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與家庭（第五部分）（9）

    含山縣五七辦公室又指派數名下放幹部（包括黎傑在內）去上海接來不少知青， 分到駱集公社的有八名女知青， 公社就把她們集體安排在崗湖大隊林場勞動， 指派一個老貧農代表（老二爺，是我們趙村生產隊的）負責， 要我助理帶領她們， 因此， 就傳開了“老下帶小下”這一段有曆史意義的佳話。 這八名女知青中， 有黃繼紅、張阿妹----等， 她們對我反映的問題， 我都能勸導她們或轉向公社反映等， 因此， 就得到知青們的尊敬和信任， 但也遭到那個老貧農代表的不滿，因為我向公社反應的多是知青的切身利益，而又是管理上的問題，對這位林場負責人是有關係的； 黃繼紅等人還經常來我們家， 我也很自如的叫她們幫我做點事情， 並留她們吃飯， 以後， 逐漸熟悉了， 她們一進門就說：“趙媽媽， 我們又要來加油了”。 我就立即拿出糯米、鹹肉、鹹鴨子、雞蛋等物來， 說：“你們自己動手， 方可豐衣足食”， 上海的姑娘都很能幹，燒好後大家都吃得很痛快，這種事以後也就形成慣例了。

    下放幹部朱乃康的老家在上海， 他每年回家一次， 1971年的春節他回家時，我托他在上海代買一丈四尺藍色線春麵料， 就地配了灰布裏子， 用農村的新棉花， 親手為婆婆縫製了一套棉衣棉褲， 讓黎傑去周口探母時帶去， 完成了我近十年前對婆婆的承諾。後來， 我想到那裏的布票又不成問題， 吃的東西又豐富， 不如讓婆婆過來住幾年， 我還能為她合身合體的多做幾件衣服， 但這一建議被李校否決了， 原因是他本人結婚生孩子， 另外， 婆婆也因喜歡他而願意為他服務， 這是願打願挨的事， 也就順其自然了。

   

    利兒小學畢業了（1973年）， 是全公社十所小學、學生中的第一名； 就在這一年的暑假， 家寧和家蘇來玩， 黎玲也因放暑假在家， 大家正在談說快樂的時候， 外麵突然變了天， 尚未下雨，就一聲雷響，把大家都嚇呆了， 接著又感到有一股硫磺味道， 出去一看， 見東邊的屋脊上在冒煙（此處就是兩年前我和利兒二人看到有洞的地方，這是巧遇還是有因？是一個迷！至今沒有解開）， 我急壞了， 又想到：過去母親曾經講過：“失火時不能提火字， 如提火字， 火頭會冒得更高”； 我就大聲喊：“救命”。 旁邊站著一個“四類分子”， 叫劉永和， 他是一動也不動，也不啃聲； 後來全村有不少人都來相救了， 由大隊副書記趙模義帶頭上去， 僅用一盆水就將它澆滅了， 幾分鍾後又下起一場傾盆大雨， 徹底解決隱患； 以後這件事就被全公社的人當笑話相傳談論。

    當時，公社有馬鞍山和合肥兩地的下放幹部十來戶人家，有的是工程師，有的是機關幹部；住在不同的生產隊，相隔幾裏到十幾裏路，和我們相處較好的三四戶下放幹部們，閑暇時候經常走門串戶，到哪一家，就在那家吃中飯。最要好的是黎玲的同學高燕家，他們是馬鋼來的下放幹部，大家稱他們為“大老高”，東北人，人高，嗓門也高。每家幾乎都是，見有人來，首先殺一隻雞，到菜地摘一些菜，忙得不亦樂乎，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都是一家人，話題是“我們老下如何如何，我們終究會回到原單位”等等。這些人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回到工作崗位後，有時還會聚一聚。

