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正和博弈

金礦、城市與資本的寓言

在漫長的農耕時代，土地作為最核心的資源，框定了社會財富的天花板。廣袤的田野雖孕育生機，但土地的承載力終有極限——當最後一寸沃土被開墾，縱使投入再多的汗水，也難以讓金黃的穀穗多結一粒。於是，財富的分配淪為一場殘酷的零和博弈：地主階層的阡陌縱橫，必然意味著佃農的立錐之地被蠶食。兩千年來，中國大地上演著周而複始的曆史劇本：官僚與豪強通過地租與徭役榨取農人的血汗，而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最終化作王朝更迭時燃遍四野的烽火。

工業革命的汽笛聲，徹底改寫了財富增長的邏輯。當機械的轟鳴取代耕牛的喘息，資本市場的遊戲規則已然蛻變——"生產擴大需求，需求拉動消費，消費促進生產"的飛輪開始旋轉。在現代國家的經濟版圖中，農業僅占據GDP的十分之一，工業擎起三成天地，而服務業則以蓬勃之姿撐起半壁江山。工業文明雖打破了土地的桎梏，卻仍受製於某些稀缺資源：大多數的工業原材料，比如礦石，木材，化工製品等是可以近乎無限量獲取的，但是還是有些資源是有限的，比如石油和稀土。所以說這個‘正向循環’並不能無限製的進行，最終還是要受到某些原材料的硬製約。真正實現指數級增長的，是商業與服務業構築的虛擬生態：這裏沒有礦脈枯竭的憂慮，隻有供需天平的兩端不斷催生新的價值。當城市的天際線被摩天樓不斷刷新，這場自我強化的經濟正循環，正將人類文明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十八世紀的美洲西海岸，一個關於財富的神話開始流傳——山脈深處埋藏著耀眼的黃金。一時間，冒險家、投機商和懷揣暴富夢的淘金者如潮水般湧來。最初的資本積累浸染著血腥：貪婪的商人靠奴隸貿易和走私聚斂財富，黑奴在皮鞭下挖掘礦脈，逃難的華工和印第安人則在微薄的薪資中出賣血汗。

然而，這並非僅僅是一個關於剝削的老套故事。隨著淘金熱的蔓延，另一群人悄然登場——他們不挖黃金，卻同樣嗅到了財富的氣息。精明的商人開始向礦工兜售食物和工具；農戶們發現有利可圖，紛紛遷來設立集市；紡織廠主看準商機，生產出耐磨的工裝褲；劇院老板用戲劇和音樂慰藉疲憊的工人；銀行家和保險商則緊隨其後，為這座新興城市注入金融血液……

金礦終有枯竭之日，但城市的生命卻未因此終結。五十年後，這裏已不再是荒涼的礦區，而是一座擁有數萬人口的繁榮城鎮，製造業、娛樂業和金融業在此生根。二百年後，它更成長為百萬人口的現代都市，年GDP高達數十億。

於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浮現了：財富從何而來？ 金礦的價值與這座城市的規模相比，簡直微不足道。是什麽讓數百萬人得以豐衣足食，並持續創造繁榮？

答案在於資本市場的魔力——它讓財富不再局限於有限的自然資源，而是通過投資、消費和再生產的循環不斷增值。在這個過程中，受益者不僅僅是當初的礦主，還包括礦工、農民、紡織工人、廚師、演員、銀行職員……每個人的勞動都在市場交換中轉化為新的價值。

資本、人口與消費力的演進

這與農耕文明截然不同。在農業社會，土地產出有限，財富分配是零和博弈——地主多占一分，佃農便少得一分。但資本市場打破了這一桎梏：財富的總量並非固定，而是可以無限增長。 富人變得更富的同時，窮人的境遇也可能改善。自由市場或許會拉大貧富差距，但這不意味著底層變得更窮——相反，在整體經濟增長的浪潮中，即便是獲益最少的人，生活水平也可能提升。

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這一規律的生動例證。盡管貧富差距擴大，但即便是社會最底層的群體，其生活水準也遠超改革之前。資本的力量，不在於掠奪，而在於創造——它讓財富的源泉從有限的金礦，轉向了無限的人類協作與創新。

在資本積累的早期階段，人口規模被牢牢束縛於土地的承載力——有限的耕地決定了社會能養活多少人，而人均消費能力則取決於工商業的繁榮程度。然而，隨著雜交水稻的推廣與化肥工業的崛起，農業生產力迎來革命性飛躍，糧食產量的桎梏被徹底打破。從此，人口增長不再受製於土地的貧瘠或豐饒，而是轉向由社會文化、教育水平與經濟結構所塑造的隱形邊界。

資本市場的勃興，創造了遠超農耕文明的財富總量，並使得普通家庭的消費能力實現了質的躍升。這一變遷清晰映照在世界人均GDP的增長曲線上：在工業革命前的數千年裏，全球人均GDP始終在500美元左右徘徊，如同潮汐般周期漲落；即使在繁榮的宋朝，也無法打破這個約束。而自蒸汽機轟鳴的那一刻起，這條曲線陡然昂首，以近乎線性的軌跡持續攀升，至今未見頹勢。

