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與家庭（第五部分）（5）

    沒過兩天， 汪邦（原是采礦工人， 因公傷治愈後安排在傳達室工作，革委會成立後， 他當了革委會的委員，負責後勤工作）來要我們讓出一間房來， 給另一名職工住， 理由是：“我們家隻有四口人， 住30平米的房子太大了”， 我問他：“你看我們應該住多大的房子呢”？ “最多隻能住25平米”， 我說：“好吧！ 我下午給你答複”。 汪邦銀還算給我麵子， 總算允許了我的要求； 在中午休息時間， 我找了倪君華， 因她家住的是25平米的房子， 我要求與她對換， 她當然是會同意的， 由她出麵當天下午就將兩家的住房對換了。   

    

    我認為黎傑要受不了這種壓力的， 但他講：“我能經得住這場群眾鬥爭的考驗， 反正我是沒什麽問題的， 毛主席不是講過嗎？‘我們一定要相信群眾、相信黨’；相信組織上會搞清楚我的問題的”。 這幾句話雖然給我吃了個定心丸， 但我倆為了應付這一關， 讓他們審查清楚他們所懷疑的問題， 決定我們暫時對外不聯係任何人， 於是由我出麵寫信給全部有聯係的親戚， 告訴他們不要再來信了， 特別對李校說得清楚： 婆婆是地主， 暫時我們不能供養她， 暫由在北京的姐弟三人想辦法供養她， 等黎明的問題弄清後， 再由我們負擔婆婆的生活吧！。

    那時我是已經沒有精力再自己燒飯了， 隻有在食堂就餐， 故買米和買蔬菜的事也就用不著了， 但還要燒些富有營養的食物，最簡便的就是元寶肉（即紅燒肉加剝殼的雞蛋）， 全家人都放開肚子吃， 吃飽把精神養足， 好讓他們批鬥和擔負沉重的體力勞動； 但煤球還是要買的， 過去到煤廠去買煤， 都是用板車去拉回， 但那時我連板車都不敢去借，因為怕搞壞了說是“破壞生產”； 就同黎玲二人一次抬幾十個煤球回來可供十天之用。

    在食堂買些飯菜票玲兒和利兒二人去食堂買飯菜。可憐那時的利兒， 她身子還沒有食堂的售飯窗口高， 看不見窗口內的人，隻能抬頭舉手，把一個小鍋遞進窗口，才能把飯買回來。 有一天， 玲兒放學回來很不高興， 見她眼睛都紅了， 問其原因是學校成立了紅小兵組織， 但沒有批準她入伍，紅小兵的籌備委員竟然不被批準入伍，是何道理呀？ 這對幼小的心靈是多大的打擊呀！？ 對孩子們今後的出路又有多大的影響呀！？ 我忍不住的哭了， 說：“是家庭害了我們一家人，不僅是爸爸媽媽投錯了胎， 而且連你們也是錯到了這樣的家庭裏來”。

    再說黎傑在公開揪鬥後的第二天起， 每天都在基建領導小組裏（地點在老碎礦廠的舊址， 即後來改為液化氣站的地方）， 接受專業組人員的審問， 三天兩天地就要開一次基建科全體人員的批鬥會， 不可理解的是： 每開批鬥會時， 基本上都要用繩子將他綁

上， 或者叫他跪下， 我在下麵隻是低著頭； 回家後他還是那樣一句話：“相信群眾、相信黨，問題一定會搞清楚的”。 再看看礦裏， 不斷地揪出人來， 每揪一次都是要在俱樂部招開群眾大會， 他們都要在招待所門前早請示晚匯報， 雖然每個人都是掛著大牌子和帶著白袖章， 就連彭青夢（原礦黨委書記）、劉石（原礦長）也都被揪鬥在其中， 我看他們都是談笑自如， 若無其事的樣子， 好幾十個人站在那裏， 真不知他們是在請罪還是在示威？ 我逐漸地膽大起來， 也就無所謂了， 不知不覺地懷孕了， 不足兩月先兆流產， 未能保住而流產了。 國慶節後， 在一次基建科的大會上， 由領導小組副組長朱同青宣布：“地主出身的趙國瑛站出來”， 我隨即就站出來， 他又說：“把你家的情況和未交代的問題， 如實的用書麵交代清楚”。 “是”。 讓我坐在旁邊，（以後， 每逢開會時都叫我坐在旁邊的一個特殊位置上）。 他又接著說：“從今天開始，你就不要再去鋼筋房了， 要到瓦工組去勞動， 已把你的考勤轉過去了”。

    回來後， 想到他們為什麽說我是“地主出身”的呢？ 想來想去肯定是從句容那裏，了解到二哥填報的家庭出身後才做出結果來的， 又想到過去父親曾經講過：“在案件中應對凡是已暴露的事情，要點滴不漏的講得清清楚楚， 表示自己是坦白交代了， 而對未暴露的事情， 就是再小也不要提它， 因為怕節外生枝； 更不能像擠牙膏式的交代問題等等”。 因此， 我就把大哥、二哥幼年因讀書而隨祖父生活在一起， 祖父在淮安是地主， 所以， 兩個哥哥是地主成分， 我父因當時在安徽、浙江兩地做法官、多調動， 而僅帶領母親和我同往， 解放後他未曾定過成分，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 定為“群眾管製三年”， 我主觀上認為： 我自出身以後都是靠父親的工資收入生活的， 就填了“職員成分”。

