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中俄親善：從炸彈事件說起

今天講這個題目，是臨時換陣的結果，因為起初我計劃講“炸彈事件與絕密文件裏的外交”，意思就是民國初年蘇聯在與中國政府外交談判中如何明修棧道和暗度陳倉，但是在準備材料時，忽然發現背景性的材料多到單獨講一次都綽綽有餘，但又不舍得丟掉炸彈事件，於是就決定來一次文學的倒敘。

一、炸彈事件

1924年3月末的一天下午，北平鐵獅子胡同，也就是現在東城區張自忠路23號附近砰地一聲爆炸，兩個中國人瞬間倒在血泊中，一個人事不省，一個雙手被炸飛，還有走廊裏的廚師和周邊的幾個人，臉和手被炸碎的玻璃擊中，受了不同程度的輕傷。

聽到聲音後，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的顧維鈞快速跑出書房奔向爆炸地點，然後叫救護車和警察。警察查看現場時，女傭講述：管事的老崔拿著一個看上去很貴重的東西，喊大家圍觀。老崔一邊用刀打開那個東西，一邊跟身邊的人說：這東西看著就很珍貴，不知道主人為何要仍了它。然後就發生爆炸了。

顧維鈞明白這是老崔不聽話，因為他看到這個東西覺得奇怪：上麵兩個紙條，一張寫著“敬贈中國外交總長”，“河南南陽考古研究所”；另一張寫著：這是一個秦朝的白金古印。時年36歲已經在外交場中有12年經驗的顧維鈞，感覺這不是什麽好東西，就讓老崔小心地拿出去扔到人工湖裏，結果老崔好奇非要打開看看裏麵是什麽寶貝。

警察廳長了解案情後告訴顧維鈞：你很幸運，因為這是一個結構很粗糙的定時炸彈，如果不引爆，也會在20分鍾自動爆炸，那後果不堪設想。

警察廳長同時也表示，這事很嚴重，自己必須對首都的治安和內閣總長負責，於是下令嚴查。十天後，他告訴顧維鈞線索查明：這事是兩名北京大學的學生幹的，已經抓捕了他們。他們交代：炸彈是他們在一些專業人士的教導下，使用土法製作的，但他們拒絕交代具體是誰。

警察廳長認定，這一刺殺事件是有預謀、有組織的人士策劃的，可能與此前負責外交談判的中國代表王正廷以及蘇聯駐中國使節加拉罕有關，他想下一步對這兩個人展開調查、起訴。但是顧維鈞勸他放棄這些行為，並釋放那兩個學生。警察廳長盡管一開始堅決不同意，但後來還是被說服了。

顧維鈞在老年時的回憶錄中寫道：“很難斷定誰是炸彈事件的幕後策劃者，盡管警察廳長對王正廷博士極為懷疑，但我卻無任何確鑿證據。我個人認為王正廷博士本人並未參與此事，可能是一些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包括加拉罕使團中的一些成員插手幹的。”

盡管顧維鈞當時有自己的理由，但我一直不理解也不支持為何他不遵從警察廳長的意見繼續調查下去，因為直接凶手已經抓到，順藤摸瓜，事件的真相，至少部分真相，應該是可以得到的。而且，從另一方麵來說，作為民國重要官員，不為自己，也要為其他公民和官員的安全，不能縱容和姑息這種卑鄙的暗殺行為。這一點，我無論如何都要批評顧維鈞。

因為警察沒有繼續辦案，所以當年的這個炸彈事件，到今天真相仍然不可知。甚至在我準備這個講座，想要尋求一些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時，竟然連一篇像樣的文章也找不到，害我費半天勁，結果卻一無所獲，包括研究廢約史的唐啟華教授，也沒有提及這個事。真是無奇不有！

因為查不到更詳實的資料，這個炸彈事件，我今天也不能給各位答案。但我今天拿出來講一講，一方麵是希望能夠引起重視，另一方麵也是作為一個話題的緣起，因為畢竟當年顧維鈞和警察廳長都懷疑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

