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

我媽媽在2010年83歲時寫了一篇《我的一生與家庭》,現發表出來,懷念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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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與家庭(第四部分)(1)

(2025-11-14 04:32:07) 下一個

    到北京的時候, 是在四月中旬的一個晚上, 從專車上下來的人約有三百多人, 都集中站在前門外廣場上, 由用人單位來點名接收人員, 我被一機部幹部司的一名幹部點名叫到一邊,等到點名結束後, 和我被點名站在一起的人約有三十多人, 叫我們一起上一輛大卡車, 然後開車拉到瑤兒胡同的一個祠堂內, 這是一個空空的大廳, 除正麵中間有一個放牌位的架子外, 其他什麽都沒有; 那位幹部給每人發了三元錢, 並說:“這是給你們的三天生活費, 你們先在這裏住一兩天, 很快就會給你們分配工作並另行安排宿舍的”。 說後他就走了。

    大家都愣住了, 一是廳內什麽都沒有, 二是有男有女同在一起怎麽辦? 三是廁所是在廳外臨時搭建的一個地方, 很不方便; 有個別同學馬上就哭起來, 說要回上海去,大家因在火車上的疲勞, 都支持不住了, 誰也顧不了誰, 也沒有人去勸說那些愛哭的人, 有人說:“我們就一邊男的, 一邊女的睡吧”。 我也就順從大家打開行裏在地上睡了起來。 天亮起身後, 到外麵去吃早點, 打聽到這裏是天橋,附近有個天壇公園, 我隨著不少的人一起到天壇公園去玩, 在公園中見到了同班同學陳炫、李石磷(他兩人分配在二機部), 又見到了殷令宜(她分配在地質部),大家都訴說昨夜的經過, 原來他們也都是臨時安排的地方, 都是在天橋; 找到同班同學就好像就有了依靠, 心裏踏實多了。

    第二天, 又見到另幾位分配在其他單位工作的同班同學, 大家約好一起到頤和園去玩, 在頤和園整整玩了一天, 感到很開心; 回來後, 聽說幹部司的同誌在找我, 這時, 天已晚了, 我到哪兒去找他呢? 著急了一夜, 總算等到次日上午, 幹部司的同誌拿一張到職通知單和給行政司的一份通知單給我, 叫我先到行政司(當時的地點在東郊民巷)去領取當月的工資和宿舍的調整等事項, 再到基本建設司(當時的地點在廊房頭條14號)去報到, 報到日期是1953年4月20日, 月工資是180工資分(折合人民幣43元多一點), 我拿到工資後, 立即在前門大街的郵局寄了十元錢給蘇州(以後每月都是安照這個標準執行); 行政司把我的宿舍安排在刷子市(仍在天橋), 在一間十數人合住的大房間內, 有了一張床位, 兩人合用一個櫥櫃,吃飯是在機關食堂用餐, 生活上算是安定住了; 然後按照規定時間到基本建設司去報到, 被分配在統計科工作, 科長是一位抗大的老幹部, 叫孟子玉, 他為人很謙和, 叫我在報表組工作, 組長是魏祖健, 他拿一些報表製度的規定給我看, 算是安排工作的第一步。

    我從宿舍到鍋爐房去打開水的時候, 路過一個小房間, 見到我的孟科長住在裏麵, 他叫我進去坐坐, 並給我介紹了一些情況; 說一機部是新成立的單位, 是從重工業部中分出來的, 辦公地點和職工宿舍都是臨時租用的民房, 以後還要調整的; 基本建設司的同誌住在刷子市宿舍裏的有很多,但女同誌隻有我一人, 男同誌卻有不少; 現在都是住的單身宿舍, 基本上都沒有帶家屬等。 因為我在這裏感到很孤單, 所以每逢星期天都是約同學出去玩, 特別對比較談得來的同學——陳炫、殷令宜等人是每周必見的人。

    在工作上, 讓我熟悉了一些規定以後, 就叫我搞報表的匯總工作, 那時還都是用手工匯總的, 故在匯總前還要對局裏報來的報表進行審核, 又叫我專門對一個局(電工局)負責聯係和審查報表等, 這時,我感到在學校選修的珠算課可起了很大的作用,對我順利地完成任務有了可靠的保證。

