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與家庭（第四部分）（9）

    兩天後， 化工部礦山局的王處長帶領著工作組來了， 他們除處理善後的一切事情外， 還提出要盡快恢複生產， 需要的經費從基建上出。 這一下， 又該編報計劃了， 編製計劃時最大的難題是沒有依據； 但是， 遇到這些問題， 這裏的礦長、科長們都會拍腦袋的； 故我對無根據的項目僅能聽從領導， 做個記錄和匯總工作，而對有設計、有預算的項目（如職工醫院）是可以按基本建設程序辦事的了。

    編製計劃僅是工作的開始， 中途還要定期的進行檢查計劃的執行情況， 即按月、按季做出文字分析， 經領導（科長、礦長）審閱後， 蓋上公章， 上報給直屬領導部門（化工部）； 對於那些沒有根據而編製的計劃項目， 是無發去檢查它的完成情況， 而對按基本建設正規程序辦事的項目， 就可以有根有據的查出它的完成情況來；關於“職工醫院”一項， 是有設計、有預算的， 在計劃檢查中發現實際發生額比預算超過了六萬六千餘元， 我是在定期的分析報告中，按同樣的程序， 經過科長審閱簽字、再交礦長審閱簽字後， 蓋上公章上報化工部的， 誰知這個計劃執行情況的分析報告， 引來了化工部派來的工作組， 由礦山局副局長蓋端平為組長來礦檢查。

    他們檢查出磷鐵礦在基建工作方麵是管理混亂， 浪費太大等事； 作為負責基建工作的科長馬世當然是要受到嚴厲批評的；降了一級工資，留在原工作崗位。 這一舉措對我個人來說， 就帶來了無窮的後患。

    在基建科內， 有一位材料員， 叫夏和， 他老婆原是一名臨時工， 因在這個“八字方針”的指導下各單位都將所有的臨時工一律辭退回家， 而他在已有三個男孩的基礎上又生下第四個男孩， 這四個男孩取名為：抗美、援朝、保家和衛國， 他家因老婆被辭退， 僅靠他一人每月49元的工資收入來維持一家生活， 非常困難； 有一天他向我借錢時， 說明他家實在維持不下去， 而想把小衛國給我當兒子， 原因有兩個， 一是減輕他的家庭負擔， 二是我隻有兩個女兒， 沒有兒子， 給我一個男孩， 可以作繼承香火的準備； 被我拒絕了， 我還對他說明： 我並非沒有生育能力， 而是工作忙， 沒有精力來扶養孩子， 我看他可憐， 就將利兒穿過的小衣服和小鞋子（母親做的小衣、小鞋我還要保留作為紀念物品，未曾送與他人）送給他， 他表示非常感激。

    在1963年的工資調整中， 規定有40%的職工可以調整工資， 我們都眼巴巴地希望自己能夠調高一級， 事先他們開了一個領導小組會， 黎傑也參加了， 在這個領導小組會上馬世提出不給我升級的意見， 當然這是有決定性的作用。以後也不知是為了什麽，將我調到計劃科去工作； 這時“四清運動”開始了，這個運動對我來說，並不關心它； 但王副礦長（由化肥廠轉來的）， 他是山西人， 與黎傑認起了“老鄉”， 非常親切， 他對黎傑講：“等運動結束後， 老趙可提為計劃科的科長，黨委已通過了”， 我聽了也沒有把它當成是一回事。

    不久礦裏要精簡機構， 成立了學習大隊， 竟將馬世調進去了， 而基建工作要由黎傑來全麵負責； “四清”快結束了， 組織上通知黎傑：要婆婆與我們分居， 即單獨在苗圃居住或送回老家（山西）去， 因為經調查她是“地主”， 是不能與職工同住在一起的， 必需與她劃清界線。這可怎麽辦呢？ 經與李校商量結果， 是送婆婆到北京； 也隻有這樣辦了， 在婆婆離開菇山前， 我給了她二十元人民幣和全國糧票三十斤， 並對她說：“媽， 以後你的生活費每月20元和吃的定量糧票我們會按月如數給你寄去， 另外這錢和糧票是給你做備用的， 你要收好， 不到不得已的時候你千萬不要動用它， 以後你會知道它是有用的”，婆婆含著眼淚連連點頭。