二、蘇俄政變後加拉罕的對華工作

為何顧維鈞他們要懷疑加拉罕呢？先來看看這個加拉罕何許人也。

加拉罕出生於高加索地區，父親是著名律師。在他16歲是居家遷移到哈爾濱，後來又去了海參崴，高中畢業後入彼得格勒大學法律係。他曾經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有過兩次被抓捕的經曆，1917年二次革命後獲得自由，並加入布爾什維克。列寧十月政變後，被任命為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因為熟悉遠東，被稱作“中國通”，所以專門負責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

加拉罕第一次跟中國打交道，是1919年7月25日，以蘇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的名義發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共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說的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其中寫道：

工農政府於1917年取得政權後，立即代表俄國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議建立鞏固持久的和平。這種和平的基礎應當是決不侵犯他國領土，決不強行吞並其他民族，決不勒索賠款，每一個民族不論大小不論居住何地，不論它至今是否獨立自主或被迫附屬他國，在自己的內部生活中均應享有自由，任何政權都不得把他們強留在自己的領域之內。

工農政府接著宣布廢除與日本、中國和以前各協約國所締結的一切秘密條約，因為沙皇政府及其各協約國利用這些條約以威逼利誘的方法奴役東方各國人民。

日本和協約國不等滿州鐵路歸還中國人民就將它攫為己有，他們並進犯西伯利亞，甚至迫使中國軍隊援助這一罪惡的聞所未聞的強盜行為，而中國人民、中國工人和中國農民甚至不能了解實情，不知道美、歐、日等國匪軍為什麽侵襲滿州和西伯利亞。

蘇維埃已放棄了接受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州和其他地區，這些地區的人民願意隸屬哪一個國家，願意在自己的國家裏建立哪種形式的政體，全由他們自己決定。蘇維埃政府拒絕接受中國因1900年義和團起義所付的賠款，這已經是不得不第三次做這樣的聲明。

蘇維埃政府廢棄一切特權，廢棄俄國商人在中國的一切商站，任何一個俄國官員、牧師、傳教士不得幹預中國事物，如有不法行為應依法受當地法院審判，在中國，除中國人民的政權和法院，不應當有其他的政權和法院。

這些條文，看上去應該說還是蠻有誘惑力的。但並非是無條件的，它要求中華民國政府不能繼續“前沙皇駐北京公使和前沙皇駐中國各地領事的非法要求，所有這些沙皇的奴仆早已喪失了權限，但仍固守原職，在日本和協約國的支持下欺騙中國人民，中國人民應當知道這件事，並把這些狂人騙子驅逐出境”。

因為歐美各國那時還在幹涉蘇俄新政府的狀態，中華民國作為協約國，自然也要保持步調一致。況且，蘇維埃政權，是否能夠穩定下來，各國也需要觀望一段時間再決定，不能輕易、貿然表態。所以麵對這個對華宣言，中華民國政府置之不理。

1920年9月，張斯麟將軍率領軍事外交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加拉罕不但深表歡迎，而且還在27日，也就是中華民國跟蘇俄宣布斷交5天後，發布第二次宣言。節選其中的部分內容如下：

1、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宣布，以前曆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從中國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

2、兩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立即建立經常的貿易和經濟往來。隨後締約雙方將遵照最惠國的原則，另行締結有關這方麵的專門條約。