    一般暑假的時候，二哥，二嫂和他們的兒子們來我們這裏小住一段時間，我們有未開叫的小公雞，是給孩子們補身體的；有吃不完的雞蛋，我們附近就有豆腐作坊，不僅可以吃新鮮豆漿，還有新鮮豆腐皮。夏天的傍晚，把方桌放在門口，一起吃新米稀飯，自己醃製的鴨蛋和雞蛋，還有自己做的泡菜（自己種的豇豆，蘿卜和辣椒）。有時去古河趕集，多數情況在家看報聽廣播，我們訂有人民日報，安徽日報和參考消息。二哥送了我們一台熊貓牌半導體收音機，把我們原來的紅燈牌電子管收音機帶回南京，那台電子管收音機在農村無法修理。

    開學後黎利隨同她姐姐一起去古河中學上學， 每周六回來，兩人總是給我做不少事情， 如洗被子、挑水、澆菜等， 周一早晨我給她兩人吃的是一大碗麵條（兩碗麵條用去一斤筒子麵）， 每碗外加三個雞蛋， 看她們吃得津津有味， 我很高興， 但要等到六天以後才能再見麵呢！

 

    批林批孔的運動開始了， 為了要發動群眾來進行對林彪、孔老二的深刻批判， 大隊革委會研究： 選定了幾個批判題目， 采取每人準備好一個題目的內容， 要在各生產隊幹部的會場上進行批判； 他們把認為是最難的題目：“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分給我準備， 我在人民日報的多篇批判稿件中， 摘錄了其中有關內容，進行綜合後， 而編成一篇批判稿件， 在大隊招開的幹部大會上宣讀了， 這次會議， 有公社書記來參加旁聽， 事後他說很好； 過了幾天， 公社又招開了全公社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大會， 要我去宣讀那篇稿件， 而對林彪、孔老二進行批判， 並叫公社廣播站把它錄音下來， 在公社的有線廣播上多次進行播放， 使我的語言在全公社反複地傳播， 當時， 是又一次感到“非常光榮”。為此，含山縣五七辦公室特聘請我為政治宣傳員，並發有證書。

    74年春節前， 黎玲高中畢業後回來了， 她的今後出路怎麽辦呢？ 那時上大學的條件是： 不用考試，而是要由當地貧下中農在勞動兩年以上的知青中進行推薦的； 因此，隻有參加勞動這條路了， 我們又考慮到：“那時的知青都是集體組織起來勞動的， 又怕她吃不了那種苦， 就讓她留在生產隊勞動吧！ 兩年後， 推薦起來還能有個優先條件”， 決定後，就同趙隊長商量， 二話沒說就同意了，於是她留在生產隊裏， 聽從隊長的安排，做一些輕微勞動， 如看雞等，她還是能認真負責的， 到六七月份雙搶到來的季節， 農活忙起來了， 她不知怎麽的會同趙仁福的女兒吵了起來， 而哭了回來； 趙隊長進門來勸解， 我們見她那種因受冤屈而啼哭的樣子， 就決定“算了吧”！ 但在家也不是長久之計， 到林場去與上海知青同勞動吧！ 那裏是老二爺負責的， 那個人也是惹不起的。 還是與馬鞍山的知青在一起吧！ 黎傑就在含山縣申請聯係後， 同意批準她到昭關公社參加勞動， 但昭關公社的幹部見她是含山縣介紹來的， 並未將她分配到有馬鞍山知青的那個生產隊去， 而是把她分配到一個條件比較好的知青點， 與含山縣的女知青一起同在昭關林場勞動。 那裏對她很不錯， 她和其他知青相處融洽。秋收後， 還能分給她50斤上等籽棉帶回家來， 加上再買點皮棉， 請了棉花匠來家， 彈了厚薄不同的若幹條棉被。

 

    黎傑在含山縣幫助縣政府蓋百貨大樓，從基建規劃到去省裏籌集資金和建材，有一段時間不回家。當百貨大樓建成後，有一天，黎從含山縣回來， 對我講：“縣裏缺少搞基建的人， 他們有意留我， 還允許保送一個孩子上大學呢”！ 我說：“還有一個孩子呢”？ 他說：“不管是什麽待遇，我都不願意去， 磷鐵礦把我弄得不明不白的， 我要在那裏跌倒， 就要在那裏爬起來”。 好吧！ 就等著回磷鐵礦弄個水落石出吧！