    另外， 將三個叔叔的情況也簡單的交代了； 對淮安的事情是隻字未提， 暗想萬一他們問起， 我可以說：“我未去過淮安， 一概不知道”； 這樣是可以推托的，另外， 對年紀相差兩歲， 也就不敢提了， 因為怕“節外生枝”。 寫好後交給領導小組， 他們看了也就不聲不響的， 隻是讓我在瓦工組勞動， 開會時還是讓我坐在特殊的位子上， 那時我是什麽都不說， 叫我幹什麽我就幹什麽， 在瓦工組默默地勞動； 組長陳忠禧對我還不錯， 他如同對待一般的工人一樣， 分配給我做一定的勞動活， 但有一個瓦工蘆作滿對我是監視得很緊、很嚴， 見我稍有空閑時他就叫我幹這幹那的， 甚至於一項任務還未完成， 第二項任務又分配下來了， 在一個班八小時內， 幾乎連一分鍾的時間都不讓我休息， 下班後他還指明要我把全組人員的工具都清洗幹淨後才能回家； 這一切我都能忍了， 不過就勞累一點罷了！

    但有一天， 任務是檢修選礦場主廠房的屋麵瓦， 那個主廠房很高，它那屋沿距離地麵就有十多米之高， 屋麵是人字形的木瓦結構； 要從十號皮帶廊的窗戶上才能上到主廠房背後的屋麵上去， 這個蘆作滿叫我不僅要把瓦從十號皮帶廊搬到主廠房的屋麵上， 而且還要翻過屋脊， 送到前半部的屋麵上去； 我太害怕了， 心想： 在那斜坡的屋麵上， 萬一不小心而掉下去， 除去一命烏乎之外， 還要加上一個“畏罪自殺”的帽子，這怎麽受得了呢？ 所以我就說：“我害怕不敢去”， 當時蘆作滿就瞪眼怒目的看著我， 好像正在要說什麽似的， 組長出來說話了：“她沒有登過高， 還是不讓她過去吧”， 總算解了危急之難。

    我在瓦工組勞動了一個多月， 大約在1968年10月份的一天， 基建科又開會了， 我仍是坐在旁邊的特殊位置上， 要黎傑交代問題， 黎如實交代了， 但還說他交代的不對， 是“不老實”， 馬上就把他綁起來， 在他腳下還墊了四塊磚（標準磚的厚度是每塊6公分）， 由蘆作滿、何世康和楊少卿三人， 將綁他的繩子係在屋樑上， 然後又把他腳下的磚用腳踢開， 當時黎傑是“坐飛機式”的懸空在中間， 我忍不住的流下了眼淚， 低下頭， 看了一下手表， 心想： 快點下班吧， 這種刑罰是受不了的； 可是， 就聽到有人喊道：“趙國瑛， 你還不服氣嗎”？ 當時我就說：“不是， 我是感情上受不了”。

    這次的鬥爭會就這樣不清不楚的過去了。 過了一天， 餘仕才來找我談話， 說：“你們夫妻十多年了， 有感情是肯定的， 但他的罪是不輕的， 你能把它說出來，我們保證你沒有事， 他就是進去也不過是三、五年就會放出來的， 你先帶著兩個孩子過， 等他出來後， 你們夫妻還是夫妻”， 我說：“我與他雖是同校學生， 但我是1951年3月才進複旦大學的， 他在1949年剛解放時就離開了學校， 直到1953年我畢業分配到北京一機部後才認識他的， 他以前的事情我是一概不知道”， 餘又說：“那還能沒有幾句話嗎”？ 我說：“他和我講的話與他向組織交代的一樣”。

    餘仕才就這樣沒趣的走了， 又過了兩天， 基建科內開大會， 由領導小組副組長朱同青主持會議， 他放大嗓子說：“趙國瑛、王克加（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工人， 他解放前曾在礦內當過工頭）站出來”， 於是， 我與王都站出來了， 隨即有幾個人上來給我兩人都帶上了大牌子和右臂裹上了白袖章。 （我的牌子上寫的是“隱瞞罪惡家庭曆史、堅持反動立場” 王克加的牌子上寫的是“小霸頭”） 朱同青接著說：“黎傑和蘆興華（被揪鬥人員）交由礦專政隊集中統一管理了， 今後我們的運輸任務（拉板車、裝卸材料）就由你二人去做， 從明天開始你兩人要提前半小時在碎礦廠門口（是從辦公室到礦內的要道）早請示， 下班後， 還要在那裏作晚匯報， 請示匯報時要掛好牌子， 袖章是永遠帶著， 直到問題搞清後才能批準拿下， 聽到沒有？” 我兩人都說：“聽到了”。 背了一個大牌子回家。 還不滿十三歲的玲兒， 看到後就哭了， 我當時很難過； 一是感到因為我的問題， 給這個幼小的心靈又一次的打擊， 再一點認為問題總會弄清的， 應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才好， 采取那種對人格上的侮辱，甚至於動刑法，實在有點受不了； 馬克思曾經說過：“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 最後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 而這些人的那些野蠻行為， 真不知道他們是代表什麽階級？ 這句話我埋藏在心裏很久、很久，   而不敢向任何人暴露。 我當時是真想不通， 但黎傑卻認為我要尋短見了， 就一再勸導於我， 我就順從他說：“不管怎麽樣， 我一定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