3、蘇俄政府放棄中國因義和團起義而償付的任何賠款，其條件是：中華民國政府不得在任何情況下，把此項賠款付給非法提出此項要求的前俄國領事或任何其他個人或俄國團體。

4、俄中兩國政府同意為蘇俄需要另行簽訂使用中東鐵路辦法的專門條約，在訂立條約時，除中俄外，遠東共和國亦參加。

中國政府承擔下列義務：

（1）不給俄國的反革命的個人、團體或組織任何支持，不準他們在中國境內活動。

（2）將在簽訂本條約時留在中國境內的反抗蘇俄及其盟國的軍隊和組織解除武裝，加以拘留，並引渡給蘇俄政府，把他們的武裝、物資、財產全部移交蘇俄政府。

（3）蘇俄政府對於那些對中華民國進行叛亂鬥爭的個人和組織，亦承擔同樣的義務。

（4）本條約簽訂後，中國政府立即同未經蘇俄政府委任而自命為俄國外交和領事代表的人斷絕來往，一並把他們逐出中國國境。

（5）將中國境內屬於俄國大使館和領事館的房產以及大使館和領事館的其他財產和檔案，歸還以蘇俄政府為代表的俄國。

   加拉罕的宣言，可以說完全等同於列寧的蘇維埃政府的態度。

那麽列寧政府為何要做這麽富有善意和友情的宣言呢？我在2021年3月所做的《曆史不能忘記的中日密約：也談巴黎和會上的外交事故》中曾經講過，十月政變後，英美日中等協約國的態度，包括出兵西伯利亞等曆史。中華民國當時除了派兵進駐海參崴外，還責成東北當局於1917年12月收回中東路鐵路主權，在哈爾濱俄租界設置警察；單方麵中止《中俄蒙協定》，並出兵北蒙，占領唐努烏梁海，於1919年11月迫使北蒙撤銷自治協定；修訂《伊犁條約》等。

麵對協約國和中華民國的行為，列寧的蘇俄政府必然做出反應，今天時間關係不能講列寧如何對付協約國，單就中華民國這一邊來說，列寧的舉措，除了命令加拉罕發布兩次對華宣言外，還在1919年成立遠東共和國作為緩衝，並讓其在1920、1921年與中國政府進行外交交涉；1921年蘇軍直接出兵占領北蒙，並促使北蒙和唐努烏梁海成立人民革命政府；1922年成功地派越飛使團訪華，奠定好日後中蘇兩國外交談判的基礎。

正式外交策略外，私底下，列寧政府選派各路人馬攜帶大量金錢、金銀首飾到中國進行革命輸出，這些人包括各位耳熟能詳的魏金斯基、馬林和他的妻子庫茲涅佐娃，以及各位可能不熟悉的尼科爾斯基、斯托揚諾維奇、馬邁耶夫和玻林等。他們聯絡上李大釗、陳獨秀、吳佩孚、陳炯明、孫文、馮玉祥等各路英豪以及一幫無政府主義者，組建了顛覆政府的政黨、政治勢力，也吸引、號召了幾十個中國人去參加了共產國際的二大、三大和一直不被重視的1922年的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並帶回大量革命法寶。

這些公開和私下裏的交往，信息量很大，這裏不適宜展開說，但是作為背景是必須要知道的，尤其是加拉罕作為蘇俄遠東國際事務和外交的負責人，可以說各種政治行為，都有他指揮、參與的身影。據《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載《威廉斯基-西伯利亞科夫關於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國外東方民族中的工作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9月1日）》一文，其中提到共產國際明確指示派駐中國的代表在遠東的工作方針：“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立足於讓日本、美國和中國發生衝突，即利用各種手段激化他們的矛盾。”

至於這些明裏暗裏的政治行為，到底影響了中華民國哪些方麵呢？這得接下來看，因為效果的評估要和政策的連續性相聯係，而且後果也不可能馬上就見效。

三、蘇俄全權代表加拉罕進駐中華民國

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成立。這意味著此前所有威脅列寧政權的各種勢力，無論國內的還是外國的，都被鎮壓或擺平了。一個統一的極權主義國家和政府，開始與世界各國打交道了，並且獲得極大成功，比如1923年與蘇聯建交的國家有芬蘭、波蘭、德國，1924年建交的國家有意大利、英國、挪威、奧地利、希臘、瑞典、丹麥、法國。簡直可以說，一個新的歐洲共同體確立了。

在這一背景下，加拉罕使團於1923年8月13、18日先後抵達哈爾濱、沈陽。據當時的《盛京時報》《中國新聞報》記載：加拉罕在哈爾濱受到熱烈歡迎，地方官員、各界團體，紛紛出麵舉行各種招待宴會，《中國新聞報》還為此出了“歡迎新代表”的專刊。沈陽人民更熱情，報道說有近千人到車站去迎接使團，盛況空前。