    婆婆走後， 家務事太多， 早上要燒早飯， 還要照管兩個孩子， 一個到學校、一個上幼兒園， 我們上班的時間是和工人一樣， 要在早七點以前到達辦公室， 這就來不及上街買菜了， 晚上有時要參加學習或開會， 回來還要洗一大盆衣服， 實在難以支持， 我倆商量結果是請鄰居張偉良的妻子徐桂英幫助我們搞一些事情， 如買菜、洗菜、洗衣服等事， 講好每月給她十元錢作報酬， 她很高興的同意了。 另外我叫黎玲要學會自立， 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精神來學會做一些家務事，共同克服困難。 那時每人每年隻發十尺布票， 實在不夠用， 因此， 衣服破了都要補後再穿，特別是襪子， 補起來非常麻煩， 要用換襪底的方法； 這些事情，最好是用縫紉機來縫製， 就方便多了，我就把省吃儉用的一百多元買了一台縫紉機， 因此，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 又能使全家的生活基本上過得去。

    礦裏的組織機構改變了， 將計劃科和生產科合並為生產計劃科， 我是搞基建計劃的， 隻有回到基建科去； 1965年這一年搞得熱火朝天， 還多次受到礦領導和化工部的表揚； 就在下半年發現我又懷孕了， 這可怎麽得了？ 如再生孩子， 不僅家務事會更多， 而且連坐月子也沒有辦法解決； 采取人流吧！ 到南京婦產醫院去解除了包袱後，準備全心全意地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在基建科的工人中， 多數是從農村來的瓦木工和壯工， 他們的工資都不高，每月隻有三十幾元， 而都是拖兒帶女的， 老婆又沒有工作， 故每到月底時， 有不少人都有揭不開鍋的現象， 這個向我借兩元， 那個向我借三元是常有的現象， 我出於同情心， 也都能滿足他們的要求， 有時到月底時， 我的手頭也是空空的， 連自己買菜的錢都沒有了，隻有咬著牙的過日子。 這些借錢的人， 多數是到再發工資時就能還來的， 也有少數幾個人， 借了錢是長久不還的， 見麵時連個“謝字”都不講一聲。

    在1966年4月的一天， 接到二哥的信， 說是父親因患腦溢血而去世了， 我請了喪假三天、季度假兩天，結合五一節假日， 與二哥約好我們兩家人共同在南京長樂路招待所團聚， 暢談中提到婆婆早年就離開山西了， 但在四清中經組織上去調查， 仍說她是“地主”，真搞不懂其原因了。二哥說： “家庭出身應該怎麽算， 是個很複雜的問題， 一家幾代人有不同的職業， 到底應該以那一代為準，是誰也說不清的問題；所以我就按我們家最壞的算，因此填報地主出身了”。 我說：“祖父是地主， 可是我一直是隨父母生活， 我認為我是靠父親工資收入的， 所以填的是職員”。他說：“這也能說得過去”。 在南京玩了兩天後， 黎傑和玲兒回菇山， 二哥一家人回句容， 而我和利兒去蘇州， 到蘇州後找到了大嫂， 見她圍了一幅小菜場的圍裙， 不由我傷心起來， 就忘了叫利兒拜見大舅母了， 大嫂忙著為我們燒飯， 也顧不上問孩子的事； 當她拉開桌子放下筷子時， 利兒就拉著我說：“媽媽，人家都下筷子了， 我們走吧”！ 弄得大家都笑起來。

    後由家麟陪伴我到蘇州殯儀館看望了父親的骨灰存放處和母親的墳墓（蘇州永安公墓）， 這幾天詳細見到蘇州家中， 真是一貧如洗的了， 叫我有口難言， 但我又無能為力； 大哥在新疆勞改農場，隻來過一封信。我見到僅有一副母親在世時玩的牌九， 使我回憶起往事， 為了懷念母親， 我征得大嫂的同意後， 就把它拿來帶回菇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