另一個衡量個體經濟自由的指標是恩格爾係數——即食物支出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在傳統農業社會，一個家庭不得不將80%以上的收入用於果腹，剩餘微薄的盈餘僅能勉強維持生存；而在現代發達國家，這一係數已降至20%左右，意味著人們可以將絕大部分財富投向教育、醫療、娛樂乃至投資，從而不斷拓寬生活的可能性邊界。

資本的力量，不僅在於它創造了更多的財富，更在於它重構了人類的生存邏輯——從“掙紮於溫飽”走向“追求豐盛”，從“被土地束縛”邁向“被機遇定義”。這一轉變，正是現代文明最深刻的底色。

基於市場的經濟邏輯

從剝削敘事到合作競爭

馬克思的經典理論將資本主義定義為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其核心邏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製”與“剩餘價值剝奪”之上。然而，若跳出零和博弈的思維框架，我們或許能發現另一種可能——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並非純粹對立，而是一種基於市場規則的合作與競爭。

資本家確實在財富分配中占據較大份額，但這並非僅僅源於對勞動的占有，而是因為他們相對於其他勞動者承擔了更高的風險。馬克思隻認識到勞動創造價值，這並不全麵，創造價值的也不僅僅是勞動。作為生產要素之一，資本與勞動力，知識產權，信息權相比，並沒有特殊之處。美國哲學家羅伯特 諾齊克指出，企業價值最大的來源是承擔風險，風險越大，回報越高，而資本家承擔了投資失敗的最大風險，所以一旦創業成功，高額的利潤則是市場對企業家承擔風險的回報。相反，打工者雖然每月拿固定工資，但是也不需要賠上身家擔負投資失敗的風險，所以得到的受益也相對較少，最終的價值分配，則要靠市場機製決定。

幸存者偏差：被忽視的創業失敗者

在類似美國的自由市場國家，創業失敗的概率極高（初創企業五年存活率不足30%），而一旦創業失敗，資本家可能傾家蕩產；而工人雖收入有限，卻無需背負投資血本無歸的代價。

我們常常隻看到成功企業家的風光，卻忽略了絕大多數創業者的慘淡結局——這就是“幸存者偏差”。在自由市場環境下，創業是一項高風險活動，成功者享受高回報的同時，失敗者往往默默退出曆史舞台。資本家的超額利潤，某種程度上是市場對其承擔風險的補償，而非單純的“剝削剩餘價值”。

市場機製：自私個體的協作平台

工業革命後，人類經濟活動的核心轉向以市場為基礎的協作體係。在這一體係中：

• 資本家提供資金與風險承擔
• 工人貢獻勞動力與技能
• 管理者整合資源與優化效率
• 技術人才推動創新

每個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市場機製使得這些自私的行為最終形成協作。供求關係決定了工資與利潤的分配，契約精神保障了合作的穩定性。工人並非被動受剝削，而是通過市場議價爭取自身權益；資本家也非純粹掠奪者，而是經濟循環中的風險承擔者與組織者。

盡管自由市場可能擴大貧富差距，貧富差距增大並不意味這窮人更窮。在健康的市場環境下，即便底層勞動者的絕對生活水平也可能提升（如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現象）。資本與勞動的關係，更像是一種動態平衡——資本家獲得風險溢價，工人獲得穩定收入，而市場則通過競爭與創新推動社會總財富的增長。

資本主義的實質，並非馬克思所言的剝削，而是一種風險與回報相匹配的合作體係。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市場完美無缺——監管缺失、權力尋租、壟斷等問題仍需修正。但承認市場的協作屬性，或許能幫助我們更理性地看待經濟增長、貧富分化與勞動關係的本質，從而探索更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沒有曆史唯物主義

我們基本可以以工業革命為節點，把人類文明分成古代和現代兩個階段。工業革命之前，社會主要的財富創造方式是農業，地主與農民之間是基於土地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遵循零和的財富分配。而工業革命以後，社會主要的財富創造方式是工業和服務業，雇主與雇員之間是基於市場的合作與競爭關係，遵循正和的財富分配。資本家承擔最大的風險，也獲取最多的收益。而員工則依據市場機製分配剩下的財富。古代和現代，已經完整的構建人類從農業產生到當代的曆史進化，根本不需要馬克思所謂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曆史進化鏈作為注解。也不需要馬克思所謂‘從存在階級到消滅階級’的質變過程。真正的範式轉變，已經在工業革命之後完成了。