在這種友好、熱情的氛圍中，加拉罕9月2日抵達北京，第二天就向報界，包括《京報》《晨報》《順天時報》等發表長篇聲明，史稱第三次對華宣言。

宣言說前兩次對華宣言的原則和精神，仍然是目前蘇聯政府對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再次重申與以前的沙俄政府不同，現蘇聯政府“本完全尊重他國主權及完全拋棄侵略所得之土地與財產之基礎，建設其對各國之新策。對中國之政策亦然。大中華民族具有其本民族之文化及和平、勤奮之精神，乃俄羅斯民族在亞洲最善之盟國。中俄親善足以保障遠東之和平，隻須中國國民皆尊重中俄親善之需要，則次無從而阻礙者。但中俄雙方均有多數敵人，對中俄親善甚為顧忌，且力為阻礙親善之現實耳。帝國主義國邦，曾欲化俄國為其殖民地；俄國曆經艱難困苦之掙紮，現已脫出危機。中國則仍在掙紮之中，在其掙紮之程度上，蘇俄實為其惟一之友邦”。

這宣言，好聽不好聽？動人不動人？別人反應如何我不知道，反正當年北京各界人士都被感動得不得了。比如軍界的馮玉祥、黃郛、吳佩孚，政界的眾議院議長吳景濂，知識文化界的蔣夢麟、張君勱、李大釗，以及北京學生聯合會、國民外交同誌會、京師總工商會等紛紛出麵舉行歡迎會、招待會。加拉罕也很熱情周到，頻繁舉行各種答謝宴會。賓主之間觥籌交錯，氣氛融洽到後來所謂的“熱烈歡迎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那情景。

不過，接下來加拉罕也強調，第一、第二次宣言時，中華民國並沒有做出反應，現在形勢又變了，所以當年的那些承諾不能都兌現。

這樣說有沒有道理呢？我以為有道理，因為當年的喊話隻在當年管用，不能無限期延長。但是，當年的事實如何呢？

第一次宣言，民國政府確實沒有任何反應，因為1919年7月那個時候一方麵協約國還在製裁、幹涉蘇俄中；另一方麵列寧政府麵對原政府軍還在打仗，能否確立還是個問題。那樣的喊話，說是搞統一戰線可以，說空手套也可以。這個意思就是，自己那邊還沒確定法人地位，就四處許諾、送人情，自然沒有哪個傻瓜政府會接招。當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見，比如王正廷在1927年寫作的長文《近二十五年中國之外交》中，就批評北京當局“無世界眼光、外交手段，遲疑審顧，不敢延接，一唯英法日美之各國馬首是瞻，天與不取，失此良機”。

第二次宣言，民國政府做出了反應，因為1920年陸軍中將張斯麟訪蘇期間獲得第二次對華宣言轉達國內後，外交部馬上做出反應就兩國華僑問題、邊境劃界問題回電說：中國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機會，循此次宣言中指示之程序，以與貴國直接開議”。而且電報是中國駐莫斯科總領事陳廣平親自轉交的。因此，加拉罕所說有違事實。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既然蘇俄喊話、中華民國政府積極應答了，雙方怎麽不在1920年進入外交談判程序呢？如果回到當年就知道，隨著蘇俄慢慢站穩腳跟，包括成立作為緩衝的遠東共和國，莫斯科改善了跟美國、日本的關係，高爾察克的主力原政府軍也差不多被消滅，用流行的話說就是形勢一片大好，蘇俄並不急著與中華民國談判了。恰在此時，作為原政府軍的恩琴，率領潰軍進入北蒙古，不久後占領庫倫，並成立了蒙古獨立政府。北蒙的博多、喬巴山，就是親蘇的那撥人，隨後成立蒙古臨時政府，並邀請蘇軍入蒙協助。同期，中華民國駐守北蒙的首領陳毅，抵擋不住恩琴的進軍，不得不請求蘇軍援助。蘇聯那邊報複性地擺了一刀陳毅，說蘇聯“正在為政治逃難者和白衛軍的受害者提供避難權和安全保證”，然後進軍北蒙，並扶助博多、喬巴山此前一直拒絕引渡原政府軍的要求——當時拒絕的理由是“政治避難”，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蘇聯人的說辭，其實是回應和羞辱中華民國。

了解了這些曆史背景，就知道為何蘇聯那邊並不急於跟中華民國談判了，而且還將那個很真誠地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越飛，召回國內。《王正廷傳》的作者為此解釋為“由於列強的阻撓”，“中俄通好的進程非常艱難、緩慢”，真是讓人大跌眼鏡。

