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厚積薄發

工業化與城市化

“工業化” 並非單純指若幹重工業部門的建立，而是一種涵蓋經濟結構轉型、社會分工深化與人口遷移過程的係統性變革。從宏觀經濟結構來看，工業化表現為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比重的顯著下降（通常降至10%以下），而工業與服務業比重顯著上升。從微觀層麵看，工業化體現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城鄉結構重組的動態過程。隨著農業自動化和產量的提高，多餘的農村人口湧向城市，參與城市的建設與發展進程。所以，工業化必然伴隨著城市化。工業化以後，農民人口比例通常會下降到40%以下，城市中產階級開始形成。

對於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我們可以區分兩種意義：

狹義的工業化（物質層麵）：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確實在短期內實現了從無到有的工業體係建設，在物質層麵取得成功。

廣義的工業化（社會轉型層麵）：由於體製抑製了市場機製、創新活力與社會流動，這種社會轉型普遍失敗。，

換言之，社會主義體製能完成“工業化的起點”，但不能維持“工業化的持續性”。蘇聯、東歐，毛時代的中國，幾乎都經曆了類似的軌跡：動員式工業化 → 資本的成功積累 → 非市場化導致的結構僵化 → 增長停滯 → 改革或崩潰。從曆史結果上看，隻有當市場機製被重新引入（如鄧小平改革、越南革新開放），工業化才重新獲得動力。

直到1979年，中國農村人口仍占總人口的80%以上。毛時代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僅嚴重分割了社會，更把農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這樣的製度設計不可能孕育城市化。據溫鐵軍統計，20世紀60年代城市就業人口減少了約8000萬（即便數字偏高，趨勢依然明顯）。蘇聯撤援是一方麵，但政治運動、大饑荒、文革的全麵衝擊又能置身事外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廠停擺——這些現象恰恰把中國帶向工業化的反麵。

毛時代的“工業化失敗”，在於毛本人認知的局限。我在上一篇中說，毛的貢獻在於“打爛舊世界”，而非建設新世界。他試圖以烏托邦式的理想重塑社會，所以他生命的最後20年一次又一次的打爛舊世界，直到把中國經濟折騰到病入膏肓。然而，真正的工業化是一場全體國民，包括農民參與的社會變革，不僅是技術與資本的積累，更是人口、消費與市場的重構。

看過這個係列的讀者一定記得，資本的運行邏輯是消費推動生產、生產促進消費的正向循環。拉動生產需要的是刺激內需，而拉動內需則需要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消費力的提升。要完成這一循環，離不開市場機製和人口的自由流動。幸而，鄧小平的認識更為務實。他或許未完全洞悉工業化的全過程，但憑直覺啟動了改革開放。

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不是1950年代的“重工業化運動”，而是自1978年後在市場化框架下形成的持續轉型過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數億農民工進城，中國的工業產值、城市化率、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才進入了係統性增長的軌道。1978年中國人口的城鎮化率僅為 17.9%，到2020年已超過 63%。而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則從30%左右下降到約7%。

改革開放的曆史過程

我們可以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到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的發展大體分成四個階段:

1980年代的探索期確立了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並開啟了製度層麵的初步試驗。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為此後四十年的改革奠定了務實主義的總基調，而“摸著石頭過河”則體現了一種漸進式、帶有保守色彩的改革智慧。這種務實與保守的結合不僅體現在國內治理中，也滲透到對外開放策略之中。農村改革、鄉鎮企業的迅速壯大以及經濟特區的設立，是這一時期打破計劃體製束縛、確立市場化方向的關鍵舉措。值得注意的是，農村部門在此階段增長較快，但隨著90年代初農村金融體係收縮、國有銀行商業化推進，農村資金來源受限，農民不得不放棄鄉鎮進入城市打工以維持生計，改革重心隨之由鄉村轉向城市。

1990年代的起飛期標誌著改革從“試驗性探索”邁向“製度化定型”。這一時期的三項關鍵製度變革——分稅製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與金融市場化改革——深刻改變了國家的經濟結構。分稅製重塑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權力格局，形成“強中央、弱地方”的財政結構，同時為後來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埋下製度伏筆。隨著稅收留成空間收窄，地方不得不通過土地出讓融資，從而推動了房地產土地屬性的金融化。國企改革通過“抓大放小”和股份製改造提升了企業效率，但也造成大量下崗職工，然而這些勞動力後來成為製造業擴張的關鍵人力資源基礎。金融市場化推動企業上市融資與銀行商業化運作，但同時也帶來了資源錯配與金融風險的潛在隱患。總體而言，90年代改革顯著強化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工業效率提升明顯，但部分製度副作用因隨後高速增長被掩蓋，直到2020年代才逐漸顯性化。

