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
我媽媽在2010年83歲時寫了一篇《我的一生與家庭》，現發表出來，懷念母親。
幾天以後， 二哥來講： 學校快要開學了， 他們要早幾天回去作些準備， 決定就要啟程回句容了， 我們怎麽辦呢？ 菇山的形勢又不知曉； 又等了幾天， 感到帶來的錢用得差不多了， 大嫂家本來就是很困難的， 沒有錢是難以在蘇州再往下住， 隻有硬著頭皮回去吧！ 在蘇州共住了二十多天， 離開時大嫂還給兩個孩子各買了幾尺花布， 並說明她是因為我的布票緊張， 她有多餘的布票， 所以才買的， 讓我給兩個孩子各做一件新衣服， 我聽了以後， 又是心酸， 又是感激，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隻有含淚與她分別了， 這一分別就再也沒有見過她的麵， 也就是我同大嫂永遠的分別。
那時的火車是沒有定時的， 隻有到火車站去等， 遇上哪班車就乘哪班車； 我們乘的是從上海開往南京的車， 到南京下關車站後， 沒有任何交通工具， 隻有步行進城後， 才找到三輪車， 拉到三山街陳思明（是磷鐵礦安排在南京的留守人員， 負責管理招待所的）家， 想在長樂路招待所住一天， 但見到陳後，他就講；“不行呀， 招待所全被屁派的人占用了， 你們快另找別的地方去吧”。 我們隻有在中華門外的一個小旅店裏住了一晚， 第二天， 乘火車回到了家。
次日， 走到辦公室， 見到了財務科胡中莊科長， 和她簡單的講了一下我們外出的情況，她說：“回來就好， 礦裏現在已經停產了， 隻有我們財務人員需要堅守崗位外， 其餘的人都可以來去自由， 不會受到影響； 你們八月份的工資未能發出去， 而退回到財務上了， 你快到出納那裏去領吧！” 拿到錢後， 除去每天早上到菜場上去把菜買回來外， 就哪兒也不去， 而在家利用縫紉機，來研究和提高縫紉技術。
大約過了一個月的樣子， 解放軍來到礦裏， 大家才放下心來， 我把這消息告訴了去上海的同事， 他們也回來了， 還有不少好派的人也都紛紛回來了， 當時有些屁派的人仍是不敢回來， 解放軍代表周副營長責令好派頭目去邀請他們回來， 以便“抓革命、促生產”。
有一天， 幾輛解放牌大卡車， 滿乘著屁派的人， 敲鑼打鼓的回來了， 站在道路兩旁的人看了， 都在說：“好威風呀！” 那時礦內的形勢是領導們的權都被奪走而且被批判得一塌糊塗了， 他們都灰溜溜地和老百姓一樣誰也不管事， 因而成為無政府狀態； 等到解放軍進駐後， 由解放軍代表來指揮， 大家才能聽從； 各群眾組織開會時都會有解放軍戰士自動來參加， 在會上， 凡是來參加的解放軍戰士， 都是反對講派性的話， 而提出： 要搞大聯合； 在我們基建科來講， 有90%以上的人都是好派的， 當然搞大聯合是比較容易些， 所以在礦內首先實現了“倒旗大聯合”的要求； 關於單位命名問題， 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一個單位應叫革命委員會的好”的框架下， 就叫“基建革命領導小組”吧！
這是經民主選舉後，又經解放軍代表批準，由周慶泰等五人任領導小組委員； 在宣布基建革命領導小組成立的那天， 幾位解放軍首長同時都來祝賀， 我們是興高采烈的開了會， 會後排起了隊伍， 我和王秀香二人被指定抬著毛主席像， 走在隊伍的最前麵， 跟在我兩人後麵的有十多個解放軍戰士扛著各種武器； 有步槍、機關槍、大炮----等， 再後麵是基建科的全體成員； 這支隊伍不僅在礦內和菇山街上遊行，而且還遊行到北山， 遊行時還高喊口號：“毛主席萬歲、抓革命促生產、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 北山的北總（屁派）和北聯（好派）的群眾都在道路兩旁鼓掌歡迎； 在這種形勢下， 我們表演了一場“大聯合的大好景象”， 而不知不覺地做了一場宣傳工具。 接著， 各車間都相繼成立了革命領導小組， 最後菇山礦革命委員會成立了， 由原來的組織科長曹錦生任主任委員； 在礦內恢複生產的同時， 提出：“大聯合後就要抓階級鬥爭”。