    在統計上, 還有一項任務, 是對曆史資料進行整理, 但因為單位是新成立的, 資料短缺, 需要到基層去搜集; 在科裏的分工是大家動手分頭去辦, 給我的任務是到無錫和上海兩地的基層單位去摘抄有關曆史資料;我非常高興的接受了這一任務, 到無錫是在柴油機廠住下的, 我僅是完成了工作上的需要, 而未到文教學院去, 因為那裏已沒有我知心的同學了。 到上海後, 是住在小旅社裏, 首先去上海財經學院, 看了留校工作的同學——俞漢卿, 他還請我吃了一餐中飯, 互相交流了一下參加工作的體會。

    就在這一年的八九月間, 徐清生由太原工學院因暑假在天津化工廠實習完畢後來北京看我; 孟科長知此事後, 就叫他晚上住在基本建設司已出差的男同誌的床鋪上, 免得去旅社了。 經幾天的談論, 說他兩年後就要畢業, 他願意留在天津化工廠工作, 說那裏也有統計, 我說:“統計是管理工作的必要工具, 用途很廣, 工作是可以調動的”。 於是, 約好等他畢業後, 再準備結婚等事。

    到了秋天, 因基本建設司擴大了, 成立了處, 統計科、定額科與計劃科合並為計劃處, 由原來的計劃科科長章傑任處長, 孟子玉任副處長, 統計科科長由任擇生和方家芹二人擔任; 人也多了, 辦公地點也不夠用了; 就著手搬到崇文門外的盔甲場去辦公, 從刷子市到盔甲場路較遠, 我為了節約四分錢的車費而舍不得乘公交車, 每天總是步行(單程要花40分鍾)上下班; 也鍛煉了身體。 後來, 由行政司將我的宿舍調整到前門外鮮魚口內長巷四條宿舍居住; 那裏的女同誌有不少是基本建設司的, 比較熟悉, 上下班仍是步行, 人多了,在一起走也不感到孤單。

    到了冬天, 因在曆史資料的整理中, 感到欠缺的太多,特別是上海廠的資料更感到不全, 故派我和何道模二人出差去上海完成這項任務; 何是從東北工業局合並來的一位幹部,他是穿了一套黑色的棉襖棉褲, 而我是在北京專做的一套藍色的棉襖棉褲; 到上海後, 路上的行人都盯著我們看, 我很能理解:他們是認為“土包子來了”, “是咵子”; 我們是管不了這一些事, 大搖大擺的完成任務後返回北京, 在火車行到符離集時, 買了一隻燒雞, 同何道模二人共同享用, 當時認為能吃燒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感到很得意。 回北京後就快過年了, 春節放假三天, 在這三天中, 我還是忘不了好同學陳炫及殷令宜,曾邀她們在天橋劇場一起看戲等。

    年後數日, 徐清生寒假後返校前彎路來北京, 對我說:“我在家是老大,又沒有姐妹, 母親身體又不好, 故他們已找來一位姑娘, 在家從事家務, 家裏的意思是以後要由我來安排她”; “你怎樣安排法?” “我們不變, 等我畢業後, 仍按我們的計劃辦理, 我說話是算數的, 家裏也同意我的意見, 因父母需要一個女子管理家務, 我也無法改變他們的主意, 隻有讓她在家管家好了, 以後我每年回家一次就行了”; 聽了這話, 我是又氣、又恨、又腦的說:“你想腳踏兩隻船, 做夢吧!我是不可能做你的二房的,現在不能像舊社會那樣了, 國家的新婚姻法規定是一夫一妻製,你如果不能違背你的家庭,我們就分手好了”。 他還說:“我不想分手”。 就這樣吵得不歡而散。 過了幾天, 我把兩人合照的照片剪開, 把他的部分寄給他, 並提出要他退還我的照片, 他回信說:“我不願意走到這一步, 現把照片寄給你, 讓你處理”; 我更氣了, 他用軟刀子,是想用感情來拉攏我, 要我牽就他的夢想, 不可能; 隨即把照片又剪開了,兩半的照片各歸原主。 在科裏, 同誌們知道徐來北京後很快就走了, 有人問我:“為什麽不讓他多住幾天”? 還有人開玩笑的講:“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聽了就忍不住的哭了起來, 大家都知道事情不對頭, 從那以後,再也沒有人提問過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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