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與家庭（第四部分）（7）

    清明節的那天， 我想七號就到預產期了， 為了放鬆一下自己， 就一人到郊區踏青， 回來後一切正常， 但到晚上就要進醫院了（安徽省立醫院）， 於次日臨晨即1960年4月6日零時55分生下一個女孩， 取名利。這個月子做得怎樣了呢？ 一切都服從計劃供應， 憑出生證可購五斤鹹肉（除去皮就是骨頭的小豬肉醃成的）、五斤雞蛋（雞蛋小得可憐， 其數量能有五十五個之多， 其中有近半數是散黃的）、一斤紅糖， 另外嬰兒每月供應糧票九斤， 糖票四兩。 其他都同正常居民一般對待。 這些寶貴的營養品就由保姆平均安排我“做月子”用了， 由於營養跟不上，沒有奶給孩子吃， 拿了化工廳黨委的介紹信去訂牛奶， 但都未能如願， 隻有喂米湯給孩子吃了。 就是這樣， 誰也沒有怨言，（實質上是不敢有不同的看法）， 連那保姆都悄悄地說：“在無為農村餓死了不少人， 包刮她的丈夫、哥哥都被餓死了， 可是對外隻能說是病死的”。

    五十六天的產假期已過去了， 研究院要我回去上班， 理由是工作忙， 化肥辦公室的任務也基本上完成了。 我隻得服從組織決定， 但研究院地點已搬到郊區一個叫“五裏墱”的地方， 距市區約有步行一小時的路程， 單位是新建的沒有托兒所等福利設施， 我因路遠而不能在家裏居住； 經全家人商量決定， 婆婆、寶寶和黎傑住在市裏不變， 我和保姆帶著小利兒住到郊區研究院去， 但我是無法開夥了， 隻有在食堂裏吃飯， 保姆讓她自己燒來吃， 每月給她十元夥食費（加上工資共是22元）， 但保姆一再求我， 要我在利兒的口糧中，每月扣六斤糧票支援她，當時雖然我們也感到糧食有些緊張， 但看到保姆是一人的口糧要顧她和她兒子兩人吃飯， 也真看不下去，隻有同意她這樣處理了。 我在食堂是按定量每天八兩的用量吃飯； 每月還要買幾斤大麥麵粉打糊喂孩子， 以補充奶水的不足。

    有一次，我在食堂領取糧票時， 發現多給了20斤， 回來想了一想， 這20斤糧票給了我當然沒有人知道， 但那管理員就要個人賠償了， 他少20斤糧食就會要命的， 我怎能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做這樣傷良心的事呢？於是就把這20斤糧票還了回去， 他是感激不盡， 連聲說謝。

    組織決定要調我到研究院下屬的化工試劑廠去當計財股股長， 那時工作非常繁忙， 無法按時喂奶， 隻有將小利兒交給保姆， 讓她用大麥麵糊來喂養了， 這樣堅持到國慶節左右， 省裏規定要充實基層和緊縮城市人口， 全市各戶的保姆一起被動員回鄉去參加農業生產； 黎傑也就從化工廳調到研究院來了， 讓他當計財科副科長； 各單位從此都紛紛辦起了托兒所，寶寶和利兒當然是要在研究院新辦的托兒所安身的； 婆婆在家還能夠為我們按定量燒飯， 每到吃飯的時候， 一家五口人除了利兒因年紀小，她還不懂事之外， 其他四人都是睜大眼睛看著飯鍋， 在這樣的形勢下， 我想到： 婆婆常說起“歪年景都先是餓死男的， 女的經餓些”這句話， 又想到黎傑本來就肚子大，應該讓他多吃些，老人與孩子也都要照顧些， 就拿起鍋鏟， 把鍋裏的飯分成四份， 給黎傑的一份最大， 約占全部的2/5左右， 剩餘的3/5基本上是平分三份， 各人分得一份，也就是說黎傑要吃我們一倍的數量； 但這份飯，誰都會感到不夠吃， 特別是寶寶， 總是拿著飯碗不放手， 真沒有辦法，隻有再喝一些開水來填肚子了， 小利兒非常乖， 不哭不鬧， 也不要大人抱， 在家時她隻是一人坐在床上玩，每天除免強吃到一些不足的奶水外，就靠大麥糊來度命了。

     那時我在試劑廠購得做試劑用的細糠100斤(黎傑高興得夜裏醒了還笑出聲）， 回來作為補充糧食不足之用， 總算給全家人度過了一冬； 當時大家是一點怨言沒有，都堅信這種情況是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影響， 一定要想辦法克服它， 於是在研究院的全體職工中都用開荒種地的方法來增加一些農產品， 以滿足肚子的需要。 在除夕的那天，食堂裏搞了一些豆腐漿， 說是晚上要開聯歡會， 準備在會後供應給大家吃（免收糧票）， 我倆都參加了這個聯歡會， 一方麵還要等候吃這碗多時未見到過的豆腐漿呢！ 等到12點鍾散會後才開始供應， 可是排了一個大長隊， 等到隊伍才買過一半的時候， 說是賣完了； 我倆隻有餓著肚子回家睡覺， 也總算經曆了一次餓著肚子來守年夜的情景了。 春節後， 李校出差來合肥，是一件好事， 但他走時一定要將婆婆帶走， 我們都阻擋不了他的主張， 隻有讓他帶婆婆走了。 他把婆婆接到大姑子李鳳貞家（北京海澱）住下， 隨即秦德順來信要婆婆的口糧， 於是我們按月將全國糧票25斤，（當時計劃定量是25.5斤，其中有半斤糧票是折成糕點票的）和生活費20元寄去， 口糧當然是應該隨人走， 但生活費一項我們是主動寄出去的，因為我們認為婆婆是我們的上人，我們有責任供養她， 故一直堅持到1976年婆婆去世後為止（除68年黎傑被揪鬥期間停寄了約一年左右）； 這一點，在李家全體人員中並沒有一人認為我們是對長輩的孝敬， 而都曾說過：“大哥負擔是應該的”， 認為他們都沒有扶養父母的責任， 理由是：“家裏就培養大哥一人上大學， 供養上人就應落在大哥頭上了”。

