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分久必合

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

在講大一統之前，先普及兩個息息相關的經濟學概念：管理成本（administration cost）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管理成本（administrative cost）：企業用於管理和行政支出的費用，如管理人員的薪水、行政辦公室的租金、設備和服務的費用等。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為達成交易而必須支付的各種成本，包括市場調查、信息收集、協商、合同簽訂、履行合同、監督等等。

在產業鏈的垂直整合中，成本決定組織形式。當管理成本小於交易成本時，企業傾向於垂直整合，將相鄰生產環節納入同一公司。相反，當管理成本大於交易成本時，企業傾向於專業化分工，通過市場交易連接各個環節。

我們可以把經濟學上的成本理論運用到中國曆史中來。具體到一個地區的統一：當管理成本（統治成本）小於交易成本（戰爭成本）時，一個地區就會趨向於統一。相反，當契約成本小於管理成本時，一個地區就更傾向於分裂。

地域的隔離，文化的差異，語言的不同，無疑都增加了管理成本。歐洲在古代難以實現大一統，正是因為統一的代價過於高昂——各地語言不通、文化迥異，加之交通閉塞，統治的觸角難以延伸。同樣，印度在古典時期也長期處於分裂狀態，巍峨的溫迪亞山脈將次大陸一分為二，在交通落後的古代，翻越這樣的天塹無疑讓統治成本倍增。另一個關鍵因素，是信息傳遞的遲滯。 在依賴快馬驛傳的古代，疆域過於遼闊必然導致統治效率低下。以蒙古帝國為例，遠在都城的可汗往往難以及時獲知邊陲的戰況，等軍報輾轉送達，戰機早已貽誤。如此龐大的帝國，終究難逃分崩離析的命運。地理、文化和科技水平隻是決定管理成本的宏觀因素。具體到某一時期，政治的腐敗同樣會加劇統治的負擔。官員貪腐橫行，行政效率低下，當這種內耗達到臨界點，政權便難以為繼，分裂也隨之而來。

而在分裂狀態下，各政權共存的代價便轉化為政治上的“交易成本”。 這種消耗既可能是戰爭的慘烈損失，也可能是締結盟約時的漫長博弈，甚至包括背信棄義帶來的風險代價。戰爭無疑是最昂貴的交易形式——漢末群雄逐鹿，唐末藩鎮割據，連年戰火導致民生凋敝、人口銳減，百姓飽受離亂之苦，自然渴望天下一統以終結動蕩。正因如此，中國古代的大一統始終是曆史的主流。而沿黃河、淮河或長江南北分治，則成為一種“亞穩態”，能在較長時間內維持相對平衡。這說明在兩種狀態下，管理成本都低於分裂帶來的交易成本。

成本的天平，始終隨著技術的砝碼搖擺。春秋以前，交通不便、文化傳播緩慢、地域隔閡嚴重，各地文化、語言、風俗差異顯著，經濟聯係也較為鬆散。因此，管理成本遠高於交易成本，分封製成為最穩定的選擇。周武王推行分封而非郡縣，實屬無奈——從鎬京到齊國，路途遙遠，蠻夷環伺，直接統治根本難以實現。

到了戰國時代，隨著技術進步，局勢徹底扭轉。 列國間的緩衝地帶逐漸消失，交通日益便利，管理成本持續下降，而交易成本卻因人口增長、衝突加劇不斷攀升。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度量衡，大幅降低了管理成本，奠定了大一統的基石。

地理依賴性

中國的統一，依托於中央財政的集中。 廣袤的平原、密布的河網、連綿的農耕區，為物資運輸和賦稅征收提供了天然優勢。這種地形利於大規模軍事行動，卻不利於割據自守。一旦某個軍閥在混戰中占據資源優勢，這種優勢便會如滾雪球般擴大，最終形成壓倒性力量，終結亂世。所以，自秦以來中國的地方割據很難長久。在廣袤的中原大地上，唯有川蜀堪稱天然的割據屏障。每當天下動蕩，這裏便成為"天府之國"，以其險峻地勢庇護一方安寧。然而，當中原完成大一統，蜀地的優勢便迅速消解。封閉的地形成為雙刃劍——既阻擋了外敵，也限製了發展。中原王朝一旦整合資源，其人才儲備、經濟規模與軍事實力便呈碾壓之勢。蜀道之難，終究難敵統一王朝的恢弘氣運。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裏討論的"大一統"特指中原核心區，其範圍大致相當於秦朝或明末的傳統疆域。這片以農耕文明為根基的土地，北抵長城，南至五嶺，東臨滄海，西接流沙。長城蜿蜒的輪廓，恰與年降水量300毫米的等雨線重合，這道人工屏障之外，北方草原、西域戈壁、東北林海、雪域高原，皆非農耕所能滋養。正因周邊缺乏可耕之地，即便開疆拓土也難以緩解人口壓力，中原王朝的擴張欲望自然受限。一旦完成中原統一，統治者往往轉而專注內政。