    已到深秋季節了， 但是有一天， 天氣非常地熱， 熱得隻能穿一件單衣， 到下午突然間起了狂風， 天都變黑了， 我嚇得趕緊關上大門和窗戶； 隻聽到驚人的風聲似乎要把房屋吹倒似的， 我們三人趕緊逃出後門， 走到小學校（那是原地主留下的瓦房， 看起來比較牢固，解放後改成小學校了）去避難， 等風過後， 回來一看， 隻見房屋向南的一方屋頂上的草全都被吹沒了； 第二天， 含山縣和駱集公社的幹部下來了解災情， 並說全公社受災情況嚴重， 各下放幹部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災害， 因次， 每戶下放幹部由縣裏撥救濟款18元予以補助， 這18元當然是生產隊所得了， 他們又來了好多人給房頂上重新蓋上了稻草， 使我們才得安寧，為了感謝他們，是慣例的請他們吃一餐飯。

    原在崗湖大隊搞婦女工作的郭昌秀，被抽調到公社去當婦女主任了， 她通過公社書記， 指派我去配合她搞全公社的婦女工作， 這項婆婆媽媽的工作， 我感到很不習慣的， 但郭昌秀對我說：“不要你去對婦女進行個別談話，而你隻要在開公社的婦女大會時，幫我在台上講講話就可以了”； 這樣我才答應下來， 可是在開全公社的婦女大會時， 我在台上講到要搞好計劃生育時， 郭昌秀就插嘴講：“不對， 要講少生伢子（指孩子）-----”。 弄得我當場就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在農村五年多以來，我們結交了不少農民朋友， 但真正知己的人隻有一個， 那就是我們的鄰居王瑞明， 大家都稱他“王大爺”， 他解放前是給本村地主趙古愚家當雇工的， 是個木匠， 土改時分了田地和房屋， 就落戶在詹趙村了； 他為人正直， 也不因自己的出身成分優越而欺壓別人， 還有遠見， 注意培養兒子上學， 求上進， 如：他大兒子已在外地當教師， 三兒子已上高中， 唯有老二留在身邊種田； 每當黎傑在家時，他每晚都來我們家談天， 有時還幫我們剝花生， 我們在談話中得知不少當地的風俗習慣和某些不良行為， 故能做到提高警惕而防備自身。 當他得知我們已接到通知， 要離開農村時， 更是依依不舍地來我們家問長問短，要為我們幫忙， 甚至連吃飯的時候，都要拿著飯碗邊吃邊過來看我們。

    回憶五年多我們在農村， 還是做了一定的工作， 也取得一定的成績， 不是像某些領導在做報告時講的那樣：“有些下放幹部， 是在當五小幹部（帶小孩子、種小菜攤子、燒小灶、養小雞和喂小豬）”。 在幹群關係上， 我們相處還是不錯的， 其主要原因是我們能放下架子， 能尊重貧下中農， 也能和貧下中農坐在一條板凳上講話； 還有我們非常注意小節， 就是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不粘小便宜；相反， 當某些貧下中農有困難時， 我們還能盡力給予幫助， 例如： 有個別人對我說：“我家的雞現在不開窩（即不生蛋）， 連換鹽的辦法都沒了”；我就拿五毛錢給她， 她很高興的去買鹽了（那時鹽的價格是每斤一毛六分錢）。