2000年代的深化期是改革開放向“外向型工業化”全麵推進的十年。加入WTO後，中國成為全球製造業供應鏈的關鍵節點，出口導向型製造業迅速擴張。大規模外資湧入不僅帶來資本，更帶來工藝、管理與全球市場體係。與此同時，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城就業，構成了龐大的城市勞動階層和新的消費群體，使工業化在數量與空間維度上同步擴張，中國真正成為“世界工廠”。施展在《樞紐》中指出，中國的崛起改變了傳統“原材料國—工業國”兩層結構，重新塑造為“資源供給國—新興製造國—發達消費國”的全球三層結構。這種重構支撐了中國製造業的崛起，卻也推動發達國家實體產業的空心化趨勢。

2010年代的巔峰期標誌著中國經濟體量達到曆史高位，同時進入增長模式轉換的“高原期”。這一時期，中國製造業體係趨於完整，一批企業在智能手機、新能源汽車、光伏、高鐵裝備等領域躋身全球競爭的前沿，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向具有自主品牌與技術能力的產業大國轉型。然而，在光鮮的產業數字背後，增長結構已顯露疲態。過度依賴投資驅動成為普遍現象，中央與地方紛紛依賴基建、房地產、大型園區開發等方式拉動經濟。資本與資源的集中投入推動了短期繁榮，卻累積了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與金融脆弱性等結構性風險。2010年代後期，這些隱性問題逐漸顯性化，繁榮的表象轉化為結構失衡，為後續的通縮壓力與經濟調整埋下伏筆。

改革開放的三重驅動

改革開放的成功並非偶然，而是人口結構、國際資本流動與製度變遷三者在特定曆史時刻的交匯與互動。這三種力量分別對應著經濟增長的三種基本要素——勞動力、資本與製度效率——共同構成了中國自1978年以來持續高速發展的結構性基礎。

一、人口紅利：勞動力與消費潛能的雙重釋放

改革開放的最大功臣，無異於善良，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勞動力儲備。1978年，全國勞動力總量約4億，其中農村人口超過七成。隨著人民公社體製的解體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農業生產率顯著提高，大量剩餘勞動力得以流向非農產業部門。這一轉變不僅解決了工業化初期的勞動力供給問題，也為城市化與製造業擴張提供了成本優勢。

同時，中國進入“人口紅利窗口期”：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上升，撫養比下降。這意味著社會總體儲蓄率較高，消費潛力巨大。隨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勞動者不僅是生產者，也是新的消費主體，從而形成了“生產—收入—消費”正向循環的雛形。

二、國際資本：外部積累與技術轉移的雙重驅動

改革開放的第二個關鍵動力來源於國際資本與技術的輸入。鄧小平提出“引進來”的開放戰略，通過設立經濟特區和外貿體製改革，中國得以在計劃體製內嵌入國際市場。政府提供稅收減免、土地優惠與政策靈活性，吸引了港資、台資、日資與歐美製造業投資。這些外資不僅帶來了資本，還引入了管理經驗、現代工藝與全球市場渠道。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標誌著對外開放進入製度化階段。製造業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出口貿易、外匯儲備與工業升級形成正向循環。中國從 “世界工廠” 逐步轉向全球產業鏈的重要樞紐，形成了以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為主的增長模式。外資流入不僅實現了 “初始資本積累” ，更帶來了學習效應與技術外溢。本土企業在競爭與模仿中提升了產業能力，為自主創新奠定基礎。

三、製度優勢：漸進式改革與國家動員的雙重效應

如果說人口紅利提供了增長的“量”，國際資本帶來了“資”，那麽製度優勢則提供了“質”——即改革過程中的穩定性與協調能力。中國式改革的特征在於“增量改革”與“製度試驗”。中央確立方向，地方探索路徑——從農村家庭承包責任製到鄉鎮企業，從個體工商戶到股份製改革，改革呈現“局部試點—經驗複製—全國推廣”的遞進邏輯。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路徑避免了蘇聯式“休克療法”的社會崩潰風險。

財政分權與政績考核機製使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了“準企業家”的角色。政府在招商引資、土地開發與基礎設施投資中扮演關鍵角色，使中國的產業化速度遠超多數發展中國家。國家強大的動員能力在關鍵時期尤為突出。無論是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推出“四萬億”刺激計劃，中國政府均能迅速組織財政與信貸資源，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這種製度性“協調能力”，正是中國模式區別於自由放任型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

進入2010年代後，中國改革開放所依賴的三重結構性動力逐漸進入“邊際遞減”階段。

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2年達到峰值，此後持續下降。人口老齡化加速、青年勞動力供給減少，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製造業比較優勢削弱。與此同時，農村剩餘勞動力基本轉移完畢，廉價人力資源時代終結。人口紅利從“增長引擎”轉變為“結構負擔”。

全球產業鏈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重構，中國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開始承壓。隨著國內要素成本上升與外部貿易摩擦增加，外資企業的增量投資逐漸放緩。同時，中國自身的資本積累達到一定規模，外部資本的重要性相對下降，從“引進來”轉向“走出去”成為新的發展戰略，但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使這一進程充滿風險。