也許你會反駁說：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正是繼承了大量的社會主義元素嗎？確實，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歐洲的福利國家，繼承了大量的社會主義因素，比如每天不多於8小時的工作時間，完善的免費醫療保障，從出生到墳墓的社會福利體係等等。但是這些僅僅是與社會主義相關的因素，而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真正的社會主義一定是消滅階級的，而階級產生的根源來自生產資料的私有製，所以社會主義必須是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的。保護私有產權直到今天，以及可預見的未來，始終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核心內容。從這個角度講，馬克思所構想的基於生產資料公有製的社會主義，正在離我們越來越遠。

在一個公平的市場中，企業家所創造的財富，必然是一種社會共享的財富。它是由企業家和他所服務的客戶，以及他所雇傭的員工共同分享的。企業家掙到了錢，客戶享受到了等值的服務，員工收到了工資。理解資本市場的雙贏特征，擺脫了勞動價值論的束縛，我們可以依據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思想製定政策：當一個國家經濟衰退，就業低迷的時候，國家的政策應該是減稅呢還是加稅呢？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給出的答案往往是減稅。他們的想法是這樣的：減稅會使得富人更加有錢，有了錢，富人才有機會擴大生產規模，拓寬銷售渠道，他們會雇傭更多的工人，提供更多的就業，窮人的日子才能好過一些。即使他們沒有用多餘的財富擴大生產，至少也會拿來消費，隻要他們願意花錢，就有更多的服務業從中受益。資本市場最怕的不是財富少，而是不流動，不消費。相反，如果依照馬克思的理論，政府選擇加稅，從富人手中收取更多的稅救濟窮人，這樣做不但不能挽救經濟，反而可能造成無法抑製的失業潮和通貨緊縮，窮人的日子隻會更加不好過。

政府的作用

有一種左派的論調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因為他們通過搶劫占有了更多的物質資源。窮國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們被發達國家持續的剝削。在筆者看來，這種論調因果倒置。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在於它們運用資源的能力強，在於他們的製度和文化能更高效的組織資源來創造財富。因此，資源才會源源不斷的向它們聚集。否則，他們即使富有一時，也必然會很快衰落。就像曾經掠奪了大量金銀資源的西班牙帝國一樣。世界上也有一些國家，比如委內瑞拉和俄羅斯，擁有大量的石油資源，卻陷入資源陷阱。由於過於依賴石油，其它產業反而發展不起來。而反觀一些發達國家，卻是資源貧瘠的國家，比如日本。發達國家真正的核心財富在於，它們擁有的大量的富有創造力的企業家群體。一個國家能夠培養和吸引的富有創造力的企業家群體越多，企業家相對於普通勞工的數量比例越高，這個國家創造財富的能力就越強，失業率就會越低，工人的工資也就會越高，經濟就越發達。

一些左派經濟學家把貧富差距歸咎於過分自由的市場。在筆者看來，真正的貧富差距恰恰來政策過分幹預導致的市場機製的失靈：一旦公權力介入市場，勞動力無法按照需求分配，必然導致擁有權力的人獲得不平等的資源，貧富差距擴大。拉美和東南亞的很多民主國家，市場機製失效，就是源自廣泛的貪汙和官商勾結，而窮人的持續貧窮，又嚴重影響了民主的製度優勢。很多國人都相信拉美國家當下的貧困來自盲目相信新自由主義。其實這個邏輯有很大問題。首先，拉美國家不是從一開始就擁抱自由市場的。80年代之前多數拉美國家采取的都是替代性經濟，但是那時他們的經濟發展更加不好。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實施，與其說是美帝國主義的‘威逼利誘’，不如說是舊政策走到死胡同後的一個反彈。另外，也不是所有的拉美國家都擁抱自由市場，比如那個委內瑞拉就是搞高關稅的。可是，這些國家的經濟現狀更糟。亞非拉的窮國無法翻身，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內部，在於市場機製和民主機製的”雙重失靈”。

我終於寫到了老生常談的話題。從亞當斯密到費裏德曼，自由主義一直占據著西方經濟的主導權。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貿易自由化、減少政府經濟幹預、財政緊縮、企業私有化。其實這並沒有什麽新意，與“舊”自由主義一脈相承。新自由主義並非僅讓“一小撮精英”受益。拿中國來說，改革開放使農村貧困人口減少了兩億多，即使在自由市場中收益最少的群體，生活依然比改革開放之前富足。不可否認，現在中國貧富差距太大，但這種懸殊，其中多少是因為市場改革，又有多少是製度漏洞導致的本該公平的市場機製失靈？新自由主義隻是經濟政策，它不能夠、也不應該替代政治改革。1929年大危機以後的歐美，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如同蹺蹺板的兩極缺一不可。從羅斯福新政，到裏根經濟學，再到最近的拜登經濟學，無非是國家對市場幹預力度上的加加減減。而被大多數經濟學家忽略的，是對於類似拉美的後發國家，不完善的民主製度才是經濟問題的根源。最終使後發國家擺脫困境的，不在於選擇凱恩斯還是哈耶克，而是如何杜絕市場背後無處不在的貪腐和官商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