

這種新型知識生產模式具有三個革命性特征：首先，它建立了以實驗驗證為核心的知識認證體係，取代了經院哲學對古代權威的盲從；其次，它創造了跨階層的學術交流平台，使理論思考與工藝技術得以深度融合；最後，它發展出製度化的成果發表與評議機製，使科學發現能夠接受公開檢驗。正是這些製度創新，保障了科學革命不是曇花一現的思想火花，而成為持續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強大引擎。

資產階級革命

17-18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常被後世視為現代政治製度的奠基性事件，但其背後並非僅是抽象的自由理念或單一的階級訴求，而是新興貴族、商業資本集團與老輝格黨人三股力量的合流。在政治層麵：君主立憲製穩定了新興貴族與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為工業革命提供製度保障。在經濟層麵：全球掠奪積累的原始資本，通過金融革命轉化為工業投資，催生資本主義世界體係。而在意識形態層麵：輝格黨的自由主義話語成為現代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來源，但其排他性也埋下殖民主義與階級矛盾的隱患。

新興貴族的崛起與政治訴求

英國革命的核心推動者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封建貴族，而是一批在16-17世紀經濟變革中崛起的“新興貴族”——他們大多是鄉紳（Gentry）和商業化的土地所有者，通過圈地運動、羊毛貿易和海外投資積累了巨額財富。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曾指出，英國與法國的關鍵區別在於，其貴族並未完全脫離商業活動，而是積極參與市場經濟的塑造。這些新興貴族在經濟上已具備資產階級特征，卻在政治上仍受製於斯圖亞特王朝的封建特權體係。查理一世的專製統治，尤其是未經議會同意的征稅（如“船稅”），直接觸犯了他們的財產權。

1640年長期議會的召開，標誌著新興貴族與王權的徹底決裂。他們不僅要求限製君主權力，更試圖通過立法徹底廢除封建土地製度。1646年，《廢除騎士領法案》的通過，正式切斷了土地所有權與封建義務的聯係，使地產成為純粹的私有財產。這一變革的經濟意義不亞於政治意義——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強調的，英國革命的本質是“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對封建財產關係的勝利”。然而，這場革命的領導者克倫威爾，盡管推翻了君主專製，卻未能建立一個穩定的代議製政府。他的護國公體製本質上是一種軍事獨裁，反映了新興貴族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他們渴望權力，卻尚未找到合適的製度框架。

國家背書的全球掠奪體係

資產階級革命的另一重動力，來自英國對全球掠奪的依賴。早在伊麗莎白時代，海盜式的殖民擴張（如德雷克劫掠西班牙商船）就已為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但真正將掠奪製度化的，卻是革命後的議會政府。克倫威爾時期，英國不僅鎮壓了愛爾蘭起義（1649-1653），還通過《航海條例》（1651年）打擊荷蘭的商業霸權，並奪取牙買加（1655年）作為加勒比海的戰略據點。這些行動表明，革命政府並非僅僅追求國內政治改革，而是積極構建一個由國家背書的全球掠奪網絡。

光榮革命（1688年）後，這一趨勢更加明顯。輝格黨主導的議會不僅確立了君主立憲製，還通過金融革命（如1694年英格蘭銀行的成立）將國家信用與殖民擴張綁定。東印度公司從一個商業特許企業，逐漸演變為“國中之國”，在印度次大陸實施軍事征服與經濟剝削。曆史學家佩裏·安德森在《絕對主義國家的係譜》中指出，18世紀的英國已形成“財政-軍事國家”模式，即通過戰爭融資—殖民掠奪—國債循環，維持帝國的擴張。這一體係的受益者，正是那些在議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新興貴族和商業資本家。

自由主義的雙重性

然而，若僅從經濟利益角度解釋這場革命，便無法完全理解其意識形態的持久影響。老輝格黨人（如阿爾傑農·西德尼、約翰·洛克）為革命提供了理論辯護，他們的自由主義學說成為現代憲政的基石。洛克的《政府論》（1689年）宣稱政府的合法性源於被統治者的同意，並強調財產權的神聖性。這一理論看似普世，實則隱含深刻的矛盾——當洛克談論“財產權”時，他指的是英國有產者的權利，而非愛爾蘭農民或非洲奴隸的權利。

輝格黨的自由主義在實踐中表現為一種“寡頭民主”。1688年後，盡管議會主權確立，但選舉權仍局限於少數富裕男性（1710年的《財產資格法案》進一步限製選民範圍）。正如曆史學家J.G.A.波考克在《馬基雅維利時刻》中所揭示的，輝格黨人推崇的“古典共和主義”本質上是精英政治，其自由理念與帝國暴行並行不悖。

輝格黨在18世紀壟斷政權，推動“財政-軍事國家”模式，但其“自由”僅限於白人男性有產者（如1710年選舉權財產資格限製）。選舉製度的大範圍普及發生在19-20世紀初，我們會在第七部分中論述。對內的憲政進步、司法獨立、言論自由，與對外的帝國暴行（如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掠奪, 1765年奪取征稅權導致大饑荒）形成鮮明對比。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真正遺產，在於它塑造了一種獨特的資本主義現代性——對內建立憲政框架，對外推行殖民掠奪；既宣揚個人自由，又維護階級特權。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如約翰·密爾，仍在為“文明”與“野蠻”的二元論辯護，而這一思想的根源，正可追溯至17-18世紀英國革命中的矛盾與妥協。