    又如：有個別人找我，說：“我家某親戚要結婚， 想送禮而無錢”， 那裏送禮規定是七尺布、一條糕，布的價格是三、四毛錢就可買一尺， 我就拿三元錢給她， 也就可滿足她的需要了。 這些人，是真正的困難戶， 他們也很感恩， 能拿一些從自留地中種的農產品來給我， 表示感謝， 或者在下雪的時候， 主動挑水上門， 這真是雪中送炭呀！ 使我非常感動， 因為已得到了真正的貧下中農對我的感情。 此外， 我還能在空餘時間給他們做衣服， 當然是會受到歡迎的； 我看到了貧下中農的本質不錯， 有很多優點： 如他們能刻苦、勤勞、待人誠懇、善於幫助人、為人不虛偽和能實事求是的提出批評意見等， 但也有他們的共同缺點， 那就是太自私。

    五年多農村的生活， 使我感到有三怕： 一怕是兩個孩子是農村戶口， 今後怎麽辦？ 整天唉聲歎氣的， 無法解決； 因而氣不順， 肝火太旺， 經常拿孩子出氣， 以後想起來， 也是一件遺憾的事。 二怕是有人向我借錢， 那些借三塊兩塊的我都能無條件的給他， 就怕那些有頭有臉的人， 如生產隊長、老貧農代表等人，他們一開口就是數十元， 給他吧！ 明知是有借無還的， 不給吧！又怕得罪他， 真難！ 隻有打折扣給他； 最後弄得每月都是兩手空空的， 有時還要向公社會計去預支下月的工資； 那時在農村的生活標準， 平均每人隻要十元到十五元就足夠了， 而我倆每月142元， 雖扣除寄給婆婆的20元外， 還有122元， 但還不夠花。 三怕是樹大遭風， 那時在公社的31名下放幹部中， 我們隻有兩個女兒， 按人口平均計算收入相對是較高； 所以， 每逢公社幹部、或縣裏的幹部下來時， 大隊書記都會把他們帶到我們家來用餐， 我們經常請客，買酒，殺雞，買肉，買煙。

    1975年初， 接到了調回我們去原單位的調令， 這是鄧小平第二次上台給大批下放幹部的優惠政策， 我們兩人終於得到洗雪自身的機會了； 經商量後， 確定黎傑先回單位去報到， 安排好住房後， 我們再搬家； 半月後黎傑從菇山回來了， 說：“菇山正在建造六棟新大樓， 下半年就要竣工了， 我們回去是無房戶， 肯定是優先分配給我們的”。 我聽了很高興， 趕快準備前往菇山磷鐵礦報到吧； 到礦組織科後， 一位軍轉幹部問我：“你想到哪兒去上班”？ 我說：“到哪個車間、幹什麽工作都可以， 我曆來是服從組織分配的。”他笑了， 又說：“好吧！ 你先回去， 等有住房後， 再搬家回來上班， 現在你的工資關係已轉到礦裏了， 按月回來領取吧”！ 完成了報到任務後， 又回到詹趙村等待。

 

    我倆商量： 過去因革命工作需要， 他才把姓名改成“黎傑”的， 因此反而引起了磷鐵礦某些人的懷疑， 弄得兩個孩子在轉報戶口時也跟隨著姓這個莫名其妙的姓， 現在借調動的機會，應通過組織， 把真正的姓改回來； 於是黎利在學校開轉學證書、和轉戶口時都改成原來的姓“李”。 黎傑就成為李傑了。 暑假快結束了， 為了不影響李利的上學， 我們一定要搬回菇山去， 李傑同招待所管理員嶽彩臣商量後， 同意我們暫住招待所， 等分到住房後再行搬出。 於是由礦裏派來了兩輛解放牌卡車，接我們三人（李玲因下放在昭關， 未和我們同行）回礦。

    在臨行的前一天晚上， 我們還同生產隊的全體幹部歡聚一堂， 暢談我們在農村五年多來，他們給予的照顧， 並表達由國家出錢出料、而由生產隊出工的四間房屋， 無條件的贈送給生產隊集體所有， 以表示我們的感謝； 他們非常高興， 第二天清晨， 生產隊裏來了很多人為我們裝車， 送行， 而且還放了很長的一掛鞭炮， 在我們上車離別時， 他們都一齊揮手向我們表示再見。

