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與家庭（第五部分）（7）

    在鋼筋房勞動， 感到上班輕鬆， 周圍的人親切， 特別是劉兆寶老師傅， 對我無比的關懷， 有一天， 他說要把小八子（劉的小兒子）給我當兒子， 以補足我未能生男孩的遺憾， 被我拒絕了。

    礦井下因有現場綁紮鋼筋的任務， 組長挑選了幾個熟練工人下去， 也包括我在內， 當場被領導小組成員尚化德否決了， 在場有群眾提出：“她不是按幹部正常下放勞動的嗎”？ 尚說：“由領導來定”。 隨後， 連長（那時按部隊編製， 車間用“連”稱呼）夏和來說：“老趙不能下井， 因為那是生產要地”； 這句話就像冷水一樣地澆在我的頭上， 我又被人看成是個可疑分子了，這樣何時才能出頭啊？ 這個家庭問題要影響到哪一代才能為止呀？真是想不通， 從此又悶悶不樂起來， 周圍的群眾對我也就隨之冷淡起來， 而不是那麽親切了。

    傳來了幹部下放農村安家落戶的消息， 我就有思想準備了， 知道他們肯定會叫我和黎傑二人去的， 因為他們在我倆身上找不出任何一個政治性的目標來， 打不倒， 隻有打跑； 否則他們怎麽交代呢？ 我倆交談後認為， 我們有健康的身體， 又能勞動， 到哪裏都能混口飯吃， 沒有什麽可怕的。 等了好久， 批準我倆下放的文件下來了， 周慶泰對我說：“你是三門幹部（即從家門到學校門再到機關門）， 需要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暫時工資照發， 等政策決定後，再確定是否要發工資的問題， 你的兩個女兒也隨同你一起去， 但她們的戶口要隨居住地點而定”。 我問他：“黎傑怎麽辦”？ 他說：“一起同往”。 就這樣結束了這場談話。

    按礦裏規定： 每戶下放幹部， 供應一套工作服和一隻大木箱； 當鄭翔送來工作服時， 他說：“你安排妥當後， 給我來信， 我們保持聯係”， 我點頭同意； 一隻大木箱， 由八連（基建科）製作， 我說：“這木箱不夠大， 因為它裝不下我的縫紉機”， 隨即有個木工師傅講：“再給她按尺寸多做一隻吧”！ 又問我有什麽要修的，如有的話可拿去修， 我把一張破床板拿去修， 換來的卻是一張新床板， 又叫我拿三角錢買一堆廢木柴， 事實上在廢木柴中混進了好多有用的木料， 鋼筋工劉師傅給我搞了十幾根80公分長的鋼筋，和五六付鋼筋鉤子， 說：“到農村去這是很用得上的， 鋼筋是蓋房子時做窗欄杆用的， 鉤子是用來挑水用的， 你如拿它送人， 他們會很高興的”； 想不到多數的工人師傅們會有如此的親切、關懷， 真值得深思了。

    通知講， 礦內共下放到農村的幹部有十九人， 定於12月5日晨在俱樂部門前結合， 以便進行歡送儀式， 這一下把我急壞了， 黎傑被鬥得那麽厲害， 他到底有什麽問題？ 總得有個交代呀！ 我去找了領導， 說：“黎傑的結論不出來， 我是不走的， 他如果是敵我矛盾的話， 我們怎麽在農村安心務農”？  答複是：“研究一下”。 為了要搬離菇山， 我去銀行， 想把存款取出來帶走， 但存款被凍結了， 就連兩個孩子的存款（壓歲錢和她們平時節儉下來的另花錢）也都被凍結了， 最後去找了專政隊的夏世民才給解凍的。 在臨行前兩天的晚上沈銀山來（那時很多人是見麵不敢講話的）， 給我們送行， 講了不少鼓勵和安慰的話。 我是尤記在心。

    到四號那天， 一輛加長的大卡車開到門口來了， 說要給我們裝車， 我說：“黎傑的結論不出來， 就不給裝車”； 僵住了， 直到午後， 八連的指導員周慶泰， 帶信叫黎到八連去， 黎傑走了， 我更不給裝車； 直到下午四點黎傑才回來， 說：“定了， 走吧！” 才開始裝車， 有鄰居張偉良家夫婦來幫忙， 天已快黑了， 隔壁的蘇俊將電燈拉出來當照明用，讓我們仔細地將東西裝好； 那時天已漆黑的了， 叫我們到招待所去休息， 可是， 這一車東西， 有誰來照管呢？ 我不肯離開， 黎傑也不肯離開； 兩個孩子由張偉良夫婦二人帶領回家住了一夜， 我倆就在車上看守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 我們去食堂吃了早飯， 又將所餘的飯票買了十個饅頭帶走； 到俱樂部門前時， 十多輛汽車都已排列整齊， 有人叫我去領工具， 隻見在俱樂部的台階上放著很多的鋤頭和鐵鍬， 有人指使我按每人各拿一把的定額領取， 我看站在台上的人， 全是當時響當當的革委會委員， 領好工具後， 就將兩個孩子安排在車上的副駕駛室坐好， 然後我才上車和黎傑二人一起在行李上坐著， 等開完會後， 汽車一起開動了， 我在車上看著高大的俱樂部， 心中在想：“是再見呢、還是永別呢”？