那越飛為何被召回呢？因為他出使華期間，也就是1922年9月間，不斷地給列寧、斯大林、齊切林和加拉罕寫信勸說他們恪守第一次對話宣言，說“我們對中國提出哪怕是有一點帝國主義或半帝國主義性質的要求，就足以破壞我們整個的對華政策”。加拉罕看到這個不明就裏的屬下如此不懂革命的哲學，直接回信告訴他：“我們的對外政策已經進入這樣一個時期，即每一寸蘇維埃土地、每一個蘇維埃盧布都應該是我們特別關注的對象。不經過艱苦鬥爭，我們決不向其他國家讓一分利。”“1919和1920年所作的許諾，我們不能全部兌現。”然後責成他離開北京，去南方跟吳佩孚和孫文交涉，而後有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宣言中所謂國父孫文表態，其中包括“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

蘇聯政府召回越飛，也就有了加拉罕使華。而當加拉罕抵達北京時，正是黎元洪總統被曹錕趕下台而新總統還未選舉的亂局，這讓加拉罕更加具有優越感。在與民國外交談判代表王正廷的談判中，無論是會議程序，還是涉及最重要的中東鐵路和北蒙問題，雙方一直糾纏，連開8次會議沒有實質性進展。在“智多星”王正廷提出折中方案後，談判才有所進展。

但在中東鐵路問題上，加拉罕一開始說這事過期了，不過在王正廷的友好溝通下，又說這事是個誤會，是翻譯人員造成的誤會，還拿出文件副本做證實。但是比照加拉罕簽署的文件正本，這個副本明顯是私自改動的，因為其中刪掉了最關鍵的“歸還”字樣。

至於談判的其他細節，包括北蒙獨立、蘇聯駐軍和撤軍問題，都是相當難纏的，我這裏不想多舉例下去，各位盡可以去設想其中的難處。

如果僅僅是談判中為本國利益錙銖必較，無可厚非，因為外交談判，為本國爭利益，是國際政治的常態，但是加拉罕可不是一般外交官。因為他在與民國政府談判的同時，還幹了很多勾當。

比如，他同時還與不服從北京政府的張作霖談判，最後還簽訂了秘密條約——《奉俄協定》；同時他統戰最具有實力的軍界人士吳佩孚，要不是曹錕總統及時製止了吳佩孚幹涉外交，中蘇談判還不定會發生什麽；他還與一直要革北京政府命的孫文暗通款曲，得到的回饋是：“一旦在北京工作受挫或不管受挫與否都來廣州，以便在這裏簽訂中俄友好條約”——這是孫文1923年9月17日寫給加拉罕的信中提到的。之後加拉罕派蘇聯政府代表同時也是加拉罕私人代表的鮑羅廷去會晤孫文，然後向季諾維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寫信建議必須改組國民黨。國民黨就在鮑羅廷的直接指揮下進行了改組，也就是各位熟知的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其中的政策是各位熟知的“聯俄”、“容共”；更為直接有效的是，加拉罕於1923年11月27日與西北軍閥馮玉祥建立了合作關係，大批軍用物資和武器，甚至大量金錢和軍隊指揮官，源源不斷地輸血給馮玉祥。

各位看看，加拉罕是不是很能幹，工作能力是不是很強。那各位是否想知道，加拉罕怎麽這麽精英呢？

一個人表現優秀，肯定有很多方麵和原因值得說，不過，我更看重的是蘇聯政府在經濟和政策上對他的支持。來看一個檔案解密資料：

1924年斯大林等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第80號記錄摘要第五項，契切林（外交部長）、季諾維也夫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中寫道：決定（1）通過加拉罕同誌提出的政治工作計劃，決定委托伏龍芝（軍委副主席）同誌親自負責發放50萬盧布、1萬枝步槍和一定數量的火炮。（2）將早先決定的200萬盧布的發放日期推遲至接到加拉罕的文件後執行。

我沒統計過加拉罕任蘇聯駐中國大使期間援助孫文等國民黨、馮玉祥國民軍以及吳佩孚的確切數據，但是能夠確認的是張作霖從蘇聯駐中國領館繳獲檔案編輯而成的《蘇聯陰謀文證匯編》，那裏麵的統計是：從1925年4月到1926年7月，馮玉祥的國民軍收到蘇聯援助的步槍38828支、子彈約4600萬發、大炮48門、山炮12門、炮彈約22000發、手榴彈1萬多枚、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擲彈機10架、炸彈1千枚、指揮刀1千把、刺刀500把、飛機3架及藥品等。這些武器和彈藥大約價值1100萬盧布。

