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與家庭（第六，七部分）

（六）晚年風光

    在一代偉人毛澤東逝世以後，中央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一個又一個的換來換去的過去了， 到鄧小平的一代才算是定了下來， 他提出要撥亂反正， 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於是， 那種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的局麵大有改變， 大家都可以安照自己的心願， 發揮出自己對社會應有的貢獻來。

    我在這樣的形勢下， 完成了如下的幾項主要工作：

    個人的平反問題： 大約在1980年的一天， 組織科的王本才叫我去談話，內容是： “家庭成分按現行規定應該是根據父親一代為準， 故在文革中定為地主是要進行糾正的， 根據你過去寫的自傳中， 對父親的問題， 已有明確的交代，故不存在什麽隱瞞問題， 但因為他不是職員， 是個偽法官； 故家庭成分應該是：偽官吏吧！ 文革中那些定論和批判的語言都是屬於不適之詞等；” 他代表組織向我賠禮道歉， 並要我在平反小結上簽名， 表示結束了文革中被審查的任務； 又把在文革中我寫的檢查報告退還給我， 還說：“在你的檔案材料中， 已將文革中的內容全部清除出去了， 沒有給你留下任何痕跡”。

    培訓統計專業人員： 由於國家強調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故在企業內就要加強各項管理工作， 才能提高生產能力； 要搞好企業管理工作， 統計就是必需具備的工具； 但是在長久一段時間內， 對統計工作不但不夠重視， 而且在某些領導人的眼裏， 還認為：“統計不如計劃， 計劃不如變化”； 就把這項工作淡化到接近於零了。 針對這種統計人員非常短缺的情況下， 於1980年，礦內決定要辦一個統計培訓班， 將各車間的統計人員集中起來，學習統計業務， 叫我承擔教學任務； 我想： 人員來自各個車間， 有各種不同的業務核算， 如何能把它統一起來？ 又那裏去找這本合適的教材呢？ 想來想去， 還是根據一切從“結合實際”這條原則為出發點， 就用一般的統計學原理， 從如何收集原始資料、整理統計台帳、結合業務核算的需要而確定各項統計指標， 再匯編成車間的二級統計報表等一係列程序為起點， 還進一步講解了有關統計指標的涵義和其計算方法， 更強調了統計工作的“正確、及時和全麵”的重要性； 將這些內容匯編成《化學礦山基本統計學講義》一份資料作為講課教材， 進行了約三個月的半脫產的講課。 這樣一來， 在礦內的全麵統計工作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對企業管理方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這一情況被化工部礦山局得知後， 於1981年的春天， 派來了一個工作組， 在我礦招待所四樓會議室招開一次全國重點化學礦山的統計工作會議， 會議期間， 礦山局的領導人， 曾當場點名要我上台講解統計工作的要點； 我當時因毫無準備， 故有些緊張， 但在會場上， 大家都盯著我看， 我就不得不走上台去， 硬著頭皮， 把原在本礦統計訓練班上的主要講課內容簡單的敘說一遍， 從這以後， 化學礦山局就確定要很快的舉辦一次全國性的化學礦山統計人員培訓班， 指明要我承擔講課任務； 但在教材方麵需要進行修改， 因為不僅是像菇山礦僅有井下開采的業務， 而且還要加上露天開采方麵的業務要求等； 於是就定在湖南省瀏陽磷礦（是露天開采的礦山企業）編製教材， 指派了好幾位專業幹部（采礦、選礦和地質專業的技術人員）參加， 和我一起共同編製一本《化學礦山專業統計講義》； 於1981年11月份在江蘇省連雲港市， 化工設計研究院內舉辦了全國的化學礦山統計人員培訓班， 由我執教， 參加學習人數約有六十多人， 為時兩個半月， 完成教學任務； 致使全國的化學礦山在統計數據上，做到統一和全麵的要求， 而滿足各級領導和製訂規劃的需要。