    走到半路上， 我因暈車而睡在行李上， 孫榮華（她原是基建科的一名鋼筋工， 後調到機修車間， 再後來， 她成為礦革委會下放幹部領導小組的副組長了）過來說：“老趙， 有輛客車來了， 你和孩子一起上去， 這個位置我要坐了”， 聽了她後一句話， 我知道她是想叫兩個孩子將位置讓給她坐的用意了， 故一聲不吭，睡著不動看她怎樣？ 黎傑講：“她病了”，才算把她打發走了。 到站後， 下車了解到這是全椒縣的古河鎮， 我們安家的地方還離這裏有五裏路呢， 兩個孩子見到那裏有花生米賣， 就鬧著要買， 當時那個亂糟糟的樣子， 顧不了許多， 就白眼了她兩人； 經送大家來的王明玉（原礦醫院院長）介紹： 我們下放在趙村生產隊， 屬含山縣駱集公社崗湖大隊管轄， 現在大隊幹部和生產隊幹部全都來了， 又把我們同他們一一地互相介紹了一遍； 這麽多的東西怎麽辦呢？ 僅有生產隊的幾名幹部是搬不走的， 就把一些笨重和不值錢的東西放在街道的一旁， 叫黎傑看守， 其他的行李由這幾位小隊幹部挑著， 我扛著一條長板凳， 手提著一隻煤球爐， 帶了幾個蜂窩煤， 叫兩個孩子一起跟著走。

     走到一個村子裏， 進了一間不足20平米的草房內，他們把東西放下後都走了， 留下的僅是紛紛來觀看的村民， 我看天已快黑了，我們還是早上在菇山食堂裏吃的早飯呢， 該弄點東西吃了吧！ 趕快生起煤爐， 到那裏去搞水呢？ 有人說：“要到井裏去打水”， 有個十三四歲的小男孩， 主動的說：“我給你去打一桶水”， 燒了開水， 拿出早上買的饅頭和鹹蘿卜幹來， 吃吧！ 然後， 架起床、鋪好被子就睡了。 次日起床後，我先請教隔壁鄰居，向他了解周圍的環境； 有一個瞎子， 他很熱情， 介紹了不少村子裏的情況， 並說：“我是眼瞎了， 但還能幹活， 你如有事， 盡管叫我幹就是了”； 說著， 見生產隊長帶著全生產隊的勞動力約四十多人， 把我們所有的東西（包括那一大堆廢木柴、一千多隻蜂窩煤和家具等）全都搬運過來了， 那個裝縫紉機的木箱是四個人抬的， 兩缸鹹菜（僅菜的重量就有140斤）是一個人挑的， 我真佩服他們是力大無比的大力士。

    於是， 我倆整理了兩天，吃飯時僅有鹹菜一種， 大家都感到肚裏空得難受， 需要去買點菜， 於是，等到市日（即每逢陰曆三、六、九是古河鎮趕集的日子）， 我去一看， 見市麵很繁榮， 在城裏要憑票供應的物品， 在那邊都可以隨便購買， 而且價格並不貴；買豬肉時，要哪裏，就可以買哪裏。 這一下， 完全可以滿足我們四人的生活需要了。

    生活安定了， 首先考慮的是兩個孩子的上學問題； 黎傑在古河守夜的那晚，就打聽到有一所“古河中學”， 裏麵還有幾位老師是從合肥下放到農村的大學教師呢！由於路遠， 學生需要住校； 本村有一所“詹崗小學”， 這樣又滿足了兩個孩子暫時有學校讀書的需要。