這個統計可能是不完全的，因為另一個絕密檔案顯示，時間是1925年10月7日，其中談到為了讓馮玉祥打敗張作霖，蘇俄預訂提供的援助是：帶子彈的步槍52500枝、帶子彈的機槍270架、帶炮彈的炮78門、飛機20架、毒氣彈2萬枚。額外還要幫助馮玉祥組建15個師團，10萬人，還有5000人的騎兵部隊，加強空軍和化學作戰手段，同時國際部隊給予馮玉祥軍隊增援。為了配備這個武裝，同時還要再提供3萬枝帶子彈的步槍、160挺帶子彈的機關槍（每支步槍配子彈1000發、每挺機槍配子彈5萬發）、毒氣彈15000枚、飛機10駕。

在得到如此大禮後，原本實力最弱的西北軍閥，短短兩年間就成為與軍事實力最強的張作霖相比肩的地步。在意外崛起後，馮玉祥幹得第一件大事就是1924年直奉之戰中叛變到張作霖這邊，將最具實力的吳佩孚打敗，然後囚禁總統曹錕，驅散議會。這也就是幾乎將中華民國葬送的“首都革命”。

馮玉祥的另外一件“壯舉”是推翻段祺瑞政府。“首都革命”的結果是張作霖輔佐下的段祺瑞的執政府成立，這與馮玉祥的真正目的完全背道而馳。1925年6月25日，蘇共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指示所有蘇聯在中國工作的人員，言行要格外小心，不要顯出蘇聯參與中國事件。同時，加大宣傳攻勢，稱張作霖是“帝國主義者手中的主要工具”，“千方百計化解他的軍隊並使之革命化”。對於北京政府，蘇俄則嚴厲施壓，直至把它“驅散”。1925年12月3日的政治局會上，斯大林等政治局認為：北京新政府“應當是有馮玉祥、國民黨人及其他或多或少的溫和派參加的聯合政府”。這期間，馮玉祥直接向張作霖開戰，並因為在天津白河口設置魚雷，引發各國強烈抗議。結果就是魯迅所謂“民國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事件”，段祺瑞政府倒台。

不僅援助馮玉祥。1925年10月29日，斯大林和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194、195號文件，如果給孫傳芳援助武器彈藥，條件是“在他管轄的地區的工人運動合法化”。

在這次政治局會上，斯大林等還做出針對國民黨的援助計劃：黃埔軍隊由6000人擴到25000人，調撥步槍15000隻、機槍100挺、子彈2000萬發、帶炮彈的炮24門、飛機15駕。

各位可以想想，要是有人獲得這些錢和槍炮，能不能把民國鬧它個雞犬不寧？能不能陷中華民國於戰火紛飛和屍橫遍野之地？

四、不能忘記的代理人

說到加拉罕與中華民國談判，不得不說一下中方談判代表王正廷。馮玉祥在自傳《我的生活》中毫不避諱地說：“那時蘇聯公使為加拉罕，因王正廷與徐季龍兩先生介紹而相識，常相過從，談談蘇俄革命後各方麵的情形，使我得到許多新的認識，覺得他們國家實有偉大的前途。”

各位注意到沒有，馮玉祥說他跟加拉罕認識是通過王正廷和徐謙。可王正廷跟加拉罕不是談判對手嗎？難道業餘時間還幹著拉皮條的兼職？

時任外交總長顧維鈞後來在回憶錄中說：作為王正廷談判助手的趙泉才告訴他，雖然協議草案內容不清楚，但是已經正式簽署。而且談判“在天黑以前就開始，由蘇方設宴招待王博士，飯後繼續進行談判，直至次日黎明前兩國代表在協議草案上簽字宣告結束。簽字程序剛一結束，就拿出了香檳酒，加拉罕先生為兩國友好關係的恢複祝酒幹杯。並將酒杯伸向王博士，稱之為‘未來的中國總理’”。