    又自從馬鞍山市統計局組織成立了“馬鞍山市統計評審委員會”以後， 我曾經常去市統計局開會， 於1982年上半年， 有一次會上研究要提高全市各單位統計人員的業務水平， 需要辦一個統計培訓班， 以大學教材《統計學原理》為講課內容， 該教材共有十章， 統計局熊局長講，“正好在全市有十名統計人員申請統計師職稱的， 就讓這十人每人講一章，看一看他們中間，那一個是夠統計師水平”。 於是在會上就定好各人要講課的章節； 我分到的是《綜合指標》一章， 這章節的內容需要講授八課時分兩天講解，講課地點設在市科委四樓會議室， 我在第一天講課的時候， 見到參加學習的人數約有一百多人， 會議室的座位還未坐滿， 但到第二天去科委時， 見到有不少人從市政府機關內出來， 紛紛前來聽課， 把科委四樓會議室的座位坐得滿滿的， 就連走廊上都加座而坐滿了人； 下課後， 還聽到有人說：“這些指標的涵義很深， 用法很廣”。 在1983年馬鞍山市電視大學舉辦了經濟專業（會計、統計）的學習班， 菇山地區有三十餘人參加學習， 為了方便學員， 就在菇山磷鐵礦職工學校內設立一個教學點， 曾聘請我為輔導老師， 為時三年， 直到1986年這批學員畢業後才結束。

    建立製度、發揮綜合統計的作用： 在1980年菇山礦舉辦統計培訓班時， 我就注意到在全礦要加強綜合統計的作用， 於是在講課時就布置了各車間的統計報表必需定期及時的報送計劃科一份， 又取得礦領導的同意後， 要求各業務科室的業務報表（如財務報表、電力報表、和供銷報表等）在上報各自主管部門的同時， 要抄送計劃科一份； 在礦計劃科內， 有三名青年統計員（全是文革期間的高中畢業生）， 給她們分好工， 教她們進行分類登記台帳； 為了保證這些報表都能定期及時的報送到計劃科來， 又與礦工會取得聯係， 將統計報表的報送情況列為礦勞動競賽中的一項， 以便能及時收集到全麵的資料： 當取得大量的資料後， 再經過整理， 匯編成各項主要經濟技術指標， 製定成不同形式的報表； 在礦內製訂了“綜合統計管理製度”； 具體是：

    日報表： 每天早晨九點鍾前， 要向礦領導、調度室報送前一天的礦產量。

    周檢查： 每周二開調度會前， 主動提出生產計劃的完成情況， 便於在調度會上解決問題。

    旬小結： 每旬將生產計劃的完成情況報送給礦領導及調度室， 便於他們掌握進度， 避免在完成月度計劃中有前鬆後緊現象。

    月考核： 每月將各車間的計劃完成情況提供給礦工會和勞資科， 給他們作為發放獎金和評比競賽的標準。

    季分析： 會同財務科， 共同招開全礦的經濟活動分析會， 有礦領導和各科室及各車間的負責人參加， 會上我先將全礦的產值、主要產品產量、主要產品質量、勞動生產力及主要原材料消耗等五項指標逐項的進行分析後， 再由財務科張洪傑科長對產品成本、利潤和流動資金的周轉情況進行分析； 使大家不僅對這八項主要經濟技術指標能有所了解， 而且還知其中存在的問題， 方可求得解決。

    由於那時電腦的運用尚未在企業中得到普及， 我們都還是用手工操作來進行管理的， 當時菇山磷鐵礦的這項綜合統計的管理方法， 在全國五百強企業中（那時的菇山磷鐵礦曾被國家列為五百個重點企業之一）， 還算得上是先進的管理方法， 曾得到化工部礦山局、和省、市各級領導的表揚， 多次得到書麵獎狀。

 