於是在礦內就成立了專政隊， 地點設在招待所， 我看專政隊裏的那些人， 基本上都是原來參加戰鬥司令部的人； 有一天， 我下班回來， 一開門見到地上有一封信， 這信是從門下麵塞進來的， 原來是河南李植寄來的， 可是為什麽這信的封口是潮的？ 漿糊還未幹呢！ 於是我對黎明講：“有人在監視我們， 你看李植的信都被人偷看過了， 我們要當心一點了”， 從那起我對自己和家人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關切， 就連玲、利二人發生爭吵時， 我都是帶領她們用學習毛主席語錄的方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去正麵教育她們，不敢說任何對“革命”不利的話； 自己在辦公室除了工作以外， 空餘時間就到鋼筋房去參加勞動。
黎玲已經是小學六年級的學生了， 按規定這學期（1968年上半年）就要小學畢業，可是她整天玩耍不見她看書學習， 甚至連課本還是新的， 發下來的書她連翻都未翻過， 我也不敢批評她， 因為怕說我阻止孩子參加革命； 有一天，黎玲的班主任顧老師來家訪， 我很客氣的接待他， 他笑眯眯地表揚了黎玲一番， 說這學期因革命工作忙， 學生要延遲一年再畢業， 又說到要成立“紅小兵”組織， 黎玲已是紅小兵的籌備委員了， 我表示感謝老師的培養； 他又問起家庭成分是什麽？ 我說：“她（黎玲）的曾祖父一輩子都在安徽阜陽、界首一帶做生意， 後在老家山西買了數十畝地， 交給她曾祖母照管，土改時她曾祖母就被定為地主， 她祖父少年時就隨從其父到安徽做生意， 到她（黎玲）出世的那年（1956年）去逝了， 應該是個商人吧！ 她父親解放前是一個進步學生， 上海解放後就被吸收到華東局和華東公安部工作， 後專業到地方， 一直是幹部， 你看這個成分應該怎麽填呢？” 顧老師說：“當然是要按照父親來填報”。 我說：“好吧！ 那就填‘革命幹部’好了”。
這時候講抓階級鬥爭的風聲越來越緊， 應該抓哪些？ 首先是出身、成分； 那時對毛主席提出的：“有成分論， 不唯成分論， 重在政治表現”的這一條規定有很大的爭論， 例如吳道錢（是當時的武裝部部長）就公開的說：“我隻知道有成分論， 那個政治表現是可以偽裝的， 難以分辯； 還有我們在做征兵工作時， 為什麽對地主、富農的子弟一概不收呢”？ 另外抓階級鬥爭的重點， 是指有政曆的人； 一貫喜愛出風頭的基建科， 做事當然要搶在前麵， 他們首先就把黎傑揪出來遊街； 因為在他們看來黎傑既是家庭出身不好，而又有政曆問題，當然不能放過他。
我對這事不夠理解， 就去走訪了朱同青（是一個青年木工， 上海人， 大聯合後他當上了革命領導小組的副組長， 平時對我還是能講得來的）， 他告訴我：“黎傑的社會關係中有一個人叫金洪章的， 他與特務有聯係，我們的重點是要抓埋在深處的特務分子----”。 又過了幾天， 礦革委會通知： 在俱樂部招開全體職工大會， 內容是對十六名階級敵人（全是有政曆的人）進行揪鬥， 其中也有黎傑；開會時， 俱樂部台上坐著的人中除去革委會委員以外， 還有解放軍代表參加， 先由革委會主任曹錦生講話， 他在講話的最後宣布：“把已發現的階級敵人押進來”； 隨即就看見兩個專政隊員押著一隊五花大綁的人從外麵走進俱樂部， 共十六人， 叫他們站在俱樂部台前， 麵對群眾， 隻見這十六人全是胸前掛著一麵大木牌子（上麵的字看不清楚）， 右臂上裹著一塊白布（當時也不知其意）， 手是被綁在後麵； 站在旁邊的專政隊員把被押者的頭不斷地往下按， 意思是叫他們低頭認罪； 解放軍代表田滌修作指示， 讚成革委會的舉措， 並說： 要繼續努力把埋藏在深處的階級敵人挖出來。 會後由專政隊員押著這十六人去遊街， 當時我就回到宿舍裏了。
約過了一個多小時， 見黎傑狼狽不堪地掛著牌子回來了， 他胸前的木牌上是寫的“狗國民黨員三青團員”， 右臂上的白布也是同樣的字； 他的右手已腫起來而不能動了， 兩隻耳朵也是紅紅的，（事後得知他在被綁前， 看見餘仕才，（是一名瓦工），乃是馬世的連襟，曾找了一名專政隊員石景華（是防洪工段的工人）， 兩人講了好久， 那石景華就用細繩子將黎的右手腕係得很緊， 使手腫了起來而麻木不仁了。
又在遊街時專政隊員都是抓著被揪鬥人的頭發， 黎因沒有頭發， 他們就抓他的耳朵了， 這時我是欲哭而不敢出聲， 欲怒而不敢動色， 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就是這樣， 還叫他每天早上班半小時， 晚下班半小時， 在招待所門口排隊掛牌站立， 名曰“早請示、晚匯報”， 每三天要書麵向基建領導小組匯報一次思想動態； 可憐他的右手腫得連吃飯時都拿不起筷子來， 而還要強行抓住鋼筆寫成鱉爬式字體的思想匯報，按時交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