    來到礦裏後， 分配李傑在供銷科當一般幹部， 因為組織科長蘆講：“現在科長的位置都滿了，隻能做一般幹部的工作了”，李傑同意； 這是組織上的決定，也沒有誰去追究過。 我被分配到計劃科工作， 正合我的意； 利兒轉學到“八中”插入初三班上學。

    計劃科於科長分工叫我從事“工業企業的八項指標”（即工業總產值、主要產品產量、主要產品質量、全員勞動生產力、主要原材料消耗、主要產品單位成本、企業利潤和流動資金周轉天數）的檢查和報表的填報工作； 因為在企業中， 這八項指標分別出於各有關科室或車間， 需按月向有關單位去收集資料， 這就促進我要加強學習企業管理的全麵知識； 我曾把收集到的八項指標， 按計劃和實際兩項匯編後， 按月登載小冊子上， 作為“領導手冊”提供給礦一級的領導， 為他們做好統計服務工作， 受到礦領導的一致稱讚， 有好幾位礦長親口對我講過：“這是磷鐵礦空前未有過的好事， 以後我們說話就有根據了”。

 

    到11月份， 礦裏進行第三次招工了， 當第一次招工時， 我們的關係已經轉到礦裏組織科了， 但他們把多餘的招工指標寧可上交， 而沒有給李玲享受，算是耽誤了； 第二次招工時， 是一個名額兩個人爭， 結果這個名額是給家庭平均收入低的職工女兒得去了； 第三次招工是由於礦勞資科製定了一條政策：“礦內無一子女工作的職工， 可享受一次長女招工的待遇”。 這樣才將李玲從昭關公社招回到馬鞍山來； 她回來後， 同我們一起住在招待所， 等待分配吧！ 我們向勞資科長宣金泉提出要求， 希望能分配她去機修車間當一名銑工， 宣科長同意了， 但在公布名單時， 卻被一位以工代幹的勞資員（王明根）換成鑽探工了， 又見到在鑽探工這個工種中， 竟多半安排的是“臭老九（當時對知識分子的稱呼）”的女兒， 原來這個勞資員， 對“臭老九”有看法， 就用他的權力（下調令）這個機會而要看家長的情況來定工種，想起來當時的人事分配權就由一個勞資員來擺布，真豈有此理； 因為已成事實， 形成了真實的調令， 再改就麻煩了， 宣科長隻有順水推舟的做好人， 也不願得罪那個勞資員， 隻是說：“以後再調整吧”。

    同時新蓋的六棟大樓也分配了， 條件是六口人以上的住戶才能住大樓， 這樣看來， 我們隻有兩個孩子， 是住不成大樓的， 隻有生四個以上孩子的人家才能住大樓的，這與計劃生育政策不又是矛盾了嗎？ 我們因孩子少而隻能住25平米的小平房了； 但當時因我們的東西太多， 25平米的房子實在住不下， 最後通過黨委書記郭祥， 允許暫留招待所的一間住房而緩衝這次分房的矛盾。

 

    1976年的清明節（4月5日）， 天安門事件發生了， 社會上刮起了“右傾反案風”， 因而鄧小平第二次被迫下台了， 礦內又發動群眾在牆報上進行批判， 而且黨委書記郭祥在俱樂部的全體職工大會上講：“----大批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還存在----”； 這句話多刺耳呀！ 是不是在職工中又要搞什麽互相鬥爭了呢？ 真難以猜測；無可奈何的隻有一聲不啃的等待著。