    在1981年七月份， 化工部礦山局招開一次各重點化學礦山的領導人會議， 內容是匯報上半年的生產情況和下半年的計劃安排；當時， 不知什麽原因礦領導沒有去北京， 而叫生產科唐明燦科長同我兩人一起前往去參加這次會議； 在會上， 唐科長要我發言， 我就把菇山磷鐵礦的各項經濟技術指標的計劃完成情況進行了如實的匯報， 而且還說明有個別指標的完成情況已超過了本礦的曆史最好水平等； 當我在匯報到“坑木消耗”時， 礦山局的邸局長馬上叫我停下來， 他指著貴州省開陽磷礦的礦長說：“你看看， 你們礦的坑木消耗是多少？ 同樣是井下開采的礦山，  為什麽要消耗那麽多的坑木呢？ 你必需回去把問題弄清楚， 再用書麵報上來”。 等我匯報完畢後， 邸局長又說：“大家都聽到菇山礦的匯報了， 可以評論一下， 看他們的管理工作做得那麽全麵， 情況掌握得那麽詳細， 你們都應派人到菇山礦去學習一下他們的管理經驗-----”。 會議結束回礦後， 見到張礦長， 未等我開口， 他就笑眯眯地說：“我已經接到電話了， 情況知道了一些， 你這一匯報，給我們帶來了不少的接待工作， 我們的招待所又要忙碌了”。

    從事企業整頓工作： 在鄧小平提出： 要撥亂反正， 企業要進行整頓的情況下， 於1982年上半年， 馬鞍山市調來史德銀同誌（原黃梅山鐵礦的黨委書記）來菇山礦進行全市的企業整頓試點工作， 在礦內成立了企業整頓辦公室， 由史德銀書記領導， 進行菇山磷鐵礦的全麵整頓工作； 我因此被抽出去搞這項從未有過的工作； 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就摸索經驗、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努力想辦法， 終於大家共同想出在企業中首先要建立健全各項規章製度， 這項工作應從基層做起； 於是我們就分工麵向基層， 到各車間去， 協助他們訂立應有的規章製度， 又深入到各班組， 摸清了各項原始記錄的情況； 於1983年我就挺身而出， 發揮了我的專業特長； 對采礦、選礦、機修、動力、汽車隊和基建工程隊等六個車間的原始記錄、統計台帳進行了全麵修訂； 又協助各專業統計開展工作， 製訂27種內部報表， 建立統計網絡製度等（這項成果已記載在《馬鞍山市高級知識分子名錄》中）。 在1984年此項工作結束前， 我又提供了大量統計資料， 配合美工姚文俊， 繪畫出大量的統計圖表， 在招待所四樓會議室布置了菇山磷鐵礦企業整頓展覽會， 迎接化工部礦山局、安徽省化工廳、馬鞍山市的各級領導前來檢查驗收， 還有不少的兄弟單位前來參觀； 當時在馬鞍山市多數人的心目中， 都認為菇山磷鐵礦在管理工作上，算是國有的一流企業， 這是有目共睹的。

    技術職稱的評定： 自我參加工作以後， 一直都是學理工科的人才能評定技術職稱， 而對學文科、財經等社會科學類的人， 從未有過什麽職稱評定問題； 但自1981年開起， 國家規定各行各業如：統計、會計、經濟、檔案----等專業都要由各省、市成立評比委員會來進行考核從事本專業的人員的成果， 劃定應該有的職稱； 這一規定， 我就被馬鞍山市統計局選定為市統計評委會的成員了，當時隻定初級（助理和員兩級）和中級（師）兩項標準， 要求各單位凡是從事統計工作的人員， 都要填報自己的專業經曆和工作成果， 提出自己要求的職稱並附有單位的評語等； 在全市共有近兩百人申報了統計職稱， 其中有十人申報中級職稱的， 當然我也申報了中級職稱， 但統計局熊局長講：“中級職稱的審批權在省裏， 我們馬鞍山市對推薦到省去的人一定要具有相當的標準才行----”。因此， 就在那年辦統計培訓班上來當麵考核決定了， 最後決定馬鞍山隻報我一人的材料到省統計局去。 於1982年下半年我被批準為“統計師”了， 那時因為社會科學的其他專業（如會計、經濟等）都還未動起來， 所以在馬鞍山社會科學專業中我是第一名獲得中級技術職稱的。 幾年後，我獲得了高級統計師的任職資格， 這也就確定了我的終身職務。