 

工業革命

18世紀末的英國工業革命之所以能夠率先爆發並持續發展，並非僅僅依靠偶然的技術發明，而是依賴於一係列相互支撐的結構性條件。其中，數學方法的運用為技術創新提供了科學工具，能源革命突破了生產動力的瓶頸，而產權製度與專利保護則為發明創造提供了製度激勵。

數學方法的運用：從經驗技術到精密工程

工業革命前的技術改進多依賴工匠的經驗積累，而18世紀的科學進步，尤其是數學在工程學中的應用，使得機械設計從“試錯”走向精確計算。

牛頓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建立的經典力學體係，首次用數學語言（微積分）精確描述了物體運動規律。然而，學過理論物理的讀者一定知道，技術工程中遇到的多自由度問題直接運用牛頓的微分方程並不容易解決。在牛頓後的100年，在歐拉，拉格朗日和哈密頓等一係列數學家的努力下，逐漸發展出了一套更加便於計算的分析力學方法。《分析力學》用廣義坐標取代笛卡爾坐標，以最小作用量原理為基礎建構微分方程。新的數學方法，使複雜機械係統分析成為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數學理論的工業應用存在約50年的滯後期。牛頓的理論在18世紀中葉才被工程師廣泛掌握，而拉格朗日的成果要到19世紀初才完全融入工程實踐。這種延遲凸顯了知識傳播的複雜性：劍橋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開設的工程數學課程、機械師雜誌刊載的應用數學文章、以及新興的工程師培訓體係，共同構成了理論向實踐轉化的關鍵渠道。

數學方法的進步對工業革命產生了多層次的深遠影響。首先，它使機械設計從經驗摸索轉向科學計算，瓦特蒸汽機的熱效率從紐科門機的0.5%提升到8%，紡織機械的轉速在1780-1820年間提高了300%，這些突破都直接源於更精確的力學計算。其次，數學指導下的製造精度革命使標準化生產成為可能，機床加工誤差從1770年的1毫米降至1830年的0.1毫米。最後，在能源利用方麵，數學分析使水輪機效率從1750年的30%提升至1850年的70%，煤礦通風係統的改進則讓開采深度增加了三倍。

能源革命：從生物能源到化石燃料

工業革命的核心突破之一是能源結構的根本性轉變。在前工業化時代，人類社會主要依賴生物能源（人力、畜力、木材、水力和風力），這些能源受地理和季節限製，難以支撐大規模工業生產。而煤炭的大規模開采與蒸汽機的結合，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麵：

煤炭的廣泛使用：英國的地質條件使其煤炭儲量豐富，18世紀深層采礦技術的進步（如蒸汽抽水機）使煤炭產量激增，從1700年的300萬噸增長到1800年的1000萬噸。煤炭不僅為煉鐵提供焦炭，更成為蒸汽機的核心燃料。

煤炭的能量密度遠高於木材，1噸煤的熱值相當於2-3噸木材，這使得高能耗產業（如冶鐵、化工）得以迅速發展。燃料的能源密度通常用：每千克燃料完全燃燒釋放的兆焦耳能量為單位。

燃料類型	木柴	煤炭	石油	液氫
能量密度(MJ/kg)	~15	~30	~45	~140

英國的煤炭產量，1700年時隻有300萬噸，1800年增長到1000萬噸，而1850年則迅速增長到了5000萬噸。這種能源密度的躍升，配合英國豐富的煤炭儲量（占當時歐洲總儲量80%），構成了工業革命最根本的物質基礎。正如經濟史學家E.A. Wrigley所言："從有機經濟向礦物經濟的轉變，其重要性不亞於從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的跨越。"

產權製度與專利保護：創新動力的製度保障

技術創新需要激勵，而英國在17-18世紀建立的產權製度和專利保護體係，為發明者提供了穩定的收益預期，從而加速了技術擴散：

1624年英國《壟斷法》是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專利製度之一，規定發明者可享有14年的獨家生產權。相比之下，法國直到1791年才建立現代專利製度。光榮革命（1688年）後，英國確立了議會主權和法治原則，政府無法隨意剝奪私人財產，這使投資者更願意承擔長期工業項目的風險。1775年延長法案，更將專利保護期延長到了25年。比如瓦特的蒸汽機專利，實際保護期就是25年， 這使他能夠與投資人博爾頓合作，進行商業化生產，而無需擔心仿製。

股份製公司和證券交易所的發展，使得技術創新能夠獲得社會資本的投入，而不僅僅是依賴個人財富。1700年《欺詐法》完善了動產抵押製度。紡織專利平均可貸得研發成本的40-60%，而蒸汽機相關專利可達80%。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指出，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關鍵在於“製度提供了對創新的持續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