    1976年7月下旬的一天， 唐山大地震發生了， 相繼各地都在鬧地震恐慌， 馬鞍山市還發出地震預報， 磷鐵礦的井下也停止生產了， 弄得大家都人心惶惶， 晚上，大家都不敢睡在房子裏， 而是將床鋪搬到室外， 掛上蚊帳， 我們四個人一起擠在一張床上睡覺； 因怕下雨而在帳頂上加蓋了一塊塑料薄膜，但有一天夜晚真的下雨了， 那雨水集中在帳頂的中央， 將蚊帳壓壞了， 頂上的水直接潑在我們身上， 真慘呀！ 以後， 我們隻有穿著雨衣睡覺了。 就在這樣困難的時候， 從北京孫杏林處傳來了消息說：“婆婆去逝了”； 哎呀！ 我們失去了一位親人， 但也無可奈何。

    到九月份， 傳來驚愕的消息， 偉大領袖毛澤東在北京離開人世了， 全國上下都在悲痛悼念（那時的人在思想上已被多年的政治熏陶，對毛主席卻有盲目崇拜的心理，有的人真會痛哭流涕起來，當時我也感到很難過）， 又傳來一個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四人幫倒台了”， 大家都歡心鼓舞， 認為文革的惡果是四人幫造成的，而卻不知四人幫不過是個替罪羊而且，就盲目的跟隨著喊。並舉行遊行示威活動， 高喊：“打倒王、張、江、姚四人幫”；的口號； 這就意味著這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徹底結束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 是、非、黑、白都已看得清清楚楚的； 國家領導人及各級幹部的情況外界評論很多，我暫且避開，不去說他； 而僅看我們身邊直接接觸到的人， 其具體情況就可一目了然了， 那些別有用心的人都是沒有好下場的。 如：

    歪曲執行政策的黨支部書記周慶泰結果是患癌症而死。（因為他一時心懷鬼胎，後見形勢對他不利，感到後悔而內疚，思想憂鬱才會患這種不治之症的）。

    對人進行無情打擊報複的馬世之長子馬立貴（馬鞍山某單位的科員）因強奸殺人罪而被馬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 曾刊登在馬鞍山報紙上， 馬世因此氣瞎了眼睛而告終，這就是他一貫以“自來紅”自居的獻身說法。

    在文革中表現特別積極， 踩在別人肩膀上， 一心想往上爬的夏和， 在小井口患腦溢血而亡， 年僅四十餘歲。

    無故綁人致傷的石景華，未到退休年齡就患癌症而死。

    無故虐待人的蘆作滿也是患癌症而死。

    另外，敢於說公正話、又能維護正義的劉兆寶老師傅的壽命是九十多歲，無疾而終。

    我看到在文革期間，與我們直接接觸到的人中， 是實現了陳毅同誌講過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間未到， 時間一到， 馬上就報”的格言了。

 

    對毛澤東本人來講： 我看他這一生確實做了不少事情，歸納起來應該說是有功有過的； 功勞是他領導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勝利；反帝是完全正確的，但在反封建的過程中犯了過左的錯誤，土地給農民是應該的，早年孫中山也曾說過：“耕者有其田”；但在取得土地的過程中，也要給那些地主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呀，古人曾說“放下屠刀，立即成佛”，隻要人家不反對你，你就可以不去管他；總不能用這種黑白不分地給於以慘無人道的無情打擊，甚至於幾代人都要受到牽連；而變成世代相傳永不改變的形而上學觀點了。

    1978年，18歲的李利參加了全國統一高考，而後，李玲也上了中央廣播電視大學。

    大哥於1979年被平反後回到了蘇州，與妻兒團聚。大哥從未承認有過曆史犯罪，都是被冤枉的；他39歲被押送到新疆勞改農場後，幾次差點送掉性命，共度過了22年。當他乘火車在蘇州站下車時，滿頭白發，腮幫癟著（牙齒全掉了），背了兩個連在一起的包袱，前一個後一個，駝背站在那裏等兒子們來接他；兒子們不敢認，大兒子趙家麟上前問：“請問：您是趙國傑嗎”？趙家麟說，爸爸是不能隨便叫的，怕認錯了人。大哥回來後就去上海鐵路局辦理了退休手續，並拿回了補發工資；後來在蘇州翻譯社找了一個英語翻譯工作。再後來玩起了養花和古董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