    關於“理想”的追求： 我是出身在一個封建家庭中，從小就受到男女不平等的歧視，對它很有意見；後在上海英租界避難時，見到中國人要受外國人的欺負，我也是很有意見，特別是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我們是吃盡了日本鬼子的苦，恨透了帝國主義，因此我具備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但是，自己年幼無力去反對它。解放後，我學習了《社會發展史》，知道了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全過程，我認為隻有共產主義社會是最好的社會，既無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現象，而又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多好呀！所以經常和李傑談論此事，李的意見是要參加共產黨，才能實現這一理想；但我見到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實是太左了，而且他們還用人壓迫人的方法來辦事，不是執行人人平等的政策，不僅不取消階級，而是永恒不變的用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來執政的，這就使階級仇恨反而變得更加深了；這些與我的理想不吻合；同時他們還要對出身不好的人進行打擊，因此我就不去靠近它。

    根據規定女幹部是在55歲就要退休的， 但當時因工作需要， 我被單位破格留用了幾年； 特別是當鄭翔當上了礦長後，他經常和我一起討論礦山的發展。當前的問題是，礦石品位低，經大量采掘後，現存的僅是“雞窩礦” ，麵對這麽一個枯竭的礦山，結論就是轉產。

   夕陽無限好， 可惜近黃昏； 在1986年10月份辦理了退休手續， 離開了工作崗位， 回家以養晚年。

    李傑同樣得到了高級經濟師的職稱，後來根據國家規定辦理了離休手續。據李的老鄉張唐（礦黨委書記）說，張唐從部隊轉業來菇山礦時，希望找一個山西老鄉交往，在他翻閱幹部檔案時，找到了李傑的檔案，認定李是山西老鄉，經過多年交往，我們兩家是好朋友。張唐在檔案裏發現，有一張“此人不得重用”的紙在檔案裏（在上海工作期間）；

“原來如此”！  這樣的檔案跟著李傑走了大半輩子（此事在李傑的自述裏有敘述）。

（七） 結論

    回想我自幼在家就看到母親和嬸母們隻能服侍公婆和丈夫， 做婆家的生兒育女工具， 別無其他出路， 在家中談不上有什麽地位， 甚至於連發言權都沒有， 男女之分， 有天地之別， 正如祖母所講：“媳婦算什麽？ 就是一盆洗腳水， 倒了一盆又來一盆”。 我雖不服氣， 但因年幼無法抵抗； 父親雖然受過北京大學的教育， 但重男輕女的思想仍很嚴重； 他認為女孩子隻要有一點文化達到初中水平就可以了， 因為最終是要操持家務的； 所以當我上高中的時候， 每逢開學要交學費時， 都要付出一翻口舌； 因此， 更加深我一定要獨立謀生的期求。 參加工作以後， 由於組織嚴密， 一切聽從黨的指揮， 服從組織分配； 整個工作時間， 大約可分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北京一機部工作的時候（1953年至1958年）， 那是我長知識、見世麵的階段。 第二階段是調到安徽後直到文革前的時候， 那是我服從長官意誌， 叫幹什麽就幹什麽的階段。 第三階段是文革階段， 那是我遭劫受難的階段。 第四階段是改革開放階段， 這是我可用自己所學的專業， 為國家做一點貢獻的階段； 但為時太短， 僅曇花一現而且。 最後， 用三十二個字組成的八句話作為此文的結束語：

亂世當頭， 順從水流； 遇礁靠岸， 任命而安。

人生幾何？ 去日苦多； 留住回憶， 付諸東流。

 

                                                                                               二零零七年一月完稿

                                                                                               2010年9月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