    婆婆走後， 我倆白天上班， 兩個孩子送托兒所， 晚上要學習， 我隻能抱著利兒一人去參加學習， 將寶寶安排睡覺， 可是她睡不著， 就大哭喊奶奶， 哭得很傷心， 想到可讓我父親來解決家中無人的問題； 很快他就來了， 我們想：別的不要他幹什麽， 晚上我們學習時陪伴一下孩子總可以吧！ 誰知他是牢騷滿腹， 口中還不斷的謾罵政府和共產黨； 這一下把我們都嚇壞了， 勸說他也不聽， 他的言語如被別人聽到的話， 我們就無法在當時的社會裏生存下去， 想來想去還是送他回蘇州， 他一共在合肥僅住了十一天。當時我們這樣的克服困難，別人都不以為是，都認為是正常的，而我的科長朱宗昌（是一位轉業軍人），他看我抱著孩子去參加學習，說我是對黨的“動員褓姆還鄉生產的政策”有抵觸情緒。真是有苦難言啦！

    春天， 正是播種的好季節， 為了補充糧食的不足， 大家都在開荒種地， 我們當然也不能例外， 星期天我倆將蓆子鋪在樹蔭下，讓利兒坐在上麵， 叫寶寶陪伴她玩， 那時兩個孩子真乖， 不吵不鬧地讓我倆充分的發揚南泥彎精神， 大大的開了一片荒地， 種了南瓜、黃豆、山芋等物。 平時白天都是上班， 下班後， 黎傑就去搞田間管理， 而我就是帶孩子、搞家務； 過起了半工半農、男耕女織的生活來了。 到了夏天， 說是農村缺少勞力， 地都無人種了， 要各單位派人去支農； 黎傑又被派了出去， 我一人在家就更忙了。

     晚上帶了兩個孩子睡在一張大床上， 等到天亮時， 感到有一陣臭味， 一看， 原來利兒大便了， 而且是稀屎， 拉了寶寶一頭、一床、連蚊帳上都糊上了糞便， 急得我又要給寶寶洗頭梳小辮子， 又要給利兒洗澡， 又要洗床上的一切東西， 還要正常的從事平時早上應做的事， 當然要遲到了。 可是這天真巧， 碰到了研究院的院長李國華， 他白了我一眼， 這一眼既是我第一次遇到的事， 也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事。

    就在這一年（1960年）， 省化工設計研究院有兩起自殺案件， 一是設計室的一位青年技術員， 他趁出差到合肥大鐲山化肥廠時， 在該廠的一個無人到的地方， 上吊自殺了； 另一個是第四研究室的一名中年工人， 在一個晚上， 服氰化鈉自殺了； 這兩起案件發生後， 研究院的李國華院長曾招開全院的職工大會， 隻說明是“自殺”的， 但未說出其自殺的原因； 也沒有人去追問這個自殺到底是什麽原因， 誰也不敢啃一聲， 就那樣不了了之了。 但從那以後， 李院長就派人到肥東去抓農業， 取得收獲後， 曾給本院職工每人每月補助六斤糧票， 以保證每人每天一斤糧食的標準， 給大家做了一件好事。

    秋天到了， 該是收割的季節了， 我們家裏堆滿了農產品， 可高興了， 每天煮一大鍋山芋， 可以隨便拿來吃， 但是， 不管怎麽吃， 總是感到肚子不飽。 國慶節後， 省裏決定辦一個菇山化工總廠， 由許加和副廳長當廠長， 要省化工廳支援一批幹部， 我倆又被調到菇山來了， 在來菇山前黎傑征求他弟弟李校的同意， 將婆婆接來合肥後同往。 於1961年底到達菇山後， 先住在招待所（即磷鐵礦的101宿舍二樓），當時見那個“菇山化工總廠”的牌子已掛在辦公室大門的邊框上了。

     但說廠長尚未到任， 該廠的架子尚未搭配好， 暫時先安排在磷鐵礦的基建科上班吧！ 黎傑任基建科副科長， 該科又新成立一個計劃組， 要我當計劃組的組長。 真是好事多磨， 不久中央又出台了一個“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根據這一方針， 將“菇山化工總廠”的牌子又收起來了。 我真搞不懂， 當我們興高采烈地來到安徽支援地方工業時， 要讓鋼鐵元帥上馬而要我們下馬轉業， 現在又來一個“調整”，就把我們調整到一個礦山裏來了； 那時我想：怎麽我們是到一個單位就下馬一個單位呢？這運道真不好呀！ 總之，小胳膊扭不過大腿， 除去無條件服從以外， 別無其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