漸進式改革在前三十年內釋放了巨大製度紅利，但其“易改部分”已基本完成。剩下的深層結構性問題——如產權保護、市場公平、地方財政依賴、收入分配失衡等——涉及既得利益重構，改革難度顯著上升。此外，宏觀調控與國家動員機製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過度投資與債務積累，政府—市場關係需要重新平衡。

綜合來看，2010年代以後，中國經濟發展從“紅利驅動”轉入“效率驅動”階段。經濟的擴張不再依賴資源與人口的數量優勢，而必須依靠技術創新、製度深化與消費升級。

改革開放的分配格局

改革開放不是少數精英的自上而下改革，而是一個全民參與、分層次協作、利益結構逐步重塑的曆史進程。這是中國社會少有的正和博弈時期，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從這次大變革中受益，特別是那些勤勞，智慧，有擔當的人。對於不同階層的參與者，受益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

農民階層：作為城鄉剪刀差的承擔者，這一階層起點最低，大多數農民從改革開放初期的‘青黃不接’，‘窮怕了’到‘基本解決溫飽’。大量農民以“農民工”身份進城，成為城市工業化與基礎設施建設的主力軍。他們的貢獻巨大——提供廉價勞動力、承擔城市外溢成本。但是，他們的收益有限：由於戶籍製度和土地製度的限製，他們在城市化過程中往往是“流動的生產者”而非“分享者”。其中的佼佼者，可能通過進程定居融入城市中產。但多數農民工未富先老，缺少醫療保障和養老金的他們最終淪為被忽略的弱勢群體。這群人的發生渠道最低，形成光鮮亮麗的宏大敘事下掩藏的痛苦與矛盾。

工人階層：他們是國企改革的代價承擔著與產業轉型的中堅力量。1990年代國企改革中，大批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分流”，承受了產業結構調整的陣痛。但他們的犧牲為中國確立現代企業製度、提升工業效率、引入市場機製奠定了基礎。進入2000年代後，工人階層重新成為 “世界工廠” 的主力——尤其是珠三角、長三角的製造業工人，為中國成為全球製造中心提供了堅實的人力支撐。在改革的中後期，工人階層總體收入增長，但勞動報酬在GDP中占比持續下降。他們在國家財富增長中的“相對收益” 低於資本與管理階層。2000年代後期， “用工荒” “工資上漲” 等現象表明勞動力議價權略有提高，但總體仍處於全球價值鏈的底端。

知識分子與技術階層：從“體製邊緣”到“中產核心”。改革開放初期，知識分子經曆了“撥亂反正”和地位恢複。1980年代高校擴招、科研體製重建，知識分子重新成為經濟增長的智力資源。1990年代以來，他們成為體製改革的設計者與技術創新的推動者；2000年代以後，隨著信息化與科技產業崛起，這一群體構成了城市中產階層的核心。他們的直接收益體現在職業上升、資產積累（尤其是城市住房）和文化資本優勢。這一階層在前期滿意度較高，但是他們在後期也承擔“內卷化”與“中產焦慮”的結構性壓力。

企業家與資本階層：他們是市場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從鄉鎮企業、個體戶、民營公司到互聯網巨頭，企業家階層是改革開放的“製度創業者”。他們打破了計劃體製的壟斷，引入競爭、效率與創新，為中國積累了巨大的社會財富與技術資本。特別是在1990年代民營經濟合法化、2001年入世之後，企業家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力量。這一階層在財富積累上收益最為顯著。2010年代後，中國的億萬富翁數量躍居世界首位，民營經濟貢獻了超過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和80%的城鎮就業。但與此同時，財富高度集中化也帶來分配不均與社會緊張，部分資本與權力結合形成 “新型寡頭結構” 。整體來說，這一群體收益最大，滿意度也較高。

政府與官僚體係：他們是製度設計者與再分配的主導者， 也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從國家主要產業的寡頭壟斷，到遍布全國的縣城婆羅門，官僚體係通過政策資源與財政權限，掌握了財富分配的重要通道。這既保障了國家協調能力，也帶來了尋租與腐敗問題。進入2010年代後，國家通過反腐、金融監管和再分配政策，試圖糾正權力與資本結合帶來的結構失衡，但在缺乏製度性監督的情況下，其長期效果仍存疑。

如果說改革開放的40年中有什麽不足之處，我想最大的遺憾就是政府沒有在適當的時機開始政治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不像有些人想象的一夜民主，而是一個漫長的，需要幾十年逐漸演化的進程。經濟上升期的社會信任與財富增長，本應成為推動政治改革的最佳窗口期——以漸進方式“還政於民”，使權力結構與經濟基礎相適應。一旦經濟增長放緩、社會預期下降，改革的時機便愈發艱難。曆史已多次證明，延宕的政治改革往往導致體製僵化與社會撕裂。晚清與蘇聯的結局，皆為前車之鑒。政治改革得話題，我們留待本係列的最後一章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