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與家庭（第三部分）（3）

    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的校址是在蘇州拙政園內， 因此各係科教室的安排都是隨園內原有設施來定的， 我上的是社會事業係， 一年級的教室是在靠進大門的一個小房間內， 全班隻有九個學生； 有一位同學（戴榮根）非常關心大家的生活和學習情況， 經常邀大家到教室斜對麵的一間房內去看報紙雜誌； 不久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公開了， 原來該團的辦公室就是這個看報紙雜誌的地方， 裏麵有不少同學在唱歌、談笑等， 那個歌聲：“年青人， 火熱的心，---”聽起來是非常動聽而又活潑的； 其形象就像初中時的歌詠隊那樣快樂。 有一次， 戴榮根在班上談起青年團的問題時， 就問大家對青年團的看法， 有人問他： 這個青年團是幹什麽的？ 戴說： “青年團的任務主要是學習， 還要做黨的助手， 我們學生的任務就是學習， 別的沒有什麽；” 我就說： “學習是再好不過了。” 又過了幾天， 戴榮根問我：你對青年團有好感， 是不是願意參加進去？ 我說：“願意參加”。戴隨即拿了一張入團申請表給我， 填報了， 很快就批準下來， 時間是1949年12月， 我就算是一名正式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團的團員了。

    學校通知： 今年寒假要做好並校準備， 要求學生留校， 聽從安排； 於是大家在校除了玩耍外， 還七嘴八舌的談論如何並校的問題， 新聞係有一位女同學（朱雪琴）講： 我們能並到上海複旦大學的新聞係就好了， 音樂係的同學想並到上海音樂學院， 藝術係的同學想並到上海藝術學院，----各人都想到有好的學校去， 而我上的社會事業係該往哪兒並呢？ 有人說： 在無錫有一所江蘇省立教育學院， 可能並到那兒去， 班上的同學中有多數人對這一說法是反對的， 認為我們是“國立”的， 怎能和他那“省立”的並論呢？

    過了幾天， 有一位穿著黃老布軍裝的幹部（蘇南公署的負責人）來學校做報告， 說是：人民的需要， 在蘇南地區有兩所同樣性質的學校要合並在一起， 改名為“公立文化教育學院”地點設在無錫， 內設立幾個人民需要的係科， 大家可以自由選擇適合的係科， 辦理轉係手續； 那些不正確的想法都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 是人民反對的，要批判；等等。 過後， 青年團就開了支部大會， 要求青年團員要帶頭響應黨的號召， 各小組進行討論並各自做出自我檢討， 要端正對並校的看法等。 就是這樣： 討論、檢討、端正看法，---等等折騰了一個寒假， 就隨學校到了無錫社橋頭（原是抗戰時期日本鬼子占領時建的一處軍營），辦理轉係手續了。我是選擇了“農業教育係”， 因為該係附有農場， 學生可以在農場從事勞動並享有補貼待遇； 朱雪琴也進了這個係， 啊！ 她原來是陳文的表姐， 我與她就成為更親切的同學了。 春天是播種的好季節， 我們是一邊上課， 一邊勞動， 全班有三十多名同學， 大家都是熱火朝天地， 忙個不歇。 學期結束， 暑假中要到望亭鎮（蘇州附近）去實習， 名義上是實習， 實質上是勞動； 中途有不少同學請假回家， 等到開學時， 發現有好幾個同學考取別的大學而走了； 這一下， 學校、老師、團組織、同學等都緊張起來， 就整天地開大會、小會的動員大家要安心， 要為人民服務， 不能半途而廢----等。

    我當時隻能順從潮流， 後與朱雪琴談個悄悄話， 都感到這種學習是得不到自己理想的； 又在報紙上看到複旦大學寒假有統計專修科招生， 和立信會計專科學校招生的消息， 朱說：“會計、統計都是能找到好工作的”， 我說：“全是專修科，兩年很快就會畢業的”。 於是在放寒假時， 兩人就悄悄地把行裏帶回家， 約好在上海見麵， 朱是兩個學校都報了名， 而我隻報了複旦一個學校， 因為我想“立信”是私立學校， 我是上不起的， 複旦是國立大學， 也有申請人民助學金的名額， 而且憑我在中學的學習基礎， 應付考試還可以吧！ 結果， 我考取了複旦統計專修科， 而朱是複旦未能錄取， 僅考取立信。 從此， 我和朱雪琴就分道揚鑣， 各行其道了。 開學後， 我就從家把行李直接搬到複旦去報到， 再也不去無錫， 就是這樣， 我把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關係丟掉了。

    1951年3月份， 我到複旦大學報到後， 感到這裏確實是一所正規大學， 有登輝堂， 它是二層樓的大會堂， 樓上是一個能容納千餘人的大廳， 樓下是圖書館， 前麵有一塊大草萍； 上課是有必修與選修之分， 教室是按課程的安排而異， 大多是在照南堂和相伯堂內， 女生宿舍是在校外的鬆荘， 食堂是在德荘； 我申請了甲等人民助學金， 不僅全免學雜費， 而且還發一張飯卡， 憑卡可以到食堂就餐； 我的學習與生活問題雖然是基本上得到了保證； 但無錢買書， 隻有憑學校發的借書卡到圖書館去借， 每次隻能借兩本， 用好以後， 再換借別的書； 學校每天供給一瓶開水， 這瓶水夠喝了， 多餘的尚能做洗刷之用， 有時白天將熱水用多了， 晚上隻能用冷水洗滌了。 同學們見我經濟特別困難， 由學生會介紹我去擔任掃盲教師， 每周兩晚， 待遇是每晚為當時的3500元（即1954年人民幣改革後的3角5分錢）， 這就使我在經濟上完全可以度過上學的難關了。

    學校規定的作習時間是晚上10點鍾息燈， 但有一天夜裏， 宿舍裏突然電燈亮了起來， 大家都照常睡覺不去管它， 但到天快亮的時候， 聽到廣播裏喊出：“-----我們對反革命分子是要進行鎮壓的，-----現已逮捕了xx、xx等人，大家務必在六點鍾以前到登輝堂去開會，-----”。 這時我們同宿舍的八名女同學， 都急急忙忙的起床， 一起到登輝堂去， 見代理校長李正文（是軍管會派來的）講：“-----這次鎮壓反革命運動，在我校已逮捕了（ ）名反革命分子--------現請陳望道（當時複旦大學的名譽校長）先生講話”， 見陳望道氣衝衝地走到話筒前講：“-----這次逮捕學生， 我事先不知道， 現在我也管不了。-------”。 這就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了， 李正文馬上出來宣布散會， 並通知召開黨團員大會， 當天下午， 我們班級裏開起了小會， 由幾個骨幹分子主講， 說明鎮壓反革命的意義和大家應抱有擁護政府的態度，-----等； 這才弄清楚了問題。 這天是四月二十七日； 到暑假， 我才知道在蘇州，父親也在這天夜間被捕的， 但僅有月餘時間就放回來， 而定他是“曆史反革命”， 但因他無犯罪行為， 故釋放回家交群眾管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