正是這種地理限製，造成了中華文化的地域依賴性。這裏我稱作地域依賴性，而非包容性。事實上，中華文化向外拓展的能力非常有限。以西域為例，漢、唐、清三朝雖屢次將其納入版圖，卻始終未能使其"習漢字、衣漢服、行孔孟之道"。中原王朝雖曾短暫控製蒙古草原與東北地區，卻始終無法真正實現"以夏變夷"。西遼的興衰可以作為一個例證——耶律大石試圖在西域推行漢製，卻終究難以為繼。其子耶律夷列繼位後，不得不改弦更張，恢複當地傳統。究其根本，農耕文明對特定地理環境的依賴過強。一旦脫離中原的沃土，那套基於精耕細作的禮樂製度便難以維係。

中華文化的根基深植於中原——龐大的人口基數、複雜的等級結構，都是這套體係存續的前提。農耕生活方式既難以向外傳播，異質文化也難以真正滲入。那些入主中原的異族統治者——從匈奴、鮮卑到契丹、女真、蒙古——最終都不得不接受漢地的統治方式。這就是所謂的"漢化"現象。這一過程的深層機製，筆者將在下一篇探討南北關係時詳述。

對管理成本的優化體現在三個方麵：表意文字，外儒內法和多神信仰。

表意文字

另一個決定統治成本的因素是文字。文字的形態對統治成本有著深遠影響，而漢字數千年未走向拚音化，正是中華文明在大一統需求下的必然選擇。人類早期文字如楔形文字、聖書體、線形文字A和甲骨文，最初都以象形符號呈現。然而公元前16世紀腓尼基人開創性地將文字簡化為字母，使書寫從刻畫符號轉向記錄語音，這一變革極大降低了學習成本。拚音文字隻需掌握字母和拚讀規則即可書寫，比如英語"lamp"的拚寫與發音直接對應，而漢字則需同時記憶字形、字音和字義的三重關係，這種複雜性使得古代中國識字率長期低於10%，因為普通人難以負擔數年時間專門記憶數千漢字的形音對應。

理論上拚音文字更易普及，但漢字堅持表意特性在於統治成本的考量。中國地域遼闊，方言差異極大，若漢字拚音化，各地必會基於當地方言發展出不同拚寫體係。比如"人"字在北京拚作"rén"，在廣東可能寫作"jàn"，在福建則拚為"lîn"，這將導致中央政令需要翻譯成多種文字版本，行政效率驟降，管理成本飆升。漢字的核心優勢在於其超越語音直接表意的特性，無論"人"字在各地如何發音，書寫形式始終一致，這使得政令文書、經典典籍和科舉製度能在全國通行無阻，無需依賴語言統一。

這一特點在漢字文化圈的邊緣地區得到反證。日本、朝鮮和越南都曾嚐試漢字拚音化：日本采用假名輔助漢字但仍需漢字確保語義準確；韓文完全拚音化卻麵臨同音異義問題，重要場合仍需漢字標注；越南喃字最終被拉丁字母取代，但語義模糊問題始終存在。這些地區之所以能夠推行拚音化，正是因為它們未被納入中原大一統體係，不必承擔跨方言統治的成本。由此可見，漢字未能走向拚音化並非因為落後，而是因為在大一統框架下表意文字的綜合統治成本最低。拚音文字雖易於學習，卻會因方言差異導致行政碎片化；而漢字雖學習難度較高，卻能確保政令、文化和教育在全國範圍內的統一性，這正是漢字成為中華文明維係大一統隱形支柱的根本原因。

軸心時代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時代"理論揭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間，北緯30度線附近的幾大古文明幾乎同時迎來了思想上的大爆發。中國的諸子百家、印度的奧義書哲學、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以及希臘的古典哲學，都在這一時期綻放異彩。這一現象的背後，實則暗合了文明發展的內在邏輯。從物質基礎來看，此時正值歐亞大陸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過渡的關鍵期，水利工程和農耕技術的進步創造了可觀的剩餘財富，使得一部分人得以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專門從事思想活動。統治疆域的擴大也促使統治階層開始係統思考治國之道，這為哲學思想的勃發提供了豐沃土壤。

另一方麵，這一時期後麵緊接著的就是大一統王朝，中國在戰國之後是秦漢帝國，印度是孔雀王朝，歐洲則是古羅馬帝國。這些大一統王朝需要找到統治廣大疆域的文化基礎，自然就會從當地的曆史中尋找。後世奉為圭臬的聖賢思想，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後世統治者有意選擇和強化的結果？以中國為例，戰國時期楊朱、墨翟之學曾風靡一時，但最終卻是儒家和道家脫穎而出成為主流，這一選擇顯然與秦漢王朝的統治需求密切相關。思想史的發展往往呈現出這樣的辯證關係：既是對時代問題的回應，又會被後來的權力結構所重塑，最終成為維係大一統的文化紐帶。