    我倆應參加勞動了， 經與生產隊長商量， 黎傑隨同社員一樣勞動， 我因有一台縫紉機， 可為大家做衣服， 以工換工， 是否可以？ 隊長馬上笑起來， 說：“當然可以， 我們幹一天計十分工， 僅值三、四毛錢， 而裁縫每天要一塊錢， 還得供給三餐飯和一包煙”。 我說：“我做衣服， 可能不如裁縫那麽快、那樣好， 但我隻要提供布料， 線和扭扣都可不要， 工分嘛， 隨便你們記， 你看怎樣”？“太好了”！ 就是這樣， 我每天拿著各家送來的老粗布， 按量好的尺寸， 裁剪、縫紉，記錄等； 這件事傳到了公社， 就把我當為勞動模範了， 有一次， 公社在大範大隊開表彰大會， 特地通知我去參加， 由崗湖大隊的正、副書記陪同前往， 在會上還要我介紹為農民弟兄服務的經過。

    由於我們是來安家落戶的， 我和黎二人因為幹部帽子尚未去掉， 戶口和糧油關係均暫時保留在含山縣裏， 而玲兒、利兒二人的戶口是一竿子到底安排在所居生產隊了， 糧油按各隊的標準由生產隊供應。 我們一家四口在閑談的時候， 我說：“趁現在我們還能拿工資的時候， 拿一點小利， 引來大批做衣服的任務， 是給我鍛煉縫紉技能的好機會， 以後如取消工資的話， 我就能和其他裁縫一樣，幹活拿錢， 也可以養家糊口了”， 黎傑說：“我能幹農活， 能掙工分， 和農民們也能談得來， 不怕”； 玲兒說：“我初中畢業後，就可跟隨媽媽學裁縫， 那時還能供利兒上學”， 利兒急忙搶著說：“我還能放一頭牛，也能把口糧稱回來”。 大家都笑了； 我說：“你兩人還是要上學， 要多學一點知識，  玲兒初中畢業後，

最好是上中專， 以後如有條件， 還可以再上大學， 否則， 就可參加工作了”。 當時這一番生動的語言， 使我牢記在心， 永遠忘不了。

    有一天，生產隊長通知說大隊要開群眾大會，叫我兩人都要去，我和黎二人都按時去了，原來是橋東生產隊有一戶下放人員（後來知道那個戶主曾當過傅作義的司機），有兩個男孩，他們為了多掙一些錢，就叫兩個男孩去拉板車賺錢；結果，說他們是反對“農業學大寨”，而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深知，這是一場殺雞給猴看的把戲。真要小心啊！這裏也會來鬥人的。 我們在這個舉目無親的地方落戶， 總有點不放心， 兩人商量， 回到黎的故鄉山西去吧！ 又不了解那裏的情況， 總不能亂闖呀！ 還是由黎傑先回去， 了解一下情況後再說， 決定後， 黎傑就向生產隊趙隊長請了假，回山西去了。

    一天夜裏， 生產隊隊長的兒子趙尤章來叫門， 說是民兵要查舊書， 我就起床把門開了， 他首先問我：“有沒有舊書”？ “沒有”； 另幾個民兵（全是其他生產隊的人）就衝到房子裏來， 把那個裝縫紉機的箱子兜底地翻了一番， 什麽沒說就走了。 這是何意呀？ 後來得知， 這個箱子是為我裝縫紉機而專門製作的， 體積很大， 我當時除把縫紉機整體裝在裏麵之外， 為了填滿它， 就把鋼筋等笨重之物都放進去了， 致使箱子很重， 連他們大力士都要四個人才能抬得動， 因此， 被懷疑裏麵是藏有不可告人的貴重物品， 一場誤會解開了。

    半個月後， 黎傑回來了， 得知婆婆已離開四姑家， 而投靠到河南周口李植那兒去了， 我們又恢複對婆婆每月20元生活費的寄款； 另外，所探望的結果是不能回去， 一是因為山西農村比這裏還要苦， 二是我們還期望有一天老天爺能開眼， 讓我們複職還城。

    快過年（春節）了， 生產隊裏共有31戶人家， 大多數人家都給我們送來禮物， 有的是兩塊豆腐， 有的是一碗炒米糖， 謝謝收下了， 那麽多的豆腐足足裝了一臉盆， 拿什麽還禮呢？ 因為這裏的菜油好買， 就做了很多小炸， 給每戶還禮的是一大碗油炸食品； 以後在與鄭翔的通信中， 將此事和兩個孩子上學的事一起告訴了他， 他回信的主要內容是：“ 豆腐是計劃供應食品，我們是當半個葷菜吃的， 你能有一臉盆， 真了不起； 關於培養孩子的問題， 最好是不要忘記勞動者三字”。 我看這問題， 僅作參考之用，不能完全采納。

    春節前， 馬鞍山市組織了慰問團到各下放幹部家進行慰問（每年如此），頭一年來的是磷鐵礦的陳維友和孟繼典二人， 送了一張年畫和一封慰問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