顧維鈞所說，是否符合曆史實情呢？顏惠慶在日記中寫道：“內閣開會研究中國和俄國的問題，顧、蔣和陸對條款進行了批評，我本人同意采取和解的態度。王急於想取得問題的解決。……事實上是王發起簽訂協議的。”這個材料雖然並不是很明確，但可以看出王正廷積極努力的一麵。

再從事後的結果看：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在加拉罕的策動下，發動首都政變，囚禁合法總統曹錕。31日黃郛任代理國務總理，王正廷被任命為外交總長兼財政總長。1926年馮玉祥在北方響應蘇俄支持下的北伐，就是所謂的五原誓師。這一軍事行動中，王正廷是馮玉祥的軍事謀劃，事成後任隴海鐵路督辦。南京政府成立後，王正廷接替黃郛擔任外交總長。

這樣的結果顯然也支持了顧維鈞的回憶。那作為曆史的後來者，不得不感歎：有這樣的談判代表，有這樣的外交總長，民國多麽幸運啊！

也不止是王正廷，北京大學教授蔣夢麟等47人致函外交總長顧維鈞等人，要求即行恢複中俄國交；2月27日，青年國民俱樂部、八校教職代表聯席會議、北京教育會、中華教育改進社、北大平民教育演講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六團體致函中國代表王正廷，促其無條件承認蘇俄。其中，吳佩孚先後於1924年3月18日致電北京政府：“詳繹草案各條，大體均尚妥適，不悖平等相互之精神……伏懇當機立斷，原訂各條件，早日妥為締定，以利國交，而敦睦宜。”3月20日：“此事關係國信國權至巨，深望毅力主持，仍本原皆，將協定即行簽字，勿擾浮譽。”3月21日：“今茲協定，幸尚維持公平。自外交政策言之，亦僅為桑榆之收耳。倘並此而不急起直追，一誤再誤，坐令國信國權，墮地無餘。外交當軸，責無旁貸，其何以自解於國人？”3月24日，又發電逐條駁斥國務院有關協定的三點聲明；稍後又發電稱，如果顧維鈞能比王正廷掙回更多權利，國人當然無話可說；如果仍照原協議簽字，而徒然多此一舉地以外交部取代王正廷辦理，將外交時機遷延，則顧維鈞不能不負責任；如果中國外交部的堅持而外交上發生變化，協定不能成立，所掙回的權利又失去，顧維鈞更不能推脫責任。

對於吳佩孚的所為，為吳佩孚起草電文的白堅武在1924年3月22日的日記中曾寫道：“中俄交涉協定大綱，本平等互惠之精神，平妥無大損，猶可為桑榆之收；徒以顧維鈞與王正廷爭私見之故，多所挑剔，並中途收歸外交以專職責，全不知中國所居國際地位及第三國之居心，深堪痛恨。連日吳電中央迅為決定，並約齊、肖兩使、王副使、馮檢使等協爭，電王蘭亭秘書長陳元首速定俄約，為國家留光榮。”

外交總長顧維鈞後來在回憶錄中還寫道：“北京大學派了一個代表團來到外交部，要求與我麵談。我記得代表團的團長是李x釗，他是由大約八至十名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學生組成的代表團的發言人。他的主要觀點是王正廷博士與加拉罕先生所達成的協議草案是中國外交史上最好的協議，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決、不批準的原因所在。向他們講明政府何以反對這一協議並不困難，於是我便向他們解釋了協議草案中的各點，並著重指出，外蒙問題是中國對該地區的主權和中國領土完整問題，不容隨意侵犯。在談判中，王博士無權將過去俄國與中國或任何其他方麵所簽署的有關蒙古的條約排除在外，而不置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列，從而默認外蒙不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李x釗教授的回答使我極為震驚，他說，即使把外蒙置於蘇俄的支配和統治之下，那裏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講話時非常激動，以致使我覺得他已失去了辨別是非的理智。以此我便對他說，他當然可以發表或堅持個人的見解，但是作為中華民國的外交總長，有責任設法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國勢力的侵犯。”

本來中華民國自身就很脆弱，再加上這樣的中俄“親善”，中國人先在1928年迎來黨國一體的威權政府，之後又在1949年迎來黨國一體的極權主義政府，這樣的曆史結果應該是注定的。