儒家和法家

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智慧確實體現在"外儒內法"這一精妙的平衡術上。秦朝純任法家之術，以嚴刑峻法維係統治，結果秦朝二世而亡。法家的思路並不完善，因為沒有考慮統治成本。單純依靠誘之以利，恐之以害，成本是極高的。漢初統治者汲取教訓，開創性地將儒家倫理與法家權謀熔於一爐：以仁義道德為表，降低說服成本；以刑名法術為裏，確保統治效力。這種二元統治模式實為降低治理成本的絕妙設計——孔孟之道為專製披上溫情外衣，而申韓之術則為權力提供實質保障。

曆代帝王深諳此道，將道德話語作為統治工具運用得淋漓盡致。朝堂之上必言仁政愛民，奏章之中必稱堯舜禹湯，而實際運作卻處處暗藏製衡之術。這種表裏不一的統治藝術，造就了中國政治史上獨特的"明儒暗法"傳統。這就奠定了中華曆史的主基調，二十四史細讀起來，無外乎無止境的君與君鬥，臣與臣鬥，君與臣鬥。

漢代確立的"儒表法裏"體製創造性地構建了分層治理結構：中央以法家權術掌控大局，地方則依托儒家倫理實現自治。這種製度設計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充分利用了宗族社會的自我管理功能，將最耗費行政資源的基層治理轉嫁給鄉紳階層。正如《白鹿原》所展現的，祠堂裏的族規民約、鄉老們的道德仲裁，構成了一個不依賴官方司法體係的糾紛解決機製。這種治理模式在農業文明階段展現出驚人的適應性——它用最簡單的道德準則（如三綱五常）來應對最複雜的基層矛盾，雖然處理方式看似粗暴，卻在低行政成本的約束下實現了基本的社會穩定。

從製度經濟學的視角觀察，這種治理模式的產生與當時的社會條件密切相關。在前工業化時代，當人均資源極度匱乏時，社會必然發展出高度程式化的行為規範來降低交易成本。無論是歐洲的教會法、印度的種姓製，還是中國的宗族倫理，本質上都是用一刀切的簡單規則來替代複雜的司法程序。這些規則往往以宗教或道德的麵目出現，但其內核都是資源約束下的不得已選擇。隨著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飛躍，當社會能夠承擔更精細的治理成本時，這些傳統規範就逐漸顯露出其不適應症。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從根本上看正是這種曆史邏輯的延續——當經濟發展使個體資源占有量突破臨界點後，建立在稀缺性假設上的傳統治理模式必然要讓位於更尊重個體權利的現代製度。這一進程雖因特殊曆史條件而加速，但其內在動力實則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治理成本重構。

佛教和道教

儒家與法家專注於現世秩序的安排，而將終極關懷的領域讓渡給道佛二教。人類早期的宗教形態普遍呈現出多神論特征，這一現象根植於原始思維對自然界的認知方式。從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眾神到古希臘的奧林匹斯神係，從北歐的阿薩神族到瑪雅的自然神靈，多神信仰反映了初民"萬物有靈"的宇宙觀。這種將自然現象人格化的解釋體係，本質上是對未知世界的一種合理化建構——雷電被詮釋為雷神的震怒，豐收被理解為農神的恩賜，這種具象化的認知模式滿足了人類對確定性解釋的心理需求。

隨著文明程度的提升，這種原始的多神信仰逐漸分化為兩種更具係統性的宗教範式：

其一強調現世行為的終極審判：信我的，死了上天堂。

其二注重輪回轉世的因果報應：信我的，下輩子做有錢人！

這種精神體係的形成遵循實用主義邏輯。地理環境決定了統治的主要矛盾，而文化選擇則圍繞著降低統治成本這一核心訴求展開。

在歐亞大陸西部，由於地理版圖的碎片化特征，戰爭成為解決資源矛盾的主要方式。一神教"為信仰獻身"的教義恰好滿足了軍事動員的需求，信徒們相信為宗教犧牲就能獲得天堂的永生。這種信仰體係在持續征戰的環境中顯示出極強的適應性，那些不具備這種宗教動員能力的民族往往在競爭中遭到淘汰。

反觀東亞地區，封閉的地理單元使得中原王朝在完成統一後，統治重心自然轉向內部穩定。佛教的輪回轉世說為底層民眾提供了麵對現實不公的心理慰藉，道家的無為思想則為失意者開辟了精神退路。這兩種思想體係都不挑戰世